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从一个悖论开始说起。这个悖论与电灯泡有关,是一个关于创新的老生常谈的比喻,因为电灯泡的发明在19世纪70年代算是一种创新。
悖论是这样的。没有人预测到电灯泡要来了,也没有人预料到它会被发明出来。然而,你越是仔细关注电灯泡的故事,就越觉得它被发明出来有其必然性。
罗伯特·D.弗里德尔总结说,有21个人可以声称,他们在电灯泡首次亮相之前的几年里,不同程度地独立发明了电灯泡。考虑到他们中有两位至关重要的助手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一数字应该是23。
当然还有托马斯·爱迪生,他在1879年11月申请了电灯泡的专利。1879年2月3日,约瑟夫·斯万在纽卡斯尔的文学与哲学协会向700名观众展示了电流通过真空玻璃泡内的一根碳丝,将演讲室照亮的过程。
还有同样来自英国的威廉·罗伯特·格罗夫、弗雷德里克·德莫林斯和沃伦·德拉鲁,比利时的马塞林·约伯达尔,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洛德金,德国的亨利·戈培尔,法国的让·欧仁·罗贝尔-乌丹,加拿大的亨利·伍德沃德和马修·埃文斯以及美国的海勒姆·马克沁和约翰·斯塔尔,等等。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爱迪生之前就产生、发表了玻璃泡内发光电丝的想法,或者就此想法申请了专利。这些玻璃泡有的是真空的,有的含有氮气,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彼此独立发明电灯泡的。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叫作同步发明。几乎每一项发明或发现,都会引发关于谁是最先发明者或发现者的争论。
事实上,电灯泡的故事不仅没有说明这位英雄发明家的重要性,反而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事实:创新是一个渐进的、递增的、集体的但又不可避免的过程。电灯泡不可避免地从当时的综合技术中产生了。考虑到其他技术的进步,它肯定会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因为它已经成熟了。然而,仍然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创新该如何既不可避免又不可预测地发生呢?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搜索引擎。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有用的新工具,我几乎每天都会使用,我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比如,若没有搜索引擎,当我试图在书架上找一本我在准备这篇演讲稿时想要重读一遍的书时,我会感到沮丧。最后,我放弃了寻找,在我的Kindle(电子阅读器)上又一次买了这本书。
但是,我或者其他人是否预见到了搜索在互联网时代的巨大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我们是否会闲坐着说:“如果我们能有搜索引擎就好了?”不会的,就像17世纪的人们不会闲坐在一起说“如果我们能有蒸汽机,我们就能进行工业革命”一样。
然而,即使谢尔盖·布林从未见过拉里·佩奇,我们还是会有搜索引擎,毕竟谷歌曾经有很多竞争对手。搜索引擎的发明者,就像电灯泡的发明者一样,都是完全可有可无的个体。当历史重新来过,如果他们这些人都不存在,其他人也会这么做。
我认为创新是整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依赖创新,但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创新,无法预测创新,也无法引导创新。
就这一点而言,值得对发明、开发和商业化加以区分,但我用创新一词涵盖这三个阶段。
这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关系相当大。哈耶克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的文章中提出,社会运转所需的知识分散在普通人之中,而不是集中地提供给专家。在文章的末尾,他对著名的创新倡导者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批评。他谈的是我们确定如何最好地满足一个经济需求所需要知道的事实(哈耶克,1945),原文如下: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看到全部的事实,那么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如果这些事实仅为一人所知……解决方案则会太独断了,相反,我们需要搞明白的是解决方案是如何通过每个都只拥有部分知识的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的。
哈耶克对进化论也很着迷。他对于我刚才提到的关于进化论而非经济学的悖论的描述(哈耶克,1973)如下:
如果能够查明过去对过去出现的特定生物形式的选择起作用的特定事实,这将为现有生物体的结构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同样,如果能够查明在未来某个时期对它们起作用的所有特定事实,应该可以使我们预测未来的发展。但是,我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两点。
技术创新与进化一样,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是在普通人的想法中通过反复试验而产生的,而不是降临在少数天才身上的“神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太相信神创论了。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说错了。我们把英雄挑选出来,讲述了一些有关灵感的故事,这些故事完全是误导人的:有人从浴缸里跳出来,有人被苹果砸中头部,有人看着水壶盖跳起来,等等。
谁发明了电脑?你越仔细研究,就越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并难以在约翰·冯·诺依曼、艾伦·图灵、约翰·莫奇利、约翰·皮斯普·埃克特、赫尔曼·戈德斯坦、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霍华德·艾肯、格雷丝·赫柏、查尔斯·巴比奇和埃达·洛夫莱斯等某一位发明了电脑的说法之间做出决定。事实上,计算机是自己进化、出现并“发明”了自己。
谁发明了互联网?是每个人,但又不是某个人,互联网是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英语也是一样:没有人发明,也没有人掌管,但它肯定是人为的。正如哲学家亚当·福格森在1767年说的那样,“人之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创新是通过思想之间的某种重组而发生的,就像进化中通过基因序列的重组发生的基因变异一样。正如W.布莱恩·阿瑟所言,每一项技术都是其他技术的组合,每一个想法都是其他想法的组合。胶囊相机是在一名肠胃病专家和一名导弹设计师隔着花园篱笆做了一番交谈后出现的。
这也一并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耗尽想法、资源枯竭或经济停止增长的观念是大错特错。正如我在《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里德利,2011)中所说的:
知识最美好的一点在于它是真正无穷无尽的。哪怕从理论上说,也不可能耗尽思想、发明和发现的供给量。我持乐观态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信息系统远比物理系统更为浩瀚,这是它的一个很美妙的特点。
概念的宇宙辽阔无边,让物质宇宙相形见绌。正如保罗·罗默(Paul Romer)所说,一块1G容量的硬盘能装下不同软件程序的数量,比宇宙原子的数量多2700万倍。
由此可见,正如爱迪生所说,创新主要靠汗水,而不是灵感。爱迪生和他的团队尝试了6000种不同的植物材料,用于制作电灯泡的灯丝,最后才决定用竹子来制作。换个角度来说,将一项发现或发明转化为可行的创新,远比一开始就有新想法要困难得多。
也许这可以解释技术史上的另一个规律:我们高估了一项创新在短期内的影响,却低估了它的长期影响。这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一位计算机先驱的名字命名的阿玛拉定律(Amara’s Law)。
和所有的进化系统一样,你不能轻易地加速创新。我们不能在事物还没有做好准备之前就将它们发明出来。埃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女士真不走运——你早出生了一个世纪。
极难想象有些东西在真正被发明之前几十年就可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就连轮式旅行箱也是随着机场的普及和轻巧的轮子的出现,才恰逢其时地被发明出来。
摩尔定律告诉我们,计算机性能的改进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可以预测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跳跃式发展。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必要条件,创新会朝着邻近的可能性发展。林奈乌斯说“大自然不会跳跃”,这是对莱布尼茨的回应。然而,我再说一遍,计划、预测或刺激创新同样出奇的困难。
史蒂夫·乔布斯将赌注押在计算机会成为消费品这个想法上,他是对的。但是,当伊丽莎白·霍姆斯试图直接效仿乔布斯的方法(以及他的黑色高领毛衣套装),把赌注押在血液检测产品上时,她以为只要她想要创新,创新就会到来,结果她主导了一起臭名昭著的Theranos(一家血液检测公司)欺诈案。
这里有两句名言可以提醒你,专家们在预测技术的未来时是多么的无力:
没有理由让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一台计算机。
肯尼思·奥尔森(Kenneth Olsen),于1977年
创立数字设备公司
到2005年左右,很明显,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不会比传真机更大。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8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未来的一切都是关于令人惊叹的新型交通方式:私人旋翼机、平常无奇的太空旅行、超音速客机。计算机几乎没有被提及,甚至还没有出现电话。然而,我几乎没有经历过交通工具的变化。波音747型飞机仍在大西洋上空飞行,它们是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
相比之下,在20世纪上半叶,交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通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的祖父母出生在汽车和飞机出现之前,并在人类登月后去世,但在他们有生之年,电话、电报和打字机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的经历则截然相反,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在加速。我有一种预感,未来50年不会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关于计算机的,而是关于生物技术或其他东西的。
现在,创新是大多数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创新是如何带动增长的呢?这主要是时间方面的改变,经济增长就是减少满足某种需求所需的时间。
以人造光源为例,今天,为获取一个发光二极管(LED)电灯泡一个小时的光亮,你大约需要工作1/3秒;在1950年,你的祖父母需要工作8秒;在1880年,用一盏石蜡灯照明,需要工作15分钟;在1800年,用一支牛油蜡烛照明,需要工作6小时。这种时间上的减少,让你可以自由地将额外的时间用于赚取不同的服务或商品,或是放松和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没有任何导致整体失业率上升的可能性。如果你认为创新导致失业率上升,不仅无视了3个世纪里的证据,而且无视了理论。这是一种零和的收益递减思维模式。
自从农场里出现第一台脱粒机以来,人们就一直担心自动化会导致工作岗位流失。恰恰相反,自动化通过解放人力和资本来创造工作岗位,为人们相互雇佣寻找新的方式。
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是,我们的工作方式越来越专业化,使得我们的消费方式也可以越来越多样化。这一趋势在贫困时期发生了逆转,比如罗马沦陷后,甚至在美国的大萧条期,人们恢复了自给自足,记忆中充满了一家人在院子里养鸡种菜的故事。
与动物或自给自足的农民相比,大多数人可以用几个小时高度专业化的生产——一份“工作”——换取各种各样的食物、商品、体验、娱乐和旅行。我们为彼此工作。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削减获取商品和服务所需的时间成本,创新往往就会失败。这就是核电、航天制造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目前面临的问题。除非获得补贴,否则无法提供新的或更廉价服务的创新不会普及。
这也是为什么发明往往进展缓慢的原因:促进发明得以启动并改变世界的不是设备或想法,而是成本的下降。哈耶克说得很对,价格就是一切。
创新是科学的根源,创新也是科学的产物。蒸汽机导致热力学的建立,而不是热力学导致蒸汽机的出现。社交媒体、手机、无人机、区块链——这一切都不能归功于学术发现。大多数创新并非始于科学研究,有些创新确实是始于科学研究,但很多不是。
因此,增长是创新的成果。但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它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兔子和岩石身上?为什么它会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发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其他时候发生?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为什么开始的?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仍然认为我的回答至少有一半是原创的,甚至所有想法都是原创的。我的回答是,在古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们开始交换,甚至把交换变成一种习惯,这就是创新的原因。当然,这有点循环论证的意味,但请耐心听我说。当人们开始交换东西时,思想便可以相遇和交融,结果形成了一种远比个人大脑强大的集体大脑。
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没有创新就拥有了技术,这听起来很奇怪。在近100万年的时间里,直立人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各种阿舍利手斧,其设计大致相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虽然比直立人聪明很多,但也没有进行太多的创新。与现代人不同的是,当一种食物来源耗尽时,他们不会转向其他猎物,他们也不进行交换,他们只使用当地的材料制作工具。即使是最早的现代人类,也常常是通过贸易从很远的地方获取材料。我认为这不是巧合,没有交流就没有创新。简而言之,引发创新的正是贸易,而贸易大约有10万年的历史。
人类学家正在明白这一点。2011年,伦敦大学学院的一篇重要论文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的非洲南部地区,新技术的暂时“爆发”能从人口统计学得以解释。也就是说,人口密度上升会导致创新的井喷;而人口密度下降则会导致技术的倒退。但种群密度对兔子没有这样的影响,因为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兔子泛滥成灾,其繁殖能力十分惊人,而兔子是动物,不会创新,只有人才会创新。因此,这表明交换和专业化存在因果关系。
米歇尔·A.克莱恩和罗布·博伊德(2010)此后在太平洋岛屿上找到了证据,证明任何岛屿居民在和其他岛屿居民接触前,其渔具的技术复杂性与人口规模和与其他岛屿的接触有关。最显著的例子是塔斯马尼亚岛,由于海平面上升,这里在一万年前变成了一个岛屿。此后,这里与世隔绝的岛民不仅没有从大洋洲大陆获得回旋镖等新技术,实际上反而倒退了,逐渐彻底放弃了骨制工具。
乔·亨里奇认为,上述事例表明,由于专业化,技术是一种集体现象,而不是个体现象。这是不切实际的理论。当然,来自现代世界的证据无可争辩地支持了贸易或交换与创新之间的联系。
我的朋友保罗·罗默(Paul Romer)因解决如何解释技术变革的问题,当之无愧地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奖。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相关经济学理论。大卫·瓦尔许在他那本名为《知识与国富论》的引人入胜的经济史著作中提出,亚当·斯密身上潜藏着一个矛盾,这个矛盾隐秘地低吟,两个多世纪以来基本上都被忽视了(瓦尔许,2006)。
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推动市场走向完美均衡,意味着收益递减或持平。与此不同,他提到的别针工厂则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表明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该发现意味着收益递增。一个是负面反馈,另一个是正面反馈,到底是哪一个?
在亚当·斯密之后的几年里,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杰文斯、瓦尔拉、马歇尔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忽略了收益递增和别针工厂。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看不见的手”上,近乎明确地估计,增长会随着接近均衡而放缓。以下是瓦尔许对约翰·穆勒的评论,例如:
穆勒并没有完全忽视技术进步,但他也没有试图对其进行解释——至少没有从经济角度进行解释。他简单地认为,这种情况至少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然而,与收益递减相反的情况不断发生:增长加速。尽管如此,专业化和知识的增长从未成为经济学关切的核心问题。悖论时不时地浮出水面,需要神奇的思维对其加以解释,比如马歇尔的“溢出”外部性,瓦尔许将“溢出”外部性描述为一种巧妙的手段,它可以使不断增长的收益与有关“看不见的手”的完全竞争这一假设相符,并使数学结果仍然正确。
阿林·艾勃特·扬在1928年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亚当·斯密忽略了这一点。别针工厂内发生的事情只是劳动分工的一部分:“新工具、新机械、新材料和新设计的发明也涉及劳动分工”(瓦尔许,2006)。
约瑟夫·熊彼特也试图将知识和技术放在首位,他表示,研究没有知识和技术的经济学就像戏剧《哈姆雷特》中没有王子一样。他坚定地认为增长的潜力是无限的,他写道:
最稳妥的预测之一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生活在食物和原材料匮乏的窘境中,把全部精力放在扩大总产出上,这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熊彼特,1942)。
但由于熊彼特是用文字而不是公式写的,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此后,罗伯特·索洛在1957年提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额外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只能支撑15%的增长(索洛,1957)。经济增长的其他原因一定是不断变化的技术。因为他是通过数学得出这个结论的,所以他的同事们最终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在索洛的模型中,创新是一个外部因素,是一种从天而降的甘露。正如瓦尔许所说,“就像非洲地图一样,索洛关于增长根源的模型是由粗线条的轮廓组成,几乎没有内部细节,大多数有趣的行动都被刻意省略了”。顺便说一句,瓦尔许的书让我大开眼界。经济学家为何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持续忽视创新这一过去两个世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呢?就这一点而言,今天的政治家又怎么能忽视创新呢?我作为上议院议员,观察到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机构一直无视创新,虽然它声称要解决这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但我可以用一只手数出我们讨论如何鼓励创新的次数。我们讨论得更频繁的是如何对创新进行监管。
罗默在1990年提出增长是内源性的,他认为,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产品;知识既是经济的投入,也是经济的产出。新知识的关键特征有两点:它是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许多人可以分享知识而不会耗尽知识;它具有部分排斥性,即谁最先掌握知识,谁就可以利用知识赚钱,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知识的生产成本很高,但它可以自己收回这一成本。这正如瓦尔许所说:
人们为了赚钱而炮制新的说明书,然后要么对某些方面保密,或者申请专利加以保护;要么利用新发现的知识优势继续前进,创造更多的新知识。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关键的见解,它削弱了左派的观点,即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只能由国家支付费用;而右派的观点则是,政府需要以专利和版权的形式授权明确的垄断。如果设置得当,社会将在网络或市场中产生新的知识。
特伦斯·基利(Terence Kealey)进一步认为,证据有力地表明,私人利益集团会对研究进行投资,政府在假设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反而这样做,最终会排挤这种投资。我并不想在此参加这样的辩论,我只想说,无论是通过拨款、奖励、减税还是放松监管来鼓励研究,肯定都会有助于创新。
然而,主动挑选成功者是一个错误。在我的有生之年,政府一直在支持某些新技术,坦率地说,结果令人沮丧。协和式飞机、先进的气冷反应堆、互动电视、虚拟现实村庄、风力涡轮机、生物燃料——失败者的名单很长。我有一种感觉,石墨烯和电动汽车可能会加入这一名单。政府漏掉的成功者名单同样很长: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电子烟、页岩气、基因编辑。我们又回到了技术变革的不可预测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