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杨春时

杨慧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1928—1937）》即将付印出版，嘱我作序，像给我的许多学生作序一样，我高兴地答应下来。杨慧在厦大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学习、研究期间，不仅在课堂上勤学好问，课余时间也经常到我家中探讨学术问题。那时我就发现，他具有高度的学术热忱，这在当代学术风气浇薄的情形下，尤为可贵。当时他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东北叙事，而白俄叙事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题目有价值，不仅是因为我和他都是东北人，而是因为东北作为满族故地的边鄙的地理位置和作为俄日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可以折射出中国现代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具有了中国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阐释的空间。后来，杨慧出站留校，也经常找我讨论相关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1928—1937）》作为出站报告的加工成果，突破了东北叙事的范围，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最终得以出版。我对这部著作有较高的评价，主要看重其两点：第一点是题目好，有新意、有深度。白俄及其文学叙事是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在东北、上海等地都曾经有大量白俄居住，而对他们的命运的描写也成为重要的中国文学主题。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却没有得到专门研究，成为一个空白。杨慧填补了这个文学史的空白，仅此一点，这本书就有其学术价值。不仅如此，这个题目也具有思想的深度，因为白俄形象后面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正如杨慧所说的，不仅是一个“涉外”问题，也是一个“对内”问题，即从这个他者想象中，完成了中国人的自我观照。因此，这个选题本身就具有了学术价值。第二点是，作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著，这本书建立在极为丰富的对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占有、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下了实实在在的苦功夫，许多史料都是别人没有发现和用过的，这种毫不取巧的学风使得这本书极为扎实，当然也就拥有了很大的学术价值。文学史研究历来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注重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主张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作实证的研究，但不注重理论的阐释，甚至认为理论无用；另一种倾向是不注重史料的发掘和考证，而是理论先行，预设结论，导致脱离实际，削足适履。杨慧避免了这两种倾向，基本上做到了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理论的阐释相结合，所以这本书才有可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从总体上说，杨慧的长处还是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分析方面，而不在理论的运用、阐释方面，这就构成了这本书的优长之处和略显不足之处。优长之处前面已经说明，就是史料的丰富和内容的扎实，而略显不足之处则在于理论阐释和思想概括的相对薄弱。作者已经说明了，白俄叙事是一个表面上“涉外”的、“他者想象”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对内”的、“自我观照”的问题，由此展开了对白俄叙事的研究，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但是，遗憾的是，接下来的论述没有说明这个“对内”和“自我观照”的对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说，本书还缺少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和思想概括。我认为，白俄叙事后面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五四”以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历史的特殊性在于，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之间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冲突，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文学思潮，如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左翼“革命现实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以及反思现代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它们都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做出了白俄叙事。这本书也触及到了白俄叙事背后的左翼文学思潮、右翼民族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等，但只是散见在对个别白俄叙事的分析上，而缺少一个集中的理论阐述，影响了本书主题思想的深度。这也使本书产生了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即它以对各个作家的白俄叙事研究为基本单位，集合成一本专著，而没有在对白俄叙事的总体性的考察基础上，依据问题构成章节，这就使得本书显得结构松散。虽然本书的第一章也对白俄以及白俄叙事的历史背景做了概括性的说明，但仍不能改变这本书结构上松散的问题。如果这本书能够运用现代性理论对白俄叙事做总体上的分析、论述，然后再对白俄叙事做出分类研究，如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白俄叙事、左翼文学的白俄叙事、右翼民族主义的白俄叙事等等，这样在结构上可能更为合理，思想深度也会加强。

我对于自己的弟子和年轻学子，愈是看重，就要求愈高，批评愈严，这里对杨慧著作的评价，即出于此心，于有厚望存焉。

此序。

2022年1月28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