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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文明”有两个定义。作为名词的“文明”，指的是特定群体过去所做的一系列创新的集合体，这些创新给那个群体带来了生存秩序。也就是说，文明包括两项内涵——“创新”和“秩序”，包括文化、伦理、制度和技术创新。比如：“儒家文明”是自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儒家文化、礼制、婚姻、家庭、宗族、社团、经济、政治、技术等创新的集合，是过去陆续推出并被传承的众多创举的有机整体，这些创新作为整体建成中华社会的规则与秩序；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等，都是对某个群体或社会的创新集合体的概括性名称，
也是由其建立的规则与秩序的统称。
而作为形容词的“文明”，则是暴力与野蛮的反义词。比如：“文明行为”是“暴力行为”“野蛮兽性”“弱肉强食”的对立面，指的是有教养、讲规矩、认道理、行礼仪的行为，“文明社会”即为“无序野蛮社会”的反面。按此义延伸，“文明化”则是“野蛮化”“暴力化”“未开化”的反面，与“规矩化”“秩序化”“和谐化”相近。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可能最早见于《易经·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是富有内涵、表现光明；到17世纪中后期的清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他说的“文明”不仅与“草味”，即“野”相对立、反映社会的造化程度，更重要的是点出在达到那个状态前需要一个过程，亦即走向造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动态的含义。在西方文献中，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人与美洲、非洲的原始社会广泛接触，建立殖民地，这些经历把两边的反差凸显出来，使欧洲人对“文明”的概念做了延伸，加入“先进”的生产方式、物质与文化的意思：殖民地社会被视为“不文明”，即落后；而殖民者则是“文明”，即先进。在19世纪，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
文明的两个定义并不矛盾，贯穿其间的是“规矩与秩序”。基于此，前文把人类个体暴力和群体暴力的长期下降等同为文明化进步的具体表现。对于人类为什么在去野蛮化的道路上长久持续迈进，平克综述了几种发展趋势，每种趋势都带来文明化进步。
一是“和平化过程”（pacification process），即人类从“无政府”部落社会过渡到定居农耕，并在距今5000年前发明国家，由其垄断合法暴力并建立秩序，使一般暴力命案下降近83.33%。二是“文明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这一个概念由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
欧洲在中世纪后期通过组建国家、发展商业，开启了群体行为及个体心理的炼化历程，包括餐桌礼仪、服饰规矩、待人接物等，使人们更加鄙视野蛮粗暴，这个商业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使欧洲暴力命案下降了91.67%~98.04%。其他社会也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文明化发展，中国早在周朝的《仪礼》、《礼记》和《周礼》中就对餐桌、服饰、待人接物等各类礼仪做了规范（见第五章）。三是“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主要体现在17世纪、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知识分子呼唤结束奴隶制、终结决斗和酷刑、停止死刑、阻止媒体与书籍渲染暴力。通过小说、绘画、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的持续努力，到19世纪、20世纪，人们对血淋淋的残暴不再像以前那样麻木，而是不容忍。四是“长久和平”（long peace）趋势，也就是二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WTO（世贸组织）及其前身GATT（关贸总协定）等跨国组织的架构下，基于炮舰的世界无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世界进入战争频率与暴力死亡率双降的和平时期，该过程也包括在全球普及的“人权革命”，重新界定并保护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在第一章，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这些发展。
平克对文明化变迁的总结非常系统，让读者对人类的长久发展充满希望，但缺陷在于，这些有关文明进程的总结主要是描述现象，因为“和平化过程”“人道主义革命”“长久和平”显然是其他动因带来的结果，而非文明化“原动力”本身。“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后来因为生存所迫，人性才被“污染”变坏、变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创举使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暴力犯罪收益低于成本”“战争收益低于成本”，那么，即使人类在观念和认知上清楚“文明”的高尚和“野蛮”的卑劣，一旦生存受到风险冲击，还是可能选择野与暴，将人道主义、文明从善、规矩秩序存放于书架上。那么更本源的文明化创举是什么呢？
前文说过，虽然风险不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核心催化因素。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
风险是指可能损害个体福祉的不确定事件，例如生病、旱灾、战争、失业、失恋、情绪失控，而不确定性表现在风险的发生时间和冲击规模无法预知，比如农业产出的季节性波动是谁都知道的，但具体一年里的严重性不好预测。对农人而言，如果不存在健康风险或产出不确定性，那他们通常不会出现贫困，正是那些“意外的”大病开支或粮食歉收，才让他们陷入贫困、经历生存危机，甚至选择暴力犯罪。
在人类早期，许多应对风险的创举要么还没发生，要么还发展不够，所以一旦出现“异常”事件，就可能把人逼上绝路。后来，随着各种创新的不断推出和深化，人类避险能力、赈灾救急以及缓和情绪冲击的手段不断完善，为文明从善奠定了长久基础，让文明化不再是“空中楼阁”。本书不能概括所有人类创举，而是聚焦几种代表性创新：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业、金融以及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