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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与男性一代主义：森崎和江《第三性：遥远的爱欲》
昭和时期的第二代殖民者 丧失故乡的人同“母语”的斗争
人的生命 性与爱欲 对自我的追问
邂逅“对幻想”及“超越个体”
1927年生于今韩国大邱，诗人、作家。1947年毕业于福冈县立女子专科学校。1958年迁居筑丰矿井町。参与创刊劳动运动交流杂志《同好村》及女性同人杂志《无名通信》。森崎起初书写女矿工的采访记录，后又撰写亚洲的阶级史、民族史、女性史等。著作有《漆黑》（理论社）、《斗争与爱欲》（三一书房）、《唐行小姐》（朝日新闻社）、《庆州，母亲的呼唤》（新潮社），并出版全集《森崎和江集——精神史之旅》全五卷（藤原书店）。
1965年，三一书房出版了《第三性：遥远的爱欲》一书。之后在1992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该书的河出文库版。
当时女性主义还没有诞生，森崎和江的文章对于那些尚在没有出口的暗渠中挣扎着的女性来说，有如从天而降的蛛丝一般。她们身处一片越是挣扎就越是无法动弹、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沼泽之中。森崎的文章为她们带来了光明，成为那根能让她们从泥沼中挣脱出来的救命稻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森崎作为遣返者从韩国回到日本。她决定，再也不依赖那些迄今被男人们所使用的陈腐话语。森崎出生于国外，对日本一无所知，因此归来后踏上的这片故土，对于她来说，只是毫无亲切感可言的异乡罢了。不仅如此，她精疲力竭地试图融入的、紧紧缠绕心间的同胞意识，却正是她的父母拒绝这片土地并选择离开的原因。既是亲人也是同志的弟弟，由于在那个叫作日本的地方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归处，所以年纪轻轻就自断了性命。森崎在韩国人母亲的怀抱中长大，对她而言，那怀抱如同家乡般温暖。可不久后，她得知了自己及家人其实是殖民者、掠夺者的事实，所以哪怕是在怀念故乡的时候，她也不得不承受一种锥心之痛。自出生起就失去故乡的人，就是森崎和江。
2008—2009年，森崎在藤原书店出版了《森崎和江文集——精神史之旅》全五卷。我也为其撰写了一段荐文，与鹤见俊辅、高树信子、姜尚中的文章并排而列。此处引用一下全文。
彼时还没有女性解放运动，也没有女性主义思想。
女人们望眼欲穿地渴望着，渴望着一种由女性来述说女性经验的，只属于女性的话语。就在那时，犹如蜘蛛的细丝一般从天而降的，正是森崎女士编织出的语言。性别（gender）、性（sexuality）、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这些词（及其蕴含的知识）近年来以外来语的形式逐渐为人所知，而森崎在当时用自创的语言悉数进行了阐释，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人生之中。我从她的身上究竟受到了多少影响啊？简直无法估量。
（上野，2008：2）
森崎早期使用的语句，艰涩难懂。
假设在个体内部存在着的、对于他者的支配欲与被支配欲的自在性
同等重要，那么便无法从与其对立的作为存在恶的同一性中逃脱，这种状况深深困扰了我……
（森崎，1965：94）
诸如此类尽是汉字词汇、阅读极为困难的生硬句式，却与九州筑丰地区的女矿工们夹杂着方言的口语——比如“你啊，简直坏透了呢，竟然会认为发生性关系时不需要考虑女人的感受呢”（森崎，1965：93）一同出现在森崎的著作中。这本著作就是她于1965年出版的《第三性：遥远的爱欲》。然而，透过这些艰涩的文字，不难想象森崎的痛苦挣扎，她试图把那些人们不想宣之于口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那种苦斗的气息深深感染了我，这或许是森崎的早期读者们的共同感受。
对于森崎来说，九州的土著方言，如同外语一般。她在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学到的日语，是从日本各地汇聚到那里的人们得以交流的共通语，是一种人造语言。于她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母语”。因此，当她想要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于是绞尽脑汁地寻找用以表述思想的言语时，找到的却只是那些满是汉字词汇的“男性的话语”
。明明迫切地想要说些什么，但用男性的话语却无法表达，这种焦躁感在其磕磕绊绊的文风中尽显无遗。而这一情形，与同时代在“男性同志”主导的学生运动中奋斗的女性们（我也是其中一员），是多么的相似啊。
下面这段引文摘自《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史资料（一）》。该文于1970年登载在思想团体“S.E.X”（当然意为SEX）的传单上，该团体隶属多摩美术大学全共斗
运动。
有目的地接受自我的SEX，在此过程中，粉碎恋爱和SEX的私有化，让70年代雄起吧！[作者为米津知子
]
［米津，《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史资料（一）》1992：171］
谁有资格去嘲笑她们？在那个年代，女性仅有这样的言语可用。而在新时代到来之前，又有多少女性曾苦苦抗争啊。要知道，历史不会像自然现象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女性之所以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是她们艰苦奋战的结果。
1976年，森崎因《唐行小姐》
这部著作而备受瞩目。从那时起，她的文风摇身一变，和以往大有不同。该书腰封上推荐语的撰写者，作家佐木隆三曾说，“我第一次听到了，擅长书写复杂难句的森崎女士发出的自己真实的声音”，足见其变化之大。在那之前，森崎是作为“书写艰涩文章的人”而闻名的，而这一次，并非大家能够听见她“真实的声音”了，而是她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可以直达人心的文体。那时，她已经将近50岁了。
我们可以如此评价《唐行小姐》这部作品：它延续了之前山崎朋子
的《山打根八号娼馆》
（1972年）一类的底层女性史作品的主题，内容十分精彩，且由于文风的改变而收获了大批读者。森崎在此之前已有《漆黑》（1961年）等作品问世，《漆黑》是一部对女矿工等底层女性进行采访的宝贵记录。然而，从《唐行小姐》一作与之前作品的文风差异来看，不难理解为何在此作品之前森崎只是受到一群核心读者的支持，而后却成为国民级的作家。不过对于像我这样一早就开始阅读其著作的读者来说，她的苦斗史更令我刻骨铭心。森崎借由那种即便说是“恶文”也不为过的文风，竭力表述自己想要诉说的内容，她为了表达自我与文字进行了殊死搏斗。
如果一定要在森崎和江庞大的著作群体中挑选一本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本《第三性：遥远的爱欲》（下文简称《第三性》）。
这本书的内容以两位虚构的女性——“沙枝”和“律子”间的交换笔记的形式呈现。沙枝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年长女性，而律子则是一位长年与病魔斗争的年轻单身女性。从沙枝自述“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与另一位男性同居”来看，这个人物似乎就是森崎本人了。
在包含着浓厚的自传元素、以第一人称写给同性友人的书简形式的文字中，充满了森崎希望向他人毫无保留地展露自己的强烈动机，以及对同性（女性）的共情。即使那略显生硬的文风难免影响整体评价，这部作品也还是丰满而动人的。不，正是这样的文风所夹带的不畅快感，突显出她那意欲言说却又说不明道不尽的纠葛，让读者欲罢不能。
《第三性》中所表述的，是关于性与生产的思想。或者说，是在努力分娩出“性与生产的思想”时伴随着的言语的阵痛。
“性”中存在着思想，“生产”孕育着思想，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妙。
早在人类有历史记载以前，男人和女人就已经在交媾、生育子孙后代了。然而，人类虽然有关于“性与生产”的经验，却未能将这种经验上升为一种思想。当然，即使没有所谓的思想，人类也依然会进行性交，然后怀孕、生子。但若将以上的行为断言为自然规律或人类本能的话，我认为这不过是人类停止思考或怠于思考的一种表现而已。
在人类的种种行为中，“死亡”催生出思想、宗教及形而上学。人生必有一死。到目前为止，诞生于这世上的所有人，没有一位会永生。因此，许多人，尤其是许多男性学者都思考过死亡。然而，关于“生”，特别是“性与生产”，又有谁深入思考过呢？男人们把性与生产称作“女人的经验”，将其划分到与己无关的外部领域中，他们通过把这些行为“自然化”，来避免对其进行思考。为何如此呢？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厌恶女人，憎恶自己对女人这种生物的依赖，竭力将“性”贬低为肮脏之物，并企图忘却自己生于女人腹中这一事实。
当女性想要将自身的经验，并且是其中最切身的体会——性与生产，转化为一种思想的时候，却发现没有可以为她们所用的语言。男人的话语派不上用场，女性的话语又尚未诞生。我是谁？每月都要流血的女人是什么人？性为何物？怀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当我生孩子的时候，又到底是在生产着什么呢？问题接踵而至，答案却无处可寻。因为，所有的思想，曾经都只属于男人。
不论是性还是生产，都不是女性一人可以完成的事情。那么，如果赌上一对男女的性命和话语，让两人对峙的话，能否孕育出性与生产的思想呢？森崎如此思考着，并选择了诗人谷川雁
作为自己的对手。其实最初是谷川选择了森崎，森崎给予了回应而已。应该说，谷川作为森崎的对手是相称的，不论在言语还是身体上，他与她势均力敌地展开对抗。
成为爱与战斗的实验台，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中略）不久，我的胸部会变得扁平下去。到那时请刺伤我看看吧，我的身体里一定会流出耶稣般的鲜血。
（森崎，1965：104）
这是多么大胆而无畏的挑战书（情书）啊。一般男人，怕是看了都会退避三舍了吧。而能够应下这场决斗的，便是傲岸的谷川。
已经有了丈夫和孩子的森崎，在《第三性》中赤裸裸地讲述了自己离家出走的来龙去脉。妻子想要与别的男人分享她的思想和生活，可除了“结婚”这种稚拙的词，她竟找不到其他话语来表达。对于这样的妻子，丈夫在听到她说出“我想和那个人结婚……”后，如此回答：
对你（沙枝）想要结婚的对象，我没有任何不满。如果我觉得那家伙不行的话，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阻止你的。（中略）我并不认为你出轨了，所以我也不是在原谅或认可你的出轨。而且，我也不会认为你是被别的男人抢走了。今后不管是你还是那个人，倘若你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丝动摇的话，你们双方都会垮掉。别让自己走到末路去。如果你是那种允许自己垮掉的人的话，我是不会娶你为妻，跟你一起生活的，一天都不会。而如果我有他那种语言天赋和才华，我也绝不会让你离开我这样的事情发生。
（森崎，1965：104-105）
然后，作为孩子的父亲，他这样补充道：
孩子的话，就让我们一同担起责任共同抚养吧……
（森崎，1965：105）
她在第一次结婚时选择的丈夫，也是这样一位与她彼此毫不掩饰的异性。
关于性，森崎这样写道：“（性）是一种相互的倾斜，它让单独个体的实体及其投影悉数崩坏。”（森崎，1965：55）她还说，“性爱如同拥抱文明一般”。（森崎，1965：110）
“性的交流”一词，远比千言万语更能深刻表明“个体”的基本特征。我将性交中突显的内容，凝练为男人或女人的普遍性与个体的特殊性之间的平衡，并茫然地想要不断加深这种内部交流。
（森崎，1965：96）
持有这种想法的女人（男人也一样），恐怕是无法进行援助交际
或买春卖春的。反言之，援助交际也好，买春卖春也罢，都建立在蔑视“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对于那些轻视性爱的人来说，他们能付出的，不过是与性行为相抵的价格罢了。
我想要弄清性行为于这个世界发挥了何种作用，可这种探索关乎我的全部，让我不由得悲从中来。
（森崎，1965：106）
为此，她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丈夫。关于丈夫她这样写道：
将先认识了我的丈夫，并生下了他的孩子这些事全部抛开，我心中温暖的回忆，是对其人格的钦佩与感谢。
（森崎，1965：106-107）
男女发生性关系的门槛确实在降低，当下，把性行为看作是技术集合的人越来越多，这与人们曾经赌上自己一切的做法渐行渐远。然而，这些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我们轻蔑地认为，性行为哪里需要赌上性命，结果却失去了品尝其（性行为）中最甜美果实的可能性。
虽然森崎本人没有使用过“对幻想”一词，却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对幻想”这一概念。而且，所谓“思想”，无非是“幻想”的别名。不久之后，吉本隆明
的《共同幻想论》（1968年）出版发行，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然而，吉本所说的“对幻想”这一概念，我其实早就从森崎那里学到了。坦白说，我曾借助阅读森崎的著作，来理解吉本的思想。
在那之后大约过了20年，我在自己编辑的杂志（New Feminism Review，vol.1）中与森崎进行了一场名为《未尽之梦——关于“对幻想”》的对话。而那期特辑的标题，被标新立异地设为“恋爱技巧”。当恋爱被还原成技术的集合时，饱含思想的恋爱就会变成区区一种习惯。打破“对幻想”明明是我的心愿，可愿望实现后产生的那种落寞之情，又是怎么回事呢？
森崎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生产”的思想。
怀孕中的某一天，森崎注意到，自己之前不经意使用的“我”这个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此处引用森崎在另一部著作中的描述，包含同样的意思。
有一天，我和朋友闲聊。我的孕期到第5个月了。
我边笑边聊，无意中说到“我啊……”，就说不下去了，因为我已经说不出口“我”这个第一人称了。
（森崎，1998：23）
“我”这个概念、用语中包含着人类的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正在迅速离开身为孕妇的我。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第一次知晓了女性的孤独。那不是100年、200年的孤独，而是在我死后也会延续下去的孤独，是身处语言的海洋中的孤独。
（森崎，1998：29）
在其他著作中，她还这样说道：
就像男人说“我……”一样，我在少女时代也努力实现“我”以及“单个的我”，（中略）但无论如何我也无法认为，女性能够将完全行使“单个的我”这一权利作为女性的最终目标。
（森崎，《与母国的幻想婚》，1970：254）
没有必要将关于“自我”的复数认知，还原到女性的身体体验上。怀孕这种经历，未必会给所有女性带来同样的感受。而且，即使拥有这种感受，也未必能如森崎对婴儿的个体感受那般强烈。森崎从细微的感受和体验中汲取语言，试图凝练出其他任何人都未曾考虑过的思想。
作为诗人，她将生产后母体和胎儿分离的体验，吟诵如下：
你不属于任何人
你只属于你自己
春光轻抚着你
伸展你的身体
（森崎，1998：38）
并不是所有的孕妇都有她当时的感受，也不能认为这种感受具有普遍性。事实上，在这之后，曾为孕妇的诗人伊藤比吕美（1955—），在《好乳房坏乳房》（1985年）中尝试用语言描述出对胎儿持有的异物感。她说，胎儿就是粪便，生产就是排泄。此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根据家庭社会学者落合惠美子（1958—）的调查可知，当时的年轻孕妇在怀孕早期就会给胎儿取名，赋予其人称，与其互动，宛如他们拥有人格一般。如此，孕妇与胎儿人格“分离”的感受，可以追溯到分娩以前。
可能现代的孕妇已经不会再有关于“我”的复数认知。并且，森崎还承认，女性的性是一种贪欲，女性试图将从性交到怀孕、分娩这一漫长的过程，作为一系列的快乐据为己有。她还提醒自己，不需要男性的“处女怀胎”，也是“女性的性之权利欲望”。
将生孩子时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快感据为己有这一事实着实令我恐惧，我害怕直面那一刻所拥有的女性之性心理的傲慢，便将丈夫也叫到了分娩现场。对分娩的快感、对虽似绞肉之痛一般却由此而生的快乐、对与生命的产生相伴随的几近死亡的自我消费式的性高潮，我完全知晓。
（中略）这好似这样一种愿望——自我性所具有的权利性的消亡。
（森崎，1965：62）
现今，让丈夫陪伴左右的拉马兹分娩法已经普及。可即便如此，又有多少孕妇会出于森崎那样的理由把丈夫叫到分娩现场呢？
生产后，森崎如是写道：
一个新生命，作为一个存在出现在我眼前，这个事实深深震撼了我。一瞬间，它将我释放，让我重回单个的存在。我感动得无以言表。在那一瞬间前，我与丈夫相互扶持，并幻想着作为我俩这个共同体的延续，与那个新生命共有一个世界，可新生命却以一种毫不相干的孤独状态出现在我们眼前。
（森崎，1965：63）
据说森崎在生产后，“反复央求丈夫和自己交流，让疲惫的丈夫很是苦恼”。森崎想要交流的，是关于“作为个体基准的概念意义上的单个性、作为孤独的灵魂出现的个体，以及自己生完孩子后感受到的已经过‘性’（两性交流）阶段的个体意愿”（森崎，1965：63）。
森崎肯定是一位极其麻烦、惹人厌的孕妇及产妇。但是，她通过性和生产这种大多数女性及男性都体验过的身体现实，思考了何为性、何为生产、我是何人、生产了何人、何为生命、何为自我等诸多问题。森崎直面体验的全程，不放过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并与一系列问题作斗争，她全身心投入前无古人的尝试中，力图将这种“女性的体验”思想化。
或许有人会说，这场与话语的斗争，是被语言所束缚的女性的宿业，女性患上了“近代自我”这种身份疾病。随他们说吧。既然谁也无法逃脱近代自我的宿疾，那么不如索性就此一病到底。因为那些被打断的疑问，终究会卷土重来、纠缠不休。
森崎几乎是孤身一人、赤手空拳地对绵延了几千年的“男性思想”发起挑战。任何男性都受不了这样的对决吧。在我看来，事实上谷川被打败了，从她那里逃走了。
在谷川领导三池煤矿的斗争期间，发生了一起工友强奸杀人事件。大正行动队的一名男性干部杀害了同为工友的年轻女性。为了维护组织的名誉，该事件被归咎为个人的“道义责任”，并以开除肇事人告终。“我们需要制裁的是一名犯人，不能以（资产阶级）敌人的逻辑草草了事”，“不知应如何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工人，最终勒死了自己的工友。而隐瞒这一事实，还谈什么一家人？”然而，森崎的“女性之声”未能改变谷川的心意［森崎，《非所有的所有——性与阶级的备忘录》（1963年，1970年新装版）
：172，175］。她拼命地控诉，希望“将与女性相关的事情同阶级斗争分开考虑”，可谷川最终也没能听进去。在那之后，性骚扰和强奸也一直都被视作“不值一提的小事”而被置之不理，直至女性主义高举“个人即政治”
这一标语出现在人们面前。1995年的美军强奸冲绳少女事件，引起10万冲绳县民众集会抗议，可在那之前不久，恐怕他们还觉得“不过是强奸这种区区小事而已”吧。
以该事件为契机，森崎和谷川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森崎生病了，无法再向谷川敞开自己的身体。
试图统合《斗争与爱欲》（1970年）的女性的身体，对自己是如此诚实。谷川难以应付森崎，试图干涉和控制她，禁止她写作及“与他人对话”。
无奈之下，森崎带着手稿去了东京，拜访了埴谷雄高，《非所有的所有》和《第三性》终于得见天日。此时，谷川已退出运动，移居东京，森崎则选择留在九州。
森崎在《第三性》中描述了“生产的思想”，随后她从中衍生出“一代主义”这一概念。她指出，男性思想中的个体性存在局限性，它不仅局限于以自我一人为中心的扩展（个人主义），还局限于单独个体的生命区间（一代主义）。如今，在环境保护的思想中，我们倡导“与子孙后辈的联结”，而这一点，森崎早就已经直截了当地说过了。
并不是只有女性对“一代主义”进行批判。儿童文化研究者村濑学，在阅读森崎关于怀孕中无法再使用“我”这个第一人称的文章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如此描述：
看到这篇文章时，我忍不住大声惊呼。（中略）那么，怀孕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呢？森崎说：“没有话语可以表述。”（中略）人类的存在有多种方式，与单个身体的“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不同，孕妇是超越个体、联结个体的“三代存在”。可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该用怎样一个名称去称呼那些超越个体的连续的存在。
（村濑，2008：1-2）
村濑将其称为“你”的发现，“明天的你、某处的你、尚未诞生的你”。这种“你”论的核心就是“三代存在”。过去与未来，都深嵌在“我”之中。如果“复数的我”（也就是“你”），赋予了“我”这个第一人称以时间的维度，那么生子与否便无太大区别。
这是承载着过去、连接着未来的，作为现在的“我”。“我”作为超越个体的存在，不应有男女之分。我觉得，村濑批判性地将“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代名词加以使用，无意中表露出对于“一个人”的偏见。即便是“一个人”，无论是生过孩子的女性，还是不生孩子的女性，抑或是无法生孩子的男性，都不能逃避对于未来的责任。
事实上，在我与森崎的对话中，在谈及“生产的思想”的重要性时，我突然漏了一句：“但实际上我就是不生孩子的女人……”对此，她这样激烈地反驳道：
那有什么关系！（中略）你要是这样说，那么男性同样能这么说，然后选择逃避。（中略）如果有人说，不生孩子的话就无需理解“对”
的思想化，那么我会生气、会伤心的。并不是那样。
（森崎、上野，New Feminism Review，vol.1，1990：48-49）
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怀孕和生产曾是绊脚石。虽说正是我本人将女性主义称作“迟来的近代主义”，但女性主义是否曾要求“女性也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个人”呢？20世纪60年代，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
称怀孕是“女性的诅咒”。70年代，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认为如果人工生殖成为可能，那么女性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梦想”，现在正通过生殖技术逐步得以实现。并且，70年代之后，围绕堕胎权利问题展开的世界性争论建构起了一套话语体系，在这套话语体系中，母体和胎儿往往被对立起来。堕胎与切除身体的一部分有何区别？堕胎是杀人吗？胎儿是否具有人格？生命从何开始？种种疑问困扰着我们。
如果将“粪便”和“有名字的人格”作为两端，那么胎儿就处在两端之间的某个位置。然而，在为了伸张“堕胎权”，主张母体的人格权优于胎儿的人格权，或者将胎儿当作无声的器官，将堕胎与切除盲肠手术等同论之时，女性应该总是会感到不适的。即使这样的说法能够保护女性的“性与生殖的自由和权利”，她们也还是会说：那不是我希求的。
当遇到无法用近代个人主义的语言描述的事物时，女性会倍感受挫，会吞吞吐吐。是的，正如森崎感受到的那样，我们没有语言，我们缺乏话语。
对于森崎为之奋斗终身的“性的思想”和“生产的思想”，她之后的女性以及男性，是否将其传承了下来呢？
森崎如此记录下自己小孙子说过的话——“现在，地球生病了”（森崎，1998：129）。
福岛事件
之后，我们正生存于一个“地球被污染了”，“是我们亲手污染的”时代。对于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们”，我们能留下什么样的话语呢？呆呆地伫立在“一代主义”的废墟上，我们怅然若失。
伊藤比呂美：1985，『良いおっぱい悪いおっぱい』，冬樹社
上野千鶴子編：1990，『ニュー·フェミニズム·レビュー』vol.1，学陽書房
上野千鶴子：2008，『機』N0.201，藤原書店
溝口明代·佐伯洋子·三木草子編：1992，『資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Ⅰ』，松香堂書店
村濑学：2008，「『あなた』の発見」『森崎和江コレクション――精神史の旅』月報1，藤原書店
森崎和江：1961，『まっくら』，理論社、1977 三一書房
森崎和江：1965，『第三の性――はるかなるエロス』，三一書房、1992 河出文庫
森崎和江：1970，『ははのくにとの幻想婚』，現代思潮社
森崎和江：1970，『非所有の所有――性と階級覚え書』，現代思潮社
森崎和江：1970，『闘いとエロス』，三一書房
森崎和江：1976，『からゆきさん』，朝日新聞社、1980 朝日文庫
森崎和江：1998，『いのち、響きあう』，藤原書店
森崎和江：2008—2009，『森崎和江コレクション――精神史の旅』全五卷，藤原書店
山崎朋子：1972，『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筑摩書房、1975文春文庫
吉本隆明：1968，『共同幻想論』，河出書房新社、1982 角川文庫
石牟礼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