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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5万到40万年以前，早期智人在非洲出现。在那之后，一直到1万多年前定居农耕发明为止，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而是靠狩猎得到野生动物跟采摘野菜，过着所谓的原始生活，遵循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模式。
遗传学研究表明，人类大约在6万年以前走出非洲，往四处扩散；到距离现在1.4万年以前，已经占领了南极之外的世界各大陆。在不间断的迁移过程中，他们保留了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即使到今天，还有位于印度洋孟加拉海湾的北森蒂纳尔岛（North Sentinel Island）这样的原始社会，那里的原住民与世隔绝，继续狩猎采集，任何外人靠近该岛，都会被万箭飞射。在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因纽特人至今还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来回切换，时而定居、时而狩猎。
当然，人类在狩猎游牧的几十万年中，也并非无所事事、缺乏创新。到1万多年前，智人已经掌握了火的使用，发明了弓箭和各式各样的石器，甚至用石头或树枝造出鱼钩，也发明出不同的动物陷阱捕捉器，用自然材料制作简单住所，等等。这些创新改变了早期人制服自然的能力，要么提升了生产率，增加了劳动产出，要么降低了人的生存风险。而且，至少在3万多年前，人类就开始在石洞里或石岩上画各种动物，或者制作动物雕塑。
比如，1万多年以前，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地区，已经零星分布着人类定居点。近年来，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出两个引人注目的遗址——苏伟密和聚巴：
两处有超过1400幅岩画。其中，最早的岩画作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内容是几名身材婀娜的女子和多条狗（图2.1）。研究人员关注到，狗的形象在1400多幅绘画中频繁出现。在苏伟密的273幅岩画中，出现犬只的有52幅；聚巴的1131幅岩画中，出现犬只的有131幅。和今天不同，被岩画记录下来的这几百只狗，并不是充当宠物，而更多是主人的“战友”，参与捕猎中型或大型猎物，帮助提高生产率。包含犬只的典型岩画，内容通常是这样：猎人身边伴随着一定数量的狗，少则三两只，多则十余只（图2.2）。其中一些狗身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连在主人的手腕上（这是人类历史上关于狗绳的最早记录）。主人一只手“牵黄”，另一只手操纵弓箭。捕猎常见的中型猎物瞪羚时，狗群负责控制猎物的速度和跑动范围，既方便主人射击，又保护主人，降低主人生命风险；一旦射中猎物，狗群就会冲上去撕咬，磨灭对方的反抗力。除了瞪羚和羱羊等中型猎物，在苏伟密这个地方，壁画中甚至出现了狗群捕猎狮子的内容！携犬狩猎是创新提高生产率的典型范例，也是降低狩猎风险的有效方法。
图2.1 公元前8500年阿拉伯地区的岩画
图2.2 1万年前阿拉伯人携犬狩猎
虽然智人在长期探索中不乏发明，但由于原始迁移生活的现实，一旦耗尽周边的动物和野菜，他们就必须迁移，找到另一个还没被狩猎采集过的地区。频繁搬迁的生活大大约束了技术创新的空间。比如，储藏食物的陶罐器具就不合适，太大、太重，不便于搬动；仓库和房屋也不必要，建好不久就得放弃，不值得；同理，住所周边的树木杂草等，不会有动力去清理、收拾。常年流动使人类不屑于建立产权体系，社会秩序也无基础。无恒产，自然无恒心！在那种“无常”状态下，创新的焦点当然是围绕狩猎和采集技术，而不是在“安居乐业”上。于是，弓箭、携犬狩猎这样的技术远在农业之前发明，这不足为奇。
既然频繁迁移的负面后果这么多，原始人为什么不定居下来，在一地“安居乐业”呢？原因在于，在给定条件下，频繁迁移是一种应对风险的最优策略。本来，人类一般只能猎杀比自己小或者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动物，而且每天能猎杀的动物数也不多；后来有了弓箭、猎狗等，可以追杀更大的动物，能捕杀的动物种类增加，同时猎杀小型动物的速度也加快了。于是，原始人类发现，他们每到一处，耗尽周边资源的速度不断加快。结果，食物的再生速度跟不上人类的消费速度，短缺风险增加。为了降低食物短缺风险，他们就不得不更频繁地迁移。
2003年，保罗·霍尔斯特德（Paul Halstead）与合作者出版了经典之作《坏年经济学》，
序言中总结了狩猎采集社会应对风险的四种主要途径：交换、迁移、储存和多样化。
将这个分类跟前文为金融所下的广义定义对照，可以发现彼此间的高度关联：对史前人类来说，往不同地方迁移实质上是在跨空间配置生存资源。也就是说，正因为不同地方不会总是在同一个时间短缺物资，而更会在同一时间物资多寡不一，那么降低风险、让大家更好地活下去的办法之一是跨地区运输物资，以实现跨空间交换有无，此即商业；办法之二是物资不动，但人群跨地区从无向有迁移。只要物资流动，或者人群流动，就能实现跨空间的互通有无，两种办法都能降低大家的生存风险。第三个办法是跨时间配置生存资源：建立储藏设备，把食物存起来供未来用，尤其是以防短缺。这跟今天金融交易完成的功用一样：把钱存银行、投资股票或基金，以防患于未然。多样化也是规避食物风险的办法，道理在于，如果萝卜、白菜、豆芽都可彼此替代，那么即使一个地域的萝卜和白菜都短缺，但只要有豆芽就行，反之亦然，这当然也降低生存风险。
可是，在原始社会时期，跨地区的商品市场、跨时间的储藏技术以及跨期交易的金融市场都还没有发明，多样化也是由自然世界给定、不由人类改变，于是迁移就成了管理生存风险的唯一选择。从这个意义上，通过迁移降低食物短缺风险，是早期原始人的聪明选择。许久之前，考古学和人类学家就注意到了风险在史前技术选择中的关键作用。1976年，迈克尔·约基姆（Michael Jochim）建立了广为引用的“狩猎采集者决策模型”，
其中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保证食物和其他资源的供应不低于一个安全水平（“生存第一”），多样化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二是给定当时群落的居住模式和人口规模，并且在考虑到时间、经历、距离、人身安全、失败率等条件的前提下，在达到上一目标的对策里不要让能量开支超出一定范围。也就是说，对狩猎采集者来说，风险既蕴含在他们的主要约束之中——比如对人身安全和失败率的底线要求必须做到，又构成了他们的决策目标的核心——保证食品等资源的安全，亦即最小化陷于匮乏的风险。
阿拉斯加北部地区因纽特人的经历，是阐明基于风险选择生活方式的绝佳案例。
即使到今天，因纽特人还没完全放弃原始生活方式。他们生活在北冰洋沿岸，有着“海之子”的称号。他们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是“靠水吃水”：大型哺乳动物弓头鲸占他们能量摄入的一半；此外，他们也猎取海豹以及迁徙时路过附近的海鸟。然而，如果来自海洋的食物出现短缺，因纽特人也会向内陆地区转移，改为“靠山吃山”：用特制的弓箭猎杀流动的驯鹿群。当然，岩羊、松鼠乃至山地平原生长的各类植物，也可作为食物匮乏季节的调剂，食物资源尽可能多样化。
研究者通过冰芯、年轮、文献记载等多种资料，
复原了公元950—1900年间阿拉斯加北部的气候数据，并根据气候特征将整个时期分为三段。第一段大致从公元10世纪后期到1150年。在此期间，沿海地区降水多，一年内气候条件波动大（风险高）；而内陆地区则气温温和但干燥，气候波动较小。在这一气候模式之下，两个地区的狩猎效果大致如下：海洋之中，气候频繁波动导致冰川的边沿很不稳定，海豹的出没踪迹很难捉摸，捕猎海豹的难度上了新台阶，食物不确定性高；而邻近的内陆地区，驯鹿群落更加集中，常以大群形式在山地和平原间往来迁徙。从挖掘出的代表这个时段的遗址看，上述基于风险的最优生活策略得到印证：一方面，因纽特人采取了“多样化”的策略，在海洋之神“喜怒”难以捉摸的年代，将取食的重点从海豹转向驯鹿，间或捞取内陆河流中数量相对稳定的淡水鱼；另一方面，由于驯鹿出现的季节集中，错过捕猎季节后，何时再出现大宗食品则很不确定，因纽特人就修建了许多仓储设施，通过储存应对不测风云。此外，有迹象显示：他们在此期间，也不断完善风干食品、贮藏食品的技术，改进跨期配置消费的能力。
到公元1140年左右，形势发生逆转：陆地区域的气候波动变得剧烈，而海洋气候变得稳定。这时，陆地夏季炎热而潮湿，冬季冷酷而凛冽，常有大幅降雪。相比之前的200年，驯鹿种群的规模显著萎缩，狩猎绩效下降且不确定，而海洋地区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对捕猎海鲸和海豹的因纽特人来说，这是十足的好消息：冰川越多、越稳定，他们接近和猎杀海洋动物就越容易。于是，因纽特人就放弃“纵情山水”，选择“沧海寄余生”：迁移到沿海，以海豹和鲸为主食。相比之前，从12世纪初到14世纪中期的这段时间内，因纽特人在两地之间往复迁徙、多样化捕猎和相互补充的频率都下降了。
再往后的两三百年里，气候波动模式变得更加复杂：陆地区域在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段”后，迈入了一个漫长的干暖时期；而沿海地区整体变得更加寒冷——也因此更适于捕猎，不过，温暖的时段也时有发生。对应长时段的气候稳定，是年内气候波动性上升。因纽特人赖以维生的几种动物，其分布和数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海豹和驯鹿的种群都在扩张，但出没的频率却变得更难捉摸。从考古证据看，当地人很快做出调整以适应新条件：一方面，他们将重点转移到密集狩猎和跨期储存上，集中在驯鹿春秋两季迁徙时的必经之路旁矗起永久性狩猎点，增加猎杀强度；另一方面，他们也有针对性地调整猎手布局。由于沿海渔获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很多，“海之子”们调整狩猎地点的安排，废弃那些收获不佳的季节性狩猎点，集中人手和精力，专攻收益较高的狩猎点。根据记录资料，在这段时间，他们向内陆迁移、捕杀驯鹿的次数显著增加。
总之，通过对北冰洋沿岸因纽特人的细致观察，我们了解到：尽管技术原始、绝对生活水平不高，但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群，对于风险的变化仍保持高度的敏感和理性，并通过复合使用迁徙、储存、风干、多样化等跨时间、跨空间配置资源的技巧，让族群成功应对了数百年间多次出现的气候剧变。因纽特文化就是这样在跟生存风险博弈中形成、发展的。
那么，原始人后来为什么选择永久定居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阿拉伯半岛一带的苏伟密和聚巴地区。1万多年前，阿拉伯半岛的气候开始变化。据两组学者的测算，
在8000年至1万年前，当地气候持续变干，对居民生存至关重要的湖泊水位也持续下降。大致在同一时段，当地居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方式开始改变：不再只是简单猎杀并吃掉野生动物，而是开始驯化绵羊和山羊，形成畜群，并初步学会放牧：在植被生长的季节，往附近植被茂密区域驱赶这些羊群。
从这两个遗址出土的、活跃于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遗迹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这两类牲畜的骨骼，
说明当地人当时的确在驯养绵羊和山羊。
描绘携犬狩猎的壁画以及驯服野生动物的遗迹，二者在位置相近的地区显现，这不是偶然。两个方面的不利因素可能导致了这些新现象的起源：一方面，气候变干且季节性增强；另一方面，之前的捕猎已经导致当地野生动物种群的缩减。此时，如果继续依靠之前较为单一、依赖狩猎采集的生存策略，收获量会逐渐下降，迁移也不再有效，长时间无收获的极端情况亦可能出现。在整体生活水平很低的年代，这样的风险甚至会给整个聚落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在更充分利用现有野生动物资源之外，驯养动物作为不利环境下的补充，应该是当地人必然的选择。
驯狗和驯羊分别是这类避险策略的代表。狗被驯化为狩猎工具，拓宽了当地人猎杀对象的种类，亦提高了每次狩猎的成功率（生产率）、降低了猎人的生命风险。来自苏伟密和聚巴这两个地区的岩画证据（图2.1只是其中之一）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犬类的驯化和使用，与当地气候的季节性强弱有密切关系。
苏伟密地区水源稀少，季节分明。相应地，岩画中的狗群规模通常很大：当地人要在很短的雨季内捕获足够数量的猎物。在单次出猎的成功率非常重要的情况下，使用十几只猎狗包抄，决策非常合理。相比之下，聚巴地区的环境要好得多，全年水源充足，附近常有动物出没，此时“细水长流”的捕猎策略是上策：聚巴地区的岩画中，只有1/10的画里有犬（苏伟密含犬的岩画占1/5），主人通常只会带两三只猎狗。
如果说猎犬的使用提升了生产率、降低了生命风险，那么山羊和绵羊的驯养则不仅稳定了食物供给，而且抬高了生活水准，增强了对多种风险的抵御能力。无论是日常产奶还是杀掉取肉，这些牲畜都构成了稳定的热量来源，而其皮毛可以制衣，提高时人寒冷中活命的概率。再就是，这些动物身上的骨骼、头角等部位，可以用于制造武器或建设住房。前者提升狩猎能力，发挥和猎犬互补的作用（不要忘了，这些娴熟的猎人能一手牵犬，一手射击），后者则有助于隔绝风沙、猛兽等危险因素，这对史前人类的意义不可小觑。
因此，公元前8000—前6000年，阿拉伯半岛气候的剧烈变迁催生出当地一系列技术革新。阿拉伯半岛的原始人跟因纽特人一样，依据气候风险高低和猎物出没的不确定性大小，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狩猎策略。岩壁上描绘猎犬的不同方式即是体现。同时，当地人还开始尝试驯养绵羊和山羊。实质上，驯服动物等同于驯服不确定性：肉、奶、皮、骨，都能增强原始人在史前环境中的生存力。观照当代生活，无论是早餐那杯热腾腾的奶，还是号称“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的宠物狗，起源都可追溯到史前人类提升生产率和强化风险应对力的努力。
不过，阿拉伯的苏伟密和聚巴地区以及阿拉斯加因纽特人的表现，会不会只是特例呢？毕竟，只有那些应对自然风险非常成功的群体才可能留下这么多历史记录，乃至一直繁衍到今天，这可能使我们的分析结论充斥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为此，接下来我们利用全球大样本，探讨是什么因素在世界多个地区催生出农业革命并快速扩散到其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