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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时报》当了九年的经济记者之后，1976年我接受了英格兰银行给我的一份为期三年的工作合同。我认为，没有人像我那样一直从事新闻报道那么长时间。《金融时报》喜欢调换员工的工作，他们曾多次想调我到议会大厅工作，但我没去。接受那个岗位的话，我就必须报道大量的政治事件，而我对政治不是太感兴趣。几年后，我有机会再次确认自己对政治报道的态度。当时，我在《观察家报》工作。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的朋友和同事亚当·拉斐尔（Adam Raphael），《观察家报》的政治编辑，就遇到了报道保守党议员杰弗里·阿切尔（Jeffrey Archer）和一名妓女的丑闻的难题。在议会大厅工作的记者报道的事情五花八门，其中让我感兴趣的不多。我坚信这一观点，如果你写的东西连你自己都不感兴趣的话，那它就不太可能会吸引读者。
《金融时报》还曾大胆提出外派记者的想法。该报的对外报道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并逐渐形成一股力量。然而，我的前妻和我并不喜欢这一提议。我们一共有六个孩子，所以家里的情况可能会因此变得非常复杂。大约就在那时，英格兰银行经济总监克里斯托弗·道（Christopher Dow）鼓动我和英格兰银行签订一份为期三年的工作合同，负责编写银行季度报告并参与行长戈登·理查森（Gordon Richardson）演讲稿的撰写工作。这的确是份“工作”，因为我很快发现，理查森行长的演讲稿页码增加到了两位数。此外，尽管理查森行长曾向我表示，他喜欢我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但是他的演讲稿却真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参与撰写过几篇演讲稿之后，我把精力全都集中在了英格兰银行季度报告中的经济评论上。那时候通货膨胀严重，但没有通货膨胀的报道。如今，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但却有大量的通货膨胀报道。
在被英格兰银行雇用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和道在改良俱乐部（Reform Club）共进午餐，次数多得我都数不清。我当时在《金融时报》的同事布里坦这样评论道，“如果英格兰银行花在解决经济问题上的时间和他与你共进午餐的时间一样多就好了……”
当有人问我时，我总是把我在英格兰银行工作的那段时间描述成一次“借调”，尽管当时的主编明确表示，为期三年的工作合同实际上意味着我不得不正式从《金融时报》离职。事实上，我是从新闻业而不是《金融时报》“借调”过来的，虽然我一直与该报保持着联系，但我再也没有回去。
英格兰银行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奇特的地方。有些人，包括我认识的财政部的人，认为它现在仍然如此。比如，2012年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就坚定地聘用加拿大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以期给针线街
（Threadneedle Street）带来新变化。英格兰银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人们认为上任的卡尼可能会改变这一切。然而，事实是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以前没有现在辉煌，原因就是它受到了太多的阻挠。此时此刻，人们也可以察觉到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行长卡尼受制于多个委员会，但在英格兰银行他依然是最有话语权的人。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理查森和道也一直想给英格兰银行聘任一位新行长。
政策制定者是受过教育的人，拥有自己的世界观。有些人自信，甚至傲慢；有些人则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一些政策制定者的观点反映了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对象的建议。我在英格兰银行工作时，就遇到一些官员这样抱怨，当然只是半开玩笑，尽管行长理查森不遗余力网罗了一大批受人尊敬的具有高专业素养的顾问，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前一天晚餐时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进行的一次谈话。
1973年至1983年，英格兰银行的行长由理查森担任，他威严强势，据我的女性朋友说，他看上去就像罗马皇帝，风度翩翩，身姿挺拔。他寿至耄耋，但不幸眼睛失明。后来，在继任行长埃迪·乔治（Eddie George）被颁授凯恩斯·斯拉法奖（the Keynes Sraffa Award）的招待会上，埃迪·乔治把我拉到一边，拜托我照看好理查森。各种各样的银行和城市的名字被主持人报出来，理查森不断在我耳边低语：“他还与我们同道吗？”我很少记得做过的梦，也很少留意它们。但是，我对那天晚上做的梦却记忆犹新，梦是这样的：我和理查森在一个阴森森的大厅里闲逛，他不断重复着那句话，“他还与我们同道吗？”
我在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工作是从一群才华横溢的经济顾问那里收集经济评论所需的素材，这些人在道和莱斯利·迪克斯-米罗（Leslie Dicks-Mireaux）手下工作，后者负责经济部。几年前，在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工作时，道和迪克斯-米罗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经济学界公认的）关于工资暴涨的文章。这无疑误导了一些银行经济顾问，其中就包括比道更早入职英格兰银行的迪克斯-米罗自己，他深信只要道能够就职该行，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和谐愉快地合作。但事实证明情形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并不在一个频道上。
我很快意识到，过去常用的短语“英格兰银行认为……”对我来说显然是个错误，这个短语表达的似乎是一个统一的观点。银行里人才济济，观点纷呈。他们书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其中就可能包括甲官员对乙官员就丙官员写的行长演讲稿进行的阐释发表的评论。
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经济信息部（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由迈克尔·桑顿（Michael Thornton）负责，他是一位和颜悦色的老派英格兰银行高级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授予“战功十字勋章”（Military Cross）。他并非真正的经济学家，因此道对其评价不高。有一次，他把我叫过去，因为道正在部门间传阅一篇文章，征询相关建议。他坦诚地说：“我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我不是经济学家。”
桑顿过去经常在我如今负责编写的季刊出版前夕主持小型新闻吹风会，所以我任职英格兰银行之前就认识他。每次去英格兰银行，我都会正式而礼貌地去拜访他。他曾经轻松地对我说：“哦，基根，我必须承认，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你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我唯一能够记得的一篇应该是你写的关于拥有一辆大众汽车的那篇文章。”
倘若人们认为2012年的英格兰银行老派保守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它就更加古朴典雅。那时，该行喜欢邀请记者到银行来并对他们充满信任，我当然不希望对邀请我的主人一味地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不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趣事总会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徘徊。例如，我认为现在所谓的职业道德已经延伸到了它的极限，而往昔的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应该是一个相当文明和轻松的地方。在我习惯如今的工作状态之前，我会因为与人接触的不易而感到困惑。那时没有电子邮件，但内部电话线的另一端总会有人在等着你。通常是一位助理或人事部的某个人——人们将这个部门称为“员工接待处”。
“请问，某某在吗？”
“哦，对不起，他去喝咖啡了。”
“那请问，某某在吗？”
“哦，对不起，他去喝茶了。”
通常，这意味着那个人已经穿过洛斯伯里路到英格兰银行俱乐部去了，那里早上提供的饮品是咖啡，下午提供的是茶，供银行职员休闲品尝。该俱乐部靠英格兰银行补贴经营，自许品质上佳，酒吧生意尤其兴隆。然而，我对英格兰银行这种家长式照顾职员做法的最美好记忆，却是如果我在下午5点30分之后工作的话，我有权享受到一份三明治和一瓶阳狮牌淡啤酒，好让自己精神饱满地工作。
大多数刚入职的工作人员通常住在郊区或者更远的地方，下午5点30分是他们赶去搭乘通勤火车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依照《金融时报》的工作惯例，下午5点30分至下午7点我才开始撰写新闻报道，而且我把这一习惯带到了英格兰银行。这让我不仅可以享用由礼貌的服务生提供的优质三明治和淡啤酒，还可以享受一段自由的时光，安安静静地编撰季刊或者撰写最终将会出现在季刊上的文章。
一个引人瞩目的区别是虽然记者们都词汇丰富，表达力强，但银行出版物中出现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认真地斟酌与推敲。关于这一点，我的妻子
——一位商业大律师并曾任英格兰银行经济顾问——说她自己只是在拟写草稿，而我则是在创作。
鉴于英格兰银行一直在和财政部玩猫和老鼠的游戏，所以，一旦在最后期限达成共识的曲折过程结束，文件的起草工作就会无比艰巨。如今，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来自行长和各种货币监管委员会成员的公开评论。不过，在理查森当行长期间，他公开发表的声明也非常稀少，以至于《星期日电讯报》负责金融城报道工作的编辑帕特里克·哈伯（Patrick Hutber）给英格兰银行取了个名字，叫作“未知行长之墓”。
道在其日记中对英格兰银行的整体氛围进行了精彩的描述，而其日记就是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院出版物的简写版。我记得他曾经沮丧地评论道：“这个地方！你可曾读过司汤达？”道不仅和行长理查森暗生嫌隙，而且跟银行总出纳也关系不睦，原因是总出纳笃定自己有权管理这个地方。有一次，在被称作会客厅的行长办公室里，理查森、道和我相聚在一起，讨论即将发布的季度报告。理查森抬起头说出下列一番话时，言语中透出两人紧张的关系，“你们知道，我们仨都是局外人。”道不遗余力地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融入行长的演讲稿和季度报告最出彩的“评估”部分。我们中的一些人创造了“道式”一词，用来形容他艰涩难懂的文章。
作为凯恩斯主义者，道对货币主义持有坚定的怀疑态度。货币主义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经济学说，其支持者认为，抑制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主义的现代版本与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关。凯恩斯主义者始终认为，控制通货膨胀比弗里德曼及其弟子想象的要复杂得多。20世纪70年代，在《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专栏上，弗里德曼和美国著名凯恩斯主义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弗里德曼是“世界第八或第九大奇迹，当然，这得看你如何评价大峡谷”。但是，当凯恩斯主义的方法遇到困难，同时政策制定者的生活又变得愈加艰难时，货币主义便会大行其道。它与撒切尔政府密切相关——确实如此——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它真正开始于以卡拉汉为首的英国工党政府，当时，他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手中接任首相，同时面临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
大约十年前，英格兰银行就曾因为试图推行一项被称为竞争与信用控制的政策而引火烧身。英格兰银行的经济顾问知道控制货币供应比某些英国政客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是，总会有那么一批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官员让那些错误的主张有些生存空间——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对其深信不疑。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我在剑桥大学里学过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了麻烦，为货币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凯恩斯主义方法是为了应对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而产生的，当时英国的失业率上升到15%。引用希利深爱的一句话来形容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当你身处深坑时，就停止挖掘吧。”
一般来说，当私营经济不景气，而货币政策又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导致降低利率对刺激需求无效时，才会考虑增加公共开支。“二战”后，救援行动演变成了所谓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包括减税和增加公共开支。“二战”后几十年里相对成功的经济政策可能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制定者变得过于自信。当时的想法就是适时实施经济扩张政策，在国际收支失衡或者出现通货膨胀时予以收紧。
控制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美国，越南战争的支出加剧了通货膨胀的趋势，而在英国，当工会意识到自己的议价能力并展示肌肉时，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了问题。
20世纪70年代流行这样的结论，凯恩斯主义者已经无计可施，物价和收入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没有效果。货币主义趁势而起。1979年至1983年在杰弗里·豪爵士（Sir Geoffrey Howe）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凯恩斯主义政策黯然失色，风光不再。
1976年10月，首相卡拉汉在参加工党会议时说，一个人再也不能用自己的钱走出衰退。这句话被货币主义者视为凯恩斯主义灭亡的证据。然而，他说这样的话完全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安抚充满敌意的美国财政部，以免其对英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进行的谈判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参见后文“1976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危机”）。
在保守党执政八年后，卡拉汉在其回忆录中清晰地指出，他本人是一位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意撒切尔夫人、豪爵士以及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的政策，他们的政策导致当时英国的失业率迅速上升。事实上，在1977年至1978年卡拉汉首相任期即将结束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已经在下降。但是，1978年至1979年的“不满的冬天”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导致了工党政府在经济管理能力方面的声誉严重受损。
多年之后，当国际金融危机于2007年至2009年爆发时，真相变得十分清晰，凯恩斯一直都是对的：摆脱经济衰退的唯一途径就是消费花钱。
正如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教授所言：这听起来很简单。道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私下里向理查森行长进行解释，有时候需要很详细地解释：前一天晚上吃饭时，关于货币供应问题，理查森行长侧耳倾听的最后那位金融城人士给出的建议不一定是完美的。
在理查森行长辛苦招募的那些人以及那群才华横溢的经济顾问看来，理查森行长的确不太可能轻易受到局外人意见和评论的影响，而这些人也都是他在日常的商业和社交活动中结识的。
在我入职英格兰银行之前，除了频繁与道共进午餐之外，我还接受了该行与英国外交部传统的“乡间别墅测试”（country house test）类似的考察。至少在那个时候，候选人的言谈举止和礼节礼仪还是需要被考察的。通常，这种测试在一个联排别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顶层豪华公寓里进行：与理查森和他的一些同事共进晚餐，而理查森展现出的关于正宗纽约风味的马提尼酒的丰富知识令人印象深刻。
晚餐之前提供几种酒，晚餐时更是不乏品质上乘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像波尔图葡萄酒和白兰地葡萄酒。英格兰银行的热情好客在当时和之后的几十年里都堪称传奇。但后来，在2003年至2013年默文·金爵士（Sir Mervyn King）任行长时，午餐时不再主动提供葡萄酒。这个把戏的关键在于，事先被问及有何饮食要求时，你一定要说：“葡萄酒。”我明白，如果是劳森勋爵的话，他肯定要“优质干红”。
在去英格兰银行之前，我还被《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考察过。该杂志布鲁塞尔分社负责人安德鲁·奈特（Andrew Knight）曾给我提供了一个职位，让我和他共同管理布鲁塞尔办事处。作为《金融时报》资深记者，我不太想成为他的副手，而且这个共同管理提议很奇怪，事情随后的发展揭开了谜底。原来他返回伦敦担任《经济学人》编辑早已成定局，只是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对去布鲁塞尔工作感到好奇，但并不特别感兴趣。因为《金融时报》经常报道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所以在工作需要的时候我会到布鲁塞尔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出差。
不过，在奈特的建议下，我同意前往阿拉斯泰尔·伯内特（Alastair Burnet）位于伦敦的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当天下午6点到8点的“面试”时间里，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十分愉快的谈话。他坐在书桌后面，我坐在书桌前面。在谈话的过程中，一瓶麦芽威士忌被喝光，当然，大部分是被他喝掉的。当我表达对在布鲁塞尔工作的担忧时，他认真探讨了我在伦敦办事处工作的可能性，还让我考虑一下。
我加入《经济学人》的想法渐渐淡去，但我和《经济学人》的联系却没有中断。当我在英格兰银行工作时，有一天，我的朋友莎拉·霍格（Sarah Hogg）给我打电话，她当时担任《经济学人》的经济编辑。她邀请我去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附近的曼齐（Manzi's）鱼餐厅吃午饭。我接受了她的邀请，但警告她，我是一位太过显眼的被关注的对象，所以不可能给她提供任何独家新闻。
双方就此达成共识。就在指定日期到来之前，道的私人助理鲁珀特·彭南特-雷亚（Rupert Pennant-Rea）找到我，说他想到新闻领域发展，问我能不能帮帮他。我打电话给霍格谈了这件事。她说她正要找一个助手，便让我带彭南特-雷亚一起去吃午饭。我其实不必担心银行和莎拉之间会因为机密信息而陷彼此于尴尬，从霍格的角度来看，我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信息。后来，我们会面的大部分时间变成了霍格对彭南特-雷亚的非正式面试。最后，她问彭南特-雷亚写过什么东西没有，找几篇给她看看。后来，彭南特-雷亚被《经济学人》正式录用，并升任编辑。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多年之后，199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霍格担任了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唐宁街10号
政策小组的负责人。当时，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让罗宾·利-彭伯顿（Robin Leigh-Pemberton）接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一职。英国的首相和财政大臣都喜欢在这些场合搞出点意外，但毫无疑问，下一任行长必定是埃迪·乔治，他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职业明星。事实上，埃迪·乔治早就被看好了。当我1976年到那里工作时，道告诉我他要给我看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他委托行里一个聪明的年轻职员撰写的，内容是关于经济信息部的重组。那个聪明的年轻人就是埃迪·乔治，而那篇论文则是《乔治的报告》（
George Report
）。
埃迪·乔治一路升迁，先后任职经济部、海外部，尤其是强大的市场部，最终位及英格兰银行副行长。问题是当埃迪·乔治被任命为行长时，谁将担任副手呢？
内部候选人很多，但是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想要搞出点惊喜。这个惊喜由霍格提供，她推荐的正是她多年前招募的经济顾问彭南特-雷亚，时任《经济学人》编辑。我对这件事情的印象是这不是埃迪·乔治自己会做出的选择，但他还是接受了她的推荐。他们两人之间是工作关系，彼此相处融洽，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双方感到颇为尴尬。
《太阳报》（ The Sun ）上一条令人难忘的标题即是这一事件的缩影：“英格兰银行门事件”。据报道，彭南特-雷亚被发现竟敢“明目张胆地犯罪”，在行长的地毯上和一个女朋友做爱。那时，正副行长各设一人，不是两个或者更多，后来副行长人数增至三到四人。内部通讯发至“行长们”，而那张上演了此次“绯闻”的地毯，两位行长其实也随时都在使用。
时任财政大臣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是一位心胸开阔、性格平和的人，觉得此事无须大惊小怪。但对埃迪·乔治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事实上，这是一种亵渎。英格兰银行也因此蒙羞。毫无疑问，彭南特-雷亚必须离开英格兰银行。
埃迪·乔治是一个婚姻美满的人，整个事件让他震惊不已。由于他一开始对彭南特-雷亚的任命并不十分热心，尽管十分恼火，但我不敢确定他是否认为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然而，回溯到1976年至1977年，彭南特-雷亚建议我，在出版了几部小说之后，我应该和他一起写一本关于经济政策的书。这部作品最终以《谁管理经济？对经济政策的控制和影响》为题出版发行。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下面这句话进行概括：“这要视情况而定。”政客们上台时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但迟早会遭遇麦克米伦所说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