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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秩序是最为持久不衰的人类互助共同体，其次是组织严密的宗教社群，宗教对强化人类生存力也贡献很大。犹太教大约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基督教起始于公元1世纪，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创立，这些一神教和创立于公元前5世纪的佛教至今还主导世界大多数国家。权威学者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说：“宗教就是一组有关神圣事物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与实践将信众凝聚到一起，组成一个叫‘教会’的排他性道德社群。”
家庭和宗族能长久持续，这很好理解，因为它们是基于血缘的共同体，但宗教是超越血缘的，是基于对“道德化神”（moralizing gods）的共同信仰，却也能持续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国家有兴衰但宗教能永恒，这本身就值得我们研究探讨，更何况如果离开宗教，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文明在过去两千年的演化历程。
那么在实效上，宗教对人类的贡献如何？作用方式又是什么？前面说过，如果只从劳动生产率指标判断，宗教跟儒家一样，也没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不仅从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直到18世纪末，全球人均收入基本没变，而且一些基于现代数据的研究还表明，
信教程度越高的社会，其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更低。也就是说，宗教甚至对生产率呈负面作用。可是，就如我们对儒家文化的评估一样，一旦考虑风险化解能力，结论就不同了，因为宗教社群也是一个类似“内部金融市场”的跨期合作互助体，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互助，共同信仰和相关仪式规范成为强化教友间合作的信任基础。基督教的《圣经》讲得就很直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他（神耶和华）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旧约·申命记》7:11—15）。意思是说，只要你信上帝并坚守教规律例，那么物质短缺、不生不育、疾病缠身这些风险都不会跟你有关。
第六章介绍的实证研究也充分支持这一定位。古罗马公元165年和261年两场大瘟疫中基督徒的经历，
以及19世纪传教士在清朝中国的赈灾救荒，都具体地展示了宗教的化险与救助价值。拉杰夫·德赫贾（Rajeev Dehejia）等三位教授利用当代美国的数据，
分析了收入下降对信教家庭与非信教家庭的消费冲击差异，发现：逆境对信教家庭的冲击显著小于对普通家庭的冲击，信教的化险效果明显。一方面，教义可能淡化信徒对物质的追求，所以他们更在乎精神生活，收入下降对消费的影响低；另一方面，教会为信徒提供应急救济，就跟中国历史上的佛寺一样，一旦百姓因受灾出现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情况，还能去寺里一避，得一碗粥、一席床，此外就是教友间的风险互助互救。也正是因为宗教可以提升信徒的风险应对力，所以生活风险本来就高的地区的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也多，信教人口占比会更高。
20世纪20年代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扩散也是基于此。
宗教作为有组织的信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晚，
但在强化社会秩序、提升化险能力方面贡献突出，并且持续力旺盛。那么，宗教的化险效果是如何取得的，哪些教义、教规和组织技巧发挥了关键作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以及教派竞争又带来哪些后果，等等，这些都是第六章分析和解答的问题。其中，高频率的祷告仪式、极高的信教成本、清晰的教友边界，都是关键的强化教会凝聚力、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组织方式，帮助减少逆向选择和“搭便车”风险。虽然宗教在过去未必提高生产率，却通过协助个体化解风险、降低社会暴力，推动了文明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