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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其内容、主题和写法，有很大的相似性，似乎是《平凡的世界》的呼应和回响。但这并不是说作者有意模仿路遥、重复路遥，而是同为陕北人，相同的地域文化、性格气质、精神追求内在地决定了他们相似的写作风格与精神气象。
从写作风格与精神气象来看，高鸿与路遥一脉相承，都以素朴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以道德完善和精神激励为鹄的，以关爱人、教诲人、鼓励人、重塑人为旨归，都可以说是一种诚挚的布道式的虔诚写作。
《归途》中的安家几个兄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跳出农门，各自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成为当地传颂的偶像与传奇。主人公安纬国的大哥建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二哥兴国和三哥卫国先后当兵提干，转业后分配了工作；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纬国兄弟四个在大哥和三哥的帮助下，先后到华北油田工作，有的还在那里考进大学读书，“为他们家族在梁庄和北山县的辉煌又增添了浓浓的一笔，成为当地的一段传奇佳话”。
其中主人公安纬国的奋斗历程和人生足迹，更具典型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个体命运与时代精神的共鸣交响的代表。因为三哥的帮助，他从一个失学少年、失意农民一下变成了石油工人，“从遭人冷眼嘲弄、卑如草蚁的底层劳动者”，变成了“吃上官家饭、令人羡慕的工人”，成为油田车间的铆工。但他的工人之路并不顺当，因为年纪轻力气小，在车间不受待见，被发配到油田的农场去种水稻，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绝望——“前路漫漫，大雾迷茫，他看不清前进的方向，也看不到未来的曙光”。但他并没有绝望和气馁，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表现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劲头，终于在担任行政办公室通信员的几年里，“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稳重的青年”。之后，他做过工会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苦学英语并成为科研所情报室的翻译，成为第一批到德国留学的技术人员，最终离开体制，成为德国柏龙啤酒在中国的市场代理。在创业积攒了第一桶金后，他不忘回报桑梓，返回家乡投资现代化生态农业，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这期间，他遭遇了爱情和婚姻的变故，工作与事业的挫折，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一次次有惊无险地蹚过了人生的险滩——“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想不被淘汰，就需要不断地做出调整，咬紧牙关迎难而上，才能适应瞬间的千变万化，立于不败之地，逆风飞扬，成就你的人生梦想。否则一辈子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最终一事无成，成为社会的弃儿。”因为笃信这样的人生哲学，他身上表现出迷人的性格魅力、纯净的道德诗意和灿烂的精神光芒。高尔基说：“文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能理解自己，提高他对自己的信心，发展他对真理的志向，反对人们的庸俗，善于找出人的优点，在他们的心灵中启发羞愧、愤怒、勇敢，把一切力量用在使人变得崇高而强大，并能以美的神圣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安纬国正是作者倾力塑造的这样一位时代英雄。同时，因为安纬国是弄潮改革开放的第一拨骄子，身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厚重的历史质感——我们可以看到：朝气蓬勃的改革时代，整个社会有着普遍广泛的共识，体现出一种明朗、积极、乐观的理想氛围，社会各个阶层有着流动和跨越的可能性，个人通过奋斗还可以改变命运。
一般说来，“文学的任务，艺术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把人身上的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用颜色、字句、声音、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写作者而言，当他具有良知和使命感的时候，“人身上的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才能表现出来，作品也才能具有人性温情与社会关怀，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在《归途》中的安纬国、安保国、梅悦然等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人性中“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如安纬国和梅悦然的爱情和婚姻遭遇八十年代新的爱情观、婚姻观和世界观的冲击，面临危机时，安纬国真诚地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有时候，他又觉得，婚姻中的两个人就像是行走在沙漠里的一对游客。开始时感受着脚下的绵绵细沙，背着满满一壶的幸福，激情澎湃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间长了，走得也远了，当初的激情已经被沙漠的险恶所磨灭，取而代之的是身心的疲惫。再次举目，沙漠的尽头还很遥远，回去的道路又不见了踪影，猛然间才醒悟，原来梦想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他们在离婚之后，才明白了彼此的误解，明白了爱情与婚姻的真谛，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安纬国也通过反思明白了他们之间悲剧的成因：“在这段感情里，原来他们是这样势均力敌，结果统统惨败。她毁掉的，是他关于她的那个梦想；而他欠她的，是一个本来承诺好的世界。两个没有共同生活理念的人错把浪漫当爱情，把爱情当婚姻，又把婚姻当游戏，这种注定了的悲剧是怪不得别人也怨不得别人的。他们一直是彼此精神世界里的陌路人——这是造成他们婚姻失败的真正原因。”正是这种真诚的反思和责任的担当，使得安纬国以及其他人物体现出认真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严肃庄重的人生担当。同时，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心灵的声音，能够听到一种强烈的召唤，那就是自己时代的召唤，自己使命的召唤，外在的呼唤和内心的激励使得他们不断地经受生活的种种磨难，创造出奇迹。作者相信这种召唤，并严肃地对待它们，体验它们，并竭尽全力，给予它们丰富和浑然的描述。
当然，《归途》与《平凡的世界》又有很大的不同。莱布尼茨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没有性格完全相同的人。”世界上也没有两部完全相同的书。从容量和规模上看，《归途》比《平凡的世界》更为广阔和浩大一些。《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中国北方农村1975—1985年发生的历史巨变，《归途》反映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北方农村的沧海桑田，人物的活动空间从关中到华北到欧洲到华南；从人物命运上来说，孙少安和孙少平们无法跨越界限明晰的城乡壁垒，虽都努力奋斗，拼命挣扎，但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而《归途》中的安氏兄弟，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时代的因缘际会，跳出农门，脱离农籍，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作者也附带提及六七十年代托关系走后门的歪风邪气，但缺乏深刻透彻的反思；从艺术上看，《平凡的世界》虽显得拖沓臃肿，但其朗润和畅而又激情澎湃的叙述，具有一种难以抵御的裹挟力和感染力。《归途》较之虽然稍微精巧严谨一些，也冷静节制一些。
总体而言，《归途》赓续了柳青、路遥、陈忠实等所建构的“文学陕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立体地展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和人心变迁，塑造了安纬国、安保国、梅悦然等与时代精神共鸣交响的不同寻常的典型人物，是近年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不可忽略的重要收获。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