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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创新是大多数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创新是如何带动增长的呢？这主要是时间方面的改变，经济增长就是减少满足某种需求所需的时间。
以人造光源为例，今天，为获取一个发光二极管（LED）电灯泡一个小时的光亮，你大约需要工作1/3秒；在1950年，你的祖父母需要工作8秒；在1880年，用一盏石蜡灯照明，需要工作15分钟；在1800年，用一支牛油蜡烛照明，需要工作6小时。这种时间上的减少，让你可以自由地将额外的时间用于赚取不同的服务或商品，或是放松和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没有任何导致整体失业率上升的可能性。如果你认为创新导致失业率上升，不仅无视了3个世纪里的证据，而且无视了理论。这是一种零和的收益递减思维模式。
自从农场里出现第一台脱粒机以来，人们就一直担心自动化会导致工作岗位流失。恰恰相反，自动化通过解放人力和资本来创造工作岗位，为人们相互雇佣寻找新的方式。
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是，我们的工作方式越来越专业化，使得我们的消费方式也可以越来越多样化。这一趋势在贫困时期发生了逆转，比如罗马沦陷后，甚至在美国的大萧条期，人们恢复了自给自足，记忆中充满了一家人在院子里养鸡种菜的故事。
与动物或自给自足的农民相比，大多数人可以用几个小时高度专业化的生产——一份“工作”——换取各种各样的食物、商品、体验、娱乐和旅行。我们为彼此工作。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削减获取商品和服务所需的时间成本，创新往往就会失败。这就是核电、航天制造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目前面临的问题。除非获得补贴，否则无法提供新的或更廉价服务的创新不会普及。
这也是为什么发明往往进展缓慢的原因：促进发明得以启动并改变世界的不是设备或想法，而是成本的下降。哈耶克说得很对，价格就是一切。
创新是科学的根源，创新也是科学的产物。蒸汽机导致热力学的建立，而不是热力学导致蒸汽机的出现。社交媒体、手机、无人机、区块链——这一切都不能归功于学术发现。大多数创新并非始于科学研究，有些创新确实是始于科学研究，但很多不是。
因此，增长是创新的成果。但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它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兔子和岩石身上？为什么它会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发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其他时候发生？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为什么开始的？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仍然认为我的回答至少有一半是原创的，甚至所有想法都是原创的。我的回答是，在古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们开始交换，甚至把交换变成一种习惯，这就是创新的原因。当然，这有点循环论证的意味，但请耐心听我说。当人们开始交换东西时，思想便可以相遇和交融，结果形成了一种远比个人大脑强大的集体大脑。
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没有创新就拥有了技术，这听起来很奇怪。在近100万年的时间里，直立人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各种阿舍利手斧，其设计大致相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虽然比直立人聪明很多，但也没有进行太多的创新。与现代人不同的是，当一种食物来源耗尽时，他们不会转向其他猎物，他们也不进行交换，他们只使用当地的材料制作工具。即使是最早的现代人类，也常常是通过贸易从很远的地方获取材料。我认为这不是巧合，没有交流就没有创新。简而言之，引发创新的正是贸易，而贸易大约有10万年的历史。
人类学家正在明白这一点。2011年，伦敦大学学院的一篇重要论文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的非洲南部地区，新技术的暂时“爆发”能从人口统计学得以解释。也就是说，人口密度上升会导致创新的井喷；而人口密度下降则会导致技术的倒退。但种群密度对兔子没有这样的影响，因为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兔子泛滥成灾，其繁殖能力十分惊人，而兔子是动物，不会创新，只有人才会创新。因此，这表明交换和专业化存在因果关系。
米歇尔·A.克莱恩和罗布·博伊德（2010）此后在太平洋岛屿上找到了证据，证明任何岛屿居民在和其他岛屿居民接触前，其渔具的技术复杂性与人口规模和与其他岛屿的接触有关。最显著的例子是塔斯马尼亚岛，由于海平面上升，这里在一万年前变成了一个岛屿。此后，这里与世隔绝的岛民不仅没有从大洋洲大陆获得回旋镖等新技术，实际上反而倒退了，逐渐彻底放弃了骨制工具。
乔·亨里奇认为，上述事例表明，由于专业化，技术是一种集体现象，而不是个体现象。这是不切实际的理论。当然，来自现代世界的证据无可争辩地支持了贸易或交换与创新之间的联系。
我的朋友保罗·罗默（Paul Romer）因解决如何解释技术变革的问题，当之无愧地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奖。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相关经济学理论。大卫·瓦尔许在他那本名为《知识与国富论》的引人入胜的经济史著作中提出，亚当·斯密身上潜藏着一个矛盾，这个矛盾隐秘地低吟，两个多世纪以来基本上都被忽视了（瓦尔许，2006）。
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推动市场走向完美均衡，意味着收益递减或持平。与此不同，他提到的别针工厂则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表明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该发现意味着收益递增。一个是负面反馈，另一个是正面反馈，到底是哪一个？
在亚当·斯密之后的几年里，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杰文斯、瓦尔拉、马歇尔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忽略了收益递增和别针工厂。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看不见的手”上，近乎明确地估计，增长会随着接近均衡而放缓。以下是瓦尔许对约翰·穆勒的评论，例如：
穆勒并没有完全忽视技术进步，但他也没有试图对其进行解释——至少没有从经济角度进行解释。他简单地认为，这种情况至少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然而，与收益递减相反的情况不断发生：增长加速。尽管如此，专业化和知识的增长从未成为经济学关切的核心问题。悖论时不时地浮出水面，需要神奇的思维对其加以解释，比如马歇尔的“溢出”外部性，瓦尔许将“溢出”外部性描述为一种巧妙的手段，它可以使不断增长的收益与有关“看不见的手”的完全竞争这一假设相符，并使数学结果仍然正确。
阿林·艾勃特·扬在1928年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亚当·斯密忽略了这一点。别针工厂内发生的事情只是劳动分工的一部分：“新工具、新机械、新材料和新设计的发明也涉及劳动分工”（瓦尔许，2006）。
约瑟夫·熊彼特也试图将知识和技术放在首位，他表示，研究没有知识和技术的经济学就像戏剧《哈姆雷特》中没有王子一样。他坚定地认为增长的潜力是无限的，他写道：
最稳妥的预测之一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生活在食物和原材料匮乏的窘境中，把全部精力放在扩大总产出上，这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熊彼特，1942）。
但由于熊彼特是用文字而不是公式写的，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此后，罗伯特·索洛在1957年提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额外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只能支撑15%的增长（索洛，1957）。经济增长的其他原因一定是不断变化的技术。因为他是通过数学得出这个结论的，所以他的同事们最终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在索洛的模型中，创新是一个外部因素，是一种从天而降的甘露。正如瓦尔许所说，“就像非洲地图一样，索洛关于增长根源的模型是由粗线条的轮廓组成，几乎没有内部细节，大多数有趣的行动都被刻意省略了”。顺便说一句，瓦尔许的书让我大开眼界。经济学家为何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持续忽视创新这一过去两个世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呢？就这一点而言，今天的政治家又怎么能忽视创新呢？我作为上议院议员，观察到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机构一直无视创新，虽然它声称要解决这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但我可以用一只手数出我们讨论如何鼓励创新的次数。我们讨论得更频繁的是如何对创新进行监管。
罗默在1990年提出增长是内源性的，他认为，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产品；知识既是经济的投入，也是经济的产出。新知识的关键特征有两点：它是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许多人可以分享知识而不会耗尽知识；它具有部分排斥性，即谁最先掌握知识，谁就可以利用知识赚钱，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知识的生产成本很高，但它可以自己收回这一成本。这正如瓦尔许所说：
人们为了赚钱而炮制新的说明书，然后要么对某些方面保密，或者申请专利加以保护；要么利用新发现的知识优势继续前进，创造更多的新知识。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关键的见解，它削弱了左派的观点，即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只能由国家支付费用；而右派的观点则是，政府需要以专利和版权的形式授权明确的垄断。如果设置得当，社会将在网络或市场中产生新的知识。
特伦斯·基利（Terence Kealey）进一步认为，证据有力地表明，私人利益集团会对研究进行投资，政府在假设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反而这样做，最终会排挤这种投资。我并不想在此参加这样的辩论，我只想说，无论是通过拨款、奖励、减税还是放松监管来鼓励研究，肯定都会有助于创新。
然而，主动挑选成功者是一个错误。在我的有生之年，政府一直在支持某些新技术，坦率地说，结果令人沮丧。协和式飞机、先进的气冷反应堆、互动电视、虚拟现实村庄、风力涡轮机、生物燃料——失败者的名单很长。我有一种感觉，石墨烯和电动汽车可能会加入这一名单。政府漏掉的成功者名单同样很长：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电子烟、页岩气、基因编辑。我们又回到了技术变革的不可预测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