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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一场雪！
这是一九九六年最后几天中的一天，更确切地说，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四天后一九九七年就和人们碰脑门儿了……
章华勋在梦中被电话惊醒——“厂长，下雪了！”
他听出是厂办主任李长柏的声音，他先撩起窗帘一角朝外望了望，天还完全黑着。扯亮灯，又从床头柜上抓起手表一看，四点十五。
“你没见过下雪呀？”
他不禁有些生气。他昨晚十一点半才回到家里。和港方代表的“谈判”很令他沮丧。事实上那并不能算是一场正式的谈判。谈判结果早已形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他企图改变合同内容的要求显得唐突而又强人所难。全过程无非是他慷慨激昂了一通，甚至大发脾气——对方非常有涵养，非常理解，却又爱莫能助地听着罢了。结束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没改变。这一点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明知改变不了什么竟仍强烈地要求改变什么，完全是受一种巨大的责任感的促使。没谁逼着他非担负起那一种责任感。他有充足的理由推卸得一干二净。是他自己非负担起那一种责任感的。它鼓励他扮演一个挺身而出同时回天乏术的角色。
“三二三”厂是国内的老军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它一直生产一种东西——枪。各式各样的枪，各式各样的枪所需要的子弹。“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生产的枪武装过志愿军，那时它只有五百多人。现在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了，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如果包括了，已经一万二千余人了。在A县县城的东南地带，“三二三”厂的三千多名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片庞大的社区。不过是一片房舍老旧甚至可以说破烂不堪的社区。整个社区内仅有几条水泥路和几条砂石路，其余皆是土路，当地的土质盐碱成分含量大，灰白色，狼粪那一种灰白色。夏秋两季，大风一刮，灰白色的土尘飞扬起来，远远望去像放了烟幕弹似的，而春季冰雪一化，土路皆被踏成一条条灰白色的泥泞带。因而邻县的一家鞋厂，与“三二三”厂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三二三”厂的职工，每家都有邻县鞋厂生产的几双胶鞋或雨鞋。除了厂一级领导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住的是几排砖房，其余人家住的全是泥房，他们的泥房当然也是灰白色的，所以A县人，将他们那一片社区叫作“茧房区”；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及子女，不分老少，一概地叫作“蛾子”。
但正是经由这些“蛾子”之手制造出来的枪，始终源源不断地供给着中国的军队。他们引以为荣的是，大约每十支中国造的步枪的枪身上，有一支准印着永远也磨不平的“三二三”。前几年，军工厂“下马转产”，“三二三”厂错过了机会，中国既还有军队，军队既还需要枪，就不能没有造枪的厂。这个道理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结果“三二三”厂“下马转产”的报告没被批准，仍造枪，主要是步枪。
“三二三”厂生产的步枪是跟得上世界水平的。中国军人“大比武”年代的“神枪手”，乃至近些年在国际射击比赛中获了金牌的冠军们，用的也几乎全是“蛾子”们造的步枪。
没有战争，武器的生产便没有利润可言。“蛾子”们一如既往，一代代为国家造枪，“三二三”厂一年比一年穷。它的前几任厂长，曾因资金短缺修不起厂房，改造不起社区的路况而烦恼多多，一筹莫展；它的后几任厂长，却早已因拖欠工人的工资而有苦无处诉了。像许多大中型企业一样，“三二三”厂的退休工人，比在厂职工还多出一千余人。如今，许多商品的价格都由市场来“调整”了，有些商品的价格已涨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但“三二三”厂生产的精良步枪，毕竟非是什么“商品”，毕竟不可能按照“市场”行情来进行价格“调整”。国家是以成本价收购“三二三”厂生产的步枪的。这成本价已十几年没提高过了。
“三二三”厂的穷也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蛾子”们的日子过得穷，更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穷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无须防贼，在“三二三”厂的庞大社区内，多年来没发生过失窃案。某些人家仍没养成离家锁门的习惯，县城里的贼也不滋扰“茧房区”，知道那里没油水儿。
三年前，一位军界首长视察“三二三”，所见令他辛酸万分。
一行人走在社区内，走至一户人家门前，见门虚掩着，那军界首长问：“可以进去看看吗？”
陪同的厂长书记们说：“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首长请进去看看吧！”
于是十几个人都进去了，屋内无人。里一间，外一间，只有几样破旧家具，火炕上铺的是城里人家十年前时兴铺地的那一种简易铺地革，图案已经磨损得模糊了。
首长秘书说：“什么东西，用得好，莫如用得巧。这就是用得巧的一个例子。不过这地板革太旧了，该换块新的了！”
党委书记听了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是太旧了！”
厂长也说：“该换块新的了，的确该换块新的了！”
章华勋当时也是陪员之一。他当时是李长柏现在的角色——厂办主任。他当厂长后，李长柏才替了他的厂办主任。他当时听出了，也看出了书记和厂长的话说得都不那么由衷，都不过是在虚与委蛇地随口附和罢了。他忍了几忍，终于没忍住，冷脸瞪着首长秘书说：“换块新的当然好啦！那多美观呀！可那不是得花钱买吗？工人的钱是工资。厂里已经三个月只发百分之六十工资了。工资基数低，平均下来不过一百七十多元。你的算术一定比我好。你算算，一百七十多的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他的话，使首长秘书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仰起脸讪讪地望着屋顶，默默退了一步，避开他那不敬的目光，隐到了首长身后。
他说话时，首长没看他，而在瞧着炕上的一盆蒸土豆。他说到工资基数时，首长从那盆里拿起一个土豆，剥了皮，挺爱吃地吃着。待他的话说完，首长手里的土豆只剩下了一小块儿。首长将土豆全送入口中，掏出手绢擦手。首长咽下了土豆，揣起了手绢，这才将脸转向他，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脸问：“你是厂里的什么人物？”
党委书记替他回答：“首长，他是厂办主任。姓章，文章的章，章华勋。他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咱们兵工厂的有功之臣，一九四七年牺牲了。那时他刚一岁多。”
首长仍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脸问：“这么说你是烈士子弟啰！”
他刚欲开口，厂长又抢先替他回答了：“对对，他是烈士子弟，烈士子弟。”
厂长一边说，一边向他暗使眼色，那意思是免开尊口，别惹首长不高兴。他明白，书记和厂长，都是为他好。因为首长在视察过程中，已发过几次火。
首长又问：“听你刚才那话的意思是，工人们已经穷得连几米铺地革都买不起啰！”
这一问，使书记和厂长一时你看我、我看你，都噤若寒蝉，不敢替他回答什么了。其他一干人等，也都面面相觑，空气一时仿佛凝固了。
他犹豫一下，以肯定的口吻说：“对。情况正是首长理解的这样。尤其这一家，生活更困难。”
“厂里像这一家生活这么困难的工人，还有多少？”
“少说有几百户。”
首长不再问什么了，又抓起一个土豆，若有所思地剥着吃，比吃第一个土豆下口慢了。
于是书记说：“大家吃土豆，吃土豆呀！这土豆是厂里开了片荒地自己种的，很沙，也很面。”
厂长双手去抓土豆，一一分给大家。
大家都默默地剥着吃。偶尔有人小声说，是很沙，是很面。
只有章华勋没接土豆。他若接，就不够分的了。当然他没接，并非因为不够分，而是心里知道那盆土豆的重要，不忍接了吃。
大家正吃着，一个少女回家了，她见满屋子人，显得非常局促不安。目光朝炕上一望，见小盆空了，一个土豆也没有了，愣了片刻，“哇”的一声哭了。
大家被哭得懵里懵懂。
章华勋从旁低声说：“咱们把她家的午饭吃了。孩子下午还要继续上学呢！”
屋里的空气顿时又像是凝固住了。
有那没吃完的，窘态万状地，将手中啃得不成形的土豆，惭愧地放回了盆里。
首长的秘书尤其窘、尤其惭愧，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你别废话了！”首长打断他，“你给我到县里去买馒头！买包子！买烧饼！买挂面！要多多地买！开车去！限你十分钟内买回来！……”
秘书二话不说，拔腿便走。
首长蹲下，双手轻轻拉住那少女的双手，端详了她片刻，张张嘴，想说什么，话到唇边却咽回去了。首长直起身，摸了一下少女的头，从内衣兜掏出钱包，放在了炕上，愣了愣，又脱下呢大衣，撸下手表，一并放在炕上。
首长一言不发，谁都不看，也拔腿往外便走。
众人默然、肃然，一个个悄无声息地跟将出去。门外蹲着一个人，正是五十多岁、胡子邋遢、面色黑黄的“钳工王”。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儿子，当时读高中，住校。
首长发现“钳工王”，脚步停住了一下，似乎想走到“钳工王”身前去问什么话，但犹犹豫豫地，又将目光从“钳工王”身上转移开了。撇下众人，独自踽踽前行。
章华勋注意到，首长眼角挂着一滴泪。
他问“钳工王”：“你怎么见家里有了客人，就连家门都不进了？”
“钳工王”袖着双手，头也不抬地嘟哝：“日子过成这样，没脸待客。更没脸见什么首长。”
那时刚过完新年，离春节还有半个来月，正是最冷的日子。一阵北风啸过，卷起一团雪，将首长瘦小的身影几乎完全裹没了……
众人怕首长冻坏了，有的在拦车，有的脱了自己的大衣追赶上去……
春节一过，刚到三月份，上级出其不意地下达了档，批准“三二三”厂转产，并批准可以行使如下企业自主权——合并、被兼并、合资、拍卖，乃至宣告破产。
这一档使全厂干部职工着实地欢天喜地了一番。仿佛那档本身即是一剂灵丹妙药，足以使该厂起死回生似的。
公正而论，三千多被叫作“蛾子”的军工厂的工人们，并非一个个皆是穷而惰，一门心思坐等国家拯救的人，有一个时期三千多人下了班几乎人人都去摆摊儿“创收”。但是全县城才十几万人，是个穷县，呼啦啦剧增了三千多摆摊儿的，别的百姓还做不做小买卖小生意了？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老百姓终于获得了被允许做小买卖、小生意的“特权”，一旦受到来自三千多“三二三”厂的工人们的巨大冲击，矛盾发生了。由发生而渐渐激化了。“三二三”厂是军工厂，又使这一矛盾似乎带有了影响军民关系的性质。于是县里的领导们，紧急会晤厂里的领导们。最后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在县城边上，辟出一块场地，专供“三二三”厂的三千多工人摆摊设位做小买卖、小生意。三千多人，形成了一处规模极庞大极壮观的民间贸易市场。但县里的居民们，订了同盟之约似的，几乎都不到那市场去买什么，因而那市场的情形往往是只见卖家，不见买主。三千多人的工资水平都很低，消费水平更有限得可怜。人人都成了卖家，县里的居民又不去买，买卖状况是多么冷清也就可想而知了。往往是挨到天黑不得不收摊儿时，以我家的萝卜换你家的白菜，或以你家的小葱换我家的大蒜罢了。
章华勋和工人们的关系都挺不错，那时他常想——怎么着肥水也别流外人田啊！买菜啦，买小东西啦，他一向去那市场。但工人们都不好意思收他钱。几元钱的东西，关系都挺不错，能好意思收他钱吗？几次以后，连他也不去那市场买菜买东西了。
不久那市场自行解体，又成了一片空旷地。有许多工人非但没为自己的家庭“创”什么“收”，反而还赔了钱。都道是买卖买卖，有赔有赚，赔赔赚赚，可对每月工资只能拿到手一百七十多元二百来元的百分之六十的他们，一个月内赔个一百来元，就足以赔得他们胆战心寒啊！
他们只剩下了一个盼头，盼着什么效益好的厂来与他们合并，盼着什么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来兼并他们，盼着有外商来支持本厂转产。在盼的过程中，并未停产，还一如既往地造枪，总不能停了产盼着啊！他们普遍都有这样的觉悟。一边生产一边盼，仍月月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
有一阵子，厂里的头儿们似乎全都变成了公关先生，从早到晚忙于接待，忙于引领着来宾们四处参观，一个个介绍起厂情厂况来，都变得能说会道了，当然，还要陪宴。既陪宴，也就还要陪酒。常都喝得红头涨脸的。厂里的工人们，不像别的厂、别的企业的工人们，看见了知道了就来气，就恨，就骂娘。恰恰相反，他们高兴。知道厂头们是在忙于为厂找“婆家”，为工人弟兄们找出路。那一阵章华勋最忙，跑前跑后，忙得一天到晚顾不上回家。而他和厂头儿们一旦消停了，不在会客室里而在办公室里了，工人们的情绪便低落了，有人便垂头丧气长吁短叹了……
终于有一次几乎就让工人们盼出头了——国内某公司意欲接手改变“三二三”厂的命运了。意向书已签订了。消息不胫而走，已经沸沸扬扬地传开了。工会主席已经向车间主任们下“毛毛雨”了，说不久将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重大选择了……
但后来摸清了对方们的牌路——他们并不诚心改变“三二三”厂的命运，他们的动念在于据说国家将会贴补的三千多万“企业破产安置费”，一旦三千多万到手，他们便宣布“三二三”厂破产，用一千多万打发工人们回家，余下的一千多万，岂非得来全不费工夫吗？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险些既成事实，上一次空前大当！工人们一怒之下，揍了那些“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家伙们一顿，并烧毁了他们的一辆“凌志”。他们想告，想要求赔车，但惹恼的不是三十名三百名工人，而是三千多名工人。这个数字使他们畏惧，没敢告……
经历了那一件事，领导也罢，工人也罢，似乎全都明白了——他们的厂不是俊俏媳妇，没人愿娶！县里自是没有魄力接受的，两亿多元欠款，县里若接收了，猴年马月才能替厂里还清啊！省里也没一家企业或集团公司有胆量染指“三二三”厂。除了两亿多元欠款，还有三千多工人转产后的再就业问题呢，还有四千多退休工人的劳保福利问题呢，还有工人子女的就读问题呢！“三二三”厂是企业社会化的一个典型。
好事多磨。现在，厂是终于“嫁”出去了。用词更恰当地说，是卖出去了。卖给香港富商了，合同一年前就签毕了，并且公证了，具有了法律性质。前几天，香港富商派全权代表来正式接收工厂了。而也直到前几天，章华勋才明白，按照那合同，全厂四十岁以下的工人，只有百分之五十经过严格考核，方能重新被招募为合同工，其余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只有一个选择——领取几个月的辞退金，回家另谋出路。而四十岁以上的工人，只能照顾性保留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得领辞退金回家！也就是说，全厂三千多人中，将有半数以上陷入失业困境。
这合同是前任厂长签的。当时人们皆因厂终于被“嫁”出去了而高兴。仿佛人人自己都是“老大难”女子，终于被“嫁”出去了一样庆幸，一样喜出望外，所以也就没谁真正关心那合同的详细内容。前任厂长签完那一份合同不久，香港方面就汇来了一笔款，于是全厂工人都补发了工资，那一天一些年轻的工人们，放了鞭炮，扭起了秧歌。这之后不久，前任厂长调到省里当什么厅的副厅长去了，还带走了几个人，都是了解合同内容的人，从此，那合同就在保险柜里存放着，没谁再去多想它。连新任厂长章华勋也不曾多想到它，更不曾打开保险柜看它。他认为，自己这个新任厂长，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位过渡厂长，而过渡时期又是很短的，香港人一来，自己将这个厂一交接清楚，自己这个厂长也就等于自行的废黜，连自己的去留或任用，都将听香港新厂主的安排，他哪里还有那种打开保险柜取出合同文本细看的好奇心！……
他是在收到一份电传后才命秘书取出合同文本的。那是一份很普通的电传。文字极短，通告全权代表何日到达而已。他看那合同文本时心里很特殊，似乎有几分不情愿，有几分被迫，似乎与自己的命运紧密相关，又似乎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对这个厂有深厚的感情，却对自己的去留持无所谓的态度。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学费全由岳父母包管了。岳父母都是离休的师级干部，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儿子的大学和岳父母安度晚年的干休所在同一城市，使他们夫妻俩简直半点儿都不必为儿子操什么心。至于他自己，他的几名当“总裁”当“董事长”的大学同窗，已向他发来了既郑重又诚挚的邀请信，希望他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当位副经理什么的。许下的月薪也是很可观、很令他满意的。何况，他这位厂长，并非上级红头文件正式委任的。厂都将不厂了，还委任的什么厂长呢？说得体面点儿，是“代理”厂长。说得不敬，其实不过是短期的“维持会长”。在这个厂还没被接收前，总得有个人临时维持着不是？不能叫人家来接收一盘散沙、无首人群吧？
但他看过那份合同后，震惊极了，呆坐了半天，接连吸了三支烟，仍缓不过神儿来！一半还多的工人明摆着将要面临失业呀！他妈的怎么能这么卖厂！这不是卖厂，已经意味着是出卖一千几百名工人弟兄的最根本利益了呀！他妈的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升官呢？走时还受到许多工人们自发的欢送！工人们还依依不舍千恩万谢！
他恨得七窍生烟，如果对方正在他面前，他定会一个大嘴巴子狠狠地扇过去！
他又将那合同文本锁进了保险柜，没敢将他看到的内容向任何人透露。如果合同中的两个百分数被工人们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愤怒起来的工人们，也许会变成三千头愤怒的狮子吧？
从那一天起，他没再睡过一个踏实觉。
从那一天起，他觉得他肩上担起了一份责任。他想他章华勋，要为工人弟兄们的根本利益义正词严地向港商的全权代表提出修改合同的建议。不错，使合同生效的是法，但在这个国家里，与法同在的，总该还有点儿良心吧？三千多几代工人并不情愿是包袱呀！他们平均拿一百七十多元的月薪，每月干的可绝不是只值一百七十多元的活儿呀！说他们是包袱，太昧良心了吧？就算他们是沉重的不知该往哪儿甩的包袱，那么又是谁将他们变成了包袱的呢？往小了说还不是这个厂吗？往大了说还不是这个国家吗？还不是这个国家将他们牢牢地死死地几十年如一日一代代按住在这个厂里的吗？历史事实是，当年谁如果进了这个厂穿上了这个厂的工作服，那就等于是在无期限的生死契约上按了手印画了押！若想活着离开这个厂，几乎是痴心妄想！都说当年的知青返城难，成了这个厂的工人再想离开这个厂，绝不比当年的知青想返城容易！他章华勋当年就曾因企图调离这个厂，不但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帮助，还险乎被开除党籍！……
这种时候，是一个人最需要与别人商议的时候，也是需要党委做出理性的“集体决定”的时候。但章华勋却不知该去与谁商议。老书记已经离休，回原籍去了。一位副书记在那份合同签订以后调走了，另一位副书记便是他自己。还有三四位党委成员，章华勋认为他们的嘴巴又都不够严紧。与他们商议的结果，无非有两种可能——或者真情泄露，全厂义愤填膺，闹静坐请愿，闹示威游行，闹集体上访，最终将合同闹成废纸一张拉倒；或者他们借口合同已签，厂已实际上易主，党委已没有存在的意义，不肯和他一起做出什么决定。因为道理是那么简单——不管做出的是怎样的决定，谁一旦参与了意见，谁就将对那决定负起一切责任。请愿、上访的责任，谁肯与他分担呢？将合同闹成废纸一张的责任，谁肯与他分担呢？这种时候，谁还有那么许多的责任感呢？
最初的震惊与愤慨平息下去之后，章华勋甚至也不再生他的前任厂长的气了。两亿多贷款，港商全部替还；拖欠工人的工资，港商全部替发；将被解雇的工人，由港商给予补贴；将一个生产步枪的厂，改造成一个服装厂，港商非再投入数亿而难达目的。一千多人的服装厂，已然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厂了，非要求人家将三千多工人全部安排了，人家做不到呀！转产要对工人进行集体培训，人家愿多保留年轻的工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前任厂长能签订这么一份合同，其谈判过程，可想而知该是多么艰难啊！其功劳也是不可抹杀的啊！起码是功大于过的啊！而港商的条件一点儿也不算苛刻嘛！人家能做到的，人家都做到了啊！与其三千多人捆绑在一起沦于有厂无薪的困境，莫如先给一千多人找条出路，也不失为上策啊！
章华勋真后悔在这么特殊的时期当上了什么代理厂长！他觉得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简直是在对他进行刻毒的嘲弄。说是耍弄也不过分！……
港商的全权代表一见到他，便客气地对他说：“章先生，我方诚意聘请您出任新厂的副总经理，不知您愿不愿今后与我们同舟共济？”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全权代表年轻得很，才三十一二岁，风度翩翩，踌躇满志，对他所表现出的客气，是那种很矜持的客气，矜持中有几分居高临下的意味儿。
尽管对方居高临下的心态，是以相当客气甚至不失敬意的语调“包装”了的，比对方年长二十余岁的章华勋，还是感到自尊心被什么尖锐又细长的东西深深刺了一下。
他怔了几秒钟，一笑，不置可否地说：“我非常感谢贵方对我本人的信赖。我想提醒贵方，难道就不需要对我进行一番起码的了解和考察了吗？……”
对方也一笑，说早了解过了，也考察过了。对他在工人中的群众基础和威信，对他管理方面的能力，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还如背个人简历似的，道出他在哪一年毕业于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哪一年开始当车间主任，哪几年进行过哪几项技术改革，哪几年当过一时期的厂长助理……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现在就可以由我向您颁发委任证书！”对方打开拷克箱，取出大红证书，郑重地双手向他呈送。
刚握过手没几分钟，就当面颁发委任证书！对方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他内心暗暗钦佩。
但他并没伸出手去接证书。
他迟疑了一下，说：“可我是有二十余年党龄的党员……”
对方又一笑：“这没什么。章先生太多虑了！我们对信仰不干涉的，只要不影响将来的企业管理和发展，我们绝不要求任何是党员的人退党。”
他仍犹豫着不接证书。一想到将有半数以上工人失业，他内心里矛盾极了。仿佛接了证书，就等于从道义上背叛了那半数以上的工人似的。
“章先生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出来。只要不过分，我们都可以考虑的！”
“您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如果愿意，可以入厂。厂里今后将需要和重用一批大学毕业生……”
他双手不由自主地接过了证书。
“那么，现在，我们之间，就是志同道合的自己人的关系了。希望章先生鼎力协助，使我顺利完成接收事项……”
“一定，一定！请您放心……”
章华勋嘴上这么说着，又想到那半数以上工人的失业问题，心里很不自在，很别扭，很不是滋味，暗暗谴责自己未免太快地就成了对方志同道合的“自己人”。
他陪对方四处视察厂区时，几次欲开口提出修改合同上那两个百分数的建议，但对方不断地问这问那，使他根本没机会提出。
一些工人正在厂区挖沟，抢修暖气管道。
全权代表站在沟沿上，望着沟中锈得起鳞的管道问：“多少年没换过了？”章华勋据实相告——那些管道从一九五一年建厂起，就深睡在地下，距今已四十五年了。
“真不可思议！”
全权代表说着，跃下了两米多深的沟底。而且竟能像高水平的体操运动员一样，一步也未踉跄，稳稳地就站了起来。对方既已跃下，章华勋也不能站在沟沿上了。他也跃了下去。他落地的情形可没对方那么潇洒，毕竟五十多了，毕竟比对方年长二十余岁。他落地时向前扑倒在稀泥堆上，双手和衣服都沾了稀泥。
全权代表则已蹲下细看那些管道了。他捡起一块卵石敲管道。管道一敲掉一片锈渣儿。
一名工人担心地说：“先生您别敲哇，没见我们在修嘛！敲个大窟窿怎么办？”
全权代表弃了卵石，掏出手绢一边擦手一边感慨地说：“都这样了，居然还能将就着供暖，你们居然还善于修，不简单！难为你们了啊！……”
另一名工人说：“我们是干这行的嘛！再不容易修，也得修啊！哪怕锈成了酥皮儿点心似的，只要厂里不更换，我们也得保证修好保证供暖啊！……”
管道四处射水，沟底下“细雨”漾漾。那几名工人的衣服全湿了。脸也全湿了。在十二月的寒冷之下，一个个冻得双唇发紫、浑身哆嗦。
全权代表看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再问再说，一声不吭便往沟上攀。沟上垂下一条绳子，沟壁上铲出了几个踏脚的浅窝儿。他攀得也很灵活，猫似的转眼就攀上去了。
章华勋就没他那般灵活了。他有关节炎，由于厂里的供暖管道常出问题，许多个冬季，车间里的暖气热三天、凉五天。他的关节炎，就是因日久天长地受冷落下的。几名工人见他自己难以攀上去，不得不托着他屁股朝上举他。全权代表也不得不伸下手拽他。
他上了沟，不禁满面窘色。
全权代表又发感慨：“在这样的厂里，拿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低的工资，造出差不多是世界上一流的步枪，这个厂的工人们都很可敬啊！”
对方的话使章华勋心头一热，顿时觉得，和对方的关系，真有那么点儿“自己人”之间的关系了。
他也感慨起来：“对对。您说得对极了！我们厂的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绝非一半儿素质好，一半儿素质不好。这一点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向您打保票！……”
对方有点儿困惑地看了他一眼，似乎不解他的话为什么要那么说。
“我们厂的老工人们，尤其有一种良好的传统，遵厂规，守厂纪……”
不料对方打断他说：“遵守厂规厂纪，那是一名工人起码应该做到的。如果工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是管理松懈，管理者失职。”用手朝沟下一指，俯视着那几名工人低声又说，“你替我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都可以免过考核这一关成为厂里的工人！我们面临的第一件事是改造厂房，很需要他们这样的管道工……”
章华勋听了，心中亦喜亦忧。替那几名可以免过考核的年轻工人喜，替“钳工王”等一批老工人的命运如何而忧。他们中许多人也和章华勋一样，患了比他还严重的关节炎，有的还因风湿性关节炎而患上风湿性心脏病。但他们年轻时都曾是厂里的骨干工人，十之八九曾是各级“劳模”。“钳工王”还曾是章华勋的师傅……
回到会客室，章华勋为全权代表沏了一杯茶，待对方坐在沙发上后，终于有机会说他早想说的话了。
“我们现在谈谈合同好吗？”
“谈谈……合同？合同不是早签订了吗？”
对方将刚端起的茶杯，缓缓地又放下了。很显然，他的话使对方感到了几分意外，也感到了几分麻烦。而对方那种猜疑的表情和那种本能设防的口吻告诉他，一切关于合同的话题，都是对方所不愿谈，认为根本没必要谈的。
“是啊是啊，是早签订了。但不是我签的，是我的前任……”
对方的态度，使章华勋的心理备受压力。
“我知道是你的前任厂长签的。我方的签署人也不是我。不管是谁签的，总之是签订了，而且公证了，具有法律性质了。所以关于合同的一切条款，都已经是既成事实，我的责任和权限，只不过是来履行一下接收这个厂的程序罢了。我看我们最好不要谈合同。谈超出了我们二人责任和权限的问题，我认为对我们都是不明智的，也肯定是徒劳无益的！”
对方以毫不含糊的言辞封章华勋的口，一开始就不给他留有一点儿余地。
“可……我现在不还是这个厂的厂长吗？所以我认为那合同……”
因为明明知道从对方到达那一天起，便意味着这个厂已经正式易主了，便意味着自己这位厂长已经被取消资格了——章华勋有点儿理直气壮不起来。
“可您已接受了委任证书。您已不是什么‘三二三’厂的厂长了。‘三二三’厂已成为历史了，不存在了。您已是我们将定名为‘绅士服装厂’的副经理了。所以我有必要郑重提醒您，您的立场，应该彻底地发生一个转变，转变到和我相一致的立场上来！”
对方的口吻中，已经带有训导的意味了。
“即使我以‘绅士服装厂’副经理的头脑思考，我也还是认为那合同……”
“章副经理，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愿，不想，也没有半点儿义务跟你谈合同，请不要使我反感！”
对方沉下了脸，口吻已经变得有点儿盛气凌人了。
章华勋怔愣住了。他眯起眼望着对方，一时陷入尴尬，不知还该怎么继续谈下去。
而对方重又端起茶杯，缓和气氛地笑笑：“咱们君子协定，说不谈合同就不谈合同！您也坐下嘛，喝杯茶暖暖身子嘛！今天可真够冷的，有零下三十度吧？……”
章华勋突然大光其火，挥了下胳膊，放开嗓门嚷道：“谈！必须谈！非谈不可！你他妈竖起耳朵给我听明白了，我说时你再也不许打断我！……”
对方没料到他会突然发作，被他的嗓门惊得手一抖，洒了一身茶。
于是轮到对方愣住了，眯起眼望着他陷入尴尬。
他从桌上拿起了那大红的委任证书，一大步跨到对方跟前：“你以为就这么个玩意儿，就能收买我的良心啊？就能使我一点儿都不替工人们的利益着想啦？就能使我彻底地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啦？没门儿！你们对我章华勋了解得那么清楚，怎么就忘了，也了解了解我章华勋和工人是什么关系？我章华勋不那么容易收买！……”
他将大红的委任证书抛在了对方脚旁。
对方弯腰捡起证书，掏出手绢擦了擦沾上的水迹，竖立地按在膝上，二指轻轻敲点着，不言不语地矜持地笑望他——那意思是，你说吧，我洗耳恭听。但你说也白说，我听也白听。
于是章华勋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就合同中的两个百分数，慷慨陈词，据理力争。
他说时，对方果然耐心可嘉地听着，一次也不打断他。不过二指始终轻轻敲点证书，任由他自说自话。
章华勋直说得口干舌燥，直说得嘴角泛起了白沫儿，他说得声情并茂，至仁至善……
“您说完了？”
“说完了！”
“您说了半天，说到底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认为——四十岁以下的工人保留百分之五十，四十岁以上的工人保留百分之二十，都保留得太少太少，对不对？”
“对！”
“我们接受这个厂的同时，根本不可能保留百分之百的工人，这您同意吗？”
“同意！”
“很好。我很高兴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得打发回家一批工人，无论从有良心没良心，是否符合社会正义感，以及是否仁是否善的角度思考，这都是没奈何的事，对不对？……”
“……”
“您回答我呀，大叫大嚷地回答也没关系！”
“对……”
章华勋的声音低了下去。
“那么，依您章先生，四十岁以下的工人究竟该保留多少？四十岁以上的工人又究竟该保留多少？……”
“这……”章华勋没想到对方绕了两个弯子，将问题反问给他了。
“前提是——只能从三千余名工人中，重新吸纳一千三百余名工人。这可不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而是一个在极限边缘的数字。这个数字，是由一些专家们，根据企业的规模、投资的总额，未来几年内生产、销售的科学预测确定的。也是经过计算机一次次进行的各项数据统计印证了的，多保留年轻工人，就只能少保留老工人，两部分工人都想多保留，那么就超过了吸纳极限。超过了极限，企业就背上了人员过剩的包袱，就没有发展二字可言了，那么不必您章先生慷慨激昂，我方也就不会投资了，您的良心不会有什么不安了，您也实践了您所谓的社会正义感，完善了您的仁和善的主张，但您同时也应该为全体工人找工作。否则，您的所谓良心，所谓社会正义感，所谓仁和善，不是空洞得很、虚妄得很，事与愿违吗？……”
章华勋从对方跟前一步步退开了，缓缓坐在沙发上了，低着头吸烟了……
“我们是办厂的，办企业的。不是办什么收容所，办慈善事业的。我认为，我们的总裁，比您章先生慈善得多！至今他已将几千万捐给了大陆的各项慈善事业！他的慈善才是名副其实的慈善。但是，如果他办一个厂，亏一个厂，他又哪儿来的钱捐给什么慈善事业？所以，我们总裁有句格言——以硬心肠创业，以软心肠济世，先薄爱而后博爱之！不知章先生以为如何？……”
章华勋一口接一口吸烟，吸罢一支，又燃一支。他被对方驳得无话可说。他提不出他自认为合情合理的两个百分数。与合同上的两个原百分数差距太大，等于强词夺理；正如对方所言，等于从基础上推翻合同。姑且不论他是否能够做到，一千三百多本可重新被吸纳为工人的人，要不恨死他才怪呢！另外一千七百多人也并没从中获得丝毫利益，因而也未必会感激他。空洞的、虚妄的、事与愿违的良心、正义感，以及仁和善，不是明摆着反而破灭了一半左右的工人们的希望吗？而与合同上的两个百分数差距不大，也不过就等于再勉强塞给对方些人，还是解决不了更多的人无法逃脱的失业命运……
“章先生，我看这样吧！”对方站了起来，第二次双手将委任证书递向他，“用您的话说，这个玩意儿，您还是应该接受。我们并没有什么收买的意图。未来的企业需要您。您熟悉的一千三百多工人，我想也是需要您的。希望您别太感情用事。我虽然比您年轻得多，却明白感情用事的严重危害性……”
章华勋抬起头来了，伸出手去了，双手欲接未接之际，不知为什么又缩了回去。
“当然，考虑到您在厂里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人际关系需要感情照顾，我个人做主，给您五个名额，只能五个，再多一个我也没权力了。我也是性情中人，该理解的可以理解。大陆不是有句话，叫‘理解万岁’吗？……”
对方又笑了笑。
章华勋也不禁笑了笑。连他自己都意识到了，他是笑得多么不自然啊！又是笑得多么屈辱啊！
他的双手，违背意愿地伸了出去，第二次接过了那份大红的委任证书……
对方从拷克箱里取出一页纸，将自己的笔横放在纸上，然后饮起茶来——单等他在那页纸上写下五个人名。
这是他平生所面临的，最使自己感到困窘，感到心理屈辱和难堪的情形。
他抬头望着桌子，吸着烟，许久未动。
对方不催他，也不看他，独自默默地静静地饮茶。
他终于按灭烟，起身走向那桌子，坐了下去，拿起了笔……
他在纸上写下的第一个名字，是“钳工王”的名字。
写罢他开始发呆。发呆了半天，才写了第二个自己认为必须照顾的老工人的名字；又发呆了半天，落笔写下了第三个老工人的名字。只剩下两个名额了。他觉得手中的笔沉甸甸了！他手心出汗了。他放下笔，将手在衣服上抹了抹，一笔一画地写下了第四个名字。
“五个，五个名额。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极限了，希望您千万不要让我太为难……”
对方低声从旁提醒着他。
而这时他心里正想到他的妻子。她的年龄当然也在四十岁以上，是老车工。按车工这一行来说，她的年龄太大了些，眼力不行了。再干下去是很容易出事故的，服装厂不需要四十五六岁的女车工，她当在被淘汰的百分之八十老工人以内，而且肯定将是属于坚决淘汰的人。她对这一点怕极了，近来已经怕到神经兮兮的可怜地步，一天到晚絮絮叨叨地问他，她变成了家庭妇女以后他会不会烦她、会不会和她闹离婚？他认为她的怕主要是一种失落心理的反应，也许还跟更年期有关。她的怕也影响得他有些怕了，怕她真变成了家庭妇女以后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仿佛一名害了思乡病的终身女佣，而他真的烦她，又没法儿安慰她，没法儿为她再谋职，更没法儿“解雇”她。这时代哪个单位还需要四十五六岁的女车工啊？……
她那张神经兮兮的表情可怜的脸，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眼前了，似乎在发急地对他说——写我的名字！快写上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名额得是我的！要不然我跟你一辈子别扭起来没完！
他闭上了一会儿眼睛，然而还是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她那神经兮兮的表情可怜的脸。
“还没写完？……”他睁开眼睛，一横心，在纸上写下了最后一个名字。并非他妻子的名字，仍是一位老工人的名字。
他将那页纸交给对方时，以为对方一定会问问他，那些人都跟他是什么特殊的关系。其实，除了“钳工王”曾当过他两年师傅，另外四人和他的关系丝毫也不带有特殊性。他写上他们的名字仅只因为一点——他们还能否有一份儿工资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实在是太举足轻重了。即使对“钳工王”，也非是师徒之情在起大的作用。“钳工王”的老妻比他的妻子大两岁，同样是厂里的车工。四年前患了胃癌，手术后提前病退了，在全厂人都只能开百分之六十工资的情况下，给她那点儿退休金不过八十多元，前不久她又住了一次院，癌症复发，早已全面扩散。如果“钳工王”再失业，他们的日子就没法儿过下去了……
章华勋想好了，对方一旦问，他就从“钳工王”开始讲起，讲完五位老工人的具体情况，还要接着讲许许多多老工人几十年来对厂里的贡献，讲他们和厂史那种休戚与共的关系，给对方好好上一堂中国工人阶级的起码概念课。
然而对方并不问他。对方看了那页纸一眼，当即折起，锁入拷克箱了。分明地，对方对他们究竟是五名什么样的工人，对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半点儿都不感兴趣。
对方向他保证地说：“您放心，他们的事就这么定了！到时候您再给我提个醒，免得我忘了。”
他却什么也不愿说了。
“怎么，我们之间这场由不愉快开始的谈话，只能不愉快地结束吗？您还有何指教？”
“我……我愉快了……”
章华勋强作一笑……
厂办主任李长柏打来电话时，他正梦见着“钳工王”，梦见着“钳工王”满身满脸都是血，拉着女儿的手向他走来。走到他跟前，开口便命女儿给他跪下，叫他“爸爸……”惊得他扯起那少女，骇问“钳工王”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弄得满脸满身都是血？“钳工王”惨然一笑，眨眼不见了。他正转着身子寻找“钳工王”，电话便响了……
“厂长，厂长你在听吗？……”
“在听！有什么要紧事儿你快说！没什么要紧事儿你把电话放下！现在才四点多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厂长我是有要紧事儿才不得不给你打电话的！……”
“别啰唆！”
“好好好，我不啰唆，我简明扼要向你报告——刚才，也就是半个小时前，厂里的粮店被盗了！我现在已在现场……”
“什……么？！……”
“厂里的粮、店、被、盗、了！……”
“你别离开，我马上去！……”
他放下电话急急忙忙穿衣服。
妻子也醒了，不安地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没好气地吼了一句：“少问！睡你的！……”
他家住的是平房。他推了几下，才将门推开。西北风啸起一阵阵呼哨，其声凄厉，风将雪扫向他家那一排平房，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起了二尺高的雪墙……
雪仍在下。他弯着腰，低着头，袖着双手，顶着一阵强过一阵的西北风，踏着深雪，艰难地朝粮店的方向走去。路上他看见大标语牌被刮倒了。标语牌上写的一条标语是——发扬工人阶级优良传统，争取改革年代再立新功！他也看见一株大树被雪压折了巨枝，如同一条被砍断的手臂，垂撑于地。只不过那白森森的断处没有鲜血流淌着，只不过树是不会发出痛苦的呻吟的……
粮店门口，手电筒光晃来晃去，有几个人出出进进的，一个人向他迎上来，他看不清对方是谁。
“李主任！李长柏！……”
“厂长，你不来，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天一亮，人人看见了，那影响可就太恶劣了！……”
他这才听出迎到他跟前的正是厂办主任。
“被盗了多少？……”
“你亲自看看吧……”
“我在问你！”
“不少！三百多袋苞谷面、一百多袋面粉、六七十袋大米……”
他走入粮店，见内况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糟，看不出什么哄抢的迹象，更没有肆意破坏的迹象。只不过堆放粮袋的库房几乎空了，使人觉得更像是被一伙人秩序井然地搬运空的……
“挂面、油、馒头什么的，都光了……”
“你是谁？”
“我是粮店负责人。厂长，我们可是几个人承包的，你得给我们做主哇！……”
对方“呜呜”地，孩子似的哭了。
“别哭！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哭，讨厌！李主任，你过来！……”
李长柏立即走到他跟前。
“什么人带的头？……”
“这……这我现在也没弄清楚……没一点儿动静。巡夜的警卫巡到这儿，见粮店门开着，觉得奇怪，进去一看，空了，心想可能是被盗了……”三百多袋加一百多袋再加六七十袋，还有挂面、油，没二百人，绝不可能悄没声地、迅速地就将粮店搬空了！
章华勋走出粮店，见一片脚印虽然被雪覆盖了，却依稀可辨。所去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将他的目光导向了宿舍区的一条主要土路。
“你们就没谁想到，应该顺着脚印追查追查吗？”
“厂长，我们都想到了……”
保卫科长这么说着，走到他跟前，打算向他汇报的样子。
“别叫我厂长！厂都被接收了，我还是什么厂长！”
“那……那……怎么叫你？……”
“叫我名字！或者叫我老章！叫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再叫我厂长！……”
他离家时忘了戴棉帽子，此时两只耳朵冻得锥刺似的疼，只得用双手捂耳朵，心里一股股的恼火直往脑门儿蹿。
保卫科长呆瞪着他，不开口了。
“你倒是说话呀！哑巴了？”
“滚你妈的！老子没什么跟你好说的了！你不是厂长了，难道老子还是科长吗？香港老板并没委任我是保卫科长！哼，老子回家睡觉去了！……”
保卫科长一说完，转身便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保卫科一干人吼：“你们干吗还不走？陪在这儿受冻，都不知是在替谁尽职尽责！走哇！……”
于是保卫科一干人，犹犹豫豫地，先后跟随保卫科长走了。
转眼间，粮店门前只剩下了章华勋和厂办主任二人。厂办主任李长柏临出家门没顾上穿棉鞋，脚上是一双在家里穿的单鞋，脚冻得不停地蹦高。
章华勋迁怒地冲他嚷：“你还在这儿受冻干什么？你也走哇！走哇！……”
李长柏哀求地说：“厂长……”
“别叫我厂长！”
“老章，咱们进粮店吧！我脚冻僵了！……”
“你家被窝里暖和！滚回家去吧！……”
李长柏却一转身冲进了粮店……
章华勋跟入粮店，见李长柏已脱了鞋，坐在地上，双脚上翘，将两脚蹬在暖气上。
李长柏看也不看他，自言自语似的说：“人人火气都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发火之前也得想一想，发的多少有点儿道理没有？人家保卫科长一接到汇报就来现场了，人家按常规照了相，人家及时通告了我，人家也顺着脚印追查了……但厂里许多人都走那条路，夜里又过了几辆车，再加上大雪一覆盖，分辨不清……”
他听出，李长柏也憋了一肚子对他的不满。
他靠着暖气蹲下，低声问：“你认为是谁干的？”
李长柏一仰脸，瞪着房顶说：“没根没据的，这我怎么能随便乱猜疑呢！不过一会儿县公安局的人就来了……”
“县公安局？……谁通知他们的？……”
“我。我还提醒他们牵条狼狗来。狼狗一嗅，准能追查出几个人……”
“嗨，你好糊涂！……”
章华勋“腾”地站了起来，目光四处寻找电话，一发现，立刻奔了过去……
“快告诉我县公安局的电话！”
李长柏告诉了他以后，他抓起电话就拨。但是迟了，县公安局的值班员说，刑警队长召集了十几个刑警队员，牵着两条警犬，已经出发到这儿来了……
他放下电话，又走到暖气那儿蹲下，双手捂着耳朵一个劲儿地搓，直搓得两耳火辣辣的。
李长柏瞧着他的脸问：“难道我通知县公安局，也通知错了？”
他根本不愿让县公安局的人来办这桩案子，更进一步说，他根本就不愿这件事成为一桩案子，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张不扬的，抹平过去拉倒。为了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策略。对于国家，安定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至高原则；对于这个厂，在此特殊的敏感的人心动乱的时期，又何尝不是呢？
但是他却懒得向李长柏解释。
李长柏倒也识趣儿，并不追问，掏出烟来。
二人都吸了几口烟后，李长柏耐不住寂寞，没话儿找话儿地嘟哝：“县公安局的人也该来了呀！”
他说：“他们来了，你就这么告诉他们——不过是粮店的人一时粗心，下班忘锁门了。风一刮，将门刮开了。巡夜警卫以为被盗了，其实什么也没丢，一场虚惊……”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这不等于是……耍人家嘛！”
“你要说得像真事儿似的！”
“那也等于是耍人家呀！”
“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我打电话通知他们来的，你又叫我骗他们，不也等于耍我吗？我不干。你想怎么骗他们，就自己骗！”
“我？……我是厂长，你是厂办主任！”
“你少来这套！刚才你还亲口说你已经不是厂长了！还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地发脾气，不许我和保卫科长叫你厂长！……”
“刚才我情绪太冲动。现在我不是情绪平定了嘛！”
“你情绪平定了？我情绪现在开始不平定了！我图的什么？还不知香港富商要不要我这个人呢！保卫科长说对了，都不知是在为谁尽职尽责！……”
“你别这么想嘛！”
“那我该怎么想？哎，透露透露，怎么研究我这个具体人的问题的？”
“研究你？研究你什么问题啊？”
“别装蒜！好歹我也是厂办主任，或去，或留，你总得和那位接收大员研究研究吧？我没功劳还有苦劳吧？”
“功劳也罢，苦劳也罢；都是算在前一本账上的了。人家根本不看前一本账。人家是重打锣鼓另开张，对一切人都重新认识，重新衡量……”
“妈的！操他妈！操他八辈祖宗！听你这话，已经没我的戏……”
李长柏的脸顿时由于激动涨红了，双脚从暖气上滑落，脚后跟“咚”地磕在地上……
“你别犯急啊！我可没说你已经没戏了！”
“听话听腔，锣鼓听音，当我是傻子呀？”
李长柏表情大变，一反平素温良谦恭之模样，有点儿气急败坏地瞪着他。
“我并没和那位全权代表研究过你嘛！真的！……”
“那……那你呢？……”
“我怎么了啦？”
“你是去？还是留？……”
“我……”
“你说！说！……”
“我……我留……他们聘我当副经理……”
他本想搪塞过去，不说实话。可不知为什么，已在内心里编好了的假话，舌尖上打个滚儿，竟没说出口，咕噜又滑回嗓子眼儿里去了，真话倒蹦出了口……
“你王八蛋！……”
李长柏骂了一句，就开始穿鞋。一穿上鞋，立即站了起来。
他仰脸瞪着李长柏，李长柏低头瞪着他，二人互瞪片刻，李长柏恨恨地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姓章的，我今天算把你看透了！原来到了关键时刻，你这人自私透顶！把自己的后路安排好了，就一点儿感情都不讲了，就谁都不顾了！我……我踢你！……”
李长柏狠狠地朝他后腰上踢了一脚，踢得他身子向前扑了下去。
待他也站起来，李长柏已离开了粮店。
他追出粮店喊：“你回来！你给我回来！……”
李长柏大步腾腾往前走，哪里有回来的意思！
而这时，天微微亮了。
他又退回了粮店。就剩他自己了，他想他不能拔腿走。他若也一走了之，县公安局的人来了，谁接待呢？连个接待的人都没有，那像话吗？他想他这又是在为谁尽职尽责呢？前一个厂已经不存在了，后一个厂还没定型，该抓谁抓谁呗！和我章华勋又有什么相干呢？若能一股脑儿抓走几百，还少了几百人竞争呢！我为什么要一手遮着盖着呢？我何苦来的呢？
正这么想着，外面传来刹车声。不待他往外迎，县公安局的人们，已经雄赳赳地大踏步闯进来了。来的人还真不少，十二三个。果然牵着两条大如毛驴似的凶猛警犬。
刑警队长和他是认识的。
握过手后，刑警队长说，半路车陷住了，要不早赶到了。他们浑身是雪。刑警队长又说，他的部下都是一个个被他从被窝里拽起来的……
章华勋非常过意不去了，赶紧用自己的双手替他们拍打身上的雪。两条警犬扬起鼻子，在空气中不停地嗅，发出“呜呜”的激动的低吠，一蹿一蹿的，扯得警犬员拖不住犬缰站不稳脚……
刑警队长说：“粮店都快被盗空了！这可算是一桩大要案了！正是严打时期，顶风上嘛！我早憋着侦破一桩大要案了！我的部下来时也一个个摩拳擦掌！这案子好破！我保证一个星期内一网打尽！咱们也争取上一次省电视台，爆个新闻大冷门……”
而那些刑警队员们，已经分散开了，在各处详察细看了。
“其实……其实没发生什么案子。不过是……是一场误会……什么也没被盗……”
“误会？……”
刑警队长浓眉之下那双似乎时刻在洞察什么的眼睛一下子睁圆了，表现出令章华勋无地自容的愕然。
“章厂长，您说，原来不过是一场误会？……”
“对对。不过是一场误会。其实……这都怪我们的厂办李主任，和我们的保卫科长……他们不应该在还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给你们打电话，害得你们……”
刑警队长皱起眉打断他，对自己的部下说：“同志们同志们，暂停暂停，都围过来，看来……”
于是他的部下都围过来了。
刑警队长又说：“章厂长，我是没法儿解释了！您向他们解释吧！……”
于是章华勋开始将全部“过错”往李长柏和保卫科长身上推，开始现编“故事”骗他们。他不是一个撒谎的专家。他的故事编得漏洞百出。而他们则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色。他看出他们谁都不相信他，他尴尬极了，想将“故事”编圆，却越编破绽越多，漏洞越明显……
“章厂长，解释完了？……”
“解释完了……”
他竟出了一脑门儿的汗。他将手伸进兜里掏手绢儿，却掏了个空。没揣手绢儿，只得以手抹脑门儿上的汗，抹了往地上甩……
刑警队长说：“章厂长，您别这么出汗。犯不着出汗。”他一一扫视着自己的部下，紧接着问：“你们怎么看？”
“一切迹象很明显，肯定是被盗了！”
“当然是被盗了。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不是白吃这一碗饭了嘛！”
“队长你看这米这面撒的！有个家伙还在被撒在地上的米这儿滑了一跤，摔破了哪儿，你看这是血迹！……”
他们七言八语。
两条警犬早已捺不住性子了，一蹿一蹿地要往外冲。一名警犬员没扯住犬缰，被犬挣脱，箭似的冲出门外去了。那警犬员也急忙追出去，于是外面一时的犬吠声唤犬声乱成一片……
刑警队长望着章华勋问：“章厂长，您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
章华勋诅天咒地：“同志们，同志们，请一定要相信我！如果我解释得不明白，那……那也是因为我有难言之隐衷啊！这么着行不行？大家看天已经亮了，早上了，各位都怪辛苦的，我陪各位吃早饭，陪各位喝几盅，我替我们厂办主任和保卫科长向大家鞠躬谢罪了！……”
于是他左转身，右转身，四面鞠起躬来。
他赔着笑脸拉拉扯扯，终于将刑警队一干人半情愿不情愿地引到了厂食堂的小餐厅。时间太早，还不到七点，食堂刚起火。他交代大师傅快炒一桌菜，然后就隐藏起一肚子的窝囊，陪着那些人喝茶、吸烟，无话找话东一句西一句瞎聊……
大师傅没料到食堂刚起火，厂长就须陪客共进早餐。一个穷县城，煤气还没普及。厂里的大食堂小食堂也是用煤的，不过比工人家多一台鼓风机。着急了，火势弱，就开动鼓风机吹一阵罢了。七点半，才上第一盘菜，八点多，菜刚上齐。
“来来来，诸位都别客气！家常饭菜，实在是算不上招待啊！只是给大家暖暖身子，满上满上，请，请……”
章华勋寒暄不已。
除了两名开车的刑警，其他人倒也不见外，擎起杯便饮酒，操起筷子便夹菜。章华勋看得出来，自己这位厂长若不陪他们共进这顿早餐，他们一个个心里是没法儿顺气的。满以为要破一桩大要案，亢亢奋奋地牵着两条警犬急如旋风般赶来，怎是他“误会”两个字就可以轻轻巧巧地将人家打发走的呢？人家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应召女郎”们啊！设身处地，站在人家的角度想想，人家一个个都不发火儿都不骂娘，而且他恳求人家留下吃顿早饭，人家就留下了，面对着炒土豆丝儿、炖萝卜块儿，不挑荤说素，就算都很给他面子很有涵养了！
章华勋满腹的愧疚没法儿说，只能以主动地、热情地陪酒的方式来表达。他不胜酒力，尽管摆上的是一瓶低度酒。三巡过后，他脸红得像关公了。忽然厂办的一名同志出现在桌前，朝他跺着脚急赤白脸地说：“哎呀呀厂长，你怎么在这儿喝起酒来了！你这不是自找着要挨众人骂么？……”
他放下刚刚擎起的酒杯，惴惴不安地问：“又出什么事儿了？”
“今天早晨八点钟，你不是召集全厂干部和党员开情况通告会吗？现在都八点四十多了！礼堂的管道漏水，没通暖气，都冻得受不了啦！许多人分头寻找你，哪哪儿都找遍了，没想到你在这儿喝得怪来情绪的！……”
一番话，说得客人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放下了筷子落下了杯，一个个神色比他还窘十分，说得他不由自主地、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而对方又一跺脚，转身先自悻悻而去。
“糟糕！”章华勋使劲儿拍了下脑门儿，然后朝客人们抱着拳口齿不清地说，“我……我险些误了大事！我得立刻走……走了……”
刑警队长往起一站，连说：“章厂长，真对不起！我们原本都不愿留下嘛，是你偏让我们留下啊！我们不留下实在是怕你觉得太没面子啊！你快去吧快去吧！同志们，我看我们也撤了吧……”
于是他们纷纷站起，牵上警犬，撇下章华勋，以紧急转移般的速度离开了……
大师傅送来一盆馒头，见状不满地嘟哝：“这不是浪费嘛，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章华勋气得大喝：“你别跟我念这套经！”
他脚步虚浮地走到外边，没戴棉帽子的头被寒风一吹，冷气逼心，浑身打了个哆嗦。胃里一阵翻腾，抱住门旁一棵树，“哇”地大吐起来。吐过，觉得胃里是好受些了，但身上更冷了。不过头脑倒顿时清醒了许多了。
他撒腿向大礼堂一路小跑……
跑到半路，头疼欲裂，就先跑到办公室去，沏了杯浓茶。想喝，无奈茶烫。也不敢再多耽误片刻，双手捧着保温杯又往礼堂一路小跑……
刚奔上礼堂台阶，正巧他妻子冲出来，夫妻差点儿撞了个满怀。
他妻子大声数落他：“一早儿厂里来的什么贵客，非得你陪着吃饭！你存心把全厂的干部和党员都冻僵在这儿呀！四点多钟就离开家，帽子也不戴，脸也顾不上洗！看你两眼角的眵目糊
！给你手绢儿擦擦！……”
他妻子也是党员，也和大家一样，在礼堂干等了他一个来小时，干冻了一个来小时。与大家不同的是，她两耳早已灌满了人们说他的损言怪话。而她对他说的话，其实也是有意说给别人听的，包含有变相替他开脱的意思。
但他此时已是心乱如麻。对妻子的大声数落，哪里还能领悟得那么全面！她的话，简直等于火上浇油。他想，我这个代理厂长，我这个非常时期的“维持会长”有多难，别人不理解不体恤，你还不理解不体恤吗？亏你还是我老婆！有别人数落我的份儿，还有你数落我的份儿吗？
他一手擎杯，腾出另一只手，猛将妻子往旁一推：“闭上你的嘴！躲开！”
他妻子险些被他推得跌下台阶去……
他走入礼堂，听到一片远雷般的跺脚声。不供暖，礼堂内比外边的温度高不了多少。只是北风吹不着人们罢了。
他听到背后有人骂道：“还捧着个保温杯来！人五人六的，以为都是来等着听长篇大论的呀！厂都卖定了，一个前朝代理厂长还充的哪门子大瓣儿蒜呢！……”
他走上台，张了张嘴，觉得嗓子发紧，说不出声来。不得不打开保温杯盖，先喝口茶……
“别他妈喝了！……”
又有人怒骂一句。
嗓子温润了点儿，不那么发紧了，但还是头疼欲裂。
“同志们……”
“别打官腔儿了！开门见山吧！……”
“我……我头疼得厉害……”
“活该！……”
“酒烧的！……”
“让我……让我喝完这杯茶……”
“装什么可怜样儿！通告完了情况回家喝去！”
任凭人们向他发泄怒气，他还是将那杯浓茶一口气喝光了，霎时出了一额头一身的虚汗……
“同志们，昨夜，咱们的粮店被盗了。几乎被盗光了……”
一片远雷般的跺脚声顿时停止了，人们渐渐安静了。
很多很多年以来，厂保卫科的人一减再减。因为他们除了例行的保卫工作，实际上没什么事可做。很多很多年以来，这个厂和它所属的社区内，连小偷小摸都很少有过……
他的话使人们感到愕异，感到震惊。
“我四点多就到现场了。我个人不想将这件性质严重的事当成一桩案件。但是我赶到现场之前，已经有人向县公安局报案了，由于我和在现场的同志意见不统一，所以县公安局的人赶到时，只剩我一个人留守现场了。我对他们说，不是案件，是一场误会……”
一时间鸦雀无声。
“你们应该不难想象，我对他们撒谎时，是多么难堪、多么尴尬。咱们在一个厂里相处二十几年了，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尤其在明显被盗过的现场，在公安人员面前，撒谎对我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们是为破案而来的。他们途中陷了车，他们都冻得够呛。天又亮了，快到吃早饭的时间了，不留人家吃顿早饭暖暖身子驱驱寒气，我不忍心。所以我陪他们吃饭。所以我也陪他们喝了几盅酒。大家都知道，我并不爱喝酒，喝酒对我是受苦。总之我来晚了，我让大家久等了，我让大家受冻了，我现在向大家谢罪！……”
他在台上一次次深弯下腰，四面八方地鞠躬。
已给县公安局的人们鞠过躬谢过罪，现在又给厂里的人们鞠躬谢罪，他内心里替自己难过极了，想哭。
“同志们，到年根儿了。再有几天就是新年了。新年一过春节紧接着就到了，厂里已经又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尽管与我厂签了合同的港方答应，工资一定会补发，但毕竟只是一种承诺，还没发到大家手里，中国人不过新年，总得过春节吧！厂里许多工人家生活都很困难，所以，我坚持认为，三百多袋苞谷面、一百多袋面粉、六七十袋大米，是某些家里生活很困难的工人，为了过个年，为了过上春节，向粮店借的。我相信，工资补发以后，他们是会主动地自觉地去粮店补交钱的。一时还交不上的也没罪，由我章华勋替他们担着了！在座的都是干部，都是党员，如果在座的人中，也有人参与了昨夜的‘借粮’活动，我希望能站出来，当众认个错儿，毕竟，那不是一种‘借粮’的好方式……”
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们仿佛定住了。都一动也不动。如同他是在面对一排排石头人说肺腑之言。
“那么，我希望，不……我请求大家，起码表个态，对我个人的决定，认为对，或错，支持，或不支持，也给我个明白，让我这个代理厂长，在刚才那件事儿上，心安一点儿，对大家的态度知情一点儿……”
依然是一片鸦雀无声。竟无一人开口。
他内心里更替自己倍感难过了。他低下头了。
突然地，许许多多的人异口同声地喊出一个字——“对”！
他抬起了头，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
“支持！”
“支持！”
“支持！”
他欣慰地笑了，如果不是他举手制止，全场人不知还要喊多少遍支持……
“同志们，下面，我将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
于是整个礼堂又鸦雀无声。
他首先从那份合同讲起。讲它是在怎样一种没有第二个选择的万般无奈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讲港商所做的种种承诺的可靠性，讲哪些方面港方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讲自己就合同和港方全权接收代表发生的争论，以及自己如何被那全权接收代表驳得哑口无言，没有道理再坚持……最后讲到了合同上两个冷酷无情的百分数……
有人哭了。
站在台上的章华勋，一开始并没听到那哭声。他只看到一些人回头。但仅仅半分钟后，他就听到哭声了。是一些女人们，女党员们在哭。听得出来，她们都企图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哭出声。那些四十多岁的女人们啊，她们一个个低垂着头，紧咬住自己的唇，有的甚至用手紧捂住自己的嘴，却还是哭出了声。于是她们的哭声此起彼伏。于是她们的哭声渐渐汇成一片，仿佛一些看不见的，淌出响声的水流在往一处汇集。汇集到足够高的水位，要猝地跌落为瀑布似的。
某些被丈夫抛弃了的妻子往往就是那么哭的。那是一种内心充满了委屈和悲伤，又没法儿对人说，又不知该用什么方式宣泄一番的女人们的哭声，是一种使男人们听了揪心的哭声，是一种最能引起男人们的怜悯的哭声，是一种男人们听了，愿像哄小女孩儿一样试图哄哄她们，抚慰她们的哭声。某些男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黔驴技穷地大耍活宝，希望能使她们破涕为笑……
果然有一个男人高叫：“嗨，我们的女布尔什维克们，今天都怎么了啊？想合演一出《小寡妇上坟》啊？……”
几个男人凑趣儿地笑了。
又有一个男人高叫道：“她们的年纪不可能再演小寡妇了！……”
然而没男人再跟着笑了。
蓦地，一个男人哭了起来。那是男人的号啕大哭。男人根本不加克制地、根本不顾及自尊地、根本不怕遭到耻笑地、旁若无人痛痛快快地号啕大哭，响亮而高亢。这一个男人的哭声，加入到女人们的那一种各自压抑着的哭声中去，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
于是女人们的哭声受到影响受到促发，顿时大了起来。
于是几乎所有的女人、所有的男人，都受到影响受到促发，都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站在台上的章华勋束手无策，泪在脸上“唰唰”地流。
他想不出一句可以安慰大家的话！
“都别哭！”
有人厉喝了一声，其声淹没在哭声中。
章华勋看到一个人站了起来——是“钳工王”。身子干巴瘦小的“钳工王”，离开坐位，一手捂着心窝，略微弯着腰，步子缓慢地向台上走来……
“钳工王”不姓王。姓姚。六十年代初，各行各业大摆擂台，竞赛出许多行业状元。他就是那时一举夺魁，被誉为全国的钳工状元的。锉、钻、铰刀、老虎钳等工具，在他那双手里，曾都被运用得如同法宝一般。当年竞赛时，他不与自己的同行们比，却向几位比出来的、全国顶尖的车工挑战。结果，他手工锉出来的零件，组装后所达到的严密程度，和那几位全国顶尖的车工们车出来的零件难以区别。有人大加怀疑，而他为了证明自己那双手控制力度的准确性，当众将他的奖品——一块手表从腕上撸了下来，往表壳上抹了些黄油，放在锻台上，问参赛的锻工们敢不敢用汽锤一下下粘尽表壳上的黄油？他们不敢一试。而他自信地坐上了锻工椅，手握汽锤操柄，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锤起锤落，粘尽了表壳上的黄油，而表完好无损，于是不但钳工们服了，车工们、锻工们也都服了，都看他那双长满茧子的平凡的神手，都说他这位钳工，真是气死车工、羞死锻工。“钳工王”的尊称，从此跟定了他。他的本姓，倒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钳工王”上了台，站在章华勋身旁，又厉喝一声：“都别哭！”
大多数人不哭了，噙着泪，呆瞪他。
章华勋往一旁闪了闪身，扯了“钳工王”的袖子一下，将“钳工王”扯到了台上的中心位置。他对“钳工王”说：“师傅啊，帮帮我！帮我劝大家别哭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劝……”
“钳工王”说：“徒弟啊，我也不知道。”
师徒二人在台上互瞪片刻，“钳工王”将目光扫向了台下……
“钳工王”举起了双臂……
战士肩上枪
我们手中造
枪上的准星
像我们的眼睛
……
“钳工王”沙哑着嗓子，低声唱了起来。他唱的是厂里人人都曾会唱的一首歌，他挥舞着他的双臂，自己为自己打拍子，他的声音不但沙哑而且气弱，但他的双臂，却是在尽量挥舞出力度。“钳工王”不会唱歌，更没当众在台上唱过。年轻时最不好意思的事便是被逼着当众唱歌，他自然也不会打拍子。只不过是在胡乱地挥舞着双臂罢了。他几乎每一句都唱走了调。他的手势没有一下准确地合在音阶上……
然而一些男人竟跟着唱了起来：
战士肩上枪
我们手中造
一些女人竟也跟着唱了起来：
战士立军功
我们绽微笑
……
脸上挂着泪的男人和女人们，将一首自豪欢乐的歌，似乎唱出了一首挽歌的意味儿。
“钳工王”的手臂停止挥舞，垂下了。
他张合了几次嘴，开口说话了。
他这么说：“大家刚才都哭什么呀？天没塌下来，地没陷下去，没谁宣判我们集体的死刑，明天、后天、大后天，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还活着，还得活着，还要活着，那现在又哭个什么劲儿呢？我老姚，自打入厂以来，从没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过言，是不是？可今天我想说两句。希望大家给我一次机会，允许我从从容容地，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完，今天以后，我肯定没机会说了。我想说的是，‘文革’中，因我是劳模，多次调我去大学里当工宣队，而且封我为工宣队长。我没去过，也没把工宣队长这种预封当成过一回事儿。我这辈子，最大的光荣就是靠自己的双手争了个‘钳工王’的尊称。人一辈子有过一种符合自己实际的光荣，应该知足了。当年我为什么不愿去当工宣队长呢？当年我寻思——咱才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到大学去横插一腿干什么呢？怂恿咱去管大学咱就傻兮兮地去呀？管得了吗？去了不也是瞎胡闹吗？……”
不再有人哭了。尽管还有人在默默流泪。尽管人们都不太明白“钳工王”今天为什么要上台当众提当年的事儿，但出于对他一向的尊敬，全体望着他，全体聚精会神地听着……
章华勋也不明白他，也在认真听他的每一句话。
“近些年来，时兴了一个新词叫‘反思’。‘反思’不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反过来想一想吗？以前，总把咱们工人叫‘领导阶级’，其实咱们又哪里真的领导过什么呢？近些年来我就总反过来想，一个国家，在快到二十一世纪的这个年代，要富强，要改革，要腾飞什么的，也许就轮到咱们工人阶级来牺牲了，一旦想通了这一点，也就想通了现在的许多事儿。下岗啊，失业啊，果真是改革需要咱们咽这颗苦果吗？那，咱们就当成是咱们的命吧！人对命可以不满，可以不服。不满不服，才生出志气。哭多丢人啊！哭有什么意义啊！……”
气氛又恢复到鸦雀无声了。人们听得屏息敛气。
章华勋怕“钳工王”说出什么影响不良的话，急对他说：“师傅师傅，您别说得这么这么……那个……师傅，大家听着，我现在很负责任地宣布，经过我的争取，姚师傅和另外四位老师傅，已经被港方无条件地收纳为新工人了！”
“钳工王”却一点儿也没高兴。
他看了章华勋片刻。他的目光变得忧郁而温柔了，仿佛一位因为什么事内心里觉得对不起儿子的父亲似的。他的目光里分明地包含有比语言更多的意思，以及语言难以表达的意思。
他接着说：“徒弟啊，这我当然是非常感激你的。难得你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揣着我这个师傅。但我，不想入新厂……”
章华勋非常不解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却又不便直问，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师傅您这又何必呢！师傅您这又何必呢！……”
台下的人们对“钳工王”也大惑不解。他们皆静静地望着他，期待着他给他们一个明白。
“钳工王”接着说：“近几年，厂里开不出工资的情况下，我和我老伴儿还花了厂里不少医药费。我常感对不起厂，对不起大家。我这厢给大家鞠个躬吧！……”
于是他恭恭敬敬地向台下鞠了三次九十度大躬。
鞠躬后，他那原本佝偻着的腰，似乎更挺不直了。
他就那么弯着腰，一手捂着胃，保持着近于鞠躬的体态，又缓慢地说：“我老了，腿发软了，手也发抖了，我干不了什么了。我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已经干不了什么了，编入新厂，不是等于想躺倒在新厂的福利上吗？这多让人瞧不起啊！这点儿志气，该保留，咱们还是要保留的。空出名额，多解决一个年轻工人的就业问题吧！再多解决一个家里困难之人的就业问题也好啊！说了这么半天，其实我想对大家说明白的意思只有一个——如果咱们面临的是绝境，如果前边是一条大江大河，只有一条船，只能渡过去一部分人，渡过去的人就有了生路，难道咱们在座的，都会如狼似虎地争着往那条船上爬吗？我看不会，起码我‘钳工王’不会，我想你章华勋和许多人也不会！何况，农村人能离乡背井到城里来打工，我们城里人，不需要离乡背井，我们去打工还不行吗？天无绝人之路啊！所以，一句话归百种，咱们别哭，别争，别闹事儿，老的让年轻的，年轻的体恤点儿老的，咱们就当是一群牛马，没精神的，也要抖擞起点儿精神啊！任人家挑，任人家选吧！这世界，做衣服的人多了，总比造枪造炮的人多了好啊！如果咱们是投资商，要投入多少个亿办工厂，不是也愿挑选年轻的、文化水平高点儿的工人吗？不是也不情愿收五十多岁干不了几年就得养起来的吗？最近我又常想，每人一张嘴，张大了也不过就直径三十多厘米，可乘以十二亿，那就是一个直径三十六万公里的巨洞啊！每天都得往这个洞里倒吃的、倒喝的！谁叫咱们中国人多呢！将来的厂，还是咱们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厂嘛！咱们中的一部分，还是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名分还是中国工人嘛！咱们中的一部分，终于又有工作了，终于每月能开全资了，终于盼到工资比以前高不少的日子了，咱们不是应该高兴吗？不是一件大喜之事吗？……我老姚今天就说这些，大家爱听不爱听的，反正都听了，不对的，你们也别背后骂我。我真的没机会再跟大家说这么多了……”
在人们鸦雀无声的注视下，“钳工王”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一手捂着胃，低头往台下走。他走到台口，站住，转身对章华勋又说：“徒弟啊，还有一件事儿，我当众拜托给你了。就是我那女儿，大家都清楚的，她不是我‘钳工王’的亲生女儿，是我当年捡的。反正她肯定是咱们这个厂的工人的后代无疑。哪一天我和我老伴儿，如果……都不在了，希望你能将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她负起份儿责任来……”
被“钳工王”的“演说”打动得心酸泪流感慨万千的章华勋，醒过神来赶紧走过去扶着“钳工王”下台，一边说：“师傅您放心，您一定放心吧！……”
将“钳工王”扶到台下后，章华勋又登上台，接着发表“演说”。其实他觉得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也明知自己是不可以讲得像“钳工王”那么实在，那么直率，那么掏心的。但“钳工王”讲完，自己不再接着讲几句，又似乎有些不妥。没什么可讲的而必须得讲，他就讲得很没条理，很不由衷，无非一再重复自己已经讲过的话，一再自以为是地修正“钳工王”讲得不够全面不够艺术的意思。他颠三倒四地讲了二十多分钟，台下渐渐响起了嘘声，响起了跺脚声，有人干脆起身退场……
“哎哎，那几个人，都别走都别走，坚持一会儿，还没发表儿呢！……”
站起来大声制止的是李长柏。他怀抱着一大摞表格。不管章华勋是否还要继续说什么，便自作主张地散发起来。
章华勋在台上尴尬了几秒钟，趁机跃下台，躲到一个角落吸烟。
他认为自己所主持的最难的一次会，也就如此这般地临近结束了。他有一种安全着陆的庆幸。庆幸没被撵下台，没挨骂，没受唾，没发生什么控制不住的局面。这使他不禁暗暗感激“钳工王”。谁也不能不承认，“钳工王”的一番掏心窝子的“演说”，对稳定人们的情绪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钳工王’，姚师傅！老姚师傅！……”
他的妻子在拿着一张表格纸寻找“钳工王”。那表格没什么特殊的意义，只不过是录用时的履历参考罢了。
“‘钳工王’！……”
“姚师傅！……”
“咦，他哪儿去了呢？……”
一些人帮着他妻子寻找“钳工王”。
“钳工王”早已离开会场了。
他走到他妻子跟前，要过那张表格说：“给我吧！老姚师傅的履历我十分清楚……”
他掏出笔，想坐下替“钳工王”填写表格。将坐下还没坐下之际，听到了一声猛烈的爆炸……
这一声猛烈的爆炸，将每一个人都震呆了。
全体刹那的呆状之后，人们争相往外冲。章华勋被人流裹挟到外边，跟随人们朝西北方向一片空旷野地跑……
那儿硝烟还没散尽。雪地上出现了一个熏黑的坑。坑的周遭，方圆数米内，白雪上遍布猩红的点子。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
人们跑那儿，围着那坑，看着。一时都猜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捡起了半顶帽子：“看……这……这是不是‘钳工王’的狗皮帽子？……”
“是！没错儿！是他的！他刚才在台上不就戴着这顶帽子来吗？……”
“那儿是什么？挂在树上的！……”
附近一棵树的枯枝上，挂着大半条灰色的围巾。旗幡似的，在寒风中飘摆……
一个小伙子攀上树取那围巾。他还没下树就失声痛哭了：“是我师母的围巾！师傅啊，师母啊，你们何必这样啊！天啊天啊，我的好师傅啊！……”
小伙子哭晕了，从树上摔落下来……
人们什么都明白了。
一些男人和女人，摘下了他们的帽子，摘下了她们的围巾，纷纷地，双膝跪在那坑的周围了。他们和她们，都是“钳工王”的徒弟，或者，是他的徒弟的徒弟……
章华勋和另一些人，也都跪下了。
旷野上，寒风中，一片哽咽，一片哭声。
在一九九六年最后几个日子中的这一个日子，这个解体了的军工厂的几代工人，以跪和哭，悲痛地哀悼他们中曾经最优秀的一个。
“钳工王”的女儿，哭着交给了章华勋一封信。
“钳工王”在那封信中写道：“徒弟，别抱怨我和你师母就这么走了。也替我请求大家别抱怨我们。你师母早就不愿成为他人和社会的累赘了。她早就暗暗下了决心做出这种解脱自己也解脱他人和社会义务的选择。她跟我商议过多次了。我终于被她说服了，我们感情深，这你也是知道的。何况医院最近诊断出，我的一只肾已坏死，所以，我莫如陪她一齐走。我俩在厂里徒弟太多。我们都不愿死后再给大家添任何麻烦了。人家刚接收新厂，就为我俩开追悼会，多不吉利，又多讨厌呢！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一种走得无影无踪的办法。如果反而添了更大的麻烦，那对我们来说是事与愿违。答应我们，千万别开追悼会。没那个必要……”
章华勋的泪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信上掉。
他没看完那封信，就将“钳工王”的女儿扯入怀中，紧紧地紧紧地搂抱住，怕她被谁从怀中夺走似的。
而那少女，就哭着叫了一声：“爸爸！……”
章华勋被叫得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他几乎哭得喘不过气来……
他从怀中推开少女，又向那坑接连地磕起头来……
那被炸黑了的坑，似乎在默默地向他倾诉着什么……
它似乎意味着，这一代钳工之王的一个令人震撼的句号。
他曾是他的许许多多工人弟兄和工人姐妹们的骄傲。
他的传奇性故事，曾使“钳工”这一工种增加过非常荣耀的光彩……
章华勋对自己恨极了。恨自己为什么那么麻木，竟未从“钳工王”的“演说”中预感到悲剧的发生……
所有的人都向那坑磕起头来……
离人们不远处，站立着港方的全权接收代表。他缓缓地，也从头上摘下了帽子……
第二天，港商代表紧急约见章华勋。
“非常抱歉，我又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还给你们这个，我想，我应该带领那些将被裁减下来的工人另谋我们共同的出路……”章华勋将那大红的委任证书放在了桌上。
“不后悔？”
“不。”
“等等。先别走……我想告诉你——昨天，我与我们总裁通了一次电话，他已决定另拨三千万元，扶植将被裁减下来的工人们，办一个分厂，隶属总厂。将来可以为总厂进行多种经营。我的意思是……这也需要一个有凝聚力而又有奉献精神的人……算是贷款方式的一种扶植。第一年免息，第二年按大陆的息率付息。第三年要按香港的息率付息……你敢不敢？……章先生，昨天，我的心情也非常难过，你如果说敢，我的心情会好受些……”
“敢。我当然敢！……”
全权代表欣慰地微笑了一下。
“那么，你就得坐下，和我详谈这件事了。”
章华勋凝视着对方，默默地，然而也是表情坚定不移地在沙发上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