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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以“都市新蓝领”为主题在清华大学组建了研究课题组，对城市外来农民工在零工时代下的工作、生活状况展开了深度调查。
面对技术、经济与生活的飞速变化，这些外来劳动者的内部结构和需求取向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从传统农民工扩展到无法精确定义的新一代都市外来务工者，他们整体年龄更年轻，文化水平也更高。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项调查，对该群体当前的基本条件、家庭结构、工作经历、流动迁移、自我认知、社会融入、群体健康等方面进行群像式的全景呈现。
我们以国内某家典型蓝领公寓的用户网络为抽样框，抽样框的具体范围包括该蓝领公寓主要的服务对象们。
该蓝领公寓住户的主要身份包括酒店餐饮、物流、零售、医疗美容、教育培训等行业的基层员工，例如快递/物流小哥、餐厅/酒店服务员、超市/卖场收银员、物业保洁员、停车管理员等外来劳动者。这部分群体收入很低，不能承受大城市高昂的租金，同时传统的城中村、地下室又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宿舍型蓝领公寓成了容纳数千万劳动者的“家”。
整体而言，从年龄分布上看，我们样本中的被调查者“00后”占比34.28%，“95后”占比41.92%，整体年龄年轻化。其中，年龄最小的样本为2004年出生（即意味着这位被调查者在调查时刚满16岁），年龄最大的样本为1969年出生，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31岁。在教育背景方面，样本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偏高，43.88%的被调查者接受过高等职业专科教育，29.77%的被调查者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包括中专（19.23%）和职高技校（10.54%），10.5%的被调查者仅完成初中教育，同时，仍有一部分被调查者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受教育程度仅为小学及以下（1.43%）。被调查者单身比重为64.96%，这与样本年龄偏年轻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城市打工者相对孤独的情感状况。而从被调查者来到所处城市的时间上看，59.61%的被调查者是在最近一年以内，侧面说明了这一群体较高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在所有参与的被调查者中，来当前所处城市工作时间最久的为2001年来到当前的城市，而在当前城市工作时间最短的则为2个月。
我们再将调查样本中城市外来农民工的群像进行进一步拆分，有以下几方面的发现：
工作状况方面具体来看，第一，城市外来务工者群体的工作经验较为有限，工作流动性高，稳定性相对较低。数据显示，四成受访者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初次工作，这主要与这一群体的年龄特征相关。其余六成受访者有一定工作经验，但在离职原因上看，60%以上的受访者都是出于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在工作适应性、个人职业前途规划上并不明确。同时，仅有一成受访者曾有兼职经历，可见这一群体在个人职业外空余时间较少。
第二，外来务工者群体的工作体验情况相对复杂，工作环境亟待改进，工作模式相对基础，并表现出了相当具体的负面感受。与此同时，职业结构有一定优化，具备上升空间。
在工作模式方面，受访者们认为工作的重复性较高、清晰度较高、标准化水平较高，即工作所属层次相对基础、技术含量有限，个体可替代性较高，但与此同时工作时长与排班方式也较为合理，体现出了职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在工作自决水平方面，多数受访者的工作任务、进度安排、工作量等指标均为部分由自己决定，即个体能动性与外部环境要求之间有一定平衡性，可互相配合、协调；同时这种自主性是有限度的，工作强度仍然主要为工作单位所决定。在个人体力方面，受访者面对着长时间工作的困扰，与体力劳动、身体消耗相比，过长的工作时间形成了较为显著的负面因素。在外部环境方面，这一群体所处的卫生情况、安全情况、健康情况等条件均不乐观，常常接触有害物质，综合来看负面体验相当明显。
第三，外来务工者群体的劳动权益意识和实际情况均有所进步。在工资计算方式方面，月薪制以63.95%的比例占据主流，计件、计时、按天计算等三类方式相对平均，剩余少部分人则是以“有时计件，有时计时”的方式获取薪酬。综合来看，月薪制的工资计算方式更能保证这一群体的劳动权益，也意味着相对稳定的收入水平。
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近九成的受访者有劳动合同的保证。其中，84.09%的受访者是与自己工作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且其中90.58%的人签订的是固定时段或短期合同。由此可见，劳务派遣的中介方式逐渐不再占据较大比例，且年轻一代的外来打工者群体对劳动合同的重视较为明显。
第四，外来务工者群体的工作价值认知以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为主，对工作意义持肯定态度，同时也承受工作带来的压力。当问及工作价值及意义时，多数受访者表现出了对于生活需要、心理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兴趣需要、发展需要等方面的追求，但总体上仍然将工作价值归结为生活需要；在工作状态方面，多数受访者能够肯定自身工作的价值，但也坦言承受着疲惫与压力，心态较为复杂。
第五，新冠肺炎疫情给外来务工者群体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在工作量方面，认为工作量在疫情后有所增加的比例较大。在月收入方面，多数受访者认为月收入基本没有变化，但同时也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月收入有明显增减，可见收入方面的个体差异性较大，仍需关注疫情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影响。
社区认同方面，外来务工者能够适应城市生活和社区交往，但对自身所在社区的归属感有限，具体表现为与城市居民交往上的不确定性。在社区认同方面，多数受访者的自身社区归属感为“一般”水平，同时，态度偏向“认同”的受访者比例高于偏向“不认同”的比例，整体态度相对正面，表现出了这一群体相对良好的适应能力。
其中，男性受访者在“认同”比例上略高于女性受访者，呈现出一定幅度的性别差异。随着受教育程度增高，该认同均值先上升后下降，即出现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职高技校”学历被访者得分最高，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被访者最低。在年龄与社区认同方面，“00后”认同感最高，“90后”认同感最低。“已婚”与“离婚或丧偶”的外来务工者群体受访者与其他类型有显著不同，“已婚”部分中“完全不认同”占比较高，“离婚或丧偶”部分则认同均值最低，甚至趋于不认同社区。而在行业与社区认同方面，物流行业认同均值最高，认同均值最低的则是医疗行业。
从与本市居民交往的量表结果来看，随着调查项目所提及的交往程度逐步深入，受访者对城市居民交往意愿的判断“不确定”比重越来越高。具体来说，受访者更能确定城市本地居民愿意与自己说话、一同工作、做邻居，但是不确定城市本地居民是否愿意与自己成为亲密朋友、通婚等，显示受访者对城市本地居民的融入感相对有限。
在主观阶层地位方面，外来务工者群体的主观阶层地位偏低，但总体认为获得了一定提升且将继续提升。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针对当前主观阶层地位的平均打分为3.95（满分为10，小于5分表示偏低，大于5分表示偏高），即多数受访者主观阶层地位偏低。同时，这一评分高于受访者自我评估5年前主观阶层地位的平均数据（对5年前的平均打分为3.79），意味着外来务工者群体认为自身出身阶层较低，但到城市工作使得所处阶层获得了提升。
此外，受访者的5年后主观阶层地位预期平均数据比目前所处阶层位置的平均数据更高，则意味着这一群体对自身阶层继续提升的信心较高，倾向于发挥个人能动性以获得更大上升空间。其中，女性对“自己目前所处地位”打分略高于男性，男性则对“5年前的主观阶层地位”打分略高于女性。可见，女性认为自身地位的提高程度较大。在年龄群体与主观阶层地位方面，“95后”与“90后”认为与5年前相比，当下主观阶层地位有所提升，“80后”和“00后”则认为有所下降。在行业与主观阶层地位方面，与5年前相比，“医疗行业”和“酒店行业”群体认为自身有所提升，“物流行业”和“餐饮行业”群体则认为有所下降。
主观公平感方面，外来务工者群体相对剥夺感较强，整体上对公平感产生了负面反馈，认为自己只有一部分生活选择的自由。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生活水平与工作努力程度相较偏向于不公平，在他们看来，实际所得回报难以与付出相匹配，且低于预期。其中，女性被访者主观公平感的得分均值略微高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公平感方面，公平感均值最高的为“中专”群体，最低的为“职高技校”群体；在行业与主观公平感方面，餐饮业和酒店业两类群体更多地感到“比较不公平”，物流业和医疗业则为“完全不公平”，这表现出了职业视角下的感受差别。
在心理健康方面，我们在调查问卷中加入了两个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心理学量表——“CES-D抑郁自评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二者一负向一正向，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对外来务工者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压抑程度和掌控程度进行全面评估。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都市外来务工者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维持着一定效能感，但整体情绪相对低迷，在抑郁自评量表和自我效能自评量表中都表现出了这一特点。在抑郁自评量表中，九成被访者自评存在明显的压抑情绪，包括焦虑、紧张、低落等，且对压力具有较为明确的认知，仅有一成选择无抑郁情绪。而自我效能自评量表数值相对稳定，表现出了外来务工者群体较高的拼搏和奋斗精神。尽管如此，不同行业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医疗行业的外来务工群体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无力感，自我效能感与其他行业相比较为低下。
图1-1 城市外来务工者分职业心理状态等级（N=579）
（2020）
分职业来看（见图1-1），从事快递、外卖、运输等物流行业的外来务工者群体心理状态尤其紧张，并具有高度的压抑倾向，“可能存在压抑状况”以及“存在压抑状况”的占比接近九成，“无压抑状况”的仅占一成。在平台经济时代，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承载着巨大的过劳风险和工作压力。无论是送达延迟引发的客户投诉，还是送货途中潜在的逆行、闯红灯等交通安全隐患，再到网络购物狂欢活动所带来的爆仓爆单，以及平台各种异化的计件激励制度、隐蔽的算法优化系统，都让这一行业的务工者不得不面临更高强度的工作负荷。我们在新闻媒体中常常看到快递小哥深夜独自一人坐在街头哭泣的新闻，正是这一群体在时代压力下困在系统之中的真实写照。
此外，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在行业中，餐饮、物流、酒店等职业类型的外来务工者更容易遭遇“职业病”，腰肌劳损、颈椎病、胃病等较为高发；工伤方面情况类似，物流相关工作有更高的伤害风险，快递、外卖以及运输的物流工作受伤情况最多，比例超过三成，其次是餐饮和零售，而制造业受伤比例略超过10%。
当城市人才趋于饱和、发展空间不断缩减时，便会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外来务工者群体有一定返乡就业意愿，同时对返乡工作的层次有一定要求，倾向于选择家乡所在省省会等较发达地区。具体来看，50.64%的被调查者有返乡就业的意愿，甚至有4.43%的人曾尝试过返回户籍所在地。考虑到城市的资源和机会，仍有44.92%的被调查者愿意留在外地工作。
半数受访者在收支情况上有一定收入剩余，但数额较小，个体经济状况一般，这也可能促使他们难以长期维持外地打工生活，转而考虑返乡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