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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记忆中，在我下乡前，似乎只穿过三次新衣服。
一次是五六岁时，大年三十儿的晚上，父亲从沈阳或吉林回家，给我买了一件新棉袄。当年东三省是重工业基地，身为东北建筑总公司一名工人的父亲，支援辽宁和吉林两省的大厂建设，工资是有补助的。收入多了，父亲高兴，就为我和哥哥各买了一件棉袄。晚饭后，我出去放小鞭，邻家孩子放的“滴滴花”将我的棉袄烧出了一个大洞。父亲很生气，扇了我一巴掌，从此我口吃了。关于我的口吃，在自己的哪一篇小文章中曾写到过；并且，也作为情节在电视剧《年轮》中出现过。
我第二次穿新衣服，是在小学二年级时。记得很清楚，已经入秋了，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母亲为我买了一件紫色的秋衣。穿上新秋衣后，母亲命我去打酱油。我一路走得很快活，那时的我开始爱美了，新秋衣使我觉得自己的样子肯定挺神气。当年的北方百姓人家几乎都有盛酱油的大玻璃瓶子，可装三斤酱油。那种大瓶子，空的也不轻，装了三斤酱油后，对于一个小学二年级孩子挺重的了。我是抱着它回到家里的，放下后，新秋衣被酱油染了一片。即使有漏斗，往瓶子里倒酱油时也不可能完全不洒在外面呀。母亲命我立刻脱下新秋衣用清水泡盆里，怕不立刻那样酱油色洗不掉了。母亲并没责备我，只怪自己不该让我一次买三斤酱油。尽管洗得及时，新秋衣干后还是留下了难看的痕迹，也缩水了，穿着不那么合身了。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挺恨那个小杂货铺子为我打酱油的男人。依我想来，他应该用纸替我将瓶子擦干净。
当年百姓人家的孩子能穿上一件新衣服是不寻常的事，所以我记忆深刻。两次新衣服上身，转眼就成了破的、难看的，足见我小时候是个倒霉蛋。
哥哥长我六岁，我经常所穿的是他穿小了的旧衣服。在从前，弟弟妹妹接着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服实属正常，家家如此，我也从没半点委屈感。
第三次穿新衣服，我小学五年级了，母亲用白布和蓝布为我做了一套队服。我已经是少先队员了，有一身队服是学校要求，必须的。如果连白球鞋也算上，商店卖的一套正规的队服十几元钱——
两个弟弟都先后上学了，父亲已成了“大三线”建筑工人，每月寄给家里的钱却并不多。生活开销大了，母亲舍不得花十几元钱为我买一套队服，这是当年的我也能够理解的。全班有十几名学生的队服是母亲们做的，我是其中之一，不怎么觉得成为面子问题。
但，商店里卖的正规队服是制服样式的，领子袖子挺讲究，母亲们的手再巧也做不成那样。并且，队服的上衣是雪白的一种白，民间的说法是“漂白布”做的，布店里却不经常能见到“漂白布”，能买到的往往是一般白布。一般白布的布纹粗，白中泛黄，厚，然而比“漂白布”便宜，因为纺织工序上少了几道。即使白不白的姑且不论，样式如何也别计较，有两点却毕竟会使我们买不起正式队服的同学们尴尬——一是我们都不能同时拥有白胶鞋。好在当年有白鞋粉可买，才两三角钱一盒，可用多次，能将我们常穿的旧布鞋、胶鞋染得接近白色。如今想来，专以少先队员为销售对象的白鞋粉，与专以中学生为销售对象的两分钱一片的墨水片一样，都是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们专门生产的商品，体现着一种特别人性化的生产理念，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二是皮带问题。队服的正规穿法，是要将白上衣扎在蓝裤子内，而这就得有皮带。一条皮带的价格对于生活困难的人家是很贵的，有的父亲们一辈子都没扎过皮带，仅以布带子束腰，哪里会舍得钱为孩子买皮带呢？当年，“革”的生产难以见到。即使已普遍了，若一户人家孩子多，那也断不会为了使孩子们个个都有一套正规的队服而给每个孩子买一条“革皮带”的。所以，许多少先队员在被要求穿队服的日子里，只能依然腰系布带，不将白上衣扎在蓝裤子内。于是，情况往往这样——在学校举行某种列队仪式时，穿正规队服的少先队员排在前边，队服不合格的少先队员排在后边，这当然会使排在后边的学生自尊心受伤。
是的，在我头脑中，下乡前，似乎就有以上三次穿新衣服的记忆。
我上初一后，哥哥患了精神分裂症，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上学了。家庭生活更困难了，我也就更难得穿件新衣服了。但父亲每年会往家里寄些他在工地上捡的破旧工作服，家里也有了一台旧缝纫机（母亲一度参加工作后下决心买的）——父亲寄回家的破旧工作服是他洗干净了的，都是很结实的小亚麻布制成的；而母亲很喜欢踏缝纫机，善于将父亲寄回的破旧工作服改成适合我们几个孩子穿的衣服。
我下乡前一年冬季，出家门时穿的衣服是“最北方”的——里边是秋衣，外边是没有外罩的光板山羊皮大衣，是母亲用父亲寄回的羊皮片拼做成的，而脚穿一双大毡靴，头戴从邻家卢叔收破烂的手推车上挑捡到的一顶旧狗皮帽子，毛快掉光了。我当年走在街上的样子，像北极人，也像电影或电视剧中的东北深山猎手。
来年六月我下乡时，穿的也是一身旧衣服。
如今回忆起来，当年北方城市人做衣所用之布料无非以下几种——平纹布、斜纹布、条绒布、小亚麻布、哔叽、呢子。
在我记忆中，平纹布似乎才两角八分一尺，是所有布料中最便宜的。顾名思义，其纺织纹理是简单的十字交叉式，由经纬二级纺成，薄，易洗，透气性好。由平纹布做的衣服不耐磨，不经穿。
斜纹布比平纹布贵些，大约四角几分钱一尺。是在平纹之上多纺了一道的布料，民间也叫“双层布”，自然厚些，看起来也高档些。也自然经磨，透气性却差些。
平纹布适合做夏季穿的衣服，凉快。大小姑娘的裙子多用平纹布做，发飘。平纹花布样式也多，因为从纺织工艺上讲，着色效果更佳，所以百姓人家的被面褥面多选择平纹花布；当年没有洗衣机，手洗省些力气。
平纹斜纹之间，每尺价格不过相差两角钱左右，但若一户人家上有老下有小，五六口人仅靠“当家的”一人所挣四五十元维持生活，便会以买平纹布为主。一尺相差两角钱，十尺就相差两元钱呢！几套衣服或两床新被面做下来，那不多花十来元钱了吗？当年，十来元钱对那样的家庭是极其在乎的；若向工会申请困难补助，一次十元必经多级批准方能领到。
即使在一般百姓人家，情况也往往是这样——老人和未上中学的孩子，通常所穿大抵是平纹布做的衣服。老人已不怎么干活，衣服无所谓经磨不经磨；没上中学的儿女，对什么布做的衣服也没要求的资格。是家庭妇女的母亲们，穿衣服的档次不可以高过老人们。若某儿女上了高中，那么他或她有资格和父亲也就是“当家的”一样穿件斜纹布做的衣服了。实际上，父亲们一年到头穿的是工作服，只在年节才穿上件斜纹布做的衣服。有的父亲们，即使在年节穿的也是省下的新工作服。从此点上说，他们真是名副其实的“工人”啊！
“哟，还是斜纹的！”
若别人家大人对谁家的老人或是小学生的孩子发此种议论，则弦外有音也。如果是对老人说的，有表扬其儿女孝心敬老的意思；如果是对孩子说的，则不无挖苦的成分。言外之意是——你爸妈可真舍得为你花钱！
条绒布又叫“灯芯绒”“趟子绒”，纺织过程加入了羊毛，所以有绒的质感。一道隆起的纹路，使此种布料像呢子一般厚实，保暖性强，每尺价格几近斜纹布的一倍。
当年，对寻常百姓而言，条纹布是较高档的布料，多见于黑色、铁灰、深蓝、浅蓝、砖红、桃红、青绿、紫色。
生活条件好的人家，喜用此种布料做半大衣：长不过膝的那种。穿条绒半大衣的，多是男女青年，起码是高中生，会使他们看起来很绅士，使她们看起来挺摩登。那种衣服多是在成衣铺做的，自己做怕一剪刀剪错了，糟蹋了布料。洗后也要熨，否则走样。又得在成衣铺做，又得熨，于是有了种阶层的标志。
我的父母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穿过条绒布做的衣服，都没穿几次便先后辞世了。当年我家五个子女，20世纪90年代之前谁都没穿过条绒衣服。
回忆起来，当年我的初中男同学中，也没谁穿过条绒衣服。我也没见他们的父母穿过。
当年我们那条街上，有户人家的父亲是裁缝，从铺子里带回家一些紫色条绒布边角料，当母亲的用来为大女儿做了一双棉鞋。她已经是初二女生了，平日我也没觉得她好看过，但自从见到她穿上了一双紫色高腰棉鞋，她在我心目中就似乎变成小美女了。一日我俩同时出现在小人书铺里，她坐我对面，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小人书，我却心猿意马看不下去自己手中的小人书，不时暗瞥她的鞋。她穿的是红袜子，在棉裤腿和棉鞋之间露出一小截。又是红又是紫的，使我魂不守舍。用现在的说法是，当年那初二女生的那双脚，给我留下了极其性感的印象。后来，听是街道小组长的我的母亲说，她母亲向我母亲抱怨，学校不允许她再穿那样一双鞋入校门了，认为“很资产阶级气味”。她觉受辱了，一回到家就大哭了一场。
“我费了不少功夫才做成了那双鞋，孩子也挺爱穿的，不许穿不白做了吗？”她母亲如是抱怨。
我母亲则说，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不往学校穿就是了。告诉咱闺女，在咱们街道地面上穿，我这个小组长绝不干涉。姑娘家穿双好看的鞋怎么了？黑色的就可以，紫色的就是个事了？阶级是用颜色来分的吗？什么政治水平！……
当年我很支持母亲的态度，认为我母亲的话才是有水平的话。而那个初二女生所穿的紫色的棉鞋，是“灯芯绒”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小亚麻布是相对于亚麻布而言的。
亚麻布主要用于工业方面，当年一切轮胎的内里都要衬一层亚麻布，估计现在也仍如此。军用帐篷、车篷、罩布，船的帆布同样要由亚麻布做成。故亚麻布的别一种说法是“帆布”。小亚麻布即纹理较细的帆布，主要用来做钢铁厂的电焊工、车床工、煤矿工、搬运工和消防队员的工作服。一般的布衣，被火星溅上了就是一个洞，小亚麻布的工作服不会那样，且极其耐磨。
一般居民人家不会用布票买小亚麻布的，想买也买不到。但是以上工人们，一年四季经常穿的是小亚麻布工作服。以上工人不在少数，所以小亚麻布衣服也算中国人当年所穿的衣服之一种。我父亲当年从四川寄回家的破旧工作服都是小亚麻布的，所以下乡前的我和弟弟们，经常穿小亚麻布的衣服裤子，由母亲用缝纫机“改造”过后，更厚了，走路都会发出摩擦声，却极板挺，像布做的夹克。我是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时，曾在江南造船厂“学工”，分在女子焊工班，焊工皆二十几岁的姑娘。除了睡觉，她们每天穿工作服走在路上和在厂里的时间，比在家里不穿那种工作服的时间多得多。在当年的我看来，如果工作服做得样式美观，会使穿着的女性具有一种特殊的美。现在我明白了，除非工作需要非穿不可，不论男女，是不宜经常穿那种质地过硬的工作服的，因为会限制动作的灵活性。久而久之，易造成不同程度的关节病。
在当年，哔叽和呢子是最高级的布料，一般人肯定是买不起的，一般的裁缝铺子也不敢接下活做。据说，全哈尔滨就两家裁缝铺子敢接那种活，一在道里，一在南岗。南岗的专为各级别干部们做；道里的为其他有身份、有地位、收入高的人士做，如大学教授、重点中学校长、文化艺术界名流、大厂厂长和高级工程师们。
我下乡前，仅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三个穿哔叽和呢子衣服的人，都是男人。一次是学校组织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时，学校请了一位离休老军人做报告，是原东北军的一位将领，后来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授大校军衔。他穿一件旧的黄呢军上衣，胸前佩数枚勋章。同学们说，他的上衣是“将校呢”做的。第二次是“文革”中，在批斗一位文艺人士的现场，他身旁的架子上悬一套看上去特别高级的中山装，批斗者们说那是出国演出装，回国后被“据为己有”了，但他自己坚持辩诬，说是领导“奖励”给自己的。那日我终于见识到了“哔叽”衣服是什么样的。第三次的时候我已经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了，兵团推荐我到省出版社实习。一日，老社长出现在编辑部，穿一件旧的灰呢大衣。他视察离去后，编辑们说他是十一级干部，为他配有一辆上海牌专车。
除以上三次外，我再就只在电影中见过穿哔叽和呢子衣服的中国人。
依我想来，当年，全中国的县长或县委书记们，估计也是不大穿哔叽或呢子衣服的。他们经常出入农村，穿那种笔挺的衣服，肯定会给别人以脱离群众的印象吧？
在兵团，我见过正副司令员、某几个师的师长，都是现役军人。正副司令员都是少将，师长们都是大校；但当年也都不穿“将校呢”的军装了，因为军服制度改变了，军服多是斜纹布、“的确良”或“的卡”做的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为父亲买了一件呢子面的羊毛大衣，但父亲实际上没穿过几次，说“太沉了”，并不多么喜欢穿。父亲是在冬季去世的，大衣随父亲火化了。
如今，在中国，在秋冬两季，已经很少有人穿呢子大衣了。羽绒服的样式太多了，要买厚的有厚的，要买薄的有薄的，比之于呢子大衣，保暖性和轻便性都更受青睐。而“哔叽”这种衣料的衣服，似乎已经不见了——它未免太笔挺了，会使穿上的人变得像“压模人”，而胖人穿上又很不好看。
至于“的确良”“的卡”一类衣服，有几个从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没穿过呢？从前的中国人，曾以穿那种衣服为时兴，以穿布衣为“落伍”；后来，意识到穿衣服嘛，还是以布料有几分棉或毛的成分为好，于是开始选择“混纺”的了；再后来，对有化纤成分的布料、衣服开始排斥了，买前往往会一再问：“真是纯棉的吗？”——又于是，“假纯棉”的布料或衣服充斥市场，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工业之发展自然对人类造福多多，但若论到“吃穿”二字，则还是几千年的农业文化所积累的常识、经验和成果，更符合人类的健康需求。
从前，东三省的冬季，平均气温似乎比现在要冷。哈尔滨是中国最北方的省会城市，故哈尔滨人一年里戴帽子的时候比不戴帽子的时候多。
最晚11月初，哈尔滨人就戴上棉的或皮的帽子了。这一戴，往往戴到4月中。因为，3月末4月初，很可能还会下一场大雪呢。
孩子们和学生们大抵戴帽子，便是两层布内续了棉花，做出了可在颏下系住的长帽耳朵那一种。而且，大抵是洗过的，旧的，父兄戴了几冬的。几乎所有底层人家的母亲都能做棉鞋，但能做棉帽子的却很少很少。比之于做棉鞋，做棉帽子的难度大得多。若家有缝纫机，难度自会降低一些。但在我上中学前，百户底层人家中，估计有缝纫机的也就几户。买一顶棉帽最便宜也得五六元，基本是父亲戴小了给长子戴；当哥的戴破了，当妈的补补，于是轮到当弟弟的戴了。棉帽子怎么会小呢？因为戴过一冬后必然脏了，夏天里是要洗洗的。一洗，就缩水了。棉袄可以拆洗，再续些新棉花。棉帽子拆洗不得，一拆洗就难以做上了。整洗几次，不但小了，棉花也不保暖了。所以，戴着那样的棉帽子过冬，冻伤耳朵是常事。在北方的冬季，不论男女老少，戴口罩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戴口罩不是为了过滤空气，而是为了保护脸颊、鼻子不至于在户外被冻伤。“嘎嘎冷”“唾液成冰”“北风像刀子似的刮人脸”——在如此寒冷的情况之下，若置身户外太久且棉帽不够保暖又没戴口罩，“冻掉了”鼻子或耳朵不仅仅是传说。如我们偶见的烧伤了鼻子耳朵的人一样——在从前，在北方，“冻掉了”鼻子耳朵的人也那样。北方入冬季戴的口罩甚至也是夹了棉花的棉口罩：商店里可以买到，大女儿们也会帮母亲为家人做。
除了棉帽子，父亲们和已上班的兄长们，则往往会戴皮毛帽子。常见的是狗皮的、兔皮的、山羊皮的或绵羊皮的——绵羊皮的比山羊皮的要高一个档次。绵羊皮的又分出一般绵羊或羔绵羊、卷毛绵羊皮的三种。都是绵羊皮毛，保暖性没什么差别，美观性决定了价格之高低。普通百姓人家的父兄，若能戴顶绵羊皮的帽子就够舍得花钱的了，少有戴羔羊皮的、卷毛羊皮的或“羊剪绒”帽子的，那种帽子大抵是皮面而非布面的，价格往往会贵到二三十元——当年谁贪污了或偷了那么多钱是要判刑劳改的。在当年全国各地的劳改农场中，因事涉二三十元判刑而终身接受劳改者大有人在。
更高级的过冬帽子是驼绒的、狼皮的、貉皮的、水獭皮的、猞猁皮的。驼绒帽子自然产自新疆或内蒙，属于跨省商品，所以贵。狼皮确实比狗皮毛长，也更暖和。貉皮毛更长，系上帽耳朵，足以护住左右脸了。猞猁在当年也是稀有野生动物，但当年中国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强，山里的猎人以猎之为幸，其皮可卖高价。而水獭皮的帽子，属于过冬帽子的极品，能戴此等帽子的男人，如果还是较新的，定属高等人士。用民间的话说是“非显则贵”——那样的帽子，一定会与呢大衣、皮靴或棉皮鞋集于一人之身。戴狗皮帽子羊皮帽子的男人，在城市里也是多数，他们早出晚归，往往顶风冒雪地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不重点保护是不行的。林场工人戴貉皮或狼皮帽子者司空见惯。若身为林场场长，头戴一顶其毛蓬蓬的狐皮或猞猁皮大帽子，亦不足为奇。而赶长途马车，爬犁的“车把式”们，则也多戴貉皮帽子，那对于他们相当于名片或行头。
“五一”后，再护头的人也不再戴过冬的帽子了；紧接着，单帽子又上头了。东三省男人们爱戴单帽子，与当年自行车的普及有关。凡有自行车的男人，皆属上班族。五月的北方刮风天多；刮风天一少，下雨天又开始了，早晚骑自行车上班，不论头发多的男人还是头发少的男人，不戴单帽非明智之举。到了9月，夏季过去，刮秋风的日子又多了，单帽子同样摘不下。过了“十一”没多久，棉帽子又得上头了。
单帽也分布的、呢子的和皮的；样式上又分牛舌帽、前进帽和干部帽三种。孩子和小学生一般不戴单帽，初高中生才戴单帽，大抵是布的，也大抵是牛舌帽——帽遮形似牛舌，较深，帽檐往往压住半个额头；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厂的中青年工人多喜欢戴“前进帽”，宣传画上炼钢工人戴的那一种，帽顶与帽遮成一整体，会使人看去更精神，有朝气，所以叫“前进帽”；“干部帽”当然是各级干部常戴的一种，较浅，这是考虑到大多数干部头发已不再浓厚的原因，没必要做太深。“干部帽”大抵浅灰色，而学生帽、工人帽多为蓝色，也不太会是呢子的。浅灰这一种颜色，直至如今，在世界各国，仍是有地位的男士常穿的衣色，西方人曰之为“高级灰”。若工人、学生穿“高级灰”的衣服，戴“高级灰”的单帽，给人的印象似乎不对劲。看来，颜色具有阶级性也不是什么秘密。
棉帽皮帽也罢，单帽也罢，对于北方大小男人，不仅起到保暖防冻的实际作用，同时像如今之女士们的挎包一样，也体现着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形象美的追求，甚至虚荣心的满足。
“的确良”开始流行后，“的确良”单军帽大受爱美之心强烈的北方城市青年的青睐，抢军帽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青年，当年为了满足虚荣心，一时冲动，曾使自己的人生付出过惨重代价。
东三省的女性，不论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冬季出门必扎头巾。一般的布头巾防止被风吹乱了头发或遮灰挡尘还行，护脸御寒是肯定不起作用的；起码得是棉毛头巾，即粗毛线织成的头巾，价格比布头巾贵一倍还多。一“入九”
，棉毛头巾也不顶事了，往往还要在头巾外再戴顶棉帽子。农村多见此种情况。从前农村社员寒冬腊月也需出工劳动，而农村比城市更冷。在城市，机关女性、知识分子女性所青睐的是各色兔毛头巾和羊毛头巾，比棉毛头巾又要贵不少。兔毛头巾不多见，大抵是养兔的农户自己纺线织成后卖到城里的，他们也经常在城乡接合部的自由贸易市场卖兔毛线。那种市场被取缔后，城市里扎兔毛头巾的女性随之而少。羊毛头巾只能从商店买到，因为某一时期内哪儿哪儿都买不到羊毛线——是为了保障羊毛头巾的销路。于是，扎羊毛头巾的城市女性，像戴皮面毛皮帽子的男士一样，也成为家庭经济实力优上的证明。但民间总是有民间的应对策略，于是有走街串巷的人专收旧毛衣、毛裤、毛坎肩，收到后洗洗，拆了，将线纺接起来再染染，在黑市上出售，或织成头巾卖。买的人即使明明看出是拆旧翻新的，因为比商店里卖得便宜，而且毕竟是羊毛的，亦觉买得挺值。“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也向城市居民发毛线票了。若某户五六口人，所买毛线够织一套成人毛衣毛裤或几件头巾的了。于是，普通人家的女性，便也有羊毛头巾可扎了。若以毛线票送人，则像送人粮票一样，比送人烟酒票更使人愉悦。由于可以买到毛线了，长围巾便产生了。长围巾能有多长呢？最长两米，算上穗长，两米还多，不但可将头包得严严实实的，还可围颈一匝，且仍有所余垂于胸前背后。女性们最喜欢的围法是一端垂于胸前，一端垂于背后，如长辫子姑娘的双辫的垂法，不但充分保暖，看前看后也都很美观。
那种长围巾，起先是民间产物，其问世需有如下前提：
一、家庭经济状况较好，衣食无忧，舍得钱买许多毛线织一条长围巾；
二、家中儿女不会超过三个，大抵两个——一男一女或一对姐妹；
三、女儿必已参加工作，能挣钱了；
四、她对美是敏感的，父母支持起码不仅对其追求；
五、她是织物能手且善于创新。
总而言之，在北方，在冬季的城市，长围巾一出现，不久遂成时髦，进而成为时尚。像有了工作的男青年第一年大抵会为自己买一顶上档次的过冬帽子一样；许许多多参加了工作的姑娘们，也急切地想要拥有一条美观的长围巾。纺织厂发现市场需求太大了，这才忙不迭地也开始生产长围巾。
一个事实是，关于衣着方面的时尚，根本不可能是由底层人所引导的，主要是由所谓“上等人士”或中产阶级儿女引导的。前者所引导的，往往影响至中产阶级为止，再往下就影响不了了，因为平民百姓受经济能力所限，对于体现于“上等人士”之身的时尚通常是追求不起的，而中产阶级所引导的时尚，则既可影响平民百姓，也可影响“上等人士”。
故中产阶级所引导的时尚，比“上等人士”所影响的时尚具有更广阔更持久的市场前景。
如今，在北方，在冬季，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出门在外的女性，极少见扎头巾者了，围长围巾早已成为普遍现象。
关于新鞋，我下乡前的记忆非常有限——只记得还没上学时，一年四季脚上所穿基本是母亲起早贪黑做成的鞋。不论做单鞋或棉鞋，做鞋底是最麻烦的事，从前有种专由百姓人家的母亲们做的家务叫“裱袼褙”，即先打好一盆糨糊，将较结实的布头一层层裱在木板上，大抵是裱在洗衣板或菜板背面。裱了七八层后，晒干或烘干，另外再裱七八层。裱够了五六片七八层后，画上鞋底的样子，用专穿粗麻绳的大针一针针沿边缝在一起，剪下；于是一只鞋底出现了。再接着，需一针针一线线在鞋底上纳出一排排一行行的十字花来。一只成人的鞋底，怎么也要纳出近百个十字花。再大的针也不能直接扎透“袼褙”，得借助锥子和顶针。顶针分两种，一种凹点小，是用来做一般针线活的；另一种凹点大的，是专为纳鞋底用的。锥子是细腰蜂形的，中间的细部，起到缠住麻绳，将其勒紧的作用。城市里是买不到麻绳的，需母亲们用平时留意捡到的粗麻绳头纺成。那也很费事，先得将麻绳头拆散成麻丝，浸软，根据纳鞋底所需的粗细来纺。无须纺车，某些人家备有纺麻线的吊架吊锤，在儿女们的协助之下可进行纺线。实际上是一种拧的过程。
这本是一种很古老的做鞋底的方式。自从产生了布，鞋底便是那么做成的。到我小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妻子们、母亲们，大抵还在那么为丈夫和儿女们做鞋。买鞋对于当时的农民而言是极奢侈的事，妻子们母亲们不做又怎么办呢？我这一代百姓人家的母亲们，原本曾是农村女子，她们将在农村做鞋时的技能带到城市里，想想也是很自然的事。虽然，丈夫们的鞋一般已不必她们再做了，但老人们还得穿鞋呢，孩子们还得穿鞋呢，若一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不做全买，哪儿买得起呀！
鞋底做好后，一双单鞋便完成了三分之二；一双棉鞋才算完成了一半。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对母亲为我做的鞋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那时我更在乎的是书包怎样。书包打补丁会使我觉得有失颜面，鞋露大脚趾了却并无怨言。上四年级时，仍很在乎书包怎样，但同样在乎起鞋来。那时我的两个弟弟也上小学了，为三个儿子又做单鞋又做棉鞋的，母亲力不从心了。母亲做的鞋没上脚前摆那儿挺好看，穿一两个月后，不是走样了就是这儿破那儿破了。记得一年开春，道路特别泥泞，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母亲为我做的起初挺好看的高腰鞋的鞋腰湿后塌软了，我几乎是当成拖鞋穿回家的，一路上同学们都取笑我。我一回到家就大哭起来，说母亲为我做的是一双“假鞋”。母亲打了我一巴掌，自己也哭了。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母亲有了临时工作。她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为我和两个弟弟各买了一双夏季穿的胶鞋。从此以后，母亲不做鞋了，想做也难了，因为总熬夜为我们缝衣服补裤子做鞋子，害下了极严重的眼病。往后的十余年里，母亲有工作的时候比没有工作的时候多，我们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的穿鞋问题不再是件愁事了。间或地，兄弟之间，隔一两年不定是谁常会穿上双新鞋。
“文革”前，塑料凉鞋开始在全国时兴起来。初时比胶鞋贵，不久比胶鞋便宜了。不论男鞋女鞋，样式挺多。我中学的同学中，男女生都算上，夏季穿塑料凉鞋的超过三分之二。塑料凉鞋受欢迎的方面是，下雨天可当雨鞋，不怕湿，洗起来容易，不管多脏，沾水一刷，几下就干净如新了。女生们另有喜欢的理由，便是颜色多，并且，有半高跟。却也有不被人喜欢的方面——尽管是凉鞋，但使人脚汗多。
那时，胶鞋的样式也多了。出了一款叫“网球鞋”的胶鞋，分蓝白二色，细瘦，透气。还出了一款“回力”牌的高级篮球鞋，鞋底是橡胶加海绵的，据说可增加弹跳力。班上有几名穿“网球鞋”的男女生，穿“回力”鞋的仅三人，一男二女。男生是校篮球队的，两名女生是区中学生篮球队的。她俩可以凭证明买到打折的“回力”鞋，那名男生的“回力”鞋是求她俩代买的。全价将近10元钱，即使打折，一般同学也不敢想。有的女生，仍喜欢黑色的家做的扣襻布鞋——对于女中学生，那是很传统的布鞋；有的喜欢配穿一双雪白袜子，因为看过的某部电影中有“五四”女中学生的样子，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美的印象。我当年看过的电影很少，头脑中并没保留下她们那种记忆，却也觉得别有一种美感。但那样的女生并不多，较多的反而是不穿袜子而穿黑色扣襻鞋的女生，她们都觉得自己的脚白。确实，她们穿了一冬季棉鞋的脚普遍挺白，便有意无意地显示。
一过“十一”，对于北方人，进入了一个乱穿乱戴的时节。某日天冷，寒气乍袭，早上如初冬，怕冷的人就提前换上了薄棉袄。于是厚袜子派上了用场；可笑的现象是，有的男生既穿厚袜子也仍穿塑料凉鞋。那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除了脚上那双塑料凉鞋，另外再没有鞋了。同学们都明白这一点，绝不会取笑他们，而他们是最早穿上棉胶鞋的同学。
所谓棉胶鞋，是一种厚胶底细帆布鞋帮的鞋。鞋帮之内，或夹棉花，或夹毡片，是最便宜的一种过冬鞋。以男性而论，从中学生、高中生到大学生到工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穿棉胶鞋，一律黑色，区别只不过是新旧而已。
有的中学女生也穿棉胶鞋，但大多数中学女生穿棉布鞋，家做的或买的。棉胶鞋无男鞋女鞋之分，一种样式，穿在脚上像娃娃鱼头，想使之美观点是根本不可能的。若一名中学女生是家中爱女，即使家中经济状况不算好，穿不上一双买的棉布鞋，甚爱她的母亲也会提前为她做好一双的。一般而言，母亲们为女儿们做的棉鞋，样式和保暖性绝不比买的差，有的比买的还好看；因为母亲们也是在通过女儿展现自己做鞋的水平呀。
若一名中学女生穿的是家做得好看的棉鞋，那么她在女生中是最受羡慕的；证明她是爱女嘛！
若一名女生穿的是买的棉鞋，证明她家的生活水平挺优上，也暗受羡慕。
若一名女生穿的是一双和男生一样的“娃娃鱼头”，并且是旧的，还打了补丁，那么普遍的男生内心里是同情她的，对她反而更友善。
若一名男生与同学争论什么时似乎非占上风不可，并且还穿双新胶鞋，对方往往会讽刺他：“不就是穿了双新的‘鲇鱼头’吗？神气个什么劲呀你！”
确实的，不是大家在每个冬季都有双新的棉胶鞋可穿，多数男生的棉胶鞋是旧的，补过的，穿了两三个冬季的；大家穿那样的棉胶鞋过春节很正常。
我下乡前没见过几个穿皮鞋的男女。在我们那所中学，在夏季，我仅见过一名穿半新黑皮鞋的别的班的女生，而且仅见过几次；她的父母也都是中学老师。
在20世纪80年代前，皮鞋这一种鞋，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的大人孩子无关。穿皮鞋的国人，比如今住豪宅、开豪车、戴名表、用名包的人少得多。
当年，一双“大头鞋”也极受中青年男人羡慕——鞋头、鞋帮、鞋跟全包了翻毛牛皮；鞋内有厚厚的羊毛；鞋跟是一寸多高的厚牛皮一层层压成的，特别结实，也特别保暖。就是太沉了，一双大号的将近五斤重。原本属于发给东北地区野战军、边防军、公安干警、消防队员们的冬季配装鞋，“特供”有余，转批给了民间的“后门”单位。美观是谈不上的，保暖却是别的任何鞋没法比的。
1966年至1968年6月之间，是我初中毕业下乡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再没穿过新鞋，所穿或是父亲从四川寄回家的劳保鞋，或是邻居卢叔收破烂收的破旧鞋。父亲寄回家的，是他在工地上留心捡的，刷洗过了，修好了。卢叔收回来的，若我挑选了，只能自己修补。
那两年间，我除了将我们的家里外掉墙皮的地方抹好了，将火墙、火炕、锅台翻修了，还学会了补鞋。当然并没拜师学，算是无师自通吧。棉胶鞋的其他部分好补，对于我难补的是鞋尖，因为看不见针，常扎手。较容易修的是塑料凉鞋——将断开的地方削薄，将刀片烧红，以削薄的地方夹住，捏紧，同时缓缓抽出刀片，往往一次就可大功告成。自然，烫伤了手的情况在所难免。
我是知青的六年间，冬季一向穿的是棉胶鞋。大约在第三年，黑河市的商店里忽现男女“高筒”皮靴，靴腰几乎及膝，绝对是上等牛皮制作，售价近50元。我们团因地处寒冷区域，有9元多寒带补贴，平均月工资41元多。连里几名男女知青买了那样的靴子，但也不可能穿那么高档的靴子参加劳动呀，参加军训也不对头哇。连长指导员都只不过穿“大头鞋”，战士穿双那么高档的黑光锃亮的“高筒”皮靴站在队列中算怎么回事呢？所以，穿着那种靴子的知青在出早操中一亮相，立刻受到了严厉批评。
连长生气地训他们：“朱德总司令和十大元帅们新中国成立后还没穿过这么高级的靴子呢！你们名曰战士，实际上也是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每月挣40几元工资找不到北了，想干什么呀？！”
“用自己挣的钱买的，这属于个人自由。”
“我们这也是促进生产嘛，没人买，厂家和商店岂不亏死了？”
他们中有人颇为不服。
指导员接着训道：“本连队绝不给你们这种自由！谁敢再穿，我批准，没收！什么促进生产，鬼话！50来元钱花在父母身上，孝敬孝敬他们，或为弟弟妹妹买几件衣服，就不能促进生产了？本连队就是不惯你们这种爱臭美的毛病！”
连长指导员态度强硬，后来那几名知青还真不敢再穿了。只能带回家去，冬季探家时穿着过一把“耍帅”的瘾。
以前我只在战争内容的小人书中、电影中见到高级军官穿那种靴子，而且是外国军队的高级军官——在现实中从没见过，可算开了眼了。
此事也能间接说明，当年的知青，因有兵团与插队的区别，命运情况是多么的不同。50来元——大多数插队知青一年才能挣那么多钱，而且算挺幸运的了。
在北方的冬季，光脚丫穿棉鞋是不明智的，再保暖的鞋也会影响保暖。特别是学生和上班族，几乎一白天脚不离鞋，不穿袜子的话，即使新鞋，不久便会先从鞋内将鞋穿坏。棉袜子既是为了增加保暖性，也是为了保护鞋里子。
所谓棉袜子，无非便是厚线袜子、毛线袜子、毡袜子。我上中学前，化纤混纺织品尚未出现，厚线袜子是指双层的线袜，穿着很舒服。缺点是毫无弹性，穿几天袜口就松了。若鞋大，走着走着，袜口就移到脚心了。家长们为是小学生的儿女买的或做的鞋总是会大些，希望儿女能多穿几年。故当年的小学生做操时，在体育课上跑步时，经常会蹲下身去，不是踩鞋跟了，是提袜子。
我是中学生后，化纤与棉线混纺的纺织品出现了，比纯棉线袜贵，但因为结实耐穿，弹性强，极受青睐。不似现在，人们即使买双袜子，也要问是不是纯棉的。倘不是，往往就走开了。
纯棉线袜子也罢，化纤混纺的也罢，新袜子像新鞋新帽子一样，也是当年的小学生中学生不敢奢望的——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当年穿旧衣服、戴旧帽子，穿旧鞋子旧袜子已自幼习惯了，对得到新的每会受宠若惊。即使父亲们穿的袜子，往往也是经母亲们的手补过的。当年不少人家有袜底板，是专为母亲们补袜子用的，一般是木制的。却也有铜的，少见，属于老物件。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前，生活较好的人家，也不是一双袜子一旦穿破就扔了的。连袜底板都是铜的，足以间接证明日子过得不差钱啊。
有的母亲们，入冬前会为丈夫做一双布袜。布袜非是一般样式的袜子，而是像高鞋帮的鞋一样的袜子，双层的，夹棉花，既保暖，又舒适。她们的年龄一般不超过中年，出嫁前便是做针线活的能手；并且夫妻感情好，孩子少，也并未与老人共同生活，日子过得比较省心，有那份精力和心情来做。
若已是老夫老妻了，儿女多，又没工作，还得照顾老人，那样的母亲们就没精力没心情为丈夫做双袜子了。丈夫们再舍不得花钱买呢，那就没别的办法了，他们只能穿鞋前用旧布包脚了。在北方，在城市，大男人们那样穿上棉鞋不是稀奇现象。百姓们谁家的旧布都不少，被面、褥面、衣服、裤子破旧得不能用不能穿了，母亲们就会将还算结实的部分剪下收起来，以备缝补什么时用，也为丈夫们冬季包脚时用。
若连“一家之主”都没有双袜子可穿而用布包脚，儿女们又有什么资格不那样呢？但若女儿已是中学生了，则可能成为那样的家庭中唯一有双袜子可穿的人。男人女人有别，在底层，也体现在对将是“大姑娘”了的女儿们的穿着的优待方面。同是中学生，女孩子在外人眼里穿着是否体面，似乎尤其关乎父母的面子，一户人家的面子。
在我成为中学生至下乡前的几年，冬季里经常以包脚布代袜子。我家兄弟四人加一个小妹，都穿袜子是买不起的，穿袜子的优先资格属于四弟和小妹，他们年龄尚小，不会用包脚布。
每天晚上脱鞋上炕后，我们都会将包脚布压在炕席下，早上再用时，已烤得热乎乎的。还能用则隔几天洗一洗继续用，不能用了扔了也就是了。习惯了，倒也不觉麻烦了。
当年，城乡差别也挺大的。但在生活的许多细节方面，几无差别可言。这许多方面，普遍体现于城市的底层人家。因为底层人家的父母若不将农民时的生活方式照搬到城市，日子是很难往下过的。
当年，干部人家的生活方式，能以最快的速度城市化起来。并且，会比老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更城市化，城市化到更讲究的程度。尽管，身为干部的人，以前也是农村人，甚至是出身贫苦的农村人。
我这一代人中，只有极少数冬季里会有双毛袜子可穿，其中包括干部家儿女。
至于毡袜，往往只出现在林区的供销社里。林业工人工资高，他们的工作主要在野外进行，毡袜对于他们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