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过轴心时代以来的努力，各主要文明因应对风险挑战而被迫不断演进，分别在几类主要的化险方式——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业与金融市场上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创举，使许多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能勉强应对传统风险（以自然风险为主）。可是，工业革命的深化、贸易体系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一些全新风险：
一方面工业化使人们离开农田，进入城市工厂和机关工作，而经济周期引发的生产大起大落带来失业风险；另一方面，更发达的金融和一体化的商业，意味着时常会出现金融危机和产业危机，这些新型风险会威胁现代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虽然市场的发达解决了传统风险的挑战，却也产生了频率低但危害大的人造风险。诸如1929年金融危机及紧跟而来的大萧条（1929—1941年），这种风险冲击是前人没经历过的，这时不仅金融和商品市场的救急赈灾效果有限，而且连血亲与教会网络也“心有余，力不足”，原因在于大萧条期间，银行挤兑频发，导致银行破产，其他资本市场也几乎停止供血，造成大量公司倒闭，失业率一时间超过25%；在系统风险冲击下，族亲、教会和各类慈善机构大多自身难保，于是美国社会呼唤第四类避险救急机制——国家福利，就如大卫·莫斯（David Moss）的书名《当所有其他手段都失败时，政府成为风险的最终管理者》所示，
这就是罗斯福新政的背景。在逻辑上，由于国家垄断合法强制力（市场、教会和族亲都没有调动强制力的权力），它可利用征税等手段在不同群体间进行转移分配，包括救急、扶弱、济贫等。
第十一章谈到，人类发明国家的动因源于风险，至少风险是主要推动力之一。比如前面说过，在中国远古，大禹因治水（水灾风险）、商汤因治旱而获得建立国家并成为统治者的合法性，这表明从一开始，建立国家和为民避险是连在一起的。《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提到周朝设有“大司徒”一职，职责就是“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在古希腊，城邦政府有一套应对饥荒等危机的方案，
为民避险显然是政府要务之一。印度教《摩奴法典》（Manusmrti，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第8章28节规定，国王“必须关照赤贫妇女、无子妇女、无家妇女、忠诚于主的妻子与寡妇，以及病妇”。
在第十一章，我们先解读风险是如何催生国家的发明，并回顾中国和其他社会早期政府福利的变迁。然后，从工业革命以来新型风险挑战的角度，剖析为什么现代福利国家在19世纪后期才逐步推出。其实，直到19世纪末，经合组织（OECD）国家花在社会保障（包含工伤残疾险、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资金占GDP之比几乎都接近0，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例外；而至20世纪末，该比例通常达20%，有些国家甚至超过30%。
至于福利国家由先工业化的国家发起，这不奇怪，因为前面说过，工业化给离开农业进城的工人带来与经济周期、金融危机相连的失业等新型生存风险，
越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就越早有政治压力推出社保福利。
不过，虽然工业革命可以解释社保福利为什么从19世纪后期开始增加，但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政府福利没有更早推出，因为工业革命前各社会也有很多生存风险。尤其让中国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并没像同期宋朝、明朝政府那样，把荒政作为首要责任之一。为什么呢？第十一章找到的答案主要在于宗教，源于教会与国家的竞争关系，这又是欧洲、伊斯兰中东跟中国不同的地方。19世纪前欧洲也有贫穷和灾害、瘟疫、战争的挑战，扶贫救灾一直是教会的领地，世俗政府不得介入，所以教会反对政府与其竞争。
试想，如果政府利用强制力大举征税，借税收救助贫困个体和遭灾民众，那么世俗政府不就能快速消耗宗教组织的俱乐部产品之价值、夺走信众吗？
对此，天主教、路德新教、加尔文新教等基督教各派的回应大为不同，所以不同教派主导的欧洲国家走上福利国家的时间和路径都相差甚远。这些细节在第十一章一一推出，其中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福利兴起之后，不仅让世俗政府取代了宗教，造成教会地位的萎缩，而且也导致多种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使西方社会从原来以教会为中心转变为以政府为中心。也正是由于教会跟政府间的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在今天的美国，坚决反对大政府的主要势力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教会，尽管欧洲的经历显示，政府福利消除了困扰众多个体的风险挑战，使暴力减少、社会和谐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