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催生暴力行为

要理解为什么人类暴力经历了长期下降、文明逐步战胜野蛮，我们先要认识暴力背后的驱动力，尤其是暴力行为（包括战争）跟风险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孟子曰：“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汉朝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冲击……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两位哲人注意到一个共同的现象：收成不好的年份，民众会“不安分”，会被迫行暴行乱。孟子将这一点归咎于心态的变化，司马迁则关注旱灾战乱带给民众的饥荒。两条路径，殊途同归，指向同一结论：暴力冲突与灾害等风险事件有密切关系。

当代犯罪经济学的解释比孟子、司马迁更加具体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1968年的经典论文中谈道， 违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一些人会选择犯罪，其中收益和成本不只是物质的，也包括主观收益、机会成本和主观成本。如果是这样，个体暴力和群体战争行为都应该跟生存挑战，尤其跟灾害威胁有关，因为在风险威胁到生存时，不仅机会成本很低（活下去的机会不大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且任何收益可能都足以救命，主观价值极大，亦即，此时暴力的潜在收益会远大于机会成本，犯罪也值得，战争掠夺也可能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本书第一章介绍众多学者关于战争起源、平民起义、普通暴力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旱灾等自然灾害时常是主要导火索，验证了前述论断。其中，龚启圣和白营研究了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1839年间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汉族的量化历史， 发现旱灾时游牧民族生存艰难，他们攻打中原汉族的概率的确增加了很多，而涝灾时期则相反，游牧草原什么都能生长，此时攻打中原的主观收益极低而成本却不小，发动战争的概率会大大减少。

就国内暴力而言，贾瑞雪分析了1470—1900年间中国267个府的农民起义与气候灾害的关系， 也发现旱灾年份是关键，其间食物短缺、粮价大涨，生存受到挑战，因此暴动的机会成本大减，农民揭竿而起的概率会比平时高出很多，社会动乱也增多。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就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例子：如果不是17世纪初期旱灾不断，他的起义不可能多次绝处逢生。 此外，在个体暴力层面，笔者和彭凯翔、朱礼军估算了1661—1898年间清代中国的一般命案率， 分析表明：一旦一个地区出现灾害，债务纠纷、土地纠纷、家庭纠纷等可能会相应增加，命案率也会显著上升。灾害风险显然是个体间暴力的起因之一。

风险事件催生暴力，在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是普遍规律。在美洲大陆，文明起落和气候风险关系密切。 8世纪中期，玛雅文明所在的尤卡坦半岛遭遇持续干旱， 那时期墓葬的主人死亡年龄显然比以前年轻、营养也差，人口密度由从前的每平方公里200人下降至100人，而浮雕中与战争有关的内容占比也有所上升，可见气候风险的影响有多么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三位学者基于世界各国的数据，研究了人类暴力跟自然风险的关系，发现： 一方面，人体对气温波动高度敏感，太热或太冷都会刺激个体情绪，甚至挑战生存，引发战争或一般暴力；另一方面，如果降雨量比平常减少（比如旱灾），会导致农业歉收，威胁生存，使个体间暴力（如打人、抢劫、犯罪、杀婴等）显著增加。

总之，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风险事件是暴力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结论非常稳健。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缺乏事前避险手段，或者风险发生时没有应对冲击的工具，于是在生存挑战下，一些个体被迫通过暴力求活路；反之，如果人类社会有了事前避险手段或事后应对工具，那就能切断风险到暴力之间的传导机制，使风险事件不再威胁个体与群体的生存，让暴力收益不再高于暴力成本，文明就能胜出。按照这一逻辑，前面谈到的过去几千年尤其近几个世纪人类一般暴力在持续下降、战争频率走低这一事实说明，除非自然风险的发生频率近几个世纪在下降（而更多证据表明的是相反趋势 ），否则，人类发明的风险应对手段应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或者在人类发明了垄断合法强制力的国家之后（第二章和第十一章），对暴力犯罪的惩治越来越严，使暴力越来越不“合算”， 也可能是在建立国家秩序后，战争与防御能力得以加强，降低了入侵者的战争激励，提升了和平机会。

人类自一开始就受到自然风险的折磨，一场旱灾、一次瘟疫、一波地震，都可致众人于死地；即使到了农业社会，也面临“年有余而月不足”的挑战，一年粮食产量可能有余，但年中并非月月充足，青黄不接的月份里民众照样可能饿死。直到18世纪中期，全球人均预期寿命还仅有30岁，所以杜甫才会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工部诗·曲江二首》）的诗句。要想克服风险挑战、进而降低暴力，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合作、互通有无，包括资源共享、风险互摊。可是，怎样使人际跨期互助变得可靠，避免卷款逃跑、虚假欺诈、恶意违约、频搭便车呢？这是人类自古一直希望解决的核心挑战，因为在所有人际关系中，让人最难放心的就是跨期承诺：一旦涉及跨期，只要兑现承诺、履行义务之前还有逃避的时间或空间，造假违约的机会就存在，信任就难以达到百分之百，连亲兄弟也不可掉以轻心。这就要求有规则和秩序，规范跨期承诺，强化跨期信任。本书中的各章节将阐明，在人类文明化历程中，从迷信的创立到仪式、礼节、婚约、家庭、宗族、族谱、宗祠、灵牌的发明，到宗教、教义、教规、礼拜、祷告的推出，到立法、司法、行政之国家体系的建立，再到保险、股票、债券、基金的发明，无不围绕规则和秩序，或为加强人际跨期互信与合作。我们会看到，虽然许多创举并不能提高生产率，但却改善了规则和秩序（law and order），提升了人类跟风险博弈的胜算概率。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前，是风险催生了文明，如果没有风险挑战，人类可能缺乏压力去创新以建立合作秩序、提升大家的风险应对力，也就难有文明化发展。

因而，在评估文明创新和其他历史变迁时，至少需要两把尺子——“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这与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所言一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不应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要担心人少，而要提防民众的不安；财富分配平均，便无所谓贫穷；把未来风险规避好，民众无忧无虑了，就不在乎人多人少，社会就无混乱了。这跟投资理论中既强调回报又强调风险控制的逻辑也一致。在1952年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发表成名作之前，金融行业和投资者普遍只用“回报”这一指标度量投资安排的好坏，不顾风险高低，这跟只用“生产率”判断人类创举的价值一样。但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中， 马科维茨强调必须将回报跟风险综合考虑：一种投资组合如果预期回报高但风险更高，未必最优；同样地，预期回报低但风险更低的投资组合，未必就不好。比如，市场上的无风险利率为2%，投资组合A的预期回报为20%、风险波动率为40%，而投资组合B的预期回报为15%、风险波动率只有20%，如果只看回报，组合A当然为优，但在综合考虑风险与回报后，显然组合B更优。根据马科维茨的理论，如果一个投资组合是所有同样风险水平（均方差）的组合里预期回报最高的，它就是最优的。也就是说，针对每一项风险水平，有一个相应的最优组合，所以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力的不同，最优的投资组合也不同。马科维茨的理论不仅把投资决策数学模型化，开启了量化投资和金融业务数学化的新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什么是好的投资组合”的认知，也因为这些贡献，他在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研究文明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类似的调整，不应忽视人类为应对风险所做的创举，因为风险曾经是文明的最重要催化剂。图3给出了不同“生产——生活”组合所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风险”（或消费风险）。其中，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包括技术），而生活风险主要是消费风险，还包括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它们既受制于生产方式，又取决于社会组织形态、产出分配模式、人际合作方式、文化、制度、市场等因素。有了度量文明进程的这两个维度，我们将“有用知识”的定义进行延伸：只要是对提高生产率或化解风险有益的知识，都是有用知识；相应地，有用的人力资本分为两类——生产性人力资本和“化险性人力资本”（risk-mitigative human capital），后者指的是化解生活风险（包括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的技能。

图3大致反映了人类几次大转型所带来的结果：A点代表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率和生活风险；在进入定居农耕后，人类社会过渡到B点（相当于周朝之前的中国），此时劳动生产率下降但生活风险下降得更多；之后，通过强化国家秩序、深化伦理规范和改善人际互助，人类社会从早期定居农耕的B点过渡到农业社会晚期的C点，在中国这大致是从周初至晚清的时段，其间生产率基本没变，但由于儒家礼制的巩固等，风险应对力提升，因此消费风险下降，生活安全感改善；在此意义上，儒家礼制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化险性人力资本；而西欧从文艺复兴开始加快往理性和科学的方向探索，重点提升生产性人力资本，从而使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发生，带来生产率大跳跃，让西欧社会从C点过渡到D点，此时生产率提高，消费风险有所下降。随后的章节将具体解释几次转型背后的推手。 bm4IKFTiccU7DqKn2uEhwVML8KDfJM2xmtL8mUXuLT9Vwj7L3jkmI/y22Kiunl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