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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回到了家，但这不是我的家。
——芭芭拉·卡森《乡愁》
北京，前英子胡同。
从灵境胡同地铁站向马路对面走一小段路，就来到了前英子胡同，胡同口外有一家烤鸡快餐店。“百度百科”上对这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有着如下描绘：“周边空气清晰、环境迷人，绿化面积大。”但沿着凹凸不平的水泥路进入胡同，看到的是一排低矮破败的平房，平房区的外墙上是成排的电表，供电线杂乱无章地搭着；胡同的角落处堆着杂物，半空里还悬挂了绳索，晾着各种颜色样式的大小衣服……
我们来到这里，是想寻访北京的洗衣工。
居住在前英子胡同这个角落里的，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北京的外来农民工，有餐馆里的洗碗工、在附近公司看大门的保安、定期为小区居民做保洁的钟点工、上门搬家的搬运工。他们不在北京长期定居，只在这据说随时会被拆迁的胡同角落寻觅到可供暂歇的廉价居所。
这里还住着一位帮别人洗衣服的“老北漂”。这位老奶奶祖上在内蒙古，随母亲来到北京，现在80多岁了，虽然佝偻着脊背，可身子骨还很硬朗，心态也极好。她的日常生活就是拾捡纸壳攒着卖钱，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晾衣架下面晒着捡来的米奇玩偶。
我非常好奇，在洗衣机已经非常普及的今天，为什么还会有人在做着帮人洗衣服的活？
老奶奶坦然相告，她们这一代已经没有洗衣工了。她母亲那一代还有，在当时，胡同里的街坊邻居聚在一起，以帮人洗衣服谋生。今天，她也会顺带着给邻居洗洗衣服，但都不要报酬。“他们在北京打工，谁都不容易，我就是随手帮帮忙。”
我们关于北京洗衣工的调查自然只好告一段落，但是田野里这一段有趣的寻访，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幅画面：一群外来打工者，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落脚在一个小胡同里。在日新月异的繁华城市中，他们是格格不入的陌生人；而在这个小胡同里，他们却相互帮衬，彼此之间拥有着自然的默契与和睦。
在社会学城市民族志的早期研究中，洗衣工是一个经典的被观察对象。在《中国洗衣工》（ The Chinese Laundryman ）里，华裔学者萧振鹏（Paul C. P. Siu）细致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背井离乡移民美国芝加哥的中国洗衣工，他们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开设一家小小的洗衣馆，通过帮人洗衣服在大洋彼岸艰难谋生，同时还要赡养在中国的妻儿。然而在美国邻居的眼里，他们却只是一件像“洗衣机”一样的机器、一件工具。在和美国生活完全隔绝的小世界里，这些洗衣工“并不试图在新的社会中寻求社会地位，在心理上也并不愿意作为旅居社会的永久居住者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虽然在新的社会世界已生活数十年，他却时时想要回到旧的世界” [1] 。
对华人洗衣工的研究，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旅居者（sojourner）”。由于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膜、主体能力的局限等多方面原因，“旅居者”往往只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不断遭受不平等对待、孤立和隔离，被迫在劳动力市场上屈居从属地位，成为城市里的边缘人。同时，他们又面临着新旧生活和价值观念的相互冲击，也不断寻求解决的方法，却又常常得不到制度性的帮助，个体化人生只能处于“靠自己而活”的现实窘境。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个体不得不面对稳定的压力，即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
，他们不得不以孤独的自我奋斗来应对新的环境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我非常喜欢将视角下沉，去关注城市社会里的边缘群体，倾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从家乡农村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大都市，渴望融入城市的生活，却又常常没有办法走入都市的繁华和喧闹，只能蜷缩在类似前英子胡同这样的城市角落中，只有同样经历漂泊人生的老奶奶才愿意向他们伸出帮助之手；他们思念故乡，然而故乡又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他乡。他们的城市精神生活，展现出了怎样的特质？精神生活的背后，又如何折射出漂泊打工的不堪和辛酸？
在当下的语境里，这些怀揣梦想和希望、背负辛酸和苦痛的漂泊者、旅居者、边缘人，有着一个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外来务工者。
“务工”一词，本身已经诠释了他们从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并且决定了他们的劳动身份：他们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拥有权利地位的“工人阶级”，也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传统农活的“农民阶级”。“务工”意味着劳动只是临时性的工作，是随时会被解雇的劳动身份，无法享受到诸如住房补贴、医保、教育等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
绝大部分外来务工者在离开家乡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他们将要在庞杂的城市生态体系里寻找一个容得下自己的缝隙。每天长时间工作，居住在窄小逼仄的出租房里，梦想着赚到更多的钱。他们知道城市和农村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他们知道自己将要出卖劳动；他们知道将会遭受人生从没遇过的委屈。他们几乎什么都知道。然而，他们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的欲望和梦想又是如此强烈。除了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所吸引之外，他们这种强烈的打工欲望也来自两种诱惑，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工作赚钱与家庭之间的挣扎，另一面是城乡间的巨大不平衡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当我们将这些外来务工者的人生轨迹放置于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之下，以更加广阔的宏观视角看去时，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描画出一条城乡差别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曲线，而曲线上的每一个拐点，都见证了无数打工者逃离家乡农村，进入城市改变生存状态的城乡流动。
这些城市务工者推动了城市的更新和经济的发展，却不断受到地域和身份的双重歧视，无法获得平等的待遇。他们的故事与体验、疼痛与煎熬、尖叫与企盼交织在一起，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急剧重构的资本与文化的巨大压力下进行自我表达的最真实形态。他们的背后，不知藏着多少创伤和挣扎。身为外来流动人口、进城打工者，他们是游离在都市中的陌生人，随时可以到来也随时可能离开，他们的声音也因此注定无法曝露在社会主流话语之中，只会被轻易地忽略和覆盖。
[1] Siu，Paul. 1987.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关于芝加哥中国洗衣工的系统介绍，参见杜月，《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社会》，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