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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曾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本书核心观点之一是，在每个社会，文化都是作为对某些更深层需求的回应，是内生创造，也在不断应变，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社会或族群所固有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文化元素。诚然，一个群体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几千年都没有变化，例如：瓦娜·博康（Oana Borcan）等几位学者发现，
较早发明或采用农业的社会也更可能较早形成国家，这意味着某些文明元素的高度持久性，不会轻易改变；路易斯·帕特曼（Louis Putterman）教授利用当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表明，
1997年各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有一半以上可以由一个国家多少千年前就采用农业及其地理因素来解释，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今天多富裕、有什么文化和制度特征，在几千年前甚至一万多年前就已经决定了；在某种程度上，正如第二章所展示的那样，一个社会何时采用农业也是由地理因素和生存风险挑战所决定的，一个社会的许多文化元素（各种虚构故事）可能也是由其地理因素和风险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影响可能几千年都没改变，所以，该社会相应的文化元素也长久没变。但是，一旦那些地理因素对社会存在和经济成果不再那么重要了（比如，地理因素的重要性通过技术创新被削弱、风险挑战被新的避险手段解决），这些文化元素也会被淘汰或发生变化，以适应未来的新要求。因此，一旦我们把时间轴拉得足够长，可能就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文化了。
每种文明都是各种创新的集合，包括文化、社会、制度与金融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最初都是虚构的故事，但只要它们持续对当地社会有用，对建立社会的规则和秩序有贡献，就会被逐步纳入该社会的文化元素，成为其文明的一部分。正如我在余下的章节中所强调的，每个社会的文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为应对生存风险挑战而创新的结果；由于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挑战一直在不断变化，因此增强人类风险应对力的最佳文化要素也在不断变化。适合几十人聚落的文化与适合几百人村庄的文化是不同的，而一旦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生活成为新的现实，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地球村，地理距离的意义被大大淡化，所适用的文化元素就更是不同了。因此，支撑每种文明的虚构故事都在随着生存挑战的演变而演变。从多种石器的出现、狗的驯化、定居农耕的起源与扩散、美洲作物的大规模引种，到发明“道德化神”建立道德秩序和国家权威、由巫术迷信作为“壮胆利器”，再到婚姻家庭、血缘宗族、宗教组织、商业网络、金融市场、福利国家、中央银行、财政刺激，这一系列贯穿历史的人间创举，虽然未必提升生产率，但却一一强化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塑造了我们生存的方方面面。稍许遗憾的是，宗族、宗教、市场和政府福利之间本应该互为补充，以最大化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可是在各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这些不同的人际互助与资源共享手段多数时候是相互竞争排斥，宗教排斥市场也排斥宗族与国家福利，宗族排斥金融和宗教，国家也时常阻挡金融，等等。
现在，市场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婚姻、家庭、宗族、教会，来应对自然风险和工业革命带来的人造风险，这种转型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比如，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和家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婚的人少了，离婚率高了，单亲家庭多了，宗族也瓦解了；在各社会，教会的出席率和宗教信仰度也在持续下降，这种情况在金融市场发达、政府福利完善的国家尤其突出。至于近代才出现的金融危机风险（人造风险），英国人在19世纪后期发明了“中央银行”这个“最后贷款人”，
“中央银行”成为对抗金融危机的主要工具；经过20世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完善，“中央银行”已被世界各国采用，这把每个国家转变为“货币国家”。经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努力，每个国家也很快成了以积极干预主义为特色的“财政国家”。于是，如果经济危机带来私人需求萎缩，政府就迅速进行干预，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支出，以保住总需求。正如2020年新冠病毒危机期间各国政府的大幅救助所表明的那样，财政干预已经成为应对大小经济危机的标准工具。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后的三大发明——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应对新型人造风险的全套工具箱。这些发展将文明化进程推向新高，大大减少了暴力和战争的激励。这三驾马车虽然可能解决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风险，但也扭曲了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导致财富更加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强化社会的不满和怨恨，制造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风险，给文明化进程带来新挑战。第十二章将对这些主题做更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