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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风险博弈是人类从一开始就面对的挑战。从小的例子看，史学家史念海讲过一个考古发现：
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人偏爱临水而居，但不是紧挨河边，而是住在离河几百米的台地上。这不好理解，因为如果只是为生产率，亦即饮水用水，古代人应该选择紧挨河边、湖边居住，走几步路就能得到水，节省时间和体力。对此唯一的解释还是基于风险考虑：离河岸稍高稍远的地方，既方便饮水和农耕，又能防洪避灾（风险），做到收益和防风险两不误。进一步的考古证据表明，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升，洪水风险威胁下降，晚期农人居住的台地也往河边靠近。
第二章谈到一个更神奇的发现，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地区，发掘出两个考古遗址——苏伟密（Shuwaymis）和聚巴（Jubbah），
共有超过1400幅岩画，其中最早的岩画可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考古人员注意到，在苏伟密的273幅岩画中，52幅有犬；在聚巴的1131幅画中，131幅描绘了犬只。狗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岩画记录下来的这100多只狗是主人的“战友”：在狩猎者捕猎中型或大型动物时，通常由狗群先往前冲，减少并控制猎物的速度与跑动范围，以方便主人用弓箭射击，同时保护主人，降低主人遇险的可能性；一旦射中，狗群就冲上去撕咬，磨灭猎物的反抗力。之前，原始人基本只能捕猎比自己小的动物，但在发明弓箭和驯化犬只之后，情况改变，他们既能捕猎比自己大的动物、提高生产率，也降低了狩猎风险，一举两得。
不过，研究者观察到：在苏伟密的岩画中，猎人带的狗群规模很大，通常有十几只；而在聚巴的岩画里，猎人一般只带两三只狗。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气候风险上：苏伟密的雨季很短、水源稀少，气温季节性强、风险高，所以当地人要在短短的雨季内猎获足够多的动物，也就是单次出猎的成功率必须很高，这就要求多用猎狗包抄；相比之下，聚巴人幸运得多，那里全年水源充足，动物出没不仅频繁，而且季节性波动不大，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去猎游，一次不成还有下次。换言之，两地的气候差别致使生活风险各异，结果是狩猎方式也不同，反映到岩画中，聚巴的画里只有1/10有犬，画里主人带狗少，而苏伟密含犬的岩画占1/5，猎人带多只狗。不考虑风险的挑战就难以解释这种差别。
那么，如何回答戴蒙德的提问——农人生产率和身高都低于狩猎原始人，人类为何从1万多年前开始陆续发明定居农耕，并且至今还没放弃错误呢？在19世纪时，达尔文认为是由于农业产出（生产率）比狩猎采集更高；可是，根据戴蒙德综合的考古证据，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第二种解释认为：气候变暖催生农业，亦即农业都出现在最后一个冰川时期之后，地球平均气温升高，适宜农业生产。
但事实上，在最后一个冰川时期，地球上不缺常年气温高的地方，并且数百年不变，可是之前并没有原始社会发明定居农耕。另一种解释说，是因为气候变得更加干燥，不利于游牧狩猎了。
安德烈亚·马特兰加（Andrea Matranga）认为，
这些基于“变干”“变热”“变冷”等针对“平均气温”或“平均湿度”的解释都站不住脚，因为在农业之前的数万年里，地球上热、冷、干、湿的地方都有，但没催生出农业，而且历史地理证据表明：在农业诞生前后，安第斯山脉气候干冷，中国东部湿润温暖，北美东部潮湿阴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干燥炎热，也就是四种气候类型——干冷、湿热、湿冷、干热——都没有妨碍这些地方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第二章介绍了马特兰加基于过去2.2万年全球气候面板数据库的研究，他认为是气候风险的上升逼迫原始人定居下来，发明跨期储存技术（用陶罐储存）和驯化种植。大约两万年前，地轴倾斜度增大，导致各地的冬夏温差上升、跨季降水差增加。从此，在万物不长的冬季，原始人即使从一地迁徙到几十公里之外，也未必能找到食物，所以“靠天吃饭”的“狩猎采集”生活的风险大增，原始人必须尝试新技术：定居一地，驯化植物和动物，春夏秋生产食物，同时发明陶罐储藏食物过冬，也就是通过跨期储藏技术“驯服”风险，提升生存力。采用农业生产方式是气候风险所迫。
因此，农业虽然会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却可强化风险应对力，在图3中这相当于人类社会从A点转至B点。对许多人类社会而言，这是效用函数，即福利的提升（至少对于厌恶风险的社群如此）。同样重要的是，在人类定居下来之后，一方面各种储存器和技术，以及房产、土地等跨期保值资产被发明出来，另一方面跨期储存的剩余产出和资产又刺激出对规则与秩序（即文明）的要求，这就催生了私有制和国家等制度，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规矩与秩序，就会经常发生偷盗抢劫、财产纠纷和暴力冲突，命案必然频发。一项研究在对1267个社会做了对比分析后发现：
由于谷物晒干后可长期储藏，而土豆等根茎作物则不能，因此生产谷物的农耕社会更需要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则和秩序，它们比种植易腐烂作物的社会更早发展出国家等跨区域的复杂治理结构。由此看到，风险催生定居农耕，后来定居农耕又刺激出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