序二

俞兆平

杨慧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1928—1937）》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让我写序，他的理由是：“追根溯源，这份报告离不开您的悉心指导，更是记载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以及学生难忘的厦大记忆。”“悉心”二字受之有愧，因“白俄叙事”的论题于我生僻得很，但师生间由学术研究方法，或曰“道法”上的投合而铸定的缘分倒是真切的。

2008年上半年，我收到杨慧申请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函件，一看，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王中忱教授的高足，心里就有亲和感；再细看材料，他在瞿秋白研究上颇有创见，值得深造。于是就开始了接收的行政流程，因我2005年就已在退休通知书上签字画押了，虽然此后中文系和厦门大学学报编辑部又延聘了我五年，但毕竟与规定有所不符，所以求助于杨春时教授，签署为联合指导，他的进站申请终于获准通过。

杨慧的到来，像是冥冥中在厦门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又搭上一条连线。为何我会有此种感觉呢？原因出自学术研究方法流脉之延伸。厦大中文系老主任、我的研究生导师郑朝宗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1960年，厦大列入国家重点大学，学制改为五年，系里制订新的教学方案，郑先生献策，内有一条：“要培养同学收集和处理第一手资料的能力和习惯。这也是给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打好了基础。只知运用第二手资料，不仅会以讹传讹，而且研究的成果质量必然不会太高。”他力倡学术研究要从占有资料出发；在思维逻辑上，归纳胜于演绎。“无征不信，孤证不立”，郑先生强调的学术研究原则，实际上也是厦大与清华的传统，我信守了一生。在研究中，强调原态史实的实证和历史语境的纳入，是我坚持多年的信条。

而杨慧走的也是这条路。为着完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这一课题，他翻检了1917—1937年这二十年间全部的《申报》和《大公报》，还利用访学机会搜集了台湾“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以及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民国时期白俄问题档案等资料，大有上穷碧落、下抵黄泉，非得一网捞尽而不休的气势。他对我说过，只有在尽其所能搜集、积累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下笔才会感到心定、稳实。

他像淘金者、潜水员般在海量的原始资料中翻检、发掘，寻索到众多中国现代作家的白俄叙事文本。如，鲁迅的《为“俄国歌剧团”》、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钱杏邨的《那个罗索的女人》、徐任夫的《音乐会的晚上》、冯乃超的《断片——从一个白俄老婆子说起》、菀尔的《“祖国”》、丁玲的《诗人》、巴金的《将军》、靳以的《伤往》、孙席珍的《没落》，以及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等“东北流亡作家”的有关白俄叙事文学作品。此外，“民族主义文学”作家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和万国安的《国门之战》也被纳入视野，还有陈梦家的诗作《白俄老人》、新感觉派黑婴的《圣诞节的前夜》、穆时英的《G No.Ⅷ》等，均在“白俄叙事”这一关键词的牵引下浮现出来。这些文学作品多是鲜为人知的，有的是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他为此所付出的巨大的精力与劳作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正是在第一手资料收集和处理上下了如此过硬的功夫，杨慧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文章，才有可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俄叙事”这一研究界域的空白，取得了独立的发言权。他所走的路是坎坷的，但又是扎实的。不妨回顾一下，当时高校硕、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演绎式的逻辑思维盛行其道，论者多从新近流行的西方文论中拾得一、二概念，然后以其为预设的命题，由此出发，才去搜集相关资料，而且其中第二手资料甚多，继而罗列演绎成章，以此来印证预先提出的假设。这一取巧的捷径虽可一时快速奏效，但经不住学术自身发展的检验，往往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灭，而且这种学风还带来重复与沿袭之流弊。因此，在青年研究者中杨慧能够站住，其学术研究所走的路值得肯定。

当年闻一多在青岛转入古典文学研究，曾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翻阅古籍，很少下楼，以至得到“何妨一下楼主人”的别号，听说杨慧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时，也曾获类似之雅号。“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年纪不大的杨慧却有着老僧般定力，十分难得。这种甘于寂寞、数年如一日的韧劲，这种不追随时尚、实事求是的学风，来自他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感和使命感。东北出生的杨慧天性豪爽，颇有人缘，六年的厦大相处，我们交往较多，在聚谈中，他俗念不重，学术动态是我们的主题，不少圈内新见都是他提供给我的。他笃定于自己所坚持的学术方向，仿佛有着某种使命感；他不把学术作为进阶的砖石，而是常存一种敬畏之心。王国维那视学术为生存形态，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价值取向，是我们所倾慕的。

当然，一味地沉溺于史料、以发微索隐为目的的研究方式并不值得提倡，资料、史实开掘的目的是为着提出新的学术判断。杨慧通过对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深度犁耕，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后，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涌现出为数众多的白俄叙事作品，这是值得追问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中国作家通过白俄叙事这一想象“他者”和自我观照的过程，以“他者”形象塑造了自己的文学与思想视域；通过白俄形象来想象革命、想象摩登、想象现代，甚至想象欲望。像郑伯奇和张爱玲就分别代表了白俄叙事的两个趋向，一个是将白俄植入抗日斗争的民族解放话语，一个是让白俄回归日常生活的“庸常”叙述。而像《鲁迅白俄叙事考论》，在鲁迅研究史上则是别开生面的一篇文章。这些文学文本与现象，以及中国作家的运思轨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另一形态的独特存在。对其开掘与研究，将增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维度，填补这一侧向文化生态的研究空白。这是杨慧向读者呈上此书的价值与意义。

在文学研究中，韧性的执着有助于新域的开拓，但也会因此带来偏颇。杨慧的文风，广征博引、严密周全有余，提纲挈领、一语破的显弱；各章节内在的细针密缕有余，但书稿整体的逻辑性构成及概括性综述却有所不足。如何在烦冗的资料与明晰的判断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是他今后所应努力的方向。我曾多次跟他提及，进一步增强“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方面的学识，或许能起到对上述不足的调整作用。期盼着他的新的研究课题“‘东北叙事’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能以更完美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202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