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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我完全是被长久萦绕心间的乡思所驱使，回到了哈尔滨。七年没回去了。七年没见老母亲了。
弟弟、妹妹、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家中只母亲一人。母亲正做晚饭。狭小的厨房没窗子，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电压不稳。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昏暗中，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像锅汽中的一个虚影，木然地望着我。显然，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
我大声说：“妈，是我回来了！”心中竟很激动。
“是……绍生吗？”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晓声。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没诘问过。
“妈，是我！”一回到家中，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哦，哦……”母亲转过身去，想找个放盆的地方。
我走进屋，刚搁下提包，母亲便跟入了，双手仍端着米盆。厨房极乱，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
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碗、小孩儿的玩具。三对夫妻，三辈人，十一口，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里，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
“你……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母亲歉疚地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
母亲是更瘦小、更憔悴、更苍老了，脸色很不好，蜡黄里泛着青灰。眼病分明没治愈过，眼边红红的。衣服也挺肮脏，衣襟上一片锅底灰。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儿枯槁的树根，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
我又叫了一声“妈”，心内倏然泛起难过，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我算是有点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是母亲心灵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甚至可以说，自从我到北京后，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
“孩子，你瘦多了……别那么拼命写，妈不指望你出名，只愿你身体好，没病没灾的……”母亲说着，侧过身，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
“妈，我不过就是瘦一点儿，可没什么大病……”我用谎话欺骗母亲。
我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
“真的？”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她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低声说：“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
我说：“过三五天我就去看她。”
母亲说：“不，你明天就要去看她。她……怕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我不禁呆住了。
母亲又说：“你弟弟妹妹都去看过她了。连你妹夫也去看过她了。可她最想念的还是你，每次来信都提你……苦命女人，妈的命够苦了，你小姨比妈的命还苦……”
“小姨……她得了什么重病……”小姨才四十多岁，我简直有些怀疑母亲的话，讷讷地问。
“三月份你弟弟妹妹们把她接来家中住了一个时期，轮流陪她到医院去检查过，也没查出什么大病来。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不想吃也不想喝的，人瘦得快剩把骨头了……人啊，就怕是苦在心里啊！同学老师的，你都不要先去看，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母亲异常忧郁地说。
我轻轻“嗯”了一声。
可怜的小姨！可怜的女人啊！
一种凄凉一种悲怆，在我内心里弥漫开来。
我装作疲乏的样子，倒在床上，眼眶竟有些湿润了。近几年来，还没有一件事儿，比这件事儿更令我感到难过。
我本来没有姨。小姨不是亲姨。
我七岁时，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挑挑抬抬，搬石运铁，卸煤扬沙。哪儿的活顶脏顶累，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男女平等。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是黑着一张脸，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偏脸子”这一带，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现在住的还小，还破，还缺少光明。屋里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进屋的人得高抬脚。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算是踏脚的台阶。第一次来我家的人，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阶”，吓一大跳。虽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无法打开。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也就镶不上，用牛皮纸糊着。这是私人房产，房东并不因它完全不像个房子样儿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里外两间，外间夏天做厨房。冬天为了取暖，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外间便放大白菜、土豆、萝卜、水缸、粮食箱子、劈柴和煤桶，也就没余地了。
记得是冬季的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一直下着很大的雪。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带回来一个陌生人。
母亲的脸，照例是黑的。“低头，高抬脚，慢点落脚，再慢落一脚……”母亲先进得屋来，引着这人的一只手，提醒着，将这人引进屋来。亏得母亲心细，这人没被碰了头，也没被吓一跳。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龄。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
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一边说：“你瞧，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绍生，快给我们倒洗脸水……”
那人的黑脸上唯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眼神有点怅惘，有点拘谨。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分明因为我家比他想象的还不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舀了大半盆凉水，轻轻放在他脚旁。
他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儿，转身走到外屋去了。
母亲便也摘下帽子，脱掉坎肩儿，跟到外屋去洗脸。
母亲又进屋来舀了两次水。
我们几个孩子，则在里屋面面相觑，彼此交换着惊奇的目光。
终于，母亲和那人又走进屋来了。
我们的惊奇顿增十倍。“他”竟是女的，一个大姑娘！
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当时被铁丝工厂占了，新盖起一幢三层楼房。邻居们都迁走了。因为房东想多要钱，在斤斤计较地和厂方耍赖皮，高楼下仅剩我们家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四周被还没有清除的建筑垃圾包围着。邻居们迁走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外人迈进我们家的门槛儿了。没有人串门儿的家，对孩子们来说，是异常冷清寂寞的家。我们家在哈尔滨市又没有任何亲戚互相走动，生活的冷清寂寞就更令我们难耐。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是早都在巴望着，随便有个什么人，能够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幢高楼后面，在一堆堆建筑垃圾的包围之中，有我们一家人生活着。只要这个人看得起我们，我们就会将我们全家真挚的、充满敬爱感激的情意奉献给这个人。这大姑娘那一天变戏法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但令我们惊奇，而且令我们非常高兴。
她长得很俊美呢！起码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她将那件脏而笨重的棉坎肩儿脱在外屋了，也脱去了工作服，向我们展出一件半新的红底儿黑花的紧身小袄。她比母亲高半头，这在女人们来说，是很值得羡慕的所谓“适中”身材了。虽然穿着棉袄棉裤，还是看得出，她的身材很苗条，不胖也不瘦。也许是刚用凉水洗过脸的缘故吧，她的脸色看上去那么红润。眼边的煤灰却是未洗尽，一双温良的眼睛仿佛描了眼圈儿似的，显得又大又有神。
在我和弟弟妹妹眼里，她完完全全是个大人。而她这个大人，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八岁。弟弟妹妹们一溜儿趴在炕上，傻呆呆地瞪眼瞧着她。
在我们不懂礼貌的盯视下，她有些发窘地侧着身，双手攥着搭在胸前的一条粗辫子，轻声问母亲：“大姐，有木梳吗？”
“有，有……”母亲应着，赶紧拉开破桌子的抽屉，寻找出我家中唯一一把断了好多齿的木梳递给她。
她接过木梳，就拆散了辫子，梳起头发来。
“里边趴着去！就这么一张炕，都让你们趴满了！”母亲对着弟弟妹妹们吆喝。于是弟弟妹妹们就一堆儿缩到炕角儿去了。
“坐炕沿上梳吧。”母亲轻轻地将她推坐在炕沿上。
我低声问：“妈，我给你们热饭吃吧？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了。”
母亲说：“我自己热吧。挑两棵白菜，洗一个萝卜，我做汤……”
母亲看了那大姑娘一眼，挨着她坐在炕沿上，推推她的肩膀，问：“你怎么不说话？”
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梳着长发，也不抬头！
母亲又说：“如果，你是嫌弃我这个家，今晚我就只留你住一宿，明天我再替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个好住处安身……如果，你还肯将就我这个家，你就长久地住下来，住多久我也不会撵你搬走。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盖的，就有你盖的……”
她还是不吭声，还是不抬头。木梳，在乌黑的长发上缓缓地梳理着，将她那长发梳得顺溜极了。
我们见她这样子，都觉得大大地失望，猜想她准是不愿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长久住下。
我一边扒白菜洗萝卜，一边偷眼瞧那大姑娘，真希望她说一句“我住下”，或者点一下头。
她却像个哑巴，头垂得更低了。
母亲见她始终不回答，表情就有些尴尬，便缓缓地站起身，去切菜。
“大姐，你每月收我多少房钱？”她忽然抬起头，用极小的声音向母亲发问。
“瞧你问的，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母亲停止了切菜，转脸瞧着她说，“房子不是我的，我能做二道房东吗？你要愿住下，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张我认为非常之俊美的脸上，花朵绽放般地呈现出了一种心喜意悦的微笑，她复低下头说：“那……我愿长久住下……”仍继续梳头。
母亲乐了，说：“不过，孩子们面前，总得有个叫法。你叫我大姐，你年纪跟我的小妹子一般大，可惜我那小妹子死了。今后，就让孩子们叫你小姨吧？行吗？”
“嗯。”像个表示今后愿意听大人话的孩子的声调。她放下了梳子，开始编辫子。
母亲又对我们说：“都听见了吗？今后要叫小姨！”
“小姨！”弟弟妹妹们迫不及待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几只猫崽子似的爬到她身旁，一迭声地叫“小姨”。
她半转过身，瞧着我们，又那么可爱地笑了。
我仿佛觉得我们家那小破屋子顿时满室生辉。在一片“小姨”的叫嚷声中，我那颗七岁的男孩子的心，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兴奋！从今往后我将有一个小姨了！并且是一个多么让我喜欢看着的小姨啊！我那把木头做的、涂了墨的驳壳枪，我那一小箱子小人书，我那十几颗花瓣玻璃球，我那只养在一个桌子抽屉里的小麻雀，所有我一切的宝贝东西，都抵不上这个小姨！我们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一个人建立了某种亲近的关系，这简直是生活对我们的赐予！
以往，母亲下班后，若是我们已经吃过了饭，她是绝不再动手做饭的，只胡乱吃几口我们给她留的饭就算了。那一天，虽然母亲下班很晚，虽然我们都看出她很疲劳，但她还是撑着精神，将两棵白菜细细地切了，拌了一盘。将萝卜同样细细地切了，做了小半锅汤。还抖尽了面口袋里的白面，放许多油煎了几张饼。母亲是从来舍不得一次用掉那么多油的。看得出，小姨和母亲一样，是个干起活儿来不藏奸不掖懒的。要不，她们为什么会把那一大盘拌白菜吃得干干净净，将那半锅汤喝得精光呢？
母亲和小姨吃罢饭，我默默收拾了碗筷去刷洗。我心里高兴，便会主动去做我不情愿做的事。小姨要抢着刷洗。母亲拦住她，说：“往后有你插手的时候，今天还不能劳大驾！”
小姨无声地笑了。我真是看不够小姨的笑脸！她笑起来真叫别人感到快乐！
母亲又说：“你今晚就和我挤一宿吧，明天把外屋收拾收拾，给你搭个铺。”
小姨微微点头。在我们眼中，她是个大姑娘，是个大人。在母亲眼中，她分明还是个小妹子，是个孩子，她在母亲面前显得那么乖顺。
母亲开始铺被窝儿，弟弟妹妹们都自觉地往一块儿挤，给我们的小姨腾出倒身之处。家里的被子都很旧了。白被头也都很脏了。母亲很勤劳，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拆一次被褥，但仍不能使全家的被褥显得干净些。因为炕是脏的。炕脏因为三面炕墙是脏的，每天不知要往下掉多少墙皮。还因为我们的小身体一个个都是脏的。夏天，我们身上还能干净些，母亲常常将大盆放在外面，倒一大盆水给我们脱光了衣服洗澡。而整个冬季，我们是谈不上洗澡的。弟弟妹妹们毕竟都很幼小，一个个完全沉浸在意外获得了一个好看的小姨的幸福之中，并不为脏被褥感到羞耻。已经七岁了的我，却感到自己的脸发起烧来。羞耻感第一次在我的自尊心上打下了烙印，它不深也不浅。
我兑了半脸盆温水，放在小姨脚边，很礼貌地对小姨说：“小姨，请你洗脚吧！”
“呀！”小姨仿佛吃了一惊地看着我，又看着母亲。
母亲也说：“你洗脚吧。”
小姨几乎是在恳求地说：“我哪能成个小姐似的，都让孩子把洗脚水端到眼皮底下呢！大姐你一定得跟孩子讲，往后千万别这么样恭敬我啊！”
母亲平淡地一笑，说：“谈得上什么恭敬呀，孩子不过是得了你这么个姨，从心里往外亲爱着你罢了。你看不出来？”
小姨说：“大姐我又不是木头人，哪能看不出来呢！”又端详着我问：“上学了吗？”
我回答：“上了。”
“几年级？”
“刚上一年级。”
“那小姨往后可以帮助你学习了，小姨是高小毕业呢！”那美好的微笑中洋溢着几许自豪。
我也不禁笑了，说：“行。”
母亲接言道：“我们绍生学习可用功啦，是两道杠呢，考试还得了奖状呢。”
“你是该好好读书啊，你爸爸在外地工作，你妈妈一边干临时工，还要拉扯你们长大，不好好学习可对不起你妈呀！”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小姨又对母亲说：“大姐，你可真不容易啊！”
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可不，真不容易啊！有时候我心里都觉得活得疲倦了呢！”
我一声不响地退到炕角儿，从书包里拿出课本，脱了鞋，默默地贴墙躺下，朝墙转过身去，捧着课本看。
母亲催促小姨：“洗脚吧，今天整整卸了一天煤，可是够累了啊！”
小姨说什么也不肯先用那盆洗脚水，到底还是母亲先洗过了，她才洗。洗完，却仍垂着赤脚坐在炕沿上，迟迟不上炕脱衣。
母亲又催促。
小姨说：“我侄子看书呢！”
“我不看了。”我说着，将课本塞到枕下。
若是往常，我和弟弟妹妹们一钻进被窝儿，顷刻便会进入梦乡。但那一天，我们却毫无睡意。我竟也和弟弟妹妹们一样，趴在被窝儿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看。看也看不够。
母亲再次催促小姨睡觉。
小姨低下头去，悄悄地说：“大姐，等孩子们睡着了我再……当着这么多小侄子的面儿……怪羞人的……”
母亲逐个儿拍着我们的脑袋，大声命令：“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都给我闭上眼睛睡觉！”
我们这个闭上了眼睛，那个又睁开了眼睛，对这个小姨所感到的新奇，简直就使我们兴奋得无法入睡。仿佛生怕睡一觉醒来，小姨就不存在了。
“这些孩子，真不听话！”母亲佯装生气，看了小姨一眼，忍不住扑哧乐了，顺手拉灭了灯。屋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只听到小姨窸窸窣窣地缓慢脱衣服的声音。
沉静了片刻，又听小姨和母亲悄悄说话：“大姐，和咱们一块儿干活儿的那几个男人忒坏，总拿些入不得耳的话挑逗我。”
“你别理他们就是了。你越当真，他们越开心！没一个好东西！”
“我也不敢生气，怕得罪了他们，他们今后欺负我。”
“别怕他们，谁敢欺负你，大姐饶不了他！别看你大姐是个老实人，但不受人欺。你是我妹子，欺负你就是欺负了我……”
就这样，小姨在我们家中住下了。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不是亲的，可比亲的还亲的小姨。
往后我才从母亲口中断断续续知道，小姨不但是个高小毕业生，还是个共青团员。她是离哈尔滨一百多里的双城县农民，家里生活也挺困难的。听别人说哈尔滨在招青壮临时工，就独自一人到哈尔滨来了。在搬到我们家之前，她每晚都在火车站过夜。
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小姨，都有了许多明显的改变。首先是，我们不再房前屋后乱拉粑粑了。小姨帮我们在附近搭了一个简陋的茅厕。我们也变得爱清洁了，因为小姨很爱清洁。我们将两只破箱子从里屋的铺底下拖出来，搬到外屋，一头一只，当作床腿。黑夜我和母亲从外面拖回来两块建筑工地上抛弃的跳板，截断后，为小姨在外屋搭了一张很牢靠的“床”。白菜萝卜堆到了“床”底下。外屋四处透风，墙上挂着厚厚的霜。我和弟弟妹妹用锅铲将霜刮下来，又用破棉团儿塞进透风的缝隙。我们怕小姨晚上睡觉冷，还得将火炉从里屋搬到外屋。在间壁墙上凿了个洞，增加了两节烟筒，穿到里屋去。这样一来，里屋不但同样暖和，而且显得宽敞了。小姨没住到我家时，母亲想不到也没心思做这些事儿。我这个孩子更想不到。小姨住到我家后，我并未经母亲吩咐，却想到了应该做许多事儿。这一类事情做过后，我们的家也像我们一样有了些微改变。
春节前一个月，母亲忽然变得好像有什么心事。一天，母亲背着小姨偷偷对我说，她是怕爸爸春节回家探亲，会因为家里住了一个陌生女人而不高兴。明白了母亲的心事，我也暗暗为此忧愁。父亲是绝不需要一个小姨的，他不发脾气才怪呢！
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父亲家中一切都很安好，并且希望父亲春节不要回来探家，夏天再回来。讲了好几条夏天探家比春节探家好的理由。
小姨自然不知，几乎天天都问母亲：“大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呀？”
母亲就说：“今年春节回不回来探家还不一定呢。”
“大姐，你快写封信，催我大姐夫回来探家吧！大姐夫不是两年多没探家了吗？你就不想？”
母亲淡淡地说：“不想。”
小姨笑道：“大姐骗人。就算你不想，孩子们也不想？”
母亲说：“也许孩子们早把他忘了呢！”
弟弟妹妹们一听，抗议地嚷起来：“没忘，没忘，我们早就盼着爸爸回来探家呢！”
母亲便不再说什么。
父亲果然回信说他春节不探家了，我念完信，弟弟妹妹们都哭闹起来。我和母亲互相望着，默默无语。我的心情和母亲是一样的，既觉得心中安定了，又觉得很内疚。
小姨则谴责起父亲来：“哪有这样的人，两年多没探家了，孩子老婆一大堆，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大姐，我替你写封信问问他，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啊！”
母亲则装作生气地说：“才不给他写信！他心里没这个家了，我们心里从此没他！”
小姨的父亲，一位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从农村到城市来找小姨，想带小姨回去过春节。小姨不回去，她对父亲说：“这个春节是我和大姐认识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姐夫又不探家了，撇闪得大姐和孩子们多冷清啊！这个春节我一定要跟大姐和孩子们一块儿过。”
小姨的父亲在我家住了两天，不好勉强小姨跟他回去，失望地走了。他临走，对母亲说他把小姨托付给母亲了。
我们的父亲虽然没回来探家，我们却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春节。快乐是小姨给予我们的。
我们也送灶王了，也供祖宗了，也吃年宵饺子了，也放鞭炮了。小姨还帮母亲炒了好几样菜，买了一瓶价钱便宜的色酒。
吃年宵饺子的时候，母亲在桌上多摆了一只小盘、一双筷子。
我说：“妈，多了一个人的。”
母亲说：“不多，那是你爸爸的。你爸爸已经好几年没和全家在一起过春节了，就当这个春节是他和我们一起过的吧！”
小姨看了母亲一眼，就斟满了两盅酒，一盅递给母亲，另一盅双手端起，对母亲郑郑重重地说：“大姐，你替我大姐夫喝这一盅。大姐夫，我敬你一盅了！”说罢，一口喝干。顷刻，脸红得桃花似的。
母亲也一口喝干……
春节一过，天气渐渐暖了。转眼到了四月份，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与我们一家共同生活的，除了小姨，还有一个无法计数的庞大家族——臭虫家族。它们是靠喝我们的血繁衍子孙后代的。我和弟弟妹妹被咬得夜夜在炕上翻滚，身上被咬起了一排排一片片的大疙瘩。小妹被咬得夜夜哭闹难眠。我苦中寻乐，编了个谜让小姨猜：
日落西山黑了天，
红孩妖精上了山，
有心想吃唐僧肉，
猪八戒的耙子挠得欢。
小姨显然是猜着了的，但并不说破。只像个医生似的，用棉花团儿蘸着盐水，给弟弟妹妹们擦身上的疙瘩。
小姨叹了口气，对母亲说：“大姐呀，孩子们被咬得太可怜了，得想个法子呀！”
母亲用心疼的目光望着我们，说：“想了许多法子，就是治不住啊！”
第二天，小姨托病没去上班。母亲走后，小姨对我说：“跟我走，去办点事儿。”
我也不多问，就跟小姨离家了。
小姨先领我到储蓄所，从她的存折上取钱。
储蓄员奇怪地说：“昨天刚存，今天就取！”
小姨说：“有急用。”
“二十元都取了？”
“都取了。”
……
接着小姨又领我去租了一辆手推车，然后我推着车跟她到了杂货市场上，买了两个草垫子。
回到家里之后，她又亲自到工地上去要了一桶电石灰。然后，小姨指挥我们，将破烂家具都从屋里搬出，她就动手泡电石灰，并在电石灰中掺了好几包“六六”粉。我要帮她忙儿，她不许，怕烧坏了我的手。
小姨独自用块旧布缠了一柄“刷子”，将里外墙壁细致地刷了一遍。又烧了几大壶开水，往破家具的缝隙里浇。
母亲下班之前，我们已将家又收拾好了，炕上也换了新草垫子。由于墙壁潮湿，许多处刷过之后，不是变白了，而是变黄了，像一块块难看的黄斑。小姨真有主意，又跑到商店去买了好几张画，贴在那些地方。母亲下班后，一进家门，竟呆住了，半晌儿说不出话。
小姨的双手都被烧起了许多大泡，她瞧着母亲抿嘴笑。
母亲要给小姨买草垫子的钱。小姨说什么也不收。
母亲说：“你积攒点钱不容易，家中还有老父母的，你得收下！”
小姨生气了，说：“大姐你要逼我收下，我就搬走了！”
母亲只好作罢。
母亲擎着小姨烧伤的双手，簌簌地落下了眼泪。
那一夜，我们睡得十分香甜……
房东向街道告了母亲一状。说母亲财迷心窍，私自往家里招房客，做起“二道房东”来了。街道干部们听信了，就来到家质问母亲，母亲作了解释，然而他们不信。“哪有这么好心的人，非亲非故的，白将房子给人家住！”他们当着母亲的面儿表示怀疑。
母亲火了，顶撞道：“你们不相信，就随你们的便好了！”
后来他们又当小姨在家时，来向小姨“调查了解”。
小姨回答他们：“要说我大姐收留我是做了‘二道房东’，那才是财迷心窍的人胡思乱想出来的呢！”
他们还不相信，毫无理由地认为肯定是母亲和小姨串通一气，预先商量好了的对词，于是便怂恿房东向法院起诉。
不久，母亲接到了法院的传讯。那是母亲生平第一次被迫跟法律打交道。
小姨毕竟是个农村姑娘，没经历过什么事儿，很不安，对母亲说：“大姐，我还是搬走吧！”
母亲问：“你有地方去？”
小姨说：“还睡火车站。”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听小姨说她还要去睡火车站，都急了，乱嚷嚷：
“小姨，你千万别搬走啊！”
“妈，无论如何别让小姨离开咱家呀！”
母亲看着小姨说：“听见孩子们的话啦？不许你搬走！你一搬走，没影的事儿也成真事儿了！有理走遍天下，我才不怕法院！你要去睡火车站，就再别叫我大姐！”
母亲从法院回来时，一副胜利归来的骄傲姿态。
小姨问：“大姐，赢了？”
母亲说：“有理嘛，还能输了不成？”
小姨说：“谢天谢地，你走后，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母亲说：“没见过世面的！”
小姨又问：“大姐，法院怎么问的？你都怎么回答的？”
母亲淡淡地说：“学这些干啥，没意思的！法院的同志当着我的面告诉房东：第一，他起诉是毫无根据的。第二，不许他为难我们，更不许赶我们搬家，除非我们主动想搬。还批评他只收房费，不修房子……”
小姨佩服地说：“大姐，你还真行！”
母亲说：“行什么，我是憋着口气上法院的啊！要不是人家告了咱们，我宁可忍气吞声。”
小姨反倒张扬起来了，愤愤地说：“大姐，我陪你找房东去，当面儿损他一顿，替你出出气！”
母亲说：“得理让三分，算啦！咱们再给房东加两元房钱吧，省得他往后再找麻烦，惹是生非的。”
小姨听了，瞧着母亲，半晌儿没言语……
过了“五一”，天气更暖和了。一冬天泼的脏水，在房前屋后的垃圾堆上结了一层层的脏冰。白天，被太阳晒化了，从垃圾堆上淌下来，不但泥泞了道路，还散着难闻的气味。
一天晚上，小姨背着双手，对母亲说：“大姐，你猜家里给我寄啥来了？”
母亲问：“是鞋吧？”
小姨摇头。
母亲想了想，又问：“衣服？”
小姨说：“大姐你要总往穿的上想，永远也猜不着的！”
母亲笑了：“那是吃的东西？”
“也算是吃的，可马上吃不成啊！”小姨笑着将双手伸向母亲，“是菜籽，还有花籽呢！”就将手中的小布袋朝炕上倒，一小纸包一小纸包地排开，一边说，“瞧，这是小白菜籽，这是菠菜籽，这是油菜籽，呀，还有黄瓜籽和豆角籽呢。大姐你再看这些是花籽，扫帚梅、月季香、指甲花……十多种呢！”
母亲问：“你们家怎么想起给你寄菜籽花籽来了！往哪儿种哇？”
小姨回答：“我写信叫家里寄来的。我要和侄子们改造那些垃圾堆！”
母亲说：“亏你还有这份心思，到底是个姑娘的心！”
小姨说：“人活着嘛，就得想着法儿让自己活得舒畅！”
第二天是星期天。小姨就带领我们，平整了那几座垃圾堆，一畦畦一垄垄地种菜种花。
过了不久，那几座垃圾堆都变成绿色的山冈啦。
到了七八月时，豆角黄瓜已爬架了，花也开了。我们家那小破土屋的前后左右呀，就像座小花园似的了，红是红，绿是绿，紫是紫，黄是黄，五彩缤纷，赏心悦目极了，美丽极了。招引来了蝴蝶和蜻蜓，也招引来了铁丝厂里的女工们。她们三五成伙地在午休时和下班后来看花，要花。小姨很慷慨，对谁都满足，博得了那些女工们的好感。
怎么两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仿佛与城市隔离了似的，在高楼后边，在小小的破土屋里，竟会生活得这么有情有趣的呢？
那些女工们常常面对我们的花园发出这一类感叹。
每天晚上，我和弟弟妹妹们再也不囚在屋里了。垫块木板什么的，围坐在母亲和小姨身旁，听两个我们在这世界上最亲最亲的女人说话。欣赏着我们的绿，我们的花，我们的美丽，我们的“大观园”。我们几乎都没有享受过什么美好。而我们面对的美好，是一个农村姑娘，是我们的小姨带给我们的。在沁人心脾的馥香中，在生机勃勃的五彩缤纷中，我们稚嫩的灵魂体会着某种悟性，进行着幼稚而严肃的思考，思考着什么是人世间的美好，什么是感激，为什么需要感激……
在那种时刻，我更加认定，小姨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小姨和母亲谈得最多的话题，是“转正”两个字。还会有什么别的话题，会比“转正”更使两个做临时工的女人入迷呢？小姨和母亲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转正。这种向往常使小姨喜形于色，常使母亲脸上洋溢出少见的对生活满怀信心的光彩。我知道——转正，这是小姨和母亲共同的幸福。
有天傍晚，我坐在小姨身边，伏在小姨膝上，摆弄着小姨的长辫子，拆开，编好，编好，拆开，觉着怪好玩儿的。
母亲望望我，又望望小姨，叹了口气，说：“我长这么大也没捡过什么，想不到如今捡到的比金子还贵重。”
小姨孩子般天真地问：“大姐你捡啥好东西了？快告诉我！”
母亲说：“我给自己捡了一个妹子，给孩子捡了一个小姨啊！”
小姨注视了母亲良久，忽然偎依着母亲，低声说：“大姐，我保你捡到了，就再也丢不了啦？”
母亲低声道：“你嘴上这么说呗，你还能在我家住一辈子？今后就不结婚，不成家了？”
母亲又训斥我：“真不懂事，老大不小了，还装孩子，一边玩去，别赖在你小姨身边！”
小姨光是笑。
我脸红了，不好意思起来。小姨却用一条手臂轻轻搂住我的脖子，不放我离去，说：“绍生，你长大了，考上大学，将来当了干部什么的，不会不认小姨吧？”
我大声回答：“我要不认小姨，天打五雷轰！”
小姨咯咯大笑起来。母亲也忍俊不禁。
我觉得小姨的手臂是那么柔软，我心里默默地说：“小姨，小姨，我有多爱母亲，就有多爱你！”不由得将脸贴在了小姨的手臂上……
一天，母亲和小姨下班后，都闷闷不乐。原来，小姨转正了。而母亲，却因为精简临时工，被打发回家，第二天就不准上班了。看得出，母亲心中很难过，很失望，自尊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我心中也很难过，很忧郁。穷困的生活使我懂事早，知道母亲失去了工作对家庭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小姨对母亲说：“大姐，你太老实了！你哪天干活比别人干得少了？那么多藏奸掖猾的人都转正了，为什么偏偏一句话就把你打发回家了？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我明天替你找他们讲理去！不让你转正，我也不干了！”
“我不许你为我去抱这个不平！”母亲很严厉地说。母亲还是头一次用那么严厉的语气对小姨说话。
小姨呆住了，怔怔地瞧着母亲。
母亲缓和了语气，又说：“傻妹子，你从农村到城市来，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如今又转正了，你父母该多为你高兴啊！你可千万不能为我抱这种不平，那样做兴许你也会被解雇了呀！你能转正，大姐我心里替你高兴啊……”母亲说不下去了。
“大姐……”小姨忽然扑在母亲怀中，嘤嘤地哭了……
小姨转正后不久，便搬到厂内的职工集体宿舍去住了。对小姨的走，我们和母亲都依依不舍。但想到小姨毕竟是搬到一个比我们家更好的去处，就都不说挽留的话了。
小姨也对我们和母亲依依不舍。搬走那天，她又孩子似的哭了一通……
小姨虽然从我们家搬走了，却并没有忘记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必定到我家来。小姨仍是我们比亲姨还要亲的小姨。
父亲信中说那一年夏天探家，却一直到国庆节的前两天才回来。回来后，自然从我们口中听了许多“小姨”长“小姨”短的话，免不了就盘问母亲：“你打哪儿认这么个妹子？怎么就成了孩子们的小姨了？”
母亲回答：“这又不花你的费你的，也得受你管吗？”
父亲正色说：“当然要管，我可不许什么不相干的女人到我家里来影响我的孩子！”
母亲也正色说：“往好的影响也不许吗？”
父亲说：“只要我看她不顺眼，就不许她来！”
母亲说：“若来了，你还真将她撵出去不成？”
父亲说：“那是当然！”
母亲说：“你问孩子们答应不？”
父亲说：“哪个孩子还敢拦着我吗？”
母亲“哼”了一声，不再同父亲拌嘴。私下里吩咐我：“今晚去你小姨那儿看看她，告诉她这个月内别来，等你爸回西北去了再来。”
吃罢晚饭，我躲过父亲的眼睛，离开了家。
“为什么不让小姨见你们的爸爸呀？他三头六臂怪吓人的吗？”
小姨听我说明来意，奇怪地瞧着我问。
我诚实地回答：“妈妈怕爸爸不喜欢你，你去了，把你撵出来。”
“这么回事儿啊……”小姨想了想，说，“那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不去就是了。”
小姨还要留我玩。我怕回去太晚，父亲盘问，匆匆走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小姨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花布衫，一条绿色的裙子，笑盈盈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母亲正要出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瞧见小姨，不禁一怔，意外地说道：“哟！你怎么来了呀！”
“我大姐夫千里迢迢地探家了，我来看看他呀！”小姨说着，就迈进了屋。
母亲也赶紧随后跟进了屋。
弟弟妹妹一见小姨，亲亲热热地乱嚷着：“小姨！小姨……”将小姨团团围住了。
父亲正在对着破镜子刮脸，从镜子里瞧见了小姨，也不转身，也不理睬，仍继续刮脸。
母亲说：“他爸，孩子们小姨来了。”
爸爸不得不“唔”了一声，还是不朝小姨看一眼。
母亲只好以自己的热情冲淡父亲的冷漠，将小姨轻轻按坐在炕上，接过她手中的提兜放在一旁，责备地说：“又给孩子们买东西！你挣多少钱啊？一次次地破费！”
小姨笑道：“大姐，这次可不是给孩子们买的，是给我大姐夫买的。”
父亲已刮完了脸，收起刮脸刀，还是一句话也不对小姨说，端着脸盆到外屋洗脸去了。
母亲又赶紧跟在父亲身后到外屋去了。
我们都不安地瞧着小姨。
小姨却快乐地和我们逗着笑着。
一会儿，我瞧见母亲在外屋推了父亲一下，将父亲推进屋来。
父亲被推进屋后，坐在炕沿上，不情愿地搭讪着对小姨说了一句：“今天休息？”
“嗯。”小姨停止了和我们逗闹，瞧着父亲，微微一笑，说，“大姐夫，我看你也不像个脾气厉害的人呀！”
父亲说：“谁讲我是个厉害人了？”
小姨说：“大姐呗，她担心我来了，你会把我撵出去。”
父亲说：“没影儿的事儿！”
小姨说：“我寻思大姐夫也不会这么对待我嘛！”
小姨又问：“大姐夫，你从西北回东北，坐几天火车呀？”
父亲说：“三天三夜。”
“西北风沙大吧？”
“大得很，能把人刮跑了！”
“冬天也下雪吗？”
“下雪。”
“听说西北缺水？”
“再也没有比西北缺水的地方了！我们运水的汽车前边走，老牛跟在后边，用舌头舔水箱。一跟跟出去十几里。渴得老牛见了水直淌眼泪。有的老牛活活渴死了，因为身体里没水分，牛皮都扒不下来……”
说起大西北，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谁想拦也拦不住，滔滔不绝。
小姨就瞪大着眼睛，像听什么新奇故事似的，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一天，父亲并没有把小姨从家里撵走。
那一天，小姨在我们家吃了午饭，又吃晚饭，一直待到天黑才回去……
小姨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她小姨人还不错，挺实在个农村姑娘。”
母亲没好气地说：“实在不实在，用不着你夸！”
父亲低下头，嘿嘿地笑了……
父亲回大西北去时，还将自己戴的一块旧手表送给了小姨。
小姨来到城里一年多后，脸儿变得白了、眼睛变得亮了、更爱笑了、性情更温柔了、身材更窈窕了、变得更漂亮了。
铁丝工厂的一些小伙子，常常拦住我嬉皮笑脸地问：“哎，小家伙，经常到你家来的那个大辫子是你什么人呀？”
我不无骄傲地回答他们：“是我小姨呗！”
“你问问她，让我做你的姨夫行不行？”
我听不出是不是好话，就骂他们。他们倒不恼火，反而哈哈笑。
铁丝厂的几百名年轻女工，在我看来，哪个也比不上小姨好看。我认为，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别人面前骄傲骄傲了。
记得那是第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小姨又到我家来。穿了一件崭新的府绸衫，一条咔叽布裤子，一双新皮鞋。那天她显得尤其漂亮。小姨从不过分打扮，即使花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显得朴朴素素的。
母亲一声不响，若有所思地看了她许久。
小姨被母亲看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勾下头低声问：“大姐，你这么呆呆看我干啥呀？”
母亲说：“我瞧你是越来越好看了。”
小姨缓缓抬起头，说：“以前别人说我好看，我不信。现如今我自己也觉得我是好看些了！”
母亲说：“自己夸自己，羞不羞？”
小姨说：“本来嘛，城里洗脸，用温水、使香皂，人还能不变得白白净净的？”
母亲笑道：“可也是呗！”忽然又问：“你前次回家，莫不是回去定亲的吧？”
小姨倏地红了脸，大声说：“才不是呢！才不是呢！”
母亲说：“是不是的，我也管不着你！”
小姨说：“怎么管不着？你是我大姐，我是你妹子嘛！”
母亲说：“那我问你，你是想在农村找婆家，还是想在城里找婆家呀？”
小姨见母亲问得认真，低头沉思默想了一会儿，反问母亲：“大姐你说呢？”
母亲说：“当然是该在城里找了。你如今是城里人了嘛！工厂不是也替你将户口落下了吗？”
小姨点点头。
母亲说：“那就更该在城里找了！”
小姨说：“大姐我听你的。”
母亲又说：“只是我希望你若看中了什么人，能领来让大姐见一面，帮你参谋参谋。大姐毕竟比你多吃了几年咸盐，什么样的男人，打眼一看，就能看出人品好坏来的。”
小姨低下头，许久不作声。
母亲问：“你信不过大姐？”
小姨又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大姐你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怎么才能知道呢？”
母亲思索了片刻，问：“你八成是看中哪个男人了吧？”
小姨抬起头，连连分辩：“没有，没有。”
母亲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别人是没法儿看出来的，只有这个女人心里最清楚啊！”
小姨又低下头不说话，出起神来。
……
到了秋季，连日暴雨，松花江水位猛涨，高出城市地面几米。那一年的水患，是一九三六年后的又一次严重水患。幸亏防洪工作做得早，大水没有灌入市区。全市的成年人，不分男女，都被紧急动员起来，昼夜分批奋战在各处防洪大坝上。有许多日子，小姨没到我家来，母亲说，她必定是参加抗洪了。
中秋之夜，许许多多的人是在防洪大坝上度过的。
江洪终于被战胜了。
母亲说，小姨过几天就会来了。
我们和母亲都在殷切地盼望着。一个多月没见小姨，我别提有多想她。
江洪虽然被战胜了，秋雨却没有停止。
一天深夜，外面风雨交加，雷声不断。闪电透过低矮倾斜的窗格子，在我们的破屋子里闪耀出一瞬瞬的光亮。我们和母亲都已躺下了，但还没有入睡。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我说：“妈，有人敲门。”
母亲说：“深更半夜的，哪会有人来！”
我肯定地说：“妈，是敲门声，你听！”
母亲侧耳倾听了一会儿，果然是敲门声。
母亲却不敢下地去开门。
敲门声又响起了。
“大姐……”
我们都听出了是小姨的声音。
“快……”母亲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已迫不及待地跳下地去开了门。
果然是小姨，她没撑雨伞，也没穿雨衣，浑身上下淋得湿漉漉的。她的脸色那么苍白，衣服裤子沾满泥浆，显然是滑倒过的。
母亲也披着衣服下地了。
弟弟妹妹都醒了，我们和母亲愣怔地瞧着小姨。
“你……你怎么突然……”母亲吃惊极了。
小姨直挺挺地站在母亲面前，手中拎的包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沉重地坠着她的手臂。雨水顺着发缕，顺着苍白的脸颊，顺着贴住胸脯的衣襟往下淌，顷刻在她那双泥鞋旁淌了一片。她那双眼睛，仿佛也被雨雾罩住了，目光迷惘地定定地看着母亲。
“大姐，你……还收我……住下，行吗……”从她那两片冻得发紫的嘴唇之间，滞涩地输送出这么一句话。
“有什么不行的！快先把湿衣服换下来……”母亲立刻拉着她的一只手，将她引到了外屋。接着，母亲又走回里屋，打开破箱子，挑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抱着被褥枕头，又到外屋去了。
“跟同宿舍的人吵架了？”我们在里屋听到母亲低声问。
“大姐……”随后听到了小姨的哭泣。
“受欺负了？都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啦，住集体宿舍不同于住在自己家里，事事要宽宏大量嘛！”
小姨的哭声很低很低，却令我听了心碎……
那一夜，母亲便陪小姨睡在外屋。
第二天，小姨病了。高烧中偶尔说一句我们听不清楚也无法理解的呓语。
第三天，雨停了。来了两个小姨厂里的领导，说是要向母亲了解一些有关小姨的情况。母亲将我们一个个从里屋赶出来，关上门，在里屋和他们说了半天。
母亲送他们走时，脸色很阴沉。从外面进屋，先站在小姨铺前，怔怔地瞧了一会儿熟睡中的小姨，慢慢转过身又独自发呆。接着抓起块抹布，心不在焉地抹抹这儿擦擦那儿。忽然对我说：“绍生，你好好在家照看你小姨，我去请街头私人诊所的王老中医来。”
不大一会儿工夫，母亲将王老中医请来了，见我们守在小姨铺前，无缘无故冲我发起火来，大声训斥：“还不出去！”
我看得出母亲心里极烦，乖乖地退了出去。
王老中医走后，我和弟弟妹妹们还不敢进屋，就从土埋半截儿的窗子外面偷偷朝屋里窥视，见母亲正一手扶着小姨的肩，一手端着水杯，几乎是用命令的语调说：“红糖水，喝下去。”
小姨喝了那杯红糖水，母亲扶她躺下，坐在铺边，瞧着她的脸，冷冷地问：“刚才你们厂里的领导来过了，你知道？”
小姨的头在枕上微微摆了一下。她好像接受审问的人一样，目光又诚恳又羞愧地望着母亲。
“几个月了？”
“三个多月了。”
“你竟骗了我！”
“……”
“你瞒过了我的眼睛，能瞒得过别人的眼睛吗？能瞒多久哇？！”
“……”
“说，是什么人的？”
“……”
“说话呀！”
“……”
“你哑巴啦？”
“大姐，我不能告诉你。我谁也不能告诉。”
“你……”母亲生气了，倏地站了起来。随即忍气坐下，又问：“好，我也不想知道这个人的尊姓大名，那你们事到如今，为什么不结婚？”
“……”
“他……要撇了你？”
小姨的头又在枕上轻轻动了一下。
“那么难道……是你不愿意？！”
“……”
“你给我说话！”
“大姐，我不能和他结婚了……”
“什么？你肚子里怀上了孩子，你倒说不能和他结婚了！”
“大姐，你别追问了！”小姨闭上了眼睛，两颗很大的泪珠，从她脸上滚落下来。
“我要问，问个一清二楚！你爹当初是如何把你托付给我的？难道你忘了吗？”母亲又动气了，“你要不说，你就离开我家！我不能让人指我的脊梁骨，说我收留了个大姑娘，在我家生下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小姨又睁开眼睛，噙泪望着母亲，说：“大姐，你放心，我病好点，就走……绝不连累你的名誉。”
“走？你往哪走？”
“没有去路，还有死路！”
小姨轻轻往上扯被子蒙住了头。我看见被子在微微耸动着。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又是怜又是恨地说，“你呀你，你这都是为了什么呀！”轻轻掀开被角，用手掌心去擦小姨脸上的眼泪。
……
小姨始终不肯说出那个男人是谁。
小姨被厂里开除了。
母亲却并未因此而把小姨赶走。
小姨在我们家里生下一个小女孩儿。
女孩儿刚刚满月，小姨的父亲就从农村来了，将小姨和孩子一块儿接走回农村去了。
母亲那一天怀着无比的内疚对小姨的父亲说：“大伯，我对不起你……”
小姨怀中抱着孩子，一步步走至母亲面前，双膝同时一屈，给母亲跪下了。她仰起头望着母亲，泪流满面，想说什么话，嘴唇抖抖的，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母亲扶起她，也想对她说什么，也是嘴唇抖抖的，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母亲一转身走入屋里，再没出来。
是我将小姨父女送到了火车站。火车开走后，我望着远去的火车，感到我心中最美好的东西也被火车带走了。
回到家里，我发现母亲的眼睛哭红了……
不久，小姨来信，说她可能做村里的小学教师，我和母亲都为此减少了一些替她感到的忧郁。
几个月后，小姨又来了一封信，说是当小学教师的事不成了……
往后，小姨和我们家也就只有书信来往了。
我升初中那年，小姨又从农村来我家住了半个多月，带着孩子。
那女孩儿已经五岁了，一张小嘴很甜却面黄肌瘦的。母亲很疼爱这没父亲的孩子，有口好吃的，总要留给她吃。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好吃的。两掺面的馒头，就是很馋人的东西了。
小姨却明显地老了，仿佛有三十多岁了。穿的也是打补丁的旧衣服，满面愁容。半个多月内，几乎就没见她露过笑脸儿。
母亲曾私下里劝小姨再找个男人。
小姨瞧着她的孩子，凄然地说：“大姐，我眼下没这心思，等把孩子拉扯成人再考虑吧。”
母亲说：“傻话，那时哪个像样的男人还会讨你？趁现在还算年轻，赶快找个男人吧，也能帮你把孩子拉扯大。”
小姨沉默许久后，低声说：“只怕找个不通人情的后爹，会给孩子气受。”
母亲急躁了：“哪个又是孩子的亲爹呀！但凡是个有良心的男人，能把你们母子俩撇下了不管吗？”
“大姐，你别那么说这个人吧……”小姨几乎是在请求。
母亲便忍住许多要说的话不说了。
我们家的日子也很艰难，小姨不忍心分我们全家的口粮吃，半个月后就带着孩子回农村去了……
从那一年至今，已整整二十三年了。我下乡，上大学，落户北京，就再也没见到过小姨了……
回想起这些往事，我对小姨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并且对那个造成小姨一生如此悲凉命运的，仿佛只一度存活在小姨心灵中的男人，充满了强烈的憎恨。我从哈尔滨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在生活的道路上匆匆地奔来赴往，几乎就将小姨忘却了。只有弟弟妹妹们在来信中提及小姨，才使我想起这个与我们的家庭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除了母亲外唯一使我们感到最亲近的女人。即使想起她，也是想起了那个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双膝跪在母亲面前的，脸色苍白，两目盈泪的小姨。当时的离别情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太深了。如今听母亲讲，小姨已是不久于人世之人了，我对小姨的思念，油然而增强起来。
第二天，我本想就到双城去看小姨，却来了两个中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他们是到家里来请人去帮忙安装土暖气的，意外地见到我，自然就聊了起来，误了火车时刻。
第三天，我生怕再被什么人耽搁在家中，一清早便离家，赶上了去双城郊区的火车。
小姨家所在的村子竟是个大村，有百户人家以上。新盖的砖房不少，有些人家连院落围墙也是砖的。足见农民们的生活是比过去富裕多了。
我向几个村人询问小姨家住哪儿，都摇头说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我只好又说出“表妹”的名字，他们才恍然大悟，纷纷说：“原来你要找秀秀她妈呀！”一个姑娘便主动引领我。
路上，她问我：“你从天津来？”
我反问：“为什么你以为我从天津来？”
“秀秀在天津读大学嘛！你和她是同学？”她用一种猜测的目光看我。
我说：“我从哈尔滨来，秀秀是我表妹，她妈是我姨。”
“是吗？这我可从来不知道……”她那猜测的目光，就转而变成了研究的目光，上下打量我，要把我“研究”透彻似的。
姑娘引我走入一个破败的院落，说：“就住这儿！”那房子，很久未修缮了，与周围的变化极不协调。
我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
一位中年女人在炕间熬药，惊奇地扭身看着我，问：“你找谁？”
我说：“我从哈尔滨来，看我小姨。”
她“啊”了一声，说：“快进屋吧，我知道你是谁了，她天天念叨你呢！”
走入里屋，见小姨躺在炕上，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她怔怔地瞧着我。
“小姨！”我情不自禁地叫道。
“是……绍生？！……”小姨便要挣扎起身，却是挣扎不起。
我立即走到炕边，轻轻按住被子，不使她动。
小姨拽住我的一只手，眼中落下泪来，说：“想不到我还能活着见你一面……”
那女人，是小姨家的邻居，受村人们的委托，天天来照料小姨的。我向她道过了谢，她就走了。
她走后，小姨用手轻轻拍着床边。她那只手很枯瘦，皮肤也很粗糙，呈黧黑色。她已病得连抬手的气力都几乎没有了，手臂像死肢似的贴在炕上，连手腕也看不出在动，只有僵曲的手指抬起，落下……这双手曾多么温柔地爱抚过我啊！
也许只有我才能明白她的意思，我轻轻走到炕边，坐了下去。
她那只手抓住了我的手，抓得那么紧，仿佛她全身最后的力量，都集中在她那只手上了，就像一个唯恐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孩子，紧紧抓住母亲的手不放一样。
我心中一阵酸楚。
我注视着她的脸，想要在这张脸上寻找到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想要重见昔日的美。哪怕是一点点美的余韵，小姨她不过才四十多岁啊！这张脸曾在我还是一个男孩子的时候，使我初次懂得了什么叫羞愧，也使我初次懂得了什么叫美好。然而这张脸如今苍老得使我根本认不出来了，浮肿，灰黄，目光无神，头发稀少得可怜。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难看？……”小姨用微弱的声音问，无神的目光，凝视在我脸上。
“不，小姨，你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我转过脸去，不忍再望着她。
“我会好起来？……也许……我想，我也不会就这么……就死了……”她微笑了一下，像阳光在枯叶上的一抹闪耀。
几只母鸡气宇轩昂地逛进屋里，仿佛它们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似的，目中无人地东刨一下，西啄一口。
小姨又开口说：“你……替我……喂喂鸡……外屋粮箱里……有米……”
我便起身将鸡唤到院子里，一边机械地撒米，一边又想到了那个仿佛隐藏在小姨可悲命运的阴影之中的男人，并为自己也是一个男人感到罪孽深重。
突然听到屋里一阵响动，我慌忙走进屋去，见小姨倒在地上，地上一片水，毛巾和香皂浸在水中，脸盆却滚到了墙角。
我慌忙将小姨扶起来，抱在炕上。她的身体竟瘦得那么轻！衣服也湿了，一手还抓着湿毛巾。
“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我……想洗洗脸……洗洗……头……”小姨那苍灰的脸上竟因羞愧出现了红晕。一个女人的自尊心，无比强烈地震动了我的灵魂。啊！我的小姨啊！
我不知说什么好，任何语言都不能准确表达我当时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我默默捡起脸盆，捡起了香皂和小镜子。镜子，已经碎了。
我重新兑了一盆温水，放在炕边。我坐在炕边，将小姨的头枕在我的膝上，一声不响地给这个我小时候曾非常敬爱过的女人洗了脸，洗了头。我这样做，觉得我仿佛是在向这个女人偿还什么。可这又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偿还！泪水，从小姨的眼角溢了出来，也从我的眼角溢了出来……
当我重新坐在床边，注视着小姨的时候，她又轻轻抓住了我的手，说：“想……听我告诉你吗？”
我低声问：“小姨，你要告诉我什么？”
“告诉你……当年……那件事……”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爱过。”小姨说。那声音里，有一种满足，一种我简直无法理解的幸福之情。
“我爱过。”她重复地说，“我……知道，你，你母亲，你们全家，包括秀秀，我的女儿，都恨他，恨我爱过的那个男人……可是，我不恨他。我一点儿也不恨他。他是爱我的。我多爱他，他多爱我……”小姨的话，竟说得连贯起来。
“他那样真心实意地爱过我，我死了也知足了。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你懂得，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实意喜欢一个女人，会爱这个女人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还立过……一次二等功。当年，是个预备党员，是我们那批转正女工的领队。大家都说他人品好……你母亲要是见过他，也一定会说他是个好男人的。我和他当年真……孩子气啊！我们有意瞒着你母亲，一是怕她为我们的婚事操心，二是想使你母亲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决定，结了婚再双双去看你母亲，想让她光为我们高兴，半点儿也不必费心替我们张罗。我们真像两个孩子啊！我们不但瞒着你的母亲，还瞒着所有的人，偷偷相会，偷偷相爱……”
“后来，他参加了抗洪。中秋节那一天，同宿舍的其他女工，都回家和家人们团圆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宿舍里，很孤单。他来了，我高兴得什么似的。我希望他陪我度过那一天，他却说不行，他得参加抗洪。我说：‘你不是已经参加过了吗？这一批没有你呀！’他说：‘你别忘了，我是预备党员呀！’我怪不高兴的，说他心里压根儿没有我。他呢，就光是憨厚地笑，笑得我也不忍心再生他的气了。他这个人话不多，从来也没对我说过他有多么多么爱我的话。但我知道，我感觉得到，他是非常爱我的。他整个心里只装着我一个女人。你母亲说得对，一个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只有这个女人心里最清楚。我心里清楚，他是一片心地爱我。我见他衣服上缺了一颗扣子，就翻出一颗，要给他钉上。他不让我钉，我偏要给他钉上……你不知道他有多高大呢，我在他面前，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当时我真是幸福哪！刚钉了两三针，外面就敲起了锣，有人喊：‘抗洪的马上出发了！车一刻不等啊！’他一听，就急急忙忙站起来，从衣服上揪下那颗没钉牢的扣子，塞在我手里，要往外闯。我一把扯住他的袖子，拿出两块月饼，揣进他的两个衣兜里。他临出门，亲了我一下……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能真心实意地爱我，和我白头到老，那一定就是他了，在我和他相好以前，我从没接近过别的男人。我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男人，就只爱过他。当时我已经把自己给了他，因为我就要是他的女人了，他就要成为我的丈夫了，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在人前心中有什么羞愧。可是……他为了堵坝，淹死了……听人说，两块月饼死后还在他衣兜里，一口也没吃……”
“他成了人人敬仰的烈士，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厂里为他开了追悼会，许许多多的人都痛哭了。许许多多的人都表示要向他学习。他的照片还登在了报上，他的事迹也登报了。防洪纪念塔落成的那一天，市长还在讲话中提到他的名字，说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全市人民心中。我当时哭得眼睛都肿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那孩子就是他的，因为许多别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不论男人女人，也都和我一样，在流泪，在哭……我站在人们中间，暗暗发誓，我要永远永远不对人们说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小姨讲述到这里，缄口了。她凝眸望着屋顶。她的脸像雕塑，毫无表情。而她的话语，却讲得一句连一句。仿佛这些话语，她已在心中对自己讲了不下几百遍了。这个女人用极低的声音说的这些话，充满了人世间最圣洁最真挚的情感！也许正是这种情感的作用，才能使她在气息奄奄的情况下，如此连贯地讲了这么许多话！
我和小姨都陷入了沉思默想。我的心灵像一条鱼，在这沉默之中，一忽儿潜入幽暗冰冷的渊底，不知自己身在现实还是身在幻境；一忽儿浮升起来，感受着阳光透过水波的温暖和辉照……
一种类似参加最亲爱的人的丧事的悲凉，在我心灵中弥漫！
小姨终于又开口说：“要是在今天，我还是当年的我，我也许，不会向人们隐瞒这件事。可是当初，我不能够，我怎么能够……他那么爱我，我那么爱他，我不能对不起他……你，把那个箱子打开……”
我起身打开了炕角儿的一个旧箱子。
“把箱里那个小铁盒……拿来。”
那是一个车床工们装工具的小铁盒。我将它捧到了小姨跟前儿。
小姨从手腕上捋下钥匙，打开了它。
“你看吧……”她说。那目光仿佛在告诉我——我没骗你，没讲一句假话，真的！……
小盒里，放着一张叠起来的已发黄的报纸，上面，是一颗黑纽扣，带着一条线……
小姨又说：“多少年来，各种各样的人，总想从我口中问出这件事，我一个字也没吐露过。如今，再没人问我了，可我……可我……我倒非常想对人说，只对一个人说，让这个人明白。为什么呢？都隐瞒了那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我说：“小姨，我明天就带你回哈尔滨！我妈妈非常非常想你啊！弟弟妹妹们都非常非常想你啊！”
“哈尔滨……”小姨脸上闪耀出一种光彩，她说，“我也想你们全家的人。明天吗？……”
我点点头，大声说：“是的，明天……”
“好……”她又笑了，喃喃地说，“我的病情，是瞒着秀秀的。这孩子正在准备考研究生，我怕……分了她的心……耽误了孩子……以后的前程。北京……离天津近……我……将秀秀托付给你了……”
我真想哭。可是我已经许久许久没有哭过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心麻木了。不，人的种种心愿还在这心中深深隐藏。只是，我已经似乎不会再哭了。
可是我当时多想哭啊！
天黑后，我在小姨身旁守到很晚，才去外屋睡下。我守在她身旁时，她似乎是知道的，却再也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用她的手，轻轻抓住我的手，闭着眼睛，脸上呈现着那么一种获得极大安慰的表情……
第二天上午，小姨死了。她脸上仍保持着那种获得极大满足的表情，一种幸福的、安宁的、无憾无怨的表情……
我将那颗黑纽扣带回了北京，放在妻子装耳环的一个精巧的小盒里，摆在书架上。为了使自己能经常看见它，想起小姨。我知道，我将永远珍存它，却不会再打开那小盒，更不会将它出示给任何人看——那颗黑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