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邮报和新闻纪事报》，1964年至1967年

当牛顿先生说还有一个人的时候，我以为我注定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还没有得到那份工作。那份工作就是在《金融时报》专题部当实习生。但当雷金纳德·戴尔出现时，很明显我们两个都找到了工作。（安德烈亚斯·惠特姆·史密斯则在独立的公司评论部工作。）

事后证明，我被迫写的第一篇文章预示了英国工业的未来。文章是对“英国摩托车工业”的简单介绍。专题部编辑为我推荐了一位在伯明翰小型武器公司工作的联系人，该公司后来发展成为该行业的龙头，如今是一家通用工程公司和制造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可能叫特纳。当我把电话打过去时，他们告诉说：“特纳已经辞职了。现在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公司很小，在泰晤士河畔的金斯敦。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就是本田公司。”

没错。此时我确实没有听说过本田公司。但我却早就听说过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随后电话联系了特纳先生，他邀请我去金斯敦吃午饭。“英国的摩托车工业已经结束了，”他宣称，“摩托车工业的未来在日本。”（这种状况确实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最近英国的摩托车工业已经开始复苏了。）

我写过各种各样的专题文章，其中就有我关注了六个月左右的摩托车工业。然后，我接到了萨金特爵士的电话，问我是否想重回《每日邮报》。这是赤裸裸的“贿赂”。当时，《金融时报》每年给我925英镑，萨金特爵士答应每年给我2000英镑。几位同事说：“你可能再也拿不到比这儿还高的薪酬了。”

关于此事，我咨询了我十分崇敬的约翰·默里（John Murray），他是负责Lex专栏的三人组的组长，后来出任约翰·刘易斯投资信托公司财务总监。“你必须接受它，”他说，“必须接受。”他又补充道：“萨金特真有钱，不是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金融时报》，而且在这儿的一切发展得都相当顺利。牛顿说他每年可给不了我2000英镑，不过，他确实提出要把我每年的工资从925英镑提高到1125英镑或者1225英镑，他坚持认为，这是他在不扭曲“工资级差”的情况下，所能给出的最高工资了。

这让我犹豫不决。因为总是缺钱，所以我觉得每年2000英镑着实难以抗拒。那年我二十五岁，而同事们经常提到牛顿过去常说的一句话，“任何一个优秀的人，三十岁时，一年都应该挣到3000英镑。”此外，我还有一个顾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日邮报》这个名字一直是我们家嘲弄的对象。

我父母厌恶《每日邮报》的原因之一是该报拥有者罗瑟米尔勋爵竟然出现了法西斯倾向。除此之外，我父亲还是个坚定的工党支持者。我如果接受《每日邮报》这份工作，的确需要给家里一番解释！

下面这个因素倒是可以减轻我的一些压力，那就是《每日邮报》当时已经更名为《每日邮报和新闻纪事报》，此次更名给人的印象是一次合并，但实际上是对崇尚自由的老牌报纸《新闻纪事报》的吞并。《新闻纪事报》也经常出现在我们家，只不过是被保守的《每日邮报》一起带进来的。萨金特爵士曾是《新闻纪事报》的一员，这一点让我稍感安心。

1964年春天，在《金融时报》工作六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每日邮报》。执政的依然是保守党，英格兰银行的行长是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他和罗瑟米尔家族有亲戚关系。罗瑟米尔家族是《每日邮报》的拥有者。

萨金特行事颇具自己的风格。他住在海格特，隔壁就是耶胡迪·梅纽因。我曾经对萨金特的妻子吉莉安（Gillian）说，与全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为邻一定很美妙吧，她说：“幸运得很，墙是隔音的。”

萨金特配有专职司机，经常在最好的饭店就餐。他有一个座右铭，那就是“一盎司 的信息胜过一吨的理论”。因此，他经常吹嘘，当然也确实喜欢招募本科生到报社工作，而我也确实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获取和建立良好人脉的诀窍。报社用于酒宴联络以及交通的开支是巨大的。事实上，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1964年春到1967年春在《每日邮报》工作时那么富裕。他还教会我，不一定要拒绝一个活动的邀约，因为其表面目的与显而易见或者直接的利益没有什么关联。你经常会在貌似无趣的活动中遇到有趣的人。

萨金特手下有十名记者，他们在外间的办公室办公。他自己的办公室装有红绿两盏灯，用来提示我们可否进去。尽管金融城编辑部主要负责新闻报道，但是主要任务却是撰写评论。这些评论，不管是不是萨金特写的，通常都署他的名字。

他只关注最重要的评论。每当遇到这样的评论时，他都会坐在那张硕大的办公桌前，从一排铅笔中挑出一支，开始一段一段，一张一张地写。然后，一张一张交给他的秘书，秘书再一字不差地把它们打出来。通常，他对第一稿都不甚满意，会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如果是经济评论，他会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为他出谋划策，提供素材，有时还会让我对他的观点和用词发表看法。或者，干脆由我执笔一篇评论，经他过目，然后署上他的名字刊发。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交易。

萨金特和莫德林会面颇为频繁，莫德林经常打电话到萨金特的办公室，他们还时常共进午餐。时任财政大臣的莫德林会就伦敦金融城的一些事务征询他的意见。因为两人关系亲密，所以财政部里发生的事情萨金特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我刚入职不久，萨金特似乎对我很慷慨，将他的很多人脉与我分享。我经常会与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见面喝茶或饮酒，他是我的校友，在《苏格兰人报》（ The Scotsman ）金融城办公室工作，后来跳槽去了《卫报》（ The Guardian ）。当我们交流看法和所收集到的那么一丁点新闻时，我们总是悲叹自己的人脉实在太少。后来，约翰成了布鲁塞尔人脉最广的记者之一，而我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我一直觉得有趣的是，一旦人们脑子里有了什么东西，无论你做怎样的努力，也都无法将其剔除。我这里有一个例子，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为英国国家经济发展局写了一本充满术语的册子，他们让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重写一遍。那时我很忙，所以就将它托付给了我的一位公务员朋友。结果，他创作出了一部完美的作品，得到了英国国民经济发展局和那位经济学家的一致好评。在之后的多年时间里，每次遇到那位经济学家，他都会对我的那次修改褒奖一番。一开始，我还想把实情告诉他，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到死，他都认为是我帮他修改了那本册子。

作为财政大臣，莫德林配有专职司机。我从财政部不同的官员那里听到了足够多的故事，所以才相信了下面的传言：莫德林有懒惰倾向，但他却能够以惊人的速度阅读一份简报并掌握其内容，而且这通常是在送他参加某个他需要发言的会议或公共活动的汽车后座上完成的。

我为萨金特工作时，他的司机埃里克（Eric）曾把我拉到一边，抱怨说他必须把一本书送到唐宁街11号 去。出于好奇，我问他那是本什么书。他说书名叫《酣客的食谱》（ The Drinking Man's Diet ）。后来，埃里克将那本书复印了一份给我。我翻开第一页，文章的开篇是这样的——我记不清确切的字眼了，但大概是：“你还在担心自己的体重吗？放松点！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再给自己倒一杯……” DC7Fh5tvvMWRfs33LAWEejj0LsWFv3jKUjPWgAP0LjnHwc7EevE/6HgFYwtt1YQ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