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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信的父亲戴臣水生于1896年（光绪廿一年），卒于1940年。戴臣水是家中长子，自小聪慧过人，又发奋努力读书，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学习矿业课，一直读到硕士。
戴臣水在考入北大后，不仅在学习方面表现优秀，还积极参与各种文体活动，尤其是在音乐方面更是展示了天赋。值得一提的是，戴臣水在1916年与林士模等12位学生一起，发起组建了北大音乐研究会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学校音乐社团
。据《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所载，当时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组织规程如下：“民国五年秋，周文菱、林士模、唐鸿志、林秉中、余明钰、戴臣水、戴明之、谭伟烈、廖书仓、秦元澄、查士鉴、夏宗淮十余人，发起—北京大学音乐团，以研究音乐、陶冶性情为宗旨，惟当时组织极形简单，仅有团长一人，举夏宗淮任之，后几经讨论公决，更名为北京大学音乐会，内分二部，一西乐部，一国乐部。民国六年春，青年会开万国音乐会，该会亦参加其间，嗣后北斋回禄，京畿水灾，该会复与新剧团联合演技于青年会及中央公园。”
后来音乐研究会被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旨在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光大之。
图1-3 父亲戴臣水和母亲王萃云
戴臣水不仅在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社团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将其对音乐的爱好深深传给了他的孩子们。戴立信回忆，父亲虽然看上去很严厉，但在生活里却常展现出慈父的模样。他喜欢在家里面教孩子们唱歌，特别是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小妹妹，正是讨人喜欢的时候，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就教她唱《渔光曲》，一家人听着小妹妹咿咿呀呀地学唱此歌，共享了不少天伦之乐
。令人称绝的是，戴臣水在音乐方面的爱好还影响了戴立信。戴立信妹妹回忆，在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下，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还经常把家附近的小朋友们组织起来一起唱歌，小家伙们都很听戴立信的话，喜欢跟着他一起玩，一群小朋友在弄堂里放声高歌成了一道独特风景线，常引来过往行人驻足观看。每当有人关注，戴立信和他的小伙伴们便会更加起劲地唱起来，非常有意思
。戴立信在音乐方面的才能，在他进入浙江大学读书后得到了施展，他参与了学校湄潭剧团的组织和演出，从中得到了很多终生难忘的快乐记忆。
戴臣水硕士毕业后，在北京门头沟斋堂煤矿担任工程师，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工作之余，戴臣水还深得戴家乐善好施的“真传”，经常接济周边生活困难的人，有一次还向母校捐款而见诸报端。1934年，也就是戴臣水毕业后不久，在自身经济条件不算充裕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北京大学的校舍建设，还毅然捐出自己的工资。据报纸记载：“北大将修建学生宿舍之议，久已甚嚣尘上，惟因经费关系，迄未动工，前该校学生会曾呈请蒋梦麟氏从速修建宿舍，并兴造大礼堂，最近在该校服务之一部分北大毕业同学，鉴于修造大礼堂即宿舍之需要，又联名发起向该校毕业同学募捐，以资修建。”
当时的北大一直筹划修建学生宿舍，只是一直苦于经费紧张而无法动工，学生的意见比较大。学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发起社会募捐，其中就包括向已经毕业的北大校友们求助。在收到母校的募捐信后，戴臣水立即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尽了自己的力量。这件事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该份报纸在文章结尾列出了所有捐款人的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傅斯年、范文澜等人外，戴臣水的大名也赫然在列。此事看似小事一桩，但实际上是戴家“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家德传承的例证，这种家风后来也深深影响了戴立信以至其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戴臣水前往昆明参与叙昆铁路
建设，没过几年因病不幸去世。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在潜移默化中给戴立信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算起来，戴立信和父亲相处的时光并不长，也就是戴立信在北京念小学到初一那段时间。在戴立信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要求严格的人，对于他的学习非常关注，经常会在晚上问询小立信的功课状况。戴臣水毕业于北大，自然是一个爱书之人，平常在家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书房里看书。他的书房里靠着墙壁有一个大书架，上面放置了很多书籍，其中以工业方面和矿产方面的书居多，还有不少外文书。戴立信虽然看不懂这些书，但时常还是会好奇地翻一翻。显然，父亲对于书籍的热爱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戴立信的生活，也让他的性格变得沉稳起来。令人惋惜的是，父亲的英年早逝，给尚未成年的戴立信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
图1-4 母亲王萃云，弟弟戴立德及外甥女金玲
因为父亲常年忙于工作又较早去世，他在戴立信脑海中留下的记忆片段比较短暂。相比而言，戴立信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非常长，这给戴立信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母亲王萃云，吴县洞庭东山（今苏州吴中区）人，生于1896年，卒于1994年。王萃云初中毕业，待人接物得体大方，颇有大家风范。尤为难得的是，她性格刚毅坚韧，每次在家庭蒙受灾难之时，都能挺身而出，为子女们撑出一片避风港。戴立信回忆，母亲曾坚强地独自处理过家庭中的4次磨难。第一次，戴立信全家由北京逃难至上海投奔祖父家，但次年祖父母就相继去世，父亲不在身边，母亲要独自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由于经济来源不足，只能节衣缩食，变卖家产，勉强度过了战时的困难生活。第二次，戴立信还在读中学，父亲戴臣水离家去云南参与叙昆铁路的建设工作。因为长期在外风餐露宿，生活条件过于艰辛，以至积劳成疾，经常感觉身体不舒服。一开始他还勉力支撑，直到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才申请回家医治。因为身体虚弱无力，只能让妻子前往云南接回。于是王萃云独自一人，从上海出发，先后经过越南的海防，一直走到中越边境下关，再辗转到了昆明，这一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被母亲接回上海的父亲在接受检查后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因时间拖得过久已无力回天。父亲的突然辞世给整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打击，大家都沉浸在丧失亲人的悲痛之中难以自拔。王萃云虽然悲痛至极，但深知自己此时不能垮掉，因为几个年幼的子女尚待抚养。于是她振作起来，在家庭经济状况颇为困难的情况下，努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随着家境日益艰辛，她只能将家中租用的二层楼房转租出去。先是租出一间，之后又租出楼下一层，最后将楼上的两间也逐步租出，全家挤在后厢房和灶间里，晚上架床，白天拆去，就这样她还是把几个子女陆续送进了大学念书。令人悲痛的是，上天对她的考验远未结束。戴立信的弟弟戴立德在大学毕业后，去了山西大学做英文教员。时逢三年自然灾害，戴立德因为饥饿导致全身浮肿，直至病重难起。得知消息后，王萃云赶紧跑到山西，把戴立德接到北京来看病，可是最后死神还是将她最爱的幼子带走了。先后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最喜欢的小儿子，所受的打击何等巨大，但是，王萃云还是很快振作起来，继续操持家务，担负着照顾第三代的重任。最后一次，磨难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戴立信和妻子因莫须有的罪名双双被关入“牛棚”，王萃云也因此受到牵连，每天被强迫曲背弯腰清扫里弄和楼道的卫生。即使如此，年逾古稀的她依然还能坚强面对，默言忍受，在历尽艰辛的同时把小孙女拉扯大。母亲坚强和刚毅的性格对戴立信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得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逐渐养成了坚韧、豁达与坦然的性格，这让他在日后的人生旅途中，无论遇到什么狂风暴雨，都能做到坦然面对，随遇而安，直至风轻云淡，太阳再起。
纵观戴家历史我们看到，戴立信的祖辈和父辈不仅尊重知识，而且心系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得益于句容文化氛围的熏陶和自身眼光的独到，戴光培变卖家产供儿子读书，希望他们能够学有所成，报效国家。而戴儒彬和戴儒珍也没有辜负家族的殷殷期望，在他们来到上海滩后，便通过努力学习外文，掌握了一技之长，最终都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为后人的教育奠定了经济基础。兄弟俩人对于子女的教育同样秉承了戴家的传统，不管有多困难，都要尽全力供孩子们读书。戴臣水和戴臣清分别拿到了国内外著名高校的硕士学位，这在民国时期显然是非常了不起的高学历。而母亲王萃云在公婆以及丈夫相继去世后，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对子女的教育紧抓不松，将他们培养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
曾祖父戴光培是一个富有爱国情怀的人。戴儒彬和戴儒珍在学有所成后，前者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实业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后者则致力于教育事业，参与推动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在父辈们的影响下，戴臣水和戴臣清更是付出满腔热血去建设国家。戴臣水远离家人，参与叙昆铁路的建设，最终因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英年早逝。戴臣清则远赴南洋，推动那里的华人教育事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家族中的这些感人事例无疑对戴立信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