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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廉思在调查城市快递员生存状况时，曾用“蜂鸟”来形容这一群体：
他们穿梭于偌大城市里的每一处犄角旮旯，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每次的城市游走，每次的回家探亲，都让他们无所适从。唯一确定的，只有不停地向上飞翔，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
这种“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的悬浮式生存，不仅适用于描绘快递小哥，在各职业的城市外来务工群体身上，都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具体而言，他们有两个新特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在迁移流动模式上，伴随着城乡双向拉力的不断减弱，“农村—城市”之间的迁徙已经不再是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流动状态，而悬停于城市或“城市—城市”之间的流动正在成为常态。
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对城市的整体认同感较低，在工作城市与家乡农村之间更多的是像“候鸟”一样进行往返流动，而每一次“迁徙”常常伴随着“工作—返乡—再找工作”的工作转换。这种候鸟式的流动，其动力来源于城市与农村两端的“工作机会”与“传统乡土关系”，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依旧可以选择回乡务农，土地才是他们精神上的“根”。
而新一代的外来务工群体，他们更多处于一种“离农”状态，土地只是他们不得不背负的沉重负担。一方面，他们对于乡土社会的情感趋向淡漠，也普遍匮乏乡土社会的生产和劳作经验。随着与乡村传统社会的联系日渐式微，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现象使得农村乡土的吸引力也逐步下降，新一代因此很难再像先辈那样，真正回到农村。
同时，他们对城市又有着更深的渴望，这源于对城市社会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模式、消费享受的想象。新一代务工群体对于进城有着较高的期望，梦想着洗掉自己身上的“泥土味”。但囿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他们很难真正完全融入城市。城市高昂的房价等生活成本，以及缺乏身份的依托，使得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期待很难实现。因此，一个更为普遍的选择是回到县城或者镇上。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还会在县城里买一套商品房留给下一代。
另一部分人在这种受挫下，会主动寻求离职，乐意陷入一种“主动失业”的境况中，他们认为这是摆脱了工作对生活束缚的表现，并演化出对劳动的“厌恶”。
第二，在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上，新一代城市外来务工群体正逐渐从“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转向为“原子化劳动力再生产”。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
劳动力再生产可以分为两个领域：劳动者劳动能力的维持和更新。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部分，主要涉及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这一部分主要在城市的打工所在地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更新”部分，例如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相关的医疗、照料、教育、看护、居住等，则主要在家乡农村或其所在镇、县来实现。而所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就指的是外来务工者在城市工作，却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这种模式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部分群体对城市和农村呈现出双向依赖。
如果以往外来务工者在城市中的“劳动力维持性再生产”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那么今天这一群体在城市中“劳动力维持性再生产”至少还拓展到了两个新的领域：一是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各类技能培训；二是劳动者的休闲娱乐，尤其是满足劳动者自身品味与体验的相关活动，这意味着外来务工者在城市中实现“劳动力维持性再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同时，外来务工群体在农村中实现“劳动力更新性再生产”的功能有所弱化，正在逐步“去家庭化”，具体表现为与家人的经济联系和互动减少，对家庭的期待也降低。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很明显表达出不希望再回到家乡生活工作的想法，甚至是对家乡的乡土氛围产生排斥。受到城市文化的濡染，新一代打工者也越来越追求个体的权利，劳动维权观念也在不断增强，对于自我主体性有着更多意识。不过，也正如鲍曼所说：“我们都是有权利的个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事实上都能实现自身的权利。通常，控制生活仅仅是故事讲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实际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