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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盏幽蓝的水银灯，睥睨地俯视着从它们下面蹒跚经过的瘦小身影。
火车站的自鸣钟，当当地敲响了十二下。光华街，没有车辆，没有行人。葛全德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向家走。初雪，白天被各种车辆碾压得很实，很硬，像一层平滑的塑料贴面，铺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路灯清冷的银辉，戏弄着葛全德的身影，将它渐渐抻长，再将它渐渐缩短。
这座北方城市不久之后即为开放城市，所以这条原来坑坑洼洼的土路便在很短时间内修筑成了全市第一等质量的柏油马路，从飞机场通往闹市中心。仅两年内，马路旁就盖起了十几幢四层以上的高楼。新盖的高楼和原先的高楼很有规则地彼此连接，挡住了它们后面的小街陋巷，挡住了一片片矮屋破房的人间烟火。
每盖成一幢楼，便有许多人家从四面八方搬来。这条街空前热闹了。街上来往的小汽车多了，楼前停的小汽车多了。不但小汽车多了，摩托车也多了。生活在小街陋巷的青年，以前看到别人的一辆“轻便”也羡慕不已，如今瞧着进出于高楼的或男或女的同龄人潇洒地骑着各种牌子的崭新的摩托驶来驶去，威风而神气，就不只是羡慕，简直有点嫉妒了，同时也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大杂院的姑娘们对摩托倒不甚感兴趣。摩托虽然标志着现代化，毕竟距离她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即，将骑着摩托上下班的美梦寄托于二〇〇〇年呢，那时自己青春已逝，徐娘半老了。她们注重的是在她们的生活水平线上不难实现的。于是某些出入于高楼的时髦女郎的服装、发型、化妆、仪态，一招手一投足的举止，一颦一笑的表情乃至行走的姿势，都被她们暗中加以研究和学习。她们中有小家碧玉之美的姑娘经过研究、学习，继而效仿甚而发挥之后，夏日的傍晚就三三两两有意无意地徘徊在高楼前，要与那些大家闺秀们一比时髦和美貌。倘若高楼里的小伙子的目光被招惹得粘在她们身上，她们便会感到一种满足和……胜利。她们的母亲们行走在光华街上，却禁不住扬头朝马路旁高楼的窗口张望，比较谁家的窗帘更美观更典雅，谁家阳台上摆的花品种更多更好看，以此推测这些人家的社会地位。
此刻，光华街马路旁高楼的多数窗口已黑暗。彩色的诱惑人的灯光将那些没有黑暗的窗口映成恬淡的红色、蓝色、黄色、粉色或其他颜色。绰绰的人影一对一对从这些垂落着半透明的刺绣窗帘的窗口闪过去又晃过来。高楼里的人们要比那些生活在小街陋巷的人们精力剩余多得多。如果是夏天，立体声录音机播放出的优美音乐就会飘荡到马路上来。
葛全德走累了。
他走了一个多小时了，再走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他六十八岁了，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用他自己朴素而实在的话说，卖了一辈子“苦力”。不仅这座城市有许多幢高楼大厦的水泥砖缝中，凝固着他的汗珠子，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省区内的大三线建筑工地，当年都扔弃过他穿破的工作服和劳保鞋。如今他老了，他退休了，回到了这座城市，回到了家中。二十五年前，他告别妻子儿女跟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的建筑队伍奔赴大西北时，他家就住在光华街尽端，一条窄得不能并排通过两辆自行车的小胡同里的一间半泥草房中。今天他家还住在那条小胡同里，还住在那一间半泥草房中。自从光华街马路旁盖起一幢幢高楼后，他总感觉到他自己，他的一家，以及所有那些生活在矮屋破房中的人们，是众多很有必要被“挡住”的人们，就像他的老伴用花布帘挡住家中最不体面、最凌乱、最羞于让外人看到的一角。这种感觉常常使他很惭愧。人活到这般地步，还活得有什么意思呢？
但他还很想长久些地活下去，活到七十八岁，八十八岁，九十八岁，一百岁。他不愿死，怕死，一想到死，他的心就缩紧。大儿子虽然有对象了，但还没定下结婚的日期呢。二儿子二十九岁了，对象还没影呢。二十三岁的女儿秀娟，还待业呢。老伴还没跟他过上一天舒心日子呢。他家还没住上楼房呢！最后这一点，曾使他产生多么强烈的盼望啊！近来这盼望已在他心中渐渐泯灭。被高楼挡住了，搬进楼房的希望也就更渺茫了。他并不因此而仇视那些新盖的高楼以及住在高楼中的人们。不是要使一部分人的生活先过好起来吗？偌大个中国，十几亿人口，为什么必得他自己家的生活先过好起来呢？早好晚好，只要家家户户的生活早早晚晚都能好上，他葛全德就毫无怨言。
他葛全德六十八岁了，退休了，不还实实在在地为别人们先住上楼房贡献着自己身体内所剩不多的力气吗？就为这，他今天下班前竟忘记了一个老年人的身份，大打出手。他眼下干活的施工队，是由几十名街道待业青年和十几名“特殊待业青年”组成的。唉！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喊反对“特权”，可非常应该的事偏偏那么非常难以实现！某些人的“特权”，不但“反”来“反”去就是反不掉，连待业青年中也产生了“特权”。施工队那十几个“吸血鬼”——葛全德这么看待他们，个个都是有来头的。某某区长的小姨子的表弟，某某公社书记的干外甥女，某某局长的大公子的女朋友的女朋友的女朋友的男朋友的妹妹的男朋友……他或她们胸有成竹地等待分配到好工作，同时在施工队挂个空名，每月白拿钱。他们拿到手的哪一张钞票不是施工队其他人汗珠子掉在地摔八瓣换来的？他们就拿着这样的钱和哥儿们姐儿们下馆子，和“朋友”旅游，花天酒地，任意挥霍。他们每个月最多到施工队“上班”那么十来天，每天也不过混上那么两三个钟点，在这两三个钟点内甚至连工具也不摸一下，男的甩扑克，女的织毛衣，打情骂俏，旁若无人。施工队长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其他人敢怒而不敢言，得罪他们不起。得罪了他们中的哪一个，不但本人吃亏，还会给施工队招来麻烦。介绍他们到施工队来的那些人物，一跺脚就可能震落所有人的饭碗。
“吸血鬼”们只有发工资那天会一齐来到施工队。
今天就是发工资的日子。
一个雄性“吸血鬼”点了一遍拿到手中的钱，问会计：“怎么少发我五元？”
会计赶紧解释：“这个月咱们联络的活儿少，不只你们几个，每个人都少发了五元。”
“吸血鬼”眼珠子顿时瞪圆了，手中的钱啪地朝桌子上一拍，吼道：“联络的活儿少，关我屁事！少发我一个钢镚儿也不行！”
吼声惊动了队长。队长从隔壁走过来，慌忙上前调解，一边劝那“吸血鬼”别生气，一边朝会计递眼色：“补上，补上！补给他五元钱！”
会计一言不敢发，拿起五元钱，低声下气地递给“吸血鬼”。
葛全德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一步跨到会计身旁，劈手夺下“吸血鬼”正欲洋洋得意地接在手中的五元钱，大声质问队长：“凭什么道理非要补给这家伙五元钱？”
队长一怔，随即说：“老葛头，你别管！我是队长，我有权做主！”
其他几个“吸血鬼”这时给同类助威，男吼女叫：“不给我们每人都补上五元钱，我们今天没完！”
“对！没完！谁也别想从会计这儿领了工资去！”
另一个“吸血鬼”说罢，一屁股坐到会计的办公桌上，跷起二郎腿，手拿算盘哗啦哗啦地抖着玩。
“嘻！我那五元钱可不指望队长大人做主，指望你给我做主了啊！”一个擦粉抹红的雌性“吸血鬼”厚颜无耻，拿腔拿调地说完，也一屁股占据了办公桌的另一半，悠荡着两条长腿嗑瓜子，成心故意地朝葛全德脸上啐瓜子皮儿。
葛全德的胸膛几乎被气得炸裂开来！他的腮帮子像通了电似的抽搐着。
那雌性“吸血鬼”乜斜了他一眼，抬起一只手，伸得笔直的小手指差点触到他鼻子尖上，有恃无恐地耍弄他：“葛老头，你站得离我这么近干啥呀？我好看也不愿意让你这老头子直勾勾地看呀！回家看你儿媳妇去！”
“他儿媳妇还不知道在谁的腿肚子里转筋呢！”
“在我腿肚子里！”
十几个狗男狗女，你一言我一语，用下流的话侮辱他，放肆地爆发一阵大笑。
那张擦粉抹红的脸在葛全德眼前模糊起来，仿佛一块白墙皮上蠕动着两条艳红的毛毛虫。
他狠狠一记耳光扇过去！
墙皮消灭了。毛毛虫不见了。什么东西扑通一声从桌子上滚下地，耳边响起了女人只有在生不出孩子时才会嚎出的那种尖叫。
“老东西！你敢打……”雄性“吸血鬼”手中的算盘朝他脸面砍来。
葛全德早年在山东老家练过一身争凶斗狠的拳脚功夫，初闯关东那阵子，曾是山东穷人“同乡会”的“三把持”。他今天突然想舒展一下长久未练的拳脚！
他眼疾手快，偏头闪过砍来的算盘，弯起的胳膊肘像修鞋匠的丁字铁拐一般，朝对方胸口捣去。对方“唉哟”一声，表演了个“后滚翻”。
他跃开一步，靠着一个墙角刚刚站定，除了挨打的那一个，全体雄性“吸血鬼”呼啦一下围住了他。野蛮而残忍的目光从他们每个人的两眼中投射出来，凶恶地盯视着他。
他胸中积压了很久很久的那种郁怒，那种为自己也为施工队其他的人明吞暗忍的不平，那种得不到发泄机会的像岩浆一般在胸膛内奔突翻滚的激愤，和老年人那种难以阻挡的狮虎般的狂暴，此刻彻底冲决理智的堤坝了！
他猛喝一声：“谁先上来谁先死！”从墙角操起一把铁锨，护法金刚似的高举过头顶。
他是要拼老命了，他完全被一种要跟什么人拼老命的冲动所支配。郁怒、激愤和狂暴异常强烈，如一头在黑暗的森林中遭受矛枪刺杀的老熊。今天他要使那几个有“幕后人物”的“吸血鬼”们显出原形来！
他们被他震慑住了，一个个如木偶泥胎，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一动也不敢动。
厉害的怕拼命的。
他们看出了他不是吓唬人，是要玩儿命！他们在犹豫着要不要进攻和又不甘退却示弱的防范状态中，一个个暗自思忖：拿他们的还没有享尽人间乐事的小命，换葛全德活了六十八岁的老命是否很划算。
葛全德没给他们充分考虑的时间，他仍高举着铁锨，对其他被咂吮了几个月血汗的人大声命令：“你们还他妈瞧什么热闹，给我往死里揍呀！”
那些在社会上没半点权势攀附依靠的年轻人，他们明知自己毫无希望分配到比施工队体面的职业，他们也再不愿被抛回到“待业青年”的生活转盘上，他们将来的全部生活图景都是跟这个街道施工队的存亡连在一起的。他们每天都在用自己的肌肉和力气，维护着施工队刚开始被各个建筑部门承认的信誉。他们在被剥夺收入的同时，也感到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蒙受着被极端蔑视的悲哀。他们早已忍无可忍！他们早就盼望着有谁对他们下达命令呢！葛全德的话音刚落，他们便大喊一声：“打！”纷纷揪住“吸血鬼”们痛打起来。被打者一时间哭爹喊娘，顿失往日的骄横狡悍。雌性的泼野总是假借雄性的嚣张的。她们像一只只被剁掉了半截尾巴的猫，虽然并没遭到一拳一脚，却恐惧地惨叫着，抱头在工棚中逃窜，惊惶之下，寻找不到门，缩在一个墙角挤做一团。
葛全德猛然恢复了理智，喊一声：“别打啦！”
哪一个睬他！他的话在打开之后便丧失了权威。
……
几分钟后，工棚里安静了下来。被打者，两个躺在地上哼哼，几个逃掉了，四个乖乖地靠墙站着，鼻青脸肿，眼皮都不敢撩起来一下。
刚才施工队长不知避到哪里去了，这会儿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了。
“老葛头，今天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他摆出了队长的架子。
葛全德胸膛内刚刚平息下去的怒火，又腾地蹿到了脑门儿。他妈的，这几个小杂种凭着一点点权势做靠山，就胆敢几个月来剥夺施工队众人的收入，你当队长的放过一声响屁吗？你的收入自然是不会被剥夺的，因而你处处庇护他们，跟他们称兄道弟，亲热得没比，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为你办这事办那事，此刻，你嘴里倒说出什么“后果”，什么“责任”来了。
他捋起了袖子：“再多言，连你也揍！”
队长吓得倒退数步，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瞪着葛全德，心想：这老东西今天一定是疯了！他平日活儿也能干，话也不多，从不发脾气的呀！
“好，好！你厉害，你是大爷！从今天起，我这队长让贤，你来当好啦！”队长说罢，拂袖而去，怕溜迟了，葛全德真揍他。
队长走了以后，葛全德朝那四个靠墙站着的扫了一眼，一跺脚，“滚！”
他们如获特赦地滚了。
葛全德又朝躺在地上哼哼的那两个扫了一眼，吩咐几个平素很尊敬他的小伙子：“把他俩送走！”
“往哪儿送？”
“送医院！”
……
工棚里剩下葛全德自己时，他心中倏然产生一种孤寂之感。他朦胧地意识到今天自己发作得太过分了，却并不后悔。他这会儿的心绪倒很像一个孩子，刚刚做了一件早想做而缺乏勇气做的事，如今终于做了，对自己的勇气大为吃惊。既感到一种盲目的痛快，又因做来不过如此而感到无所谓，还来不及思考后果。
地上撒满了钢镚儿，他弯下腰去捡，一边捡一边数，一共捡起了九十二枚，都是一分的。肯定是会计在慌乱中收钱时落地的。他想，明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要问问会计到底缺了多少钱。不管缺多少钱，他都给补上。会计家里生活困难，不能让会计倒霉。
他双手捧着满捧钢镚儿，忽然又想到，在别人眼中，自己一定是个老财迷吧？今天不就是为了五元钱扮演了一次老荒唐的角色吗？施工队里那些平日很尊敬他的小伙子们从此会怎样看待他呢？他可完全是凭着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的良心为他们挺身而出，为他们伸张正义的呀！他们能理解到这一点吗？今天晚上，他们躺在被窝里，揉着被挫肿的手指，舔着松动了的牙齿，会不会暗暗诅咒：都是那老东西唆使，不就五元钱嘛，几个月来的剥削都忍了，何必在乎！倒被老财迷利用了！
他一开始这么想，似乎同时就有一百条理由可以充分肯定，他们今晚准会诅咒他的！
这难以驱除的想法令他内心无比悲哀！仿佛连自己也觉得自己竟那么卑下可耻了。
但是天地良心，他并非老财迷，也从没在钱字上怎样认真过。他今天的荒唐，完全是由于同情他们，怜悯他们啊！是的，他同情施工队这些普通家庭出身，本人也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小伙子们。他们既想获得尊重，又时常不被尊重的痛苦的人格，使他深深怜悯。如果不是为了他们，他才不会因每月多收入三十几元钱到施工队来受腌臜气呢！
五十二元的退休金，够他和老伴、女儿节省着花的。他也多想学某些退休老人的样儿，每天拎着鸟笼子到公园散散步，练练腿脚，活动活动筋骨，侍弄侍弄花呀草呀的，找个老伙计下棋，谈山海经，一块儿去钓鱼。这样的生活他并非不愿过，也并非不会过。这样的生活起码会使他与世无争，襟怀洒脱，少见许多不平之事，心中也少郁积许多积愤夙愁，乐乐悠悠、健健朗朗地多活上几年。他本已逐渐习惯地过上了几天这种日子。
在他刚刚开始感受到这种日子对一个六十八岁老人身心的种种益处时，施工队长有天晚上来到了他家里。客人自报家门后，立即从兜里掏出“大中华”，恭恭敬敬地递给他一支烟，笑容可掬，虔诚之至地向他讲明来意，要聘请他到施工队当一名质量监督员。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聘请。他说自己这把年纪了，干不动体力活儿了。总不能到施工队只当质量监督员，什么活儿都不干吧？
施工队长却以为他在拿价钱，伸出一个巴掌三个指头，给他初定每月八十元的工资，并声明以后再加。他有些生气，他认为施工队长分明在跟他做一桩买卖，要用每月八十元钱的价格买去他退休后的残余日子。这段日子对他是无比金贵的，过一天生命就少二十四小时！谁知他还能活几个二十四小时？他葛全德为什么就不该享几天清闲福？施工队长出的价格虽高，他却不想成交。
施工队长不尴不尬地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又说：“这样如何，你若答应了，你大儿子也可以到施工队去干活儿！”
他动心了，大儿子葛玉明从北大荒返城，当时还没工作，全家发愁，玉明更愁。
善于察言观色的施工队长，看出他已被动摇，便不失良机地进一步瓦解：“葛师傅，我今天是三顾茅庐请诸葛呀！您不出山，我今晚就不离开您家。咱们这是个由街道新组织起来的施工队，为了解决几十个社会青年的待业问题呀！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您比我清楚，您家玉明没有工作闲待在家里，在您这当父亲的心中不是块病吗？可咱们这施工队，招牌打出来了，信誉还没争取到啦！一听说咱们连个懂行的质量监督员都没有，哪一个施工单位都信不过，不签合同。您能眼瞅着咱们这个施工队组织起来了又散伙吗？我是受几十个待业青年之托来聘请您的，您忍心一口拒绝吗？……”
谁的心能不被如此一片赤诚打动？
葛全德一拍大腿：“别多说啦！”
施工队长脸上终于露出暗喜的笑容：“您答应了？”
“我答应！”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葛全德又拍了一下大腿：“驷马难追！”
他愧受每月八十元的工资，和施工队的小伙子们一样，每月只领四十元的工资。
他当质量监督员，也和小伙子们一块儿干活儿，一点不比小伙子们少干。他要用一个退休老建筑工人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用他萎缩的肌肉还能发挥的全部余力，为施工队打出一个承包局面，使它誉满全市。
他其实是在很不自觉地挤压出一个六十八岁老人生命中的最后那一点点剩余价值。
可是那些“吸血鬼”……
可是今天……
他腾出一只手，掏出手绢，将九十二枚一分钱的钢镚儿包好，拉开会计办公桌抽屉，放了进去。
一只肥大的耗子从他脚旁笨拙地跑到一个旮旯，找不到洞穴，顺着墙角往上爬，爬到了一根大梁上，伏下去一动也不动。它是被刚才那场混战吓坏了。施工队每个人的午饭，只要不是放在饭盒的，差不多都被它偷吃过。人人都恨透了它，都想亲手消灭它，但数次被它逃脱。
葛全德抬头朝大梁上看了它一眼，没心思治它，缓慢地走出工棚，锁上了门。
早已过下班的时间了。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职责，他要去看看今天浇灌的预制板是否合乎质量。
有三块预制板只浇灌了一半，水泥已凝固，肯定是有三个人干了一半活儿就进工棚领工资。如果没发生那一场混战，他们领到工资后是不会忘记应该在下班前干完这活儿的。他按照合乎自己思维习惯的逻辑这么想。幸亏他发现了，否则明天它们就成废品。
他不无愧疚地叹了口气，觉得过失不在别人，全在自己。
……
就因为这三块预制板，他没赶上末班公共汽车，只得从城市西北角走到东南角。
城市是人类带有最大艺术性最大创造性的劳动结晶。一个普通建筑工人夜里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经过自己亲手砌砖盖瓦的高楼大厦，很容易产生一个雕塑家经过自己亲手雕塑的艺术品前的心情，这种心情中包含着一个劳动者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确定和对劳动的崇拜。
葛全德此时此刻的心情正是如此，他并不怎么急着走回家。他难得一边慢慢行走一边尽意观瞻这座城市。他生命的六十八年中的每一个白天几乎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他一生都在凭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本能不断创造，却从不对生活发问创造给他带来了什么，也根本没时间欣赏自己的创造。一幢高楼平地而起，建筑工人们就会匆匆离开它，到别处去打另一幢高楼的地基。而当他们若干年后仰视这些高楼大厦时，会情不自禁地对其雄伟、宏丽、辉煌和庄严，赞叹不已，甚至可能不太相信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他们会肃然地意识到劳动的伟大，也会同时产生一种身为劳动者的自尊自敬。
葛全德路过工人文化宫时站住了。
它是这座城市最值得骄傲的建筑，也是葛全德这位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心中的自豪。每个建筑工人的一生，都是一部活的建筑史。而它，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惊叹号。它不是砖体结构，是石体结构。它的外形并不美观，相反，倒显得怪拙。它没有飞檐耸脊，也没有探阁悬台。
它宛如半壁陡崖，拔地而起，势压雄关。砌成楼身的几万块长方岩石，每块重达百公斤以上，它是力的凝固。在五十年代建筑机械落后的情况下，一块块岩石全凭建筑工人用卡钩、用杠子抬运到高空。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和工人弟兄们哼的一首号子：
嘿哟，嘿哟，
弟兄们，挺直腰，
迈开腿哟，往上走哟，
别打晃哟，往上走哟，
沉住气哟，往上走哟，
哪个装熊，日他姥姥！
……
一天，两个建筑工人失足从跳板上翻落，巨石砸破了安全网，人从破洞坠下，当场断命。
它的石缝中是凝固着建筑工人的血的。
如今，当年那批工友都不知随着建筑工程队奔赴何方去了。多数人同他一样，肯定已经退休了。也许，有的人死了。许多人的姓名，他忘记了。但为建筑它而丧生的两个工友兄弟的姓名，他是牢牢地铭记着的，一个叫马泰昌，一个叫孙二宝。
工人文化宫矗立在夜色中，月光将楼影投在马路上，遮黑了很长一段马路。
他围绕楼体慢慢走，寻找着什么。他从楼体的这一侧面走到另一侧面，终于发现了在他记忆中应该有的东西。那是一块镶在楼体上的大理石，上面刻着简短的几行字：××工程队竣工于×年×月。大理石镶在高处，他无法摸到。描金的字在路灯的反射下闪闪发光。他仰视着它，心想，我不算白活一辈子。这块大理石上虽然没有刻下我葛全德的名字，但这幢楼是不会忘掉我的！它将千年百代地存在下去。我为它所付出的汗水和力气，已凝固在它的楼体之中。他相信，人们走进它内部，除了目前一些公共场所都喷洒的香水味儿，还会闻到另一种味儿，一种咸味儿，一种汗的咸味儿，建筑工人们流的汗的咸味儿。
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激动，一种类似他对老伴偶尔才会产生的感情上的激动。他禁止不住自己，张开了双臂，将身子紧紧地贴在楼体。那一瞬间，他仿佛觉得，是它——这岿然耸立的楼体，更主动地朝他移近了。啊，老伙计，莫非你竟认出我葛全德了么？是啊是啊，你怎么会认不出我呢！他像一个和布娃娃说话的小女孩似的，喃喃自语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亲切地抚摸着楼体，抚摸着突凸坚钝的石面的棱角。
他的指尖，顺着水泥石缝划动着。他分明感觉到，一股冷飕飕的电流似的物质，通过他粗糙的指尖，遍布了他的全身。这感觉到的什么东西，是具有能量的，一传到他身上，他身上的每一条肌肉，每一块骨头，都顿时强壮了，坚韧了，注满活跃的生命力了。他倏然感觉自己高大起来，感觉自己返老还童，又是一个中年的背阔腰圆的山东汉子了。啊老伙计，老伙计，难道我当年曾给予你的，你此刻是在偿还我吗？他心中默默叨咕着，同时他那张胡茬如刷的老脸，慢慢贴在了冰凉的石面上……
一辆自行车朝这里奔来，骑车人在远处就发现了他，一直看着他。
骑车人在他身边刹住车，跳下来，非常意外地叫了声：“爸爸！”
他缓缓转过身，见是他的大儿子葛玉明。
“爸爸，你怎么还没回家？”葛玉明好生奇怪。他今天到水泥厂去为施工队联系业务，还不知道施工队下班前发生的事。
“没赶上末班车。”葛全德含糊地嘟哝一句。
“爸，我用车推你回家。”儿子搀扶着他坐到了自行车的后座上。在儿子的搀扶下，他重又意识到了自己的衰老。
这父子俩一路无言。
快到家时，葛全德才开口问道：“玉明，你常看报，常听广播，你知道不，四化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儿子没有回答。
“十年，能么？”他又问了一句。
儿子还是没有回答。
“十五年呢？”语调中充满了一个老年人小孩般急切的希望。
儿子终于摇摇头。
“二十年呢？”
儿子又摇摇头。
“二十……五年呢？”语调轻微得刚刚能让儿子听见。
儿子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不得不回答：“爸，报上说了，四个现代化的全面实现，起码需要五十年的时间，几代人的努力……”
当父亲的得到这样的回答后，便不再问什么。
又走了一段路，葛全德开口说：“玉明，我要嘱咐你一句话。”
儿子说：“爸，我听着。”
“你把车停下。”
儿子把车停下了。
“你走我跟前来。”
儿子支好车，顺从地走到他跟前。
葛全德瞅着儿子的脸，说：“玉明，有些人不要等到五十年，他们的生活早就四化五化地化上了。还有些人，不信服四化了，只信服自己往口袋里搂钱的能耐了。爸没这份能耐，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没给你们积攒下一个钱。爸这心里，老觉着对不起你们。四化五化上了的，咱们别眼气人家，眼气也没用，气的是咱自己。你不是对我讲过，报上说要使一部分人的生活先好起来么？排队买东西还有个先后呢，人家排在了先，咱排在了后，咱们认了！别人不信四化了，随人家信服搂钱的能耐去。可咱们还得信服四化，咱们不信服四化，咱们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什么盼头都没有了。没了盼头，活着跟猪狗有什么两样？指望着这个盼头，咱们就得为四化干啊，咱们得为自己干啊！咱们不干，巴望着那些已经四化五化了的人为咱们干么？就这话，你今天给我牢牢记住了。你要常对玉龙和秀娟说，他们如今长大了，我的话不爱听了。兴许你对他们说，他们还能听得进。爸呢，老了不中用了，爸明摆着盼不到那一天了！可爸对得起这个国家，一辈子的力气都为这个国家了……”
葛全德说不下去了。他哽咽了。
在路灯的映照下，儿子发现，父亲早已老泪纵横。父亲长满了络腮胡子的脸，挂着一颗颗泪珠。泪珠悬挂在胡茬上，闪闪发光。
“爸……我记……”
葛玉明觉得自己的父亲是那么可敬，又那么……可怜。他心中充满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和怜悯。他想说一两句光明的话安慰父亲，可是他寻找不到一句这类话。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冲动地搂住了父亲坐在自行车后架上的瘦小的身子。
在这一个深夜，在光华街上，葛家父子抱头哭了一场……
当他们消失在高楼后面，拐进自己家住的小胡同口时，葛秀娟正站在昏暗的胡同里唯一的路灯下等他们。
“爸，哥，你们怎么才回来？我都到大马路上接过你们几次了！”
秀娟把父亲从自行车上扶下来，神秘地凑近父亲的耳朵说：“爸，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儿，我分配工作了，在商业局的托儿所，当阿姨！……”
她眸子里闪耀着极其兴奋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