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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数字化与信息技术的大力推动下，零工经济开始兴起，外来务工者只要依托互联网平台就可以及时获取就业信息，以“临时合作”的方式代替传统企业中的长期劳动合同关系。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劳动力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
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Diane Mulcahy）在《零工经济：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
The Gig Economy
）一书中将零工经济描述为“如果把当前的工作世界看作一把尺子，设想它一头是传统意义上由企业提供的职业阶梯，另一头是失业，那么两头之间范围广、种类多的工作选择便是零工经济”
。与传统的“打零工”相比，零工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互联网技术的极大依赖，与此同时其工作内容也得到了广泛扩展，包括外卖、快递、货物运输等体力劳动，也包括通过线上平台远程开展业务和交付的其他工作。在国外，学者们尤其关注零工经济向中产阶级和白领工作的扩展，强调参与者对“灵活性、自主权、契合度和工作意义”的重视。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根据《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
显示，当前中国零工经济更多分布于中小城镇等下沉市场，尤其是在县域地区，有超过六成的居民以相对不稳定的工作为主，拥有稳定职业的群体（在私企、事业单位、国企、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职务的人群及公务员）占比则不到四成，这大大超出了人们的传统印象。整体而言，中国的零工群体学历偏低，主要集中于初中以及高中或中专；从事职业主要以低技能职业为主，如与互联网相关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网店等（35.1%）和生产劳动（26.6%），技能服务和教育培训占比不到15%；月均收入也普遍偏低，群体内四成低于2000元，八成低于4000元。在此基础上，零工劳动者仍然普遍面临工作岗位数量少、劳动关系不受保护、收益不稳定以及缺乏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困扰。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中国零工群体数量极为庞大，这些问题并不只是个人困扰，而是通过家庭和代际传承，构成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困境。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经济模式在时空上的限制，降低了市场信息传递的成本，为更多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为社会经济运转提供了有力补充。另一方面，零工经济也普遍存在劳工保障缺失和不稳定性大、流动性大的问题。劳动社会学学者梁萌曾以互联网家政工为例指出，金融资本和互联网技术共同构建了“弱契约”和“强控制”的劳动模式，家政工的待遇无法通过契约得到保障，而其工作过程却可以通过网络就完成一整套的严格监控，资本和技术通过对劳动监控的改变可能将劳动者进一步异化。
这些复杂问题都对社会、政府、企业和学者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从个体的角度出发，“零工人”在“悬浮”中焦虑。虽然零工经济有其自由性，但是其代价是缺少保障，零工平台上的工作，无法为劳动者提供清晰的职业路径来提升他们的技能和收入。与此同时，“零工人”确实能够拥有更强的灵活性、自主权和控制权，跳出为一个雇主服务的工作模式，利用自己的资源、特长实现自身的价值，而非单一地出卖劳动力以获得生存资源。
零工经济是技术、经济与生活飞速变化的一个缩影，它广泛、零散而又多样地存在于千万劳动者的生活中。社会、政府和学者需要掌握社会学的想象力，从个体故事出发，去洞察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个体也需要在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下，掌握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一个有着更多自主选择空间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