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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己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他们会生活得幸福愉悦。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系统汇集了众多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史的研究，
以大量数据展示出一幅与生产率变迁完全不同的图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暴力频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渐渐战胜野蛮。图2给出一般暴力（不包括战争）命案率的大致变化过程，其中，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10万人中平均有600人死于凶杀，
也就是0.6%的命案率。曼努埃尔·艾斯内尔（Manuel Eisner）发现，到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已经下降了很多，比如到1300年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10万人有31人死于凶杀；到20世纪，每10万人有0.8人死于凶杀。
在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人命案率为每10万人有1.5个左右死于暴力。
也就是说，过去几千年里，人类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99.87%！如果命案只是各种一般暴力的最极端结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结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变，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读为一般暴力水平的总体下降，命案率低反映的是一般暴力水平低。据此，虽然工业革命前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变化，但一般暴力显著下降了，说明人类文明显然在进步，否则，现代人可能还会担心身后是否有人要攻击或谋杀自己。
图2 原始社会与西欧自13世纪以来的命案率
其次，在有组织的暴力——战争和大屠杀——方面，历史数据也显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07年的一份综述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谈道，在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90%以上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
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战争频率在显著下降：
16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1.5场战争；到18世纪，80%的年份都有国与国在打仗，每年平均0.7场战争；19世纪和20世纪中，只有不到20%的年份有主要国家在打仗，平均每年有0.4场战争。从战争死亡率看，
原始社会时期，一年里每10万人中大约有524人死于战争；到16世纪，这一数据降到250人；到20世纪，下降到60人；而到21世纪的前8年，更是降至0.3人。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战争死亡率下降了99.94%！另外，大屠杀数据也呈直线下降。人类有组织的暴力显然是长期持续减少的。
再次，灾害风险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这方面的远古数据很难找到，根据学者对近代数据的整理，
19世纪70年代时，全球每年每10万人中有142人死于饥荒；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数据降到82人；20世纪70年代，降到8.4人；2010—2016年，每年每10万人中只有0.5人死于饥荒。也就是说，在一个半世纪里，人类饥荒死亡率下降99.65%！如果把旱灾、水灾、火山、地震、泥石流、极端温度等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统计，那么1900年，全球有12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其中126万死于旱灾，6000人死于异常气候等；而到2019年，全球1.1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不到1900年灾害死亡人数的1%，其中只有77人死于旱灾。
当然，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但从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类进程之后，所反映的变迁跟单纯基于生产率的图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这些死亡率指标更贴切地代表了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最后，可以从统治者——君主——面对的生命安全看文明化进展。一方面，对于1000年前或更早的普通人暴力死亡数据，没有系统记录可用，但一些社会关于皇帝和国王的生平包括其如何离世的记录还是能找到的，因此，基于这个特殊群体的非正常死亡数据，大致能看出文明化发展趋势，因为一般社会里老百姓面对的暴力风险与皇帝、国王的生命安全度具有一定正相关性，文明化程度高的社会里，不仅国民不用担心暴力威胁，君主也应当更能安逸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风险的高低是一个社会制度文明建设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权力的制衡和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法治化。艾斯内尔收集了公元600—1800年间欧洲45个王国、1515个国王的离世方式数据，
以1个世纪为基本时段计算其间国王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的概率，他发现：公元7世纪时，欧洲国王每年有2.5%的概率死于非命；到13世纪，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降到0.85%；15世纪，这一概率降为0.52%；到18世纪，这一概率更是降至0.19%。因此，欧洲在那1200年间，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92.31%，这说明虽然那期间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可是政治制度的文明化程度上升了12倍，靠暴力夺得统治权的占比越来越低（尽管那个时期，除18世纪的英国外，欧洲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建起现代民主国家）。
笔者和林展对中国自汉代以来各皇帝的离世情况进行过量化研究，
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10—公元1911年。由于其间多数时候中国总体是统一的，所以君主数量远少于欧洲（尽管时间跨度比艾斯内尔的样本几乎长1倍），共有127个政权、729个皇帝。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自汉代开始，一直上升，中间经过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北魏、隋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一年中有7%的概率被人害死（比同期欧洲国王的2.5%高出很多）；不过，自唐朝开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有所下降，到元朝、明朝上半叶，降到3%左右；至18—19世纪的清朝达到最低，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在0.5%上下。所以，自唐初以来的1300年间，尽管中国的生产率没有变化，但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92.86%，这说明政治文明通过积累经验改良，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当然，如果跟西欧比，还是差距明显。剑桥大学生物统计所把一年死亡概率超过0.6%的场景定义为“大战场”（major combat zone），
以此标准，到15世纪欧洲王室就不再是“大战场”，而在中国，皇帝在朝廷内所面对的死亡风险历来远高于“大战场”，一直要到18世纪，皇帝的安全才比“大战场”上的士兵好一点。
因此，到1800年前，无论是地球上的普通人，还是身缠万贯的富豪，抑或头戴王冠的君主，人身安全都比几百年前，更比几千年前，高出许多倍。可是，这些文明化进步是生产率指标检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