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报》，1977年至今

我和英格兰银行的工作合同为期三年，期满后没有续约。其实，我在那里待了一年之后，《观察家报》就找到我，准备给我一份理想的工作：该报经济编辑。《观察家报》是一份我十分崇敬的报纸，自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送过这份报纸之后我就一直对其有如此的情感。另外，该报曾反对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该事件导致时任首相罗伯特·安东尼·艾登的下台，为麦克米伦从财政部迁至唐宁街10号铺平了道路。

在流通量和刊物规模上，与庞大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相比，《观察家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略逊一筹。虽然该报的办刊理念中间偏左，但它比许多左翼人士所希望的要“自由”得多。在该报的鼎盛时期，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身兼双职，既是老板又是编辑。到1977年有人找我的时候，他已经退休。虽然阿斯特是个百万富翁，但他对商业或金融从来都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抵押贷款？”当被告知答案后他颇感恐惧，对员工们“负债累累”表示担忧。

在新任主编特雷福德的领导下，《观察家报》着力强化经贸报道。长期以来，主要的商业报道均通过一个叫“财富之门”的专栏见诸报端——这个名字在我看来总含有一点轻蔑的意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一个值得纪念的、能够反映《观察家报》态度的例子。他们曾委托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撰写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CI）收购纺织行业竞争对手科特奥兹公司（Courtaulds）竞标失败的报道。当时，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主席保罗·钱伯斯爵士（Sir Paul Chambers）住在汉普斯特德主教大道，詹金斯在其文章中相当自傲地将这处昂贵的房产称作“商人的豪宅”。

《观察家报》对我的面试是在一家名为黑衣修士的装饰派艺术酒吧里进行的，酒吧的对面就是黑衣修士站，距离那时还在圣安德鲁山的《观察家报》报社仅一步之遥。喝了好几品脱 啤酒之后，副主编约翰·科尔（John Cole）告诉我，该报需要一名全职经济记者；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艾伦·戴（Alan Day）教授每星期为他们撰写一篇文章。他非常杰出，但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学者，不是一名记者。他不能主持新闻发布会并与财政部、英格兰银行或者其他方方面面保持联络，更别说去参加经济峰会了，比如1975年由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在朗布依埃（Rambouillet）主持召开的第一次经济峰会，当时我作为《金融时报》的记者前往报道。

事后得知，推荐《观察家报》和我接触的人是后来的政治编辑拉斐尔。拉斐尔为《卫报》工作，当时我在《金融时报》任职，在他做议会委员会报道时，我们彼此有过几次接触。

面试时，你永远都无法肯定自己是否已经被录用，但在黑衣修士酒吧喝酒时，我强烈地感受到科尔已经决定雇用我了。不过，还有一件小事就是与特雷福德会面。几天后，我去了特雷福德的办公室。他当时相对来说不那么知名，但他漆黑的头发和乌黑的双眼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但神情却让人难以捉摸。我觉得他对我了解不多，不过，他很高兴接受科尔和拉斐尔的举荐。然而，多年以来很多人都低估了特雷福德，我认为，作为一个直觉超强的人，他如果有任何疑问，就一定会推掉和我的这次约会。他还特意把我介绍给文学编辑特伦斯·基尔马丁（Terence Kilmartin），一个比其头衔更具影响力的人物。

事实上，任职《观察家报》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步。然而，我首先遇到的小问题就是我和英格兰银行为期三年的工作合同未到期。英格兰银行没有从中作梗。虽然我编辑季刊经济评论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但是我想道很快就意识到，我不是那种希望成为官僚体系一分子的专业经济顾问。当我去见理查森告诉他我将离任时，他立刻说道：“我一直认为你非常适合做一名记者。”我的朋友约翰·比斯法姆（John Bispham）更是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疑虑，他在银行负责经济预测，他说：“你应该接受这份工作。道的私人助理鲁珀特·彭南特-雷亚也是这么想的。”

1977年春天，《观察家报》向我发出工作邀约，并同意我编辑完下一期季报后，于夏天离开英格兰银行。我在银行里结交了很多好友，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令我最为感动的是，他们以文明的方式信任我这个“银行内部记者”。我接触过各种机密信息，当时正在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金融市场和金融媒体痴迷于公共部门借贷以及官方黄金和外汇储备的统计数据。

《观察家报》副主编科尔曾指出，我可能太看中官员们说的话了，而对民选政客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尊重。当我就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向他解释时，他总是说：“但哈特斯利说……”好像哈特斯利是上帝似的。后来，我有机会对哈特斯利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对事件的非凡记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我所知，他的记忆总是准确无误。哈特斯利告诉我他从来不做笔记，而且十分看不起那些做笔记的大臣们，而他们在内阁会议上记笔记的做法更是令他不屑。我不禁想对“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Heisenberg's principle）做一下政治性阐释，即观察可能会影响会议记录的质量。

1976年，英国工党遇到的真正问题是他们失去了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英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英国政府发现不可能通过出售政府储备资产或者“金边债券”为支出提供资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债罢工”（gilt strike）。十年前，英国工会罢工导致政府出现问题，而现在，为英国政府开支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实际上也罢工了。

我所接触的财政部的官员，不管他们对金融市场是否抱有信心，都知道主流观点正在抑制政府的政策。我试图向科尔说明这一点，但他总是说：“你接触的那些官员都不是民选政客。”

科尔在饮酒和广播方面有刻板的建议。有一次，我将我的朋友理查德·布朗介绍给他，而理查德·布朗即将前往英国广播公司（BBC）与两位议员同时又是经验丰富的播音员就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在辩论之前你必须喝两杯奎宁杜松子酒，”科尔说，“不是一杯，也不是三杯。”

做金融记者以及在英格兰银行内部工作让我结识了许多不同层级的官员。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英格兰银行用非同寻常，甚至极端的方式对待最终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人。

1979年，希拉里·斯通弗罗斯特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作为应届毕业生，她拒绝了英国外交部和财政部提供的工作机会，选择到英格兰银行从事经济研究。

1983年，希拉里和我经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事理查德·布朗——介绍彼此相识。理查德·布朗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当时，希拉里是英格兰银行研究美国经济的专家之一，而美国经济则经常在新闻中出现。一天，当我和理查德·布朗一起讨论美国经济时，他说我应该见见希拉里，她对我们正在讨论的美国金融领域有更多、更专业的了解——她关于美国事务的研究不仅经常在英格兰银行内部广为人知，而且颇受财政部的青睐。

一天，我们三人在齐普赛街上的流浪者餐厅吃早餐。该餐厅由鲁克斯兄弟经营，时尚豪华，楼上供应价格不菲的法式餐点，楼下则是价格昂贵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如今，这里成了一个建筑协会的办公场所。

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讨论的内容，但当时希拉里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依然清晰。几个星期之后，在希腊街的蜗牛餐厅我们共进午餐。这期间，我们相谈甚欢，彼此互相吸引。大约下午4点，理查德·布朗借故离开。

离开餐厅之后，我们沿着希腊街漫步，我注意到希拉里带着一条马鞭。我想：“要是我认识的人看见我和一个漂亮女孩在苏活区（Soho）逛街就尴尬了——关键是，我的一位新女权主义朋友曾教导我，要称呼那些带着马鞭的女性为女人，而不是女孩。”

原来，她在米尔山养了一匹马，她正打算去那里。

当时，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刚刚分居并离婚，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如何尽可能多地和孩子们见面是我考虑最多的问题。我读过一份令人恐惧的统计数据，50%的离异父亲最终与子女失去了联系。我也交往过几个女朋友，但始终没心情再尝试“安个家”。不管是什么原因，那次成功的午餐之后，我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倒是希拉里主动从我家门缝塞进来一封信，信上说，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相信自己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正如我带她去吃午餐那样，她邀请我一起共进晚餐。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如果她没有写那封信的话，我们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但关键是她写了，随后我们开始约会了。

这让我想起了英格兰银行在这件事上的古怪行为。几年后，希拉里告诉我，英格兰银行曾承诺给她升职，让她与经济顾问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一起工作。古德哈特深入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统计的工作。但是，升职的条件却是停止和威廉·基根见面。

她当即驳斥了这个无耻的要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货币政策是撒切尔政府的战略核心，而该行则担心出现失信行为。

他们的担心和他们的行为一样荒谬，都是官僚主义思想的产物。当时，大约四分之一的员工似乎以某种方式属于某种人事类别，负责监管其他三个类别的人。坦率地讲，我在英格兰银行时，经常会想为什么这个机构里有那么多爱管闲事的人。

货币主义和货币统计无疑是政策制定的核心依据。在《观察家报》工作时，我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政府制定的金融政策，并认为那些所谓宝贵的货币供应统计数据实际上毫无意义。此外，我与英格兰银行许多层级在希拉里之上的官员保持着非常好的职业关系，因此，比起我的新女友，他们更可能告诉我银行的那些不妥行为。我与这些官员的良好关系一直没有中断。

那段插曲既荒唐又无礼，对希拉里来说尤其如此，她对此事谨慎至极，直到几年后才告诉我。在银行内部人士看来，那是一次绝佳的升迁机会。但是，出于对一个当时还只是男朋友的人的忠诚，她放弃了那个机会。当时，货币政策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她根本无法确定我们的关系会走向何方。

现在，我们谈一个有关记者、财政大臣和前记者之间友情的有趣例子。1983年至1989年，劳森担任财政大臣，他有着辉煌的新闻从业经历，曾在《金融时报》、《星期日电讯报》（ Sunday Telegraph ）和《旁观者》（ The Spectator ）任职。当他担任财政大臣之后，我经常对他所推行的政策持批评态度，最初还不时戏谑地称他为“我的老朋友”。这似乎很受读者欢迎，劳森也是如此，尽管我们两人经常意见相左。

遇到我时，他总是很高兴地说：“还是在写同样的废话。”我也总是这样回答：“还是在奉行同样的旧政策。”有一次在议长偶尔举行的酒会上，一家右翼报纸的记者试图讨好劳森，当我走近他时听到他对劳森说：“你为什么会和他说话呢？”闻听此言，时任财政大臣的劳森将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肩上，回答道：“因为我们是老朋友。”

我的工作时不时会受到威胁，每当我的工作受到威胁时，劳森总是会来《观察家报》吃午饭。无论是1976年至1981年拥有该报的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Atlantic Richfield），还是1981年至1993年收购该报的英国罗荷集团，他们都不喜欢我对撒切尔政府的攻击。在一次午餐会上，《观察家报》的一位董事肯尼思·哈里斯（Kenneth Harris）也在场，他肯定是属于想要开除我的那个阵营的人。午餐快结束的时候，他相当傲慢地转向劳森说：“大臣先生，我们总是在批评你，现在，你对我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时，副主编托尼·霍华德（Tony Howard）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低声说道：“等着瞧吧。”接下来劳森说的话实在解气。他说：“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读了威廉的专栏。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不能没有它。”

几年之后，肯尼思·哈里斯已经把我视为他的一位老友。1976年，肯尼思·哈里斯将当时已经无力弥补亏损的《观察家报》老板阿斯特介绍给了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董事长罗伯特·O.安德森（Robert O.Anderson），从而拯救了《观察家报》。肯尼思·哈里斯在伦敦组织了一次年度晚宴，这样安德森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见到《观察家报》那些伟大的、优秀的和不那么优秀的人。这些年来，成百上千的客人出入伦敦各种高级酒店，《观察家报》的许多高级职员也受邀前往，但我从来没有去过。

然而，世事难料。1993年，英国罗荷集团把《观察家报》卖给了斯科特信托基金会，该基金会亦是《卫报》的拥有者。许多过去被邀请参加年度晚宴的高级职员离开了，换句话说，他们被开除了。我却成为这个“老班底”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而且突然发现自己很想参加年度晚宴，毕竟那也是一种需求。不过，在这些事情上我始终能够着眼未来，从长计议。

从1976年开始，为了拿到北海石油的开采权，安德森一门心思要讨好卡拉汉政府及撒切尔政府。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就是想挣北海油田的钱，但我本人和其他许多观察家都很担心，这笔巨大的天然财富正在被浪费掉。在我看来，未来的财政收入将会不可避免地减少，因此，正如挪威政府所做的那样，来自北海油田的收益应该用于规划未来的投资。令人叹息的是，英国财政部反对他们所谓的“抵押”想法，即将特定来源的收入用于特定的目标，而不是将其放入一般的税收中。撒切尔政府毅然利用财政收入解决公共部门的借贷问题。我非常关注这一事件，于是写了一本书，题名《没有石油的英国》（ Britain Without Oil ），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发行——呼吁英国政府实施一个基本上从未实施的投资计划。这本书有趣的地方是出版社在封面上画了一幅画：一条空旷的高速公路上长满了杂草——这与现代高速公路频繁堵车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观察家报》工作时，我自己倒是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干扰，而且我一直认为主编特雷福德善于为员工们抵挡来自各界的批评。事实上，作为《观察家报》的一员，我也曾被邀请在“规则餐厅”（Rules）与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的人共进午餐，那是一家非常传统的伦敦餐厅，《观察家报》的人认为这里会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点真的做到了，不过只是某种程度上做到而已。《观察家报》的新主人们对“巴黎矿泉水”喜爱有加，而且他们注意到大鱼只是一道小菜，后面狄更斯式的野味才是令他们垂涎的大餐。

当蒂尼·罗兰（Tiny Rowland），英国罗荷集团的负责人，接管《观察家报》时，他面对的是大多数员工和读者的敌意。当时，他正在努力培养与撒切尔政府的关系，以便获得购买哈罗德百货公司的许可。这故事很长，引发了公众的遐想。我们这些《观察家报》的撒切尔政权的主要反对者显然是被整治的对象。此外，当罗兰在《观察家报》阴暗的地下食堂（当时，我们还在圣安德鲁山8号）向记者发表讲话时，我挑衅地问了一个关于他的意图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那个人是谁？”罗兰向他的一个副手询问道。

他接管《观察家报》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因此，垄断委员会（the Monopolies Commission）举行了听证会。不管汤姆·鲍尔（Tom Bower）在其关于罗兰的书中说了什么，但我绝对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相关证据。科尔，我们的副主编，不久之后离开《观察家报》报社去英国广播公司做了政治编辑。我是极力建议科尔留下来的人之一，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在他加入英国广播公司之后，他的长相和阿尔斯特口音会使其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我留下来了，而且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人物。接下来是作为主编的特雷福德展现其技巧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到主编办公室去拿一份备忘录，并跟他说我商务编辑的职责被剥夺了，我的“我之观点”专栏也被从报纸的头版删除了。在报业繁荣的年代，报纸都辟有独立的商业和运动专栏。

整个上午都在交换信件，但我的信件却无人问津。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和《观察家报》的某些董事一样，罗兰真正想要的就是解雇我。最后，特雷福德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妥协方案，授予我一个“副主编”的头衔。

不久之后，特雷福德的秘书来找我，问我是否有空和主编特雷福德打场斯诺克。我当然有空！那时，穿过泰晤士河到布莱克修士站的铁路拱桥下有家名叫大愚的斯诺克俱乐部，是主编特雷福德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在那里，他可以摆脱一份由罗兰拥有报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顺便说一句，其实“小”·罗兰 身材高大，而特雷福德身材瘦小，但却被《私家侦探》 （ Private Eye ）描述为“身材完美”。从此，他们两人便以“两个小矮人”著称。]

特雷福德非常喜欢斯诺克——可以说是钟爱，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斯诺克的书。我也喜欢偶尔来场比赛，但水平无法与特雷福德相比。《观察家报》伟大的政治专栏评论员艾伦·沃特金斯（Alan Watkins）在其名为《沿着舰队街走一走》（ A Short Walk Down Fleet Street ）的书中做过这样的观察，在他工作过的每一家报社里，都会有一个被称为“主编朋友”的人——一个值得信赖、愿意依照老板的意愿陪主编去酒吧的人。

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不再是商业专栏的编辑，但我发现此刻自己已经是主编的朋友——或者说，至少是他的一位朋友，因为特雷福德颇善交际，朋友很多。我记得在第一场斯诺克比赛中我就冒昧地问特雷福德，我这位新晋副主编究竟要干些什么，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随时听候主编的调遣。” 2zgFJ+bwHA/+SmoUQVboku0lrXl94E8Td2x4ZuzsQrcpgzDXPRWKgoDF/gO+iQ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