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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安纬国的爷爷安福有已经二十多岁了，尚未婚配。饥荒的年代，人们都只顾着逃命，婚姻大事一拖再拖。那时候的人结婚都比较早，一般男子十六七岁就成家了，有的甚至十五岁就已经结婚了。像他这个岁数的人，孩子都几个了。
“福有呀，你整天只知道干活，就不想媳妇吗？”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东家看着他说。
“嗯，这个……”福有不好意思地笑了。
“咋啦？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还害羞，嘿嘿。人家跟你一样大，娃都好几个了！”主家看着他憨厚的样子，也笑了。
“不是不想，而是……像我这样没家没舍的人，哪个女子愿意跟我呀！再说，就是有人愿意，我也拿不出那么多彩礼呢……”福有挠了挠头皮，低下头盯着地面，两只脚不停地搓动着。
“是这，我给你说一个不收彩礼的媳妇，咋样？”东家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比较敦厚。因为福有非常勤奋，人又实在，东家很喜欢他。
“福有呀，我认识一户人家，他家有一个女子叫秀英，是个瞎子。”东家说话的时候眼睛盯着福有，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啥？是个瞎子？”福有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唉，要说这秀英也是个苦命娃。她八岁的时候出天花，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唉，也怪她家里穷，没钱给娃看病，把娃给耽搁了！”东家说。
福有想起了村里的一个小伙伴，因为出天花而死。那年月，天花很可怕，许多娃娃因此夭折，侥幸活下来的不是麻子就是瞎子。
“秀英这女子眼睛虽然看不见，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毅力。她不仅生活能自理，家务活样样都能干哩！最不可思议的是她还能穿针引线做针线活，并且剪得一手好窗花哩！”东家见福有陷入沉思，接着说。
秀英的不幸遭遇及坚忍的毅力令福有感动，他决定去见见这个奇女子。
眼前的女子身材有些消瘦，但模样周正好看，两条长长的辫子在腰间来回摆动，像两条灵动的蛇。她脸蛋白皙，眼睛很大，干活利索。如果不注意，很难让人把她跟瞎子联系在一起。女子的衣服虽然有些旧，但洗得干干净净。她的家在半山腰的土窑洞里，窑洞虽然破旧，却收拾得非常整洁。
“这就是秀英家，这是秀英。”东家指着秀英对福有说。
秀英听见有人来，一双无神的眼睛四处搜寻着。她微笑着点了点头，出去抱了些柴，开始烧水。
“这女子除了眼睛看不见，啥都会做哩！你看这山上的路又陡又窄，咱明眼人都得小心，可是咱秀英却经常到沟里拾猪草、捡柴，有时还挑水呢。”秀英的娘用爱怜的目光看着女儿说。
“娘！”母亲的夸赞令秀英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她嗔怪着，给福有和他的东家每人倒了一碗开水。
这是一口陈旧的土窑，不大，但是很深，里面的建木被烟火熏得又黑又亮，像涂了一层油漆。窑掌摆放着几个瓦盆瓦罐，里面盛着吃的东西。
窑里一进来便是炕，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破了的地方用布子弥了起来。几床被子虽然很旧，但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绣着花，有鱼戏莲，也有牡丹蝴蝶。
“这枕头上的图案都是秀英绣的呢！这女子虽然看不见，但手巧得很。你看那窗上的窗花，也都是她剪的呢。”秀英娘见福有对屋里的东西感兴趣，就滔滔不绝地介绍着。
窑里有一扇四四方方的窗子，中间的白纸上贴着红色的窗花。窗花有花鸟，也有鱼和蝴蝶。这些剪纸图案优美，非常生动。
“她看不见，怎么绣枕头剪窗花呀！”福有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她八岁那年出天花瞎了眼睛，然后啥都看不见了。现在绣的剪的，都是她小时候见过的东西。这女子记性好，好多事我都忘了，她却记得清清楚楚。有些东西她没有见过，但只要你给她一说，她就能剪出来哩。”秀英娘说。
“秀英娘，你让秀英给福有剪个花好不好？”东家见福有有些半信半疑，建议秀英当场给他剪窗花。
“你想要个啥呀？”秀英娘笑眯眯地看着福有。看得出来，她对这个小伙子很喜欢。
“随便吧。你看秀英剪啥拿手就剪啥呗。”福有说。
“秀英，那你就剪个大公鸡吧。”秀英娘说。
秀英点了点头，从席子底下抽出一沓红纸，然后从针线笸篮里拿出剪刀，一双手灵巧地翻飞着。很快，一只大红公鸡就剪成了！公鸡引吭高歌，神态饱满，活灵活现。要不是亲眼所见，福有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
“她身上的衣服，也是自己缝的呢。”秀英娘见福有有些出神，接着说。
“真是个奇女子！有如神助！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呀！”福有的心里油然而生一股爱意，再看那秀英的脸庞，白里透红，透着几分妩媚和娇羞。福有只觉得心一阵“嗵嗵”乱跳，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在东家的操办下，福有和秀英的婚礼在下窑湾举行。为了让自己的婚礼显得热烈隆重，福有用自己攒的钱请了唢呐队。一时间，鼓乐齐鸣，山沟里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婚后，福有来到了塬上的梁庄，经营着几亩别人看不上的薄地。农忙时，秀英跟他在地里干活；农闲时，秀英坐在窑里一边唱着歌谣一边剪窗花。秀英爱唱，只要你愿意听，她能唱上几天几夜。夜深的时候，福有便躺在炕上听秀英唱歌。秀英的嗓音很圆润，透着一股甜甜的味道，福有百听不厌。秀英唱歌的时候手里从没闲过，她不是缝缝补补就是在剪纸。秀英剪纸的题材不拘一格，任何事物在她手下都可以成为作品。她随手剪，随手贴，其构图、造型如有神助，显得活灵活现。人们都说秀英的作品或许是神灵把扶着她的手在剪呢！
福有和秀英结婚后，夫妻恩爱。几年后，秀英相继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福有是我爷爷吗？”纬国问。
“是呀。那个瞎眼的秀英便是你们的奶奶。生下的两个儿子就是我和你大呀！”伯父将已经熄灭的旱烟锅在鞋帮上敲了敲，悠悠地说。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不断，各种各样的队伍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搅得百姓不得安宁。大户人家逃往乡下、山里或川道避难，镇上已经没有集市，很长时间住着‘杨营’的军队，匪首人称杨谋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夜深了，孩子不停地哭泣，你奶奶吓唬说：‘别哭，再哭，杨谋子就来了！’我们立即就不哭了。杨谋子不但烧杀抢掠，还强征民夫给他当兵。你爷爷还被杨营强征喂马过。马厩里养着一只大马猴，非常通人性。这家伙每天的职责就是监督人，晚上只要喂马人一打瞌睡，它就会扑上来撕咬。一天夜里，你爷爷劳累了一天，实在困得不行就打了个盹儿，结果大马猴猛地扑上来就咬，他的手被这家伙咬伤了。回到家里，奶奶心疼得不行，熬了盐开水给丈夫清洗伤口，然后扯下自己的衣襟噙着泪给他包扎。那年月，穷人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不管你如何面朝黄土拼命地刨食，家里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借别人一斗发霉的糜子，到了夏天就得还人家一斗新麦子。”
“后来呢？”纬国问。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那时刚十二岁，便带着八岁的你大帮大人干活。那一年的秋天，我们和你爷爷在塔坪镇墙根下种完麦子，你爷爷让我们俩把牛赶回去，自己则进城去还借来的农具。农具的主人正在吃晚饭，送给他两个糜子面窝头。干了一天活的爷爷虽然很饿，但还是舍不得吃，急匆匆地拿着窝头往回赶。家里那段时间几乎快要断顿了，一家人整天靠吃野菜过日子。两个大窝头，够我们兴奋一阵子的了。想到这里，你爷爷加快了脚步，希望尽早赶回家里。天有不测风云。突然，天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你爷爷便跑了起来，快到家的时候大雨倾盆而下，雨雾弥漫，眼睛都睁不开了。焦急之中他一脚踩空，从自己家的窑顶上跌落下去……一家人正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你爷爷的归来，突然，只听‘哎呀’一声尖叫，院里‘咚’的一声闷响，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快出去看看，我咋听见是你大的声音呢！’瞎眼的你奶奶耳朵非常灵敏，跟着孩子们便来到了院里，只听见你姑姑大声哭叫，就知道事情不好了——你爷爷七窍出血，已没了呼吸。他来不及说一句话，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两个冒着热气的糜子窝头，眼睛睁得很大很大……”
伯父的故事让兄弟俩听得如梦如幻，恍若隔世。
“你爷爷那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哩。”
“后来呢？”纬国听得入了迷，接着问。
“你爷爷突然没了以后，你瞎眼的奶奶无法承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当即便病倒了。那时候我和你大还有你们两个姑姑都小。家里一贫如洗，买不起棺材，我们兄弟俩只好身穿孝服，在塔坪街挨家挨户地磕头，哀求人家的施舍。你爷爷的善良以及我们兄弟俩的孝顺感动了那些好心的商人，他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就这样讨了一些钱，买了一口薄棺材，请阴阳先生在我家的地里定好了穴地，左邻右舍帮忙挖好了墓，原本第三天早晨入土，谁料不知从何处来的队伍来攻打塔坪镇。他们整整打了一夜，第二天又打了一个上午还没有攻下来，老百姓都躲着不敢出门，直到下午，攻城的队伍撤走后，我们才敢张罗着埋人。下葬的时候已到黄昏，阴阳先生定好了位，收起了罗盘，自言自语地说：‘原本是一块好穴地，可惜错过了好时辰啊！长门没有人了，二门人财两旺呢！’那时我们兄弟俩想得更多的是今后怎么活下去，并没有把这话当回事。”伯父说。
“后来呢？”保国好奇地问。
“呵呵，后来我和你妈有了一个女儿——就是你改花姐，我们还想再要个儿子，为此到处求神、求医、求药，可都无济于事。而你大和你娘结婚后，一口气生了你们弟兄八个！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阴阳先生的那句话，从此便打消了再要娃儿的念想。”伯父幽幽地说着，仿佛那件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父亲去世后，瞎眼的母亲从此一蹶不振。她天天以泪洗面，最后眼泪也流干了。大家都来安慰她，却无济于事。一年后，母亲也撒手人寰，我和你大，还有你们的两个姑姑，从此便成了孤儿。
“为了活命，我们兄弟俩只能给人家拉长工。我在梁庄给一户姓姚的人家放羊。那年月，像样的村庄都有城墙，大户人家都住在里面，小门小户就住在城墙根下或周围的窑洞里。梁庄也有这么一个小城，城外向东是一条通往田间的路，路北有一排二十多间的房子，是财东家用来存放粮食、喂养牲口和供长工居住的地方。再往前一段距离有个五间瓦房的院子，就是姚家的马房。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白天放羊，晚上就提着一盏油灯独自一人到马房喂牲口，外面黑漆漆一片，不时传来狼嗥，我吓得两腿打战，暗自落泪。”伯父说。
“那我大呢？你们不在一起吗？”纬国问。
“你大在杨坡头北沟给人家放牛砍柴呢。记得当时他才九岁，还是个小娃娃啊。年纪小，活又重，吃的是剩面汤加窝窝头，营养不良，人显得又瘦又小。寒冬腊月，北风刺骨，他赶着牛，背着柴从沟里往上爬。没有帽子，也没有棉鞋，捡来的半截毛巾连耳朵也遮不住，结果耳朵全冻烂了，手脚也冻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东家见他这样，说不行就回去吧，你父亲说来也倔，咬着牙硬是坚持了下来。好不容易熬到腊月，长工们从东家手里接过一年的工钱和一套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去了。看见别人都兴高采烈，我们哥俩却犯了愁——没有家，到哪儿过年去啊？”伯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伯父的讲述让保国和纬国兄弟俩终生难忘。他们意犹未尽，想了解父辈更多的经历，特别是父亲。
“你爷和你奶相继去世，你伯父和我相依为命，出去给人家打工。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娃娃，离得又远，相互都不能照应。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但我们咬着牙，硬是挺了过来啊！”
几天后，父亲来到了槐庄子，兄弟俩缠着不放，让他接着讲故事。
“我十三岁那年进了马家堡的一户张姓人家打工。张家是我们那一带有名气的大户人家，外头生意兴隆，家里土地成顷，骡马成群。最重要的是张家老爷子是有文化的乡绅，知书达理，十分受人尊敬，就连县长、乡长都常来拜访他。张老爷子十分讲究礼仪礼节，对家里的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有严格的要求，偌大的家业被他管得井井有条。
“在张家，活虽重，但饭能吃饱，还吃的是麦面馍。我一干就是三年。掌柜的见我憨厚老实，精明能干，又有责任心，就让我当上了长工头。在张家的几年里，我不仅长了见识，掌握了各种农活技巧，还学会了为人处世的道理。张家的待人处事、礼仪礼节、家教家风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张老爷子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我处处留心学习，有意模仿，甚至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一员，把给东家拉长工当作给自己家干活一样……人啊，无论干啥，要么不做，要么就干一行爱一行，可不能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最终肯定会一事无成的。”父亲说到这里，看着兄弟俩，语重心长地说。
“张家不只靠种庄稼致富，而是既务农又经商呢。在张家干活的日子里，我非常喜欢他们家成群的牛羊和那些高骡子大马，阴天下雨不忙的时候，别的长工都抽烟聊天或蒙头大睡，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跑到马坊，摸摸这匹马，看看那头骡子，有时就帮喂牲口的老人干活，边干边请教饲养牲口的各种问题。老人和牲口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我这个勤学好问的年轻人非常欣赏，有问必答。有时候，他甚至主动给我讲授一些喂养牲口的诀窍。寻常的小病小灾，他都能手到病除。多年后，我成了梁庄养牲口的行家，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在张家的三年里，是我长进最快，也是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其实，大财主一般对长工还是不错的，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残酷、血淋淋的。如果真是那样，有谁愿意死心塌地地给他家干活呀？”父亲说。
“可书上说，地主富农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啊！”纬国有些不解地问。
“有坏人，对长工比较刻薄，但大多数的财东家待人还是很不错的，要不那么大的家业，谁来干活呀！”父亲说。
“大，听我伯父说，有一次你还差点参加了红军，是吗？”保国问。
“是，有这回事呢。那时候，陕北红军在延安闹革命，轰轰烈烈的。听说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我们这些受苦的人都很激动。特别是年轻人个个跃跃欲试，想去参军。当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年轻人悄悄商量好，准备一起投奔陕北红军。大家事先约好鸡叫前后在塔坪镇一个叫‘敬德爷墩’的地方集合，那里有一棵大槐树，谁先到了就在树底下插一根小木棍。那天晚上，我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半夜时分，东家突然有事把我叫走了，等到天亮才回来。我匆匆地赶到约定地点一看，其他伙伴已经在大树下插上木棍走了。”父亲说。
“真遗憾，要不我们现在就是红军的后代了呢。”保国说。
“那可不一定。那次一起参军的人，后来听说都牺牲了，再也没回来。唉！不过，战争年代，我还是为革命做过不少好事呢。”父亲叹了一声，接着说。
“那个姓张的财东家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我对他一直很钦佩。张老先生掌管着家业，儿子在省城一带做生意。有一天，儿子托人捎回了一封信，老先生打开一看便说儿子病了，立即吩咐家人收拾行李，要去西安看儿子。
“张家人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儿子在信上并没有说他有病啊！老先生执意而行，到了西安一看，儿子果然病了。儿子说：‘大，我怕您操心就没告诉您，您是怎么知道的？’老先生说：‘你虽然没有说生病，可我看你字迹无力，断定你是在病中所书。’这件事使我很震惊：读书人真了不得，不仅能写字算账，只从字迹上就能判断出他人身体是否有病，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从此，我就暗下决心，如果以后有了孩子，一定要让他们好好读书。后来，你大哥在县城读书的时候曾中途打退堂鼓，要回乡务农，我坚决不同意。这不，他就考到北京去了，学的还是洋文呢！这些年，咱家光景虽不是很好，生活困难，但你们兄弟几个只要谁愿意学，我都拼命地供，不惜一切代价！”父亲说完又装了一锅子旱烟，“吧嗒吧嗒”地抽了几口，喷出一股呛人的烟雾来。
“你们兄弟八人，就老四没上过学。保国那时候不愿到学校去，我和你娘想了很多办法，都不管用，现在后悔了吧？”父亲看着老四问。
保国把头埋在两腿间，不愿和父亲对视。
“大，我好好学习哩！”纬国望着父亲说。
“好！有能耐就给老子争一口气，像你大哥一样，考到北京去，给咱老安家长长脸！”父亲长吁了一口气，脸上绽出一丝微微的笑意。
“大，你在张家干到什么时候？”纬国问。
“十六岁那年，我离开了张家，告别了你伯父，徒步走出渭北高原，来到八百里秦川。平原的广阔令我心潮澎湃，宽阔的道路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平生头一回看到这么大面积平展展的土地，以及形形色色的人，我才知道原来外面的世界如此之大啊！
“我在商贾云集的三原县落了脚，这里东出渭南到河南、山西，西通甘肃、宁夏，向北到陕北和内蒙古，南下西安，翻越秦岭后到达陕南和四川，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贸易中心。各地客商你来我往，牲口驮子川流不息，街上的店铺鳞次栉比，一家紧挨着一家，烟馆、戏楼、城隍庙热闹非凡。在三原的那段时间，我踏过棉花车子，当过磨坊磨面工，后来就在一家商铺当起了店员，渐渐地步入了生意人的世界。
“那家商号主要经营药材，也经营一些其他商品。东家在乡下还有一个很大的庄园，庄园里有大片的土地和成群的骡马。我刚去的时候因为啥也不会干，所以只能打杂，每天除了擦桌子扫地，端茶倒水，还给掌柜的拿衣服，提鞋，递烟，甚至刷痰盂，倒尿盆。我脚勤手快，眼里有活，不怕脏，不嫌累，掌柜很快便喜欢上了我。那时候，我每天都要给他收拾屋子，有一次扫地时发现地上有几块铜钱，便捡了起来，掌柜一回来我就交给了他。——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他有意丢下的，以考验我是否贪占小便宜。不久，掌柜的就不再让我打杂了，而是到柜台上去招呼客人。
“那时候，在柜台上做事的都是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他们看不起我这个大字不识、从北山里来的农民，时不时地刁难我一下，多亏我记性好，账算得清，他们用算盘打，我就用心算，常常是我口报出来好一阵子了，他们算盘才打出来，他们对我刮目相看！后来他们打算盘的时候我就站在后面默默地看，没过多久，我也学会了打算盘。
“由于我对客人服务周到，态度热情，账算得又快又好，很少出错，老板便开始赏识我，同事们不仅不再有意刁难，反而对我这个山里来的农民高看了一眼，有事都愿意跟我商量。
“不知不觉间，我便成了他们的一个参谋。有一阵子，掌柜带我到乡下的庄园去，那里原来管事的人因为有事回家了，掌柜就让我代替他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真正的东家就是住在这个庄园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那女人与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她烟瘾很重，整日住在庄园里，从不去商号，各商号的掌柜都是按时来这里给她汇报工作。
“掌柜的把我带进庄园后，交给我的任务是经管马匹，我在张家干活时学到的饲养牲口的本事这时便派上了用场。那时候，我除了喂马，每天必须把马牵到外面遛一个时辰。其余的空闲时间我就打扫院子，清理杂物。因为年轻，感觉浑身总是有用不完的劲，每天从早到晚都闲不住，忙得不亦乐乎。天道酬勤，付出总会有回报。到了年底，我拿到的工钱和奖金比伙伴们多出一倍还多哩！
“有一天，掌柜的把我叫到他的屋子里，说是东家——就是乡下庄园里的那个寡妇——有意招我为上门女婿。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的美事，对一个从北山里出来的庄稼汉来说，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掌柜的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婉言谢绝了。”父亲说到这里，哑然失笑。
“为啥呢？这么好的事情呀！”保国不解地问。
“为啥？因为我老家还有个受苦的哥哥呢！我在这里做了上门女婿，你伯父可怎么办啊！”父亲说。
“还有，上门女婿看似风光，实则寄人篱下，没有身份，以后有了孩子也不能跟你姓。这种华而不实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父亲顿了顿说。
“在关中干了三年，我长了不少见识，学了不少本事，也挣了一笔钱。三年后，我回到了家乡，特意拜访了原来的老东家张先生。我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都告诉了他，老先生听得饶有兴趣，不时提一些问题让我回答。我们像朋友一样促膝相谈，非常投机。临别时，张老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后来，他对家人说：‘安玉成这小伙子这几年出息很大，将来必成大器！’”
“大，你给八路军做过的那些有关革命的事，能给我们说说吗？”纬国犹记着刚才的话题。
“好吧，说说就说说，让你们了解一下情况也好。那是一九四一年，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加紧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一天，我接到驻守在阳坡头村的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的邀请，说是有事相商。到了杨坡头，三团后勤处粮秣股股长任应宗带我去见刘团长。这位团长当年只有二十四岁，却是个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一九三二年参加刘志丹的红军队伍，从战士干起，班、排、连、营一个台阶都没有落下。他既和国民党的民团打过仗，也和那些祸害百姓的土匪交过手，还跟那些正儿八经的中央军拼过命，参加过著名的陕北直罗镇战役。另外，他还东渡黄河，与阎锡山打过仗，是个骁勇善战、铁骨铮铮的军人。抗战爆发后，他准备东渡黄河去打日本鬼子。在赶赴抗日前线的路上，刘团长接到一纸调令，要他留守陕甘宁边区。开始他还闹情绪，认为国难当头，军人就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后来了解到形势所迫，只有保卫边区才能保障抗日，方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地方和部队。
“刘团长见了我便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敌人对我们封锁得很厉害，延安急需一批西药，请你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看能否通过商业渠道搞到。听说你经常跑西安，办事能力强，经验丰富，所以我们想叫你辛苦一趟。’刘团长特意提到了一种叫‘盘尼西林’的药，这种药对消炎、防止伤口溃烂有特效，有了它，可以救活很多伤病员的性命。刘团长亲自交代任务，我感觉到了责任的重大。那几年多次到西安、秦都一代给三团采购生活生产物资。当时西药是国民党政府管制最严的物资，一旦被抓，会掉脑袋的。
“那次到西安买药是我为三团采购物资以来最冒险的一次。三团后勤处对我此行非常重视，特意安排了两个人与我同行。临行前，刘团长拍着我的肩膀一再叮嘱：‘小安啊，一路上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沿途各站都会有人暗中保护你们哩！’为了掩人耳目，我们三人赶了一群羊，佯装去西安卖羊。一路上我们走的都是山路，倒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到了西安的玉祥门，住进客店后，我们就把羊交给店掌柜去卖。每天一大早，城里的回民饭馆便会有人前来买羊。几天后，两个随行的三团干部中的一位因有别的任务先走了，另一位则在三原县等着接应他，买药的事便由我一人去操办了。
“当时，我的公开行程是贩运布匹，本来泾阳、三原一带有的是布，但为了进西安城，我只能舍近求远，特意跑到临潼去采购布匹，因为去临潼必须经过西安。那次从西安到临潼，我第一次坐了火车。由于所带的现金太多，路上又不安全，我在西安买了一盒蓼花糖点心，把点心吃掉后，钱放在盒子里包装好，随手一提便上了火车。到了临潼住进客店以后，我把点心盒子往墙上一挂，第二天便出门找经纪人买布去了。
“买好了布，我带着经纪人回到店里，从墙上取下点心盒子，打开付钱。那位见多识广的经纪人被我的这一举动吓了一大跳，说：‘上午见你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买这么多的布，钱在哪里呢？没想到，你这人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把这么大笔的钱往墙上这么一挂！’我淡淡一笑说，能住得起店的人，谁会去偷一盒不值钱的点心啊！那人想了想，点头称是。在临潼买好了布，顺利地发往了三原县，接下来就是重返西安买药——这才是我此行的重头戏啊！为避免在一家药店购买大宗西药引起怀疑，在三团的周密安排和暗中配合下，我分别在西安城的几家不同的药铺，以不同的身份和方式买齐了所需的西药。
“药买到手，仅仅是第一步，最关键的是如何把那些药带出城去。那时候，西安各城门都有重兵把守，进出城门的人要接受严格检查，像西药这样的违禁品更是排查的重点，非常危险。
“怎么办？在正常情况下，要想把这批西药带出城外，几乎不可能。为慎重起见，我不慌不忙地来到各个城门口仔细观察，不露声色地向一些人打听出城的细节。
“一天，两天，丝毫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间就是生命，多少伤员正在等着用药，必须尽快把这批药运回去。
“经过一番仔细观察，我发现那些当兵的对普通老百姓穷凶极恶，对有钱的老板、阔太太便换了一副面孔，检查也不严。第三天一大早，我用几块大洋雇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然后又雇了一辆洋车，把西药重新包装了一番，并伪装起来，捆绑在车底下的车轴中间。准备停当后我去了一趟理发店和澡堂，洗完澡后穿起长袍，戴上礼帽和墨镜，和那‘阔太太’坐着洋车款款而行。到了西门口，我们便大摇大摆地走下来，主动接受检查。当兵的一看洋车、阔太太、戴墨镜的，知道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便象征性地看了看，一挥手就让过去了。
“出了西安城只是第一关，要赶到三团所在的边区阳坡头村，中间隔着三四个县，还有许多关卡。在红白交界地区，有许多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活动，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落入虎口。但事已至此，没有任何退路，只能硬着头皮一关一关地闯了。
“到了三原县城，我把西药拆开分解，分散地裹在布匹里，小心翼翼地捆扎在牲口的驮子上，然后上了路。接应我的人则先行一步，去前面打探情况。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好不容易赶到淳化县和北山县交界的土桥镇，这时传来消息说：北山县城和塔坪镇两个关口查得非常严，无法通过！
“怎么办？千辛万苦到了家门口，不能功亏一篑啊！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我突然想起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到达清水塬。路上荒无人烟，山高水险，森林茂密，很少有人从这里走。我从牲口驮子里取出药品，把牲口和布匹寄托在一个可靠的人家里，自己背着那些西药，趁着夜色从土桥翻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到达清水塬——这里是红区，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在清水塬的一个悬崖边上，我用绳子把西药吊了下去，三团接应的人早已在下面等着。直到这时，我才长长地舒了口气，总算不负使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啊。
“当晚的月光很好。深更半夜，药被取走后我才发现，自己被困在了悬崖边上。连日以来精神高度紧张，几天几夜不停地赶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浑身酸痛，疲惫不堪。
“我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可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迈不开。真想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不行啊，在这荒无人烟的旷野里，到处都是狼群，一觉睡去肯定会被狼吃掉。借着月光，我强打精神，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山，赶在黎明时分进入河川，来到一个叫连家河的村子。当时我感觉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于是摸进了一座牛圈里，倒头便睡着了。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被前来赶牛的人惊醒了，感觉自己嘴唇干裂，又渴又饿。我向人讨了一碗水，一口气灌下去，然后编了个谎说，我得了病，腿肿得走不了路，麻烦给我雇上一匹牲口，把我送到上川的麻村。那人见我如此狼狈，形容憔悴，拿着钱掂了掂，然后就照办了。麻村离阳坡头不远，到了那里，就等于回家了。”
“你把药物交给八路军，他们咋就不管你了啊？”纬国不解地问。
“怎么会呢？我立了大功，八路军肯定不会撇下我不管的。第二天中午，我回到了阳坡头，刘懋功团长亲自到村口迎接。刘团长说药物完成交接以后，三团派出两路人沿着河川找我，结果我自己回来啦。我当时莞尔一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刘团长拉着我的手说：‘你辛苦了！辛苦了！赶快骑上我的骡子去医院看病，好好休息休息啊！’
“后来，我又先后几次给八路军采购物资，每次都惊心动魄，经历不同。三团的领导对我非常信任，最多的时候我背了一袋子钱，回来报账的时候全凭一张嘴，要分文不差地对上账。三团的那些长官都佩服我的记性好，胆大心细，做事可靠。”父亲换了一锅烟，“吧嗒吧嗒”地抽个不停。
兄弟俩被父亲的故事感动了。想不到看似平凡的农民父亲，居然有这么传奇的经历。
“为了给八路军办事，有一次差点丢了性命呢。”父亲说，“那次，我赶着两头骡子执行任务，晚上住在了泾阳县和淳化县交界的口镇。深夜，突然有人闯入店里，指名道姓要抓我。我闻讯一跃而起，这个时候，从前门跑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不能束手就擒吧！我灵机一动，急忙往后院跑去。后院是一片菜地，有半人多高的围墙隔着。我越过围墙，就势蹲在了墙根下，顺手抓了一块烧煤炼成的炭渣顶在头上。抓我的人搜遍了客店，搜到后院还是不见人影，感觉很奇怪。
“这时，我听见有人站在我身后叫喊着：‘安玉成就住在这店里，怎么会跑了呢？这家伙是专门给三团搞物资的！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他们把前院后院几乎翻了个遍，几次从我面前经过，我屏声静气，直到脚步声渐渐远去，才掀开头顶上的炭渣跑了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带头抓我的那个人是三团的叛徒，他认识我。那个人曾担任过三团三营的副指导员，叛变革命后专门在口镇一带帮国民党特务抓捕共产党和给共产党办事的人，将他们残酷杀害。那天我如果落在他们手中，肯定性命难保啊。”父亲说。
“后来呢？”纬国问。
“后来我便决定不再干了，回到了槐庄子。那时候，你伯父在槐庄子养着一头牛，种着二十多亩山地。我们决定在槐庄子立业。山上有一排破窑洞，我俩收拾了一下，盘炕、垒灶、垒山墙，做篱笆门，然后就住进去了。我用自己挣的钱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开始生火做饭。雨后土松，我们从沟里挖了一棵槐树栽在院里，这棵槐树后来枝繁叶茂，成了人们夏天纳凉、拴牲口和聚会的场所，也成了槐庄子的象征。
“我们兄弟俩鼓着一股气种粮食，拼命地种。天道酬勤，那一年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大囤小囤地放不下，只好放在无人住的窑洞里。
“看到这么多的粮食，我们抱头痛哭，越哭越伤心。想起我们的父母，他们短暂的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粮食啊！他们要是能活到今天，看见儿子收获了如此多的粮食，该有多高兴啊！”父亲说到这里眼睛有些湿润。他盯着远方，心事浩茫，思绪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