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无法解释农业革命

大约在1.15万年前，位于今天中东“新月沃地”一带的人走在世界前面，率先放弃游牧狩猎，发明了定居农耕。之后，在约9000年前的中国长江与黄河中下游、8500年前的墨西哥东部地区、5000年前的秘鲁安第斯地区、4500年前的非洲西部和北美东部，一共7个地方在相距7000年的时间内分别独自发明了定居农耕，并逐渐向四周扩散。最迟直至4000年前，除大洋洲以外的所有陆地，都基本接受并完成了农业革命。也就是说，相比漫长的狩猎采集时代，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在几千年时间内转变了生活方式，成为定居农人：驯种植物、驯养动物、跨期储存食物。 回头看，农业革命改变了人类，也是我们所说的主要“人类文明”的起点，其直接结果是开启了引言和第一章谈到的人类暴力长期下降趋势。至于为什么当初7个地区分别在不同时候、在完全没有信息沟通或经验交流的前提下独立发明了定居农耕技术，到今天学界还是争论不休。

之所以还在争论，是因为进入农业之后，人类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首先，与原始人相比，农民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按照戴蒙德的综述，非洲原始游牧部落的人每周只需工作12~19小时，就能猎杀、采集足够多食物，而中国农民没有周中与周末的区分，每天早出晚归下地干活，还不一定保证温饱。农民一天劳动所带来的产出比原始人还低，原因在于，第一，原始人只需花时间采集自然长好的果实，但农人要先整理土地、播下种子、浇水除草、施肥治虫等，辛勤劳动数月之后才能收割，比原始人采集多了好多环节。农民的劳动强度高出数倍，以至于骨骼远不如考古出土的原始人骨骼那么完好无缺。第二，营养结构比以前差。原始人吃各种野生菜草、皮根果实、鱼肉等，种类丰富，而由于能驯养的动物和驯化的植物很有限，农耕人能吃到的蛋白食物和热量食物种类反而更少，营养单调，像今天世界上，肉类就是猪、鸡、鸭、牛、羊、鱼等，而粮食只有大米、大小麦、玉米、红薯、土豆等，比原始时期少很多，缺乏维生素等微量元素。第三，狩猎采集时期，人口密度极低，动物病毒不容易传到人类，人类之间也不易传染，但定居后，人口密度增加，不仅定居一起的人群间相互传染疾病，而且也会感染上家里驯养的动物的病毒，平均寿命缩短。 戴蒙德说，美国伊利诺伊和俄亥俄河畔的印第安人在公元1150年前后放弃狩猎采集、改为种植玉米农耕，近年考古学家在那一带挖出那个时期的800多具骨骸，反映了印第安人在转型前后所经历的身体状况变化。考古学家发现，改为农耕后，印第安人体内珐琅质缺陷频率上升50%（说明营养结构恶化）、缺铁性贫血比例增加4倍、骨病变占比多了3倍（由流行病毒所致），并且因经常肩扛重物，脊柱也显著损伤更多。由于这些原因，原始人刚出生时的寿命预期为26岁，而早期农耕人才19岁。

从根据考古资料推算的身高变化也能看出，人类步入农业后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男人和女人的平均身高都下降了。卡莱斯·博伊克斯（CarlesBoix）和弗朗西斯·罗森布卢特（Francis Rosenbluth）综合了许多研究，发现在农耕之前，中东男人平均身高为1.72米，进入农耕后下降到1.62米，而中东女人身高从1.6米降到1.54米。 这两位学者谈道，即使在当下的美国，其欧洲移民后裔的平均身高仍然跟家庭人均收入显著相关：人均收入高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个子普遍更高。比如，如果家庭人均消费每年超过1.2万美元（按1985年的美元算），男孩成年后平均身高为1.73米，而家庭人均消费才1000美元的，男孩长大后的平均身高为1.63米。我们知道，人的身高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人种与遗传基因，二是成年之前的营养，而营养水平又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另外，尼古拉斯·迈因策尔（Nicholas Meinzer）收集了德国中世纪早期留下的26所墓地中墓主身高和陪葬品数据，也发现身高跟收入高度正相关。 这里，墓主身高反映了其年轻时的消费状况，而陪葬品则反映了其死前的社会地位（比如，是否佩戴长剑）。如果陪葬品奢侈的墓主身高更高，那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家庭富有、小时候消费高，另一方面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流动性低；而如果陪葬品奢侈的墓主跟其他人身高无显著差别，说明孩提时期的生活状况对身高、对后世影响不大。迈因策尔发现，在中世纪早期的德国，有长剑陪葬的墓主比没有长剑的平均高3厘米。这说明身高跟家庭收入状况的确正相关。因此，在没有更详细数据的情况下，同种人的身高变化基本能反映人均收入与消费的变化。

农人身高低于原始人的考古证据表明，定居农耕的发明确实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跌。如果只从生产率判断，就如戴蒙德所称，发明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错误，而且至今还没有纠正”。

不仅如此，农业的发明也使得财富差距、社会不平等问题恶化。蒂莫西·科勒（Timothy Kohler）等18位考古学者在一篇论文中，研究了从原始社会逐步进化到半农业，再到全农业以及其他类别社会的过程中，财富差距是如何变迁的。 他们用各户房屋面积的基尼系数度量一个社会的财富差距，因为相对于收入以及其他财富指标，房屋大小是考古学家能看到方便客观度量的指标，也可以被理解为家庭各方面财富的总体代理指数。他们的样本包括来自各大洲的63个考古遗址，其中，亚洲、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遗址取自1.1万年前到2000年前的不同社会，而美洲大陆的取样则反映3000年前到300年前的社会。由于以前关于人类不平等的量化指标基本以收入为基础，所以以往对人类不平等的估算多以近代为主，比如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研究的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变迁的情况。 而这18位学者的研究由于是基于房屋面积的，因此所研究的时间段以1.1万年前为起点。

图2.4给出了这18位学者的估算。狩猎采集原始社会的房屋基尼系数为0.17（各原始社会遗址的中位数），到半农业社会为0.27，到农耕社会则上升为0.35。这充分说明，定居农耕的发明带来财富差距的显著扩大。尤其是，这些作者也注意到，在今天美国类似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80、中国为0.73，等等。因此，人类每次大的技术进步似乎都带来财富差距的扩大。道理在于，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里，天生的体力决定收入高低，而智力、情商等其他人力资本对劳动结果没太大影响，所以财富差距不大。在那个基础上，虽然农耕等新技术带来机会与潜力，但新技术又对人力资本提出新要求，并非每个人都能最大化发挥新技术的潜力。由于每个人的自然天赋在体力、智力和情商之间的配置不同，所以新技术实际上把不同人的收入能力进一步拉开，特殊人力资本多的人会看到自己的财富机会增加，而普通人也许也能分享到新技术的好处，但程度会偏低。

从图2.4B中也看到，随着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社会组织结构变得愈加复杂，财富基尼系数也显著上升，尤其是在形成了“国家”的社会里，财富差距最大！在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国家，也没有其他复杂的人类组织，连部落都不大，只有人数极少的一个个小社会，因此财富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人际差别小。可是，定居农耕后，小社会往大社会演变，组织方式就必须创新，否则社会难以治理。然而，每次组织方式创新后，社会结构的等级层数就会增加，或者组织形态更复杂，但并非每个人都能轻松自如地适应变得复杂后的社会，能者成为“人上人”，而缺乏情商与组织天赋的人就继续留在社会结构的底层。不同人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差距加大后，财富分配也会拉开。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为什么定居农耕后经济不平等必然加大。

此外，定居农耕后，男女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铁犁”的发明更是带来包括“重男轻女”“厌女症”（misogyny）等性别歧视文化， 社会从母系转变为以男性为轴线的传承体系。第四章会更多讨论这些变迁。 K2DaQ9z/IflRlIAHnP4HLfcfUSRcK19hv0VAClV49AtLamAevAKG27GMpm5Rf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