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这一章谈到两方面的研究证据。一方面是人类的暴力倾向与暴力文化在过去数千年，尤其是近代经历了持续的大幅下降，一般暴力、战争，甚至语言暴力等都经历了显著变化，从原来对血腥残酷表现得麻木转为敏感，人类的确在放弃野蛮、走向文明，突出人性的善良面。另一方面是关于暴力起因的研究。虽然起因很多，而且具体个案有自己独特的缘由，但不管人种和地理位置，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风险事件是迫使人类诉诸暴力的主因。汉朝、罗马帝国、玛雅、明朝、清朝等案例，以及许多基于大样本的量化分析都清楚表明，在气候灾害等风险面前，传统社会十分脆弱。在这种时候，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还是劳作维生的平民，都可能面对生存挑战，要么自己用暴力才有活路，要么被迫卷入暴力当中。在欧洲历史上北方蛮族攻打古罗马，以及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攻打中原，背后的逻辑大致如此。古代农民起义与其他社会动乱，也常常跟风险冲击连在一起。在正常时期，暴力的收益与成本大致相当，或者前者低于后者，所以暴力、犯罪和战争会比较少，但在风险冲击之下，前者就会高于后者。

既然人类暴力经历了长久持续的显著下降，而又知道自然风险是暴力背后的罪魁祸首，两者加在一起说明，在过去的文明化历程中，要么是自然风险发生率大跌了，要么是人类过去几千年“做对了”很多创新，让“人胜天”了。从前面的图1.7与图1.8可以看到，至少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国、欧洲、中东的气候并没有变得对人类更“友好”，自然环境更多是在恶化。因此，人类持续的创新才是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创新降低了暴力的收益，或者抬高了暴力的成本，结果使暴力行为变得“不划算”，或者“不必要”。按照前面所定义的，文明是特定社会过去一系列被证明“有用”的创新的集合体，包括科技、文化、制度、国家、婚姻、家庭、社会组织、商业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创新，都增加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于是自然风险和其他风险虽然照样发生，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少，以至于人们不再需要暴力作为救命稻草，人就是这样“胜天”的。另外，通过发明国家，由国家垄断合法暴力并以此建立规则和秩序，民间一般暴力的成本大大增加（因为暴力犯罪会被执法机构制裁），改变了暴力的收益与成本间的平衡。也就是说，暴力长期下降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长久主动创新的结果，这些创新把人的生存跟灾害的发生隔离开来，于是灾害虽继续发生，但人类照样可以朝文明化迈进。

其实，不管是旱灾、水灾、地震、瘟疫等，还是其他意外风险事件（比如失业）， 给个人或者国家带来的冲击往往是短暂的。只要能活过冲击期，个体和社会在未来就有机会弥补挽回，就跟《管子·治国》中所讲的“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挑战一样。所以，只要能活过冲击期，暴力、违法、战争就都可避免，文明成为赢家。但问题是，怎样度过、活过冲击期呢？这就涉及跨期配置收入与消费的问题：未来有收成但当下没有，如果有办法转移一些未来收成到今天消费，等今后再给予回报，那不是于己于社会都有利，并消化风险带来的生存挑战吗？当然，另一种办法就是提前避险。两种办法都涉及人际跨期价值交换的安排问题。

而跨期价值交换恰恰是现代金融市场所解决的问题，金融工具就是帮助个人、家庭、机构和国家，跟另一方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或事件之间配置收入，缓和风险冲击。 可是，金融市场到近代才发展起来，只有近代人才逐步享受金融工具带来的文明化好处。在没有正式金融的原始社会与传统社会里，人类照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跨期配置收入以规避风险的需要，那他们是怎么解决这种需要的呢？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从人类如何应对风险的角度，分别解读技术进步、迷信、家族（包括婚姻和家庭）、宗教、国家，以及市场（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起源和创新，探讨这六类创新是如何强化人类风险应对能力、降低暴力、推进文明发展的。据此，也可以把不同创新（包括文化创新）看成对市场缺失、金融缺失的一种反应，通过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解决本该由市场解决的避险问题。这六类应对风险手段的创新贯穿人类历史，此消彼长，又塑造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与文明的具体形态。我们会看到，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是判断人类进步的两个最重要维度，前者是解决正常情况下的生活，而后者决定非常条件下的生存。 Uy4ey+r2VesBpYMV7lvgv68UgaU7IyuUKSkWWVKJ8MOvDquHwv+Wgr4UeMw7p6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