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农民工

值得关注的是，在我们调查样本中，“00后”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来务工者群体。他们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也不过20岁出头，多数正在从事来到城市后的第一份工作，更换工作的频率很高，时间间隔较短，工作的稳定性较低，不公平感更强烈，但对未来所处阶层地位的提高抱有期望。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城市生活返回农村，“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即第二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外来务工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1.4岁，月平均收入6214元，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比相较于2019年有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00后”第三代农民工也开始陆续进入城市。他们的成长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对各种数字平台的使用更加熟练，同时在行为方式、消费观念、心理认同上也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是一个需要特殊关注的群体。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在进入社会后骤然减少与家里联系的时间和机会，其抗压的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完全准备就绪。他们非常年轻，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第三代农民工的阶段性特点。

基于我们的调查数据，我们对“00后”外来务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工作状态、职业流动、社会交往、健康状况等情况进行了单独分析，并与其所属的总体样本进行对比研究。概括来说，“00后”群体呈现出五大显著特征。

第一，“00后”第三代农民工的男性比例较高、受教育程度偏低、行业分散、岗位范畴较为广泛，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从事职业技能要求较低的餐饮或酒店行业，尤其是从事餐饮的比例远高于总体样本。同时，仅有很少的“00后”受访者在需要一定职业技能的医疗、物流、教育和制造业就业，比例均低于总体。虽然这些年轻人保有就职于新兴行业的可能性，但在当前就业市场中缺少优势。

第二，“00后”第三代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边缘化、迷茫化的特点，工作稳定性较低，以“零工”和“兼职”为主。这部分年轻人工作时长和工作量偏低，多数平均每周仅工作18个小时、每个月仅工作11天，并不是正式和常规就业的状态，工作内容的自主可控性更低，大多数以服从管理为主，地位相对被动。这和总样本中平均一周工作时长48小时、每月工作天数25天的正式就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之相应的是这一群体对自身工作的价值与意义认知也相对消极，并不像总样本那样认可工作是为了谋生，不认为工作能够让自己心安，也不更加认可工作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兴趣或是能力。整体而言，“00”后被访者难以在工作中体验效能感，也难以寻找“心安”和“兴趣”，表现出了就业后的迷茫心理。

第三，“00后”第三代农民工的工作经验有限，职业流动频繁，且面临着迷茫感与挫败感，由此带来了他们与家人之间相对矛盾的联系频率。我们的调查发现，与其他年龄层相比，“00后”群体探亲频率相对略高，但并未表现出更为密切的与家人联络频率，有超过四分之一的“00后”受访者在外出工作几个月后才与家里联络一次。另一方面，这一群体闲暇时间相对更多，个人生活体验中存在着一定“空白”。

第四，“00后”第三代农民工的主观不公平感更加强烈，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回报率较低，且有较高比例认为自身所处的阶层地位属于最低阶层。这一群体对自己5年后所处阶层地位的期望以提升为主，表现出了渴望通过奋斗提升阶层地位的意愿。尽管这一群体当前的状态是经受挫折、遭遇迷茫，但仍然保持着较为乐观的态度，逐步向所在社区、所在城市融入。

第五，“00后”第三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状况良好，心理状况有待关怀。在生理健康方面，九成以上的“00后”受访者没有职业病，但遭遇工伤的比例相对较大，需要更多预防性引导。

在心理健康方面，“00后”群体的压抑状态较总体偏低，但受到初入职场、区域差异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一群体心理状态还不够成熟，且自我效能感得分更低，对于如何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任务和困难，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少数人甚至非常没有信心。目前而言，这一群体自己去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帮助的可能性极低，且无法承担高昂的费用。但是长期抱有抑郁、焦虑的情绪，不仅对个体是一种很大的伤害，最终也可能会给社会造成无法预估的损失。因此，需要雇主、社会组织或政府推出心理干预项目，主动去关注年轻务工者的心理问题。 +5M3eLwGTJkJwHwdIgQ38/dNnAuwD8NwRsD73rPYnhFFW7cOd9/K8i8/7rzXvZ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