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我回到《每日邮报》工作后，莫德林的财政大臣任期只剩最后的几个月时间，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人们当时关注的焦点之一是英国国际收支状况不佳（贸易数据出现了巨大而长期的赤字，进口额远远超过出口额），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每月的贸易数据上。萨金特想要的是对这些数字的独家报道，而我则因此成功地在该领域建立起声望。有一件事当时我并不知晓，多年之后萨金特才告诉我。他说，贸易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召见了他，告诉他泄密引起了恐慌，但对泄密进行的调查却毫无结果。
然而，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倘若一个人大多时候都是以老板的名义写文章时，虽然老板对他慷慨大方，而且他也从老板那里学到了很多交易技巧，但是他的创作潜能却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不是他手下唯一一个烦躁不安的人。我们的办公空间十分局促，而舰队街那边《每日邮报》总部的人还议论纷纷，说萨金特专门负责金融城报道的团队太过庞大，人数几乎超过了新闻部记者的总数。然而，温文尔雅的萨金特对上述传言予以了从容的回应：扩编！为了证明他的员工人数的合理性，他新辟了一个名为“理财”的大版面家庭理财栏目，在这里他的署名愈加频繁。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经济新闻强调贸易数字和其他困难，但事实上，英国经济当时正在发展，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所以为他们的投资提供建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但是，萨金特向员工们介绍这个想法的方式让我觉得很好笑。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对我们说：“我敢肯定，老百姓家里到处扔的都是硬币，它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嘛！”这颗小小的种子便进化成拥有众多模仿者的、十分成功的“理财”栏目。在第一期中，我被要求写一篇文章，宣称“现在是买房的时候了”。
事实上，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当时正在商量买房子的事情。作为我在“理财”栏目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研究的一部分，我采访了位于布莱顿的联合房屋贷款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采访结束时，他说，只要我需要抵押贷款，随时都可以和他联系——我的确那样做了。但联合房屋贷款协会认为，为卡农贝利广场乔治王朝时期的一套房屋提供10500英镑的贷款是一次不值得的冒险。当时，这套房子都是以数百万英镑的价钱在易手。
那时，我在位于金融城天使宫的《每日邮报》办公室上班，后来搬到了芬斯伯里广场。身处这座前身为金丝雀码头的古老金融城的核心地带，我慢慢对它产生了感觉，并最终在此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我的任务是追踪报道经济形势，但绝大部分金融城版面都被用来报道债券、股票以及收购等内容，而其中的重点则是透露股票内幕信息。为了获得更多此类信息，我的同事们不是约客人在当地的酒吧喝酒，就是陪他们一起吃午饭。在“金融大爆炸”
（Big Bang）和伦敦金融城国际化（不过其视野依然十分狭隘）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情况始终如此。总的气氛与狄更斯笔下描述的十分相似。
尽管我远不是股票方面的专家，但是，却被萨金特抓来帮忙在年初预测哪只股票会是“年度股票”。他会征询每位员工的意见，然后宣布，“好吧，你们都错了。我刚刚和某家知名机床公司的董事长打过壁球，它的股票是我的选择。”
当他选择的股票如期登上报纸时，一位专门从事机床行业研究的金融城分析师要求与我会面，见面后他说，“你们老板到底为什么要选择那家公司呢？它的状况十分糟糕。我原本打算建议我的客户卖掉它的股票，但鉴于贵报的影响，我还是等它的股票涨一点再说了。”
英国工党在1964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也随即成为萨金特追逐的目标。萨金特总是将他们两人称作“司炉吉姆”和“水手帕特”。（他们两人都曾在英国海军服役。）然而，萨金特知道我的工党倾向，所以就开始把我这位刚入行的大学生新兵当作他接触工党和了解政府思想的主要渠道。（此时此刻，我要强调的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无论人们会从我写的东西中推断出什么样的观点，我都一直渴望保持自身的独立。总的来说，这有助于我与各方保持相当良好的关系。）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大有裨益，但是，1967年春天，我已经做好了跳槽的准备，巧合的是比尔·罗杰（Bill Rodger）此时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罗杰是《金融时报》的副主编，他问我是否可以和他见一面。见面后，他开门见山对我说，《泰晤士报》（The Times）开设了一个独立的商业事务部，正如《金融时报》害怕的那样，其意图就是挑战《金融时报》作为商业和金融报道领域的标杆地位。
其实，他们不必担心。《泰晤士报》的“商业新闻”版块早已是舰队街的既定特色，而《金融时报》也一直在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我当时并不知道，《泰晤士报》实际上已经找过萨金特，想让他担任“商业新闻”的主编。多年之后他回忆说，“我告诉他们，没有人会想去干掉《金融时报》。”
罗杰衣着整洁，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只是脖子会反复而明显地抽搐，似乎衣领太紧，但实际上可能与他大量饮酒有关。的确，在饮酒这件事情上，他可从来没有把持得“太紧”。在对《金融时报》的担忧做出了言简意赅的解释之后，他说他们已经决定扩充人员，打算邀请一些人回来。
罗杰的办公室距离牛顿的办公室很近，中间隔着他们的秘书共用的一间办公室。没过几分钟，牛顿就进来了，看到我时他显得非常惊讶，还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哦，是你呀，”他说，“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他们给我的职位是负责金融城报道工作的记者，工作重点则是获取独家新闻。不知怎么的，萨金特对我工作的慷慨看法又回到了牛顿身上。实际上，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金融城上。但是，我在《每日邮报》的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格温纳（Christopher Gwinner）的同事则非常适合这个角色。于是，我们便一起加入了《金融时报》，而我又回到了我的老本行——普通专题报道。
在最初的大幅加薪之后，我在《每日邮报》的薪水一直没有变动过，所以，当牛顿提出给我和格温纳一年2750英镑时，我感到十分地高兴。但是，后来听说牛顿跟人讲，这次招聘我们两个人——我是再入职——应该是“便宜的”，这让我的欣喜之情减弱了几分。
回归《金融时报》后，我还没有立马开始我的经济记者或者评论员的职业生涯。此外，首相、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行长的世界距离我还有那么一段距离。因此，我又被迫再次进入快速撰写专题报道的世界：上午10点30分或上午11点走进办公室，被告知，“英国国民地方银行（The National Provincial Bank）与威斯敏斯特银行（the Westminster Bank）要合并了，你能在下午6点之前写一篇专题报道吗？”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那些日子里，纸质文件非常重要。我经常去《金融时报》的图书馆查找需要的资料，埋头阅读，然后再花几个小时打电话。我也会把自己的文稿与首席社论作者罗伯特·科林的文章进行对比，在我的心目中，科林在人才济济的单位中是头脑最好使的人之一。
那时的《金融时报》拥有着近乎学院式的文化氛围。经验丰富的老员工都会尽力帮助那些新入职的同事。科林特别和蔼可亲，在撰写社论（未署名的社论）之前，他通常会参加会议，查阅文档，和他即将评论的那篇新闻的作者进行交流。他没有培养人脉。午餐时，他总是独自前往官邸车站附近的斯金纳思阿姆斯，喝苹果酒，读一些关于数学或者俄语学习方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