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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洗澡，我只有一次童年记忆——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约是五六岁时的事。春节前，父亲从外省回到哈尔滨探家。除夕晚上，亲自烧了几壶热水，一次次兑在一只大盆中，为我和两个弟弟洗澡，哥哥充当父亲的助手。
当年，绝大多数北方人家是用不上自来水的。家家都有水缸，很大，一米多高。水缸一般在厨房，到了冬季，若厨房冷，怕将水缸冻裂，就得搬入住屋。所谓住屋，即有炕晚上睡人的屋子。那样的屋子也许并不暖和，却肯定不至于冷到能将水缸冻裂的程度。我家的水缸冻裂过，花钱请锔缸师傅锔了七八个锔子后，搬放到住屋的一角了。以后再没往厨房搬，唯恐第二次冻裂。果而那样，就得买新缸了。当年买一口新缸10元左右，普通的底层人家，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钱买新缸的。
为了能使我和两个弟弟洗一次澡，哥哥天黑前将水缸挑满了水。我家的水缸是大号缸，若使水满，得挑两担四桶水。我家只有一间住屋，十五六平方米。冬季住屋也得生炉子，除了炕，再有一口大水缸和两只摞在一起的箱子，屋地所剩的面积很小了。
我们洗澡的大盆，直径将近八十厘米。有一户街坊早年间是开染房的，遗留下了那么大的一只盆。母亲为了让我们除夕夜洗成澡，预先与街坊增加亲密度，成功地于除夕夜将那只大盆借回了家。它再往地上一摆，站在盆两边的父亲和哥哥几乎就转不开身了。
为了将我和弟弟的身体洗干净，父亲用上了发给他的劳动牌肥皂。那种皂碱性特别大，最适合建筑工人们洗帆布工作服。所谓帆布，真的是可以做船帆的布。用那种布做的工作服，极耐磨。但一湿了，就挺硬，搓起来特费劲。父亲他们的洗法是，打上劳动牌肥皂，用草根刷子刷。
在那一年的除夕夜，父亲和哥哥互相配合，用借来的盆，用去污性强的“劳动皂”，在家里为我和两个弟弟洗了一次澡。站在盆边的哥哥负责抻直我们的胳膊和腿，父亲负责用打了“劳动皂”的毛巾搓洗我们，兼顾着加热水。
如今回忆起来，颇似一场家庭仪式，也颇似饭店烤乳猪前的刮毛工作，先为两个弟弟洗的，最后才轮到我洗。父亲认为两个弟弟身体小，洗起来快，而若反过来先为我洗，时间长，盆水凉得也快，费热水。轮到我洗时，盆水确实已经不热了，壶里的水也没达到可以往盆里兑的温度，而大半盆水变成酸豆汁那种颜色了。那次被洗澡的过程并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有三点我却记得十分清楚——为我们洗完澡后，父亲和哥哥一抬盆，漏了一地。有人坐在盆里时，盆底与地面接触得紧，漏水也不明显。没人坐在盆里了，漏水的情况就不同了。幸而我家是土地面，可以赶紧用炉灰垫。而母亲还盆时，一说盆漏，惹得街坊甚为不悦，一口咬定原本并不漏，是被我家地上的什么硬东西硌漏的；这使母亲觉得非常冤枉。而初一一早，我和两个弟弟一觉醒来，皮肤都很疼，“劳动皂”的碱性烧伤了我们的皮肤，父亲为我们搓身时手劲未免太重了。
保留在我头脑中的关于洗澡的第二次记忆，是我成为中学生以后的事——也是春节前，有户邻居家买到了一吨好煤。那户人家没男孩，最大的女孩小我一岁。我初二，她初一。我帮邻居家的叔叔将煤铲入煤棚中时，天已黑了。他给了他女儿两张洗澡票，命她陪我去公共浴池洗澡。去到那里需走半个小时，乘公交仅一站距离，也得花五分钱，不划算，所以，我俩走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浴池洗澡，特别特别享受，泡在水中不愿出来。往家走时，身子轻得仿佛都能飞起来了。邻家女孩用省下的乘车钱买了两支冰棍，我俩边吃边走，她还挽着我。已经晚上八点多了，路上都没行人了。她一点儿也不怕遇到坏人，因为挽着我啊！实际上，应该说是我陪她到公共浴池去洗澡。不管怎么说，留下的记忆是美好的。
两次洗澡记忆之间的十余年，我究竟是如何过来的，每年在家洗几次澡，怎么洗的，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推测而言，夏天时，也就是冷水擦身算洗澡罢了。
我成为知青后，在夏季，洗澡是经常事了。不论连队还是团部，附近都有小河。男女知青每每结伴去河边洗澡，男知青一处地方，女知青一处地方，无碑有界，从无过界之事。而冬季，皆在集体宿舍兑一盆热水擦身。
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时，居然又享受到了一次泡澡的幸福——与股里的知青上山伐木回到团部后，宣传干事老陆见我出汗最多，悄悄对我说：“跟我来。”
我问：“哪去呀？”
他说：“带你享受一下，别声张。”
老陆是大学生，所以我们尊称他“老陆”。
我不知他说的“享受一下”什么意思，半信半疑地跟在他身后。他将我带到了一处有浴池可以泡澡的地方，与城市里的公共浴池毫无差别。我调到团部一年多了，此前从没听说团里竟有那么一处可以用热水洗澡的所在，而且除了我俩没别人。我的身子一没入水中，确实觉得无比享受。还出了一段小插曲——那里是仅供团首长洗澡的地方，老陆兼是团长秘书，便也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那天又是星期日，满池清热之水，倒被我俩最先享受了。第三个去往那里的是参谋长，他悄没声地找来了两名警卫班的知青：三个没脱衣服没脱鞋的男人，很突然地出现在老陆和我眼前。
参谋长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因为我的一双鞋引起了他的怀疑——当年我瘦，脚也瘦，穿的是一双37号的翻毛皮鞋。而老陆个子高，脚大，穿的是一双大头鞋。两双鞋脱在浴池外，不论谁见了，都会怀疑一男一女正在里边同浴。后来，那事成为宣传股的笑谈。
在我的知青岁月中，在北大荒，就享受过那么一次洗热水澡的幸福。
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后，真正说得上是洗澡的次数自然多了，却也不是每天都可以洗的。在我记忆中，似乎以系别分出了洗澡日，凭学生证方可入内。而我们中文系的洗澡日，似乎规定在星期六。
洗热水澡这件事，一旦不成其为难事，渐渐便没了享受感、幸福感。然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能洗一次热水澡毕竟还不是一件常态的事。所以，即使家在上海的同学，即使周日，也都宁可晚点儿回家也要在学校洗罢一次澡。因为，如果不是高干子女，谁在家里也不可能洗上热水澡。
当年，上海的冬季室内怪冷的。虽然我是北方人，起初也难以忍受室内的阴冷，不得已买了热水袋。而洗脸洗脚时若不往盆中兑些热水，也会使人不愿碰水。我们中文系同学住四号楼，四号楼是留学生楼，共四层。留学生们住在四层，供暖。以下的楼层我们住，不供暖。但二层的公共洗漱间有暖气，估计是出于向四层供暖的维修工作的考虑。我虽非理工男，但有时也会脑筋急转弯一下，产生出某些利己智慧。于是四处留意，寻找到了一节塑料管，套在暖气片的放气阀门上。每天早晚洗脸洗脚时，将塑料管另端放入冷水盆中，拧开阀门，片刻排出的热气会将冷水喷热。别的同学见了，依法而做，遂成公共福祉。
不久前见到一位中文系同窗，彼笑曰：“不少当年的中文系同学挺感激你。”
我问何出此言。
彼答：“当年多亏你有创造精神，使我们在冬天也能享受到用热水洗脸洗脚的幸福啊！”
我成为北影人后，洗澡更是经常的事了。每周六公共浴池开放时，每可在其内见到谢添、谢铁骊、于洋、管仲祥等老演员和名导演。有时，还共用一个花洒。那种情况下，关系自然亲近起来。我老父亲与我同住时，每周六必洗澡。对于他，洗热水澡是晚年的幸福之一。
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后，厂内当然也有公共浴池，也是周六开放。并不住在童影宿舍的同志，皆在厂内洗罢澡才回家，几无例外。当年，对一切单位而言，有无公共浴池是单位等级划分的标准之一，而每周能在单位洗一次热水澡，也是中国单位人的重要福利之一。
记得有一次，厂里开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内容是要将每周免费洗澡一次，改为卖澡票，每张两角。我是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并表示，宁愿由我个人出每年因烧洗澡水而烧的煤钱。童影人少，因烧洗澡水一年用不了几吨煤的。我之所以坚持，实际上是觉得，免费一旦变成收费了，虽然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那也会使福利打了折扣，破坏我和大家洗热水澡的幸福感。
大约2000年后，我家也安装了热水器。
那时父亲已病故，母亲住在我家。
第一个在家里洗上了热水澡的是我母亲。
小阿姨帮她穿衣服时，我从旁问：“妈，幸福吗？”
母亲由衷地说：“当然幸福啦。妈这辈子也没痛痛快快地洗过几次热水澡啊，能不觉得幸福吗？”
隔了会儿，她又忧伤地说：“可惜你爸走得太早了，一次也没享受到这种福。”
母亲的话，也使我忧伤了。
如今，许许多多的农村人家也都安装了洗澡热水器。
如今，为了省时间，我理发后基本不洗头，宁愿回到家里冲一次热水澡。
如今，开会驻会时，洗漱间明明有浴缸，也并不想享受泡澡的幸福了，每天淋浴一次就不错了。往往，由于懒，连淋浴也不。我住过的宾馆，有的洗漱间颇大，装修也很上档次，既有淋浴设备也有浴缸，使我不禁会这么想——多么好的洗浴空间，我却不想泡个热水澡，太对不起它们了。
如今，据我估计，大多数宾馆、饭店、会议中心客房的洗澡间里，浴缸基本是摆设。人们已普遍认为淋浴才是卫生的洗浴方式，泡热水澡已不属于身体享受。
我家洗浴间不大，也就没有浴缸。
但对于我，在家里就能洗一次热水澡仍是一种享受，并仍觉得是一种幸福。每每，会由而想到父母以及全中国千千万万我这一代儿女的父母们——他们中许多人生前，从没能够住进楼房，在家里洗过一次热水澡，更没坐过一次自己家拥有的汽车。
那曾经是他们的中国梦吗？
我想，大多数的他们，估计连那样的梦都不敢做的。正如45岁以前的我，住在没有厨房没有私家卫生间的筒子楼里的我，而家只不过是一间14平方米多一点点的四壁多年没粉刷过的房间，不敢梦想自己后来能够往上单元楼房，有单独的写字间，可以在家里上厕所、洗热水澡，而且，摆一台跑步机……
我这一代人的前半生以及我父母那一代普通中国人一生都不敢向往过的中国梦——如今，毕竟在许多方面成为现实了。
故我这个中国老男人，关于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很敢有更高的要求和梦想了——为我们的下一代，更为下一代仍健在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们。
我也会经常在内心里这样祝祷——中国的老人们，老寿星们，好好活呀，中国应该带给你们的福祉，从前是太少太少了，少到不知从何说起的程度！但以后，肯定会更多起来的。
你们活着时能享受到的国家福祉越多，后人的内疚便越少，国家的发展意义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