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

在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前，我曾对法律略作尝试。我阅读了知名法学教授格兰维尔·威廉姆斯（Glanville Williams）的著作，但读过部分章节之后便发现，自己对法律着实没有什么兴趣。我还记得（也许记得不那么准确）在接近90页的某个地方，他说假如读者至此已经感到厌倦的话，那读者应该慎重考虑不要攻读法律为好。

1959年底我从部队退役，1960年10月前往剑桥大学。其间，我在瑞士沃韦附近的拉图尔德佩教书。一次英语课的课间，我遇到一位也准备去剑桥大学读本科的年轻人，他名叫大卫·西蒙斯，当时他正在雀巢总部做实习生。

大卫告诉我，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从瑞士过来做报告，还说他十分令人敬佩。加尔布雷思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他身材高大，达到1.85米，而且还写过一本名为《丰裕社会》（ The Affluent Society ）的书，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我将要研究的正是古典经济学。

那时，沃韦地区不乏丰裕。在流亡人士最喜欢的咖啡馆（三王咖啡馆，早已改成银行）里，我们会看到混杂在当地人中的查理·卓别林、彼得·乌斯蒂诺夫以及范·约翰逊。弗拉基米尔·诺博科夫则住在蒙特勒。然而，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描写的是美国，他对美国社会存在的“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的反差进行世人皆知的批评。

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加尔布雷思创造了“传统智慧”一词，并对其进行了痛斥。加尔布雷思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有效干预经济的能力深信不疑，相信政府可以影响生产和就业水平。他厌恶古典经济学家，因为古典经济学家笃信市场力量对经济有着自动稳定作用。他尤其蔑视那些信奉萨伊定律（Say's Law）的人。萨伊定律是一种自19世纪初流行至今的经济思想，得名于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其主旨是“供给创造需求”。加尔布雷思的长篇大论并没有受到多少经济学同行的认同。

读《丰裕社会》时，我还在瑞士。正是受到了加尔布雷思的影响，我才去了剑桥大学。几年之后，我曾经的一位导师，阿马蒂亚·森，此时是三一学院院长（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邀我参加一场纪念宴会，共祝学院的健康发展。对我而言，这是一份巨大的荣耀。而令我倍感激动的是，阿马蒂亚·森教授竟然这样介绍我：“我始终觉得威廉·基根是一位对经济学充满质疑的小学生。”是的，阿马蒂亚·森教授说的没错。

剑桥大学那时所讲授的凯恩斯经济学和我从加尔布雷思那里偶得的理论并没有巨大的差异。凯恩斯本人在剑桥大学始终处于统领地位，而加尔布雷思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短暂就职于此，而那时正是凯恩斯的全盛时期。[已退出政坛的英国政客罗伊·哈特斯利（Roy Hattersley）告诉我，他曾经和加尔布雷思及其妻子基蒂共进晚餐，席间，加尔布雷思说与凯恩斯会面的那一天一直是他此生中最重要的日子。闻听此言，他的妻子不满地说“今天可是我们结婚50周年纪念日”]。然而，当时的基础经济理论实在是太多——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公司’（而非黑手党）经济学——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十分枯燥的玩意。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宏观图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图表情有独钟，而我却偏偏喜欢他们厌恶至极的语言。

语言？是的。大约从七岁开始，我就一直想成为一名记者。小学时，我就曾经助力出版过一份班级报纸——就是刊行在教室墙上的那种——后来在温布尔登艺术学院又“秘密”发行了一份名为《呐喊周刊》的报纸（手写版的）。

当然，我青少年时期的重大突破是在《科克考察家报》（ Cork Weekly Examiner ）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当时我十一岁，刚刚进入温布尔登艺术学院读书。我母亲出生在科克市，并和那里的亲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文章——或者说“作文”，就像我们小学时所说的那样——的发表对立志成为一名记者的我来说意义非凡，让我对成为一名记者充满信心。对我和我弟弟维克多（Victor）来说，报纸具有莫名的魅力。我们和雷恩斯公园站外的卖报人渐渐熟悉起来。卖报人一共有三位，贩售当时伦敦红极一时的三份晚报，分别是《伦敦晚报》《星报》和《标准晚报》及其增刊。我们经常帮他们捡拾被保安打落到站台上的报纸。我们热爱报纸，因此毕业之后便开始和报纸打交道了。

那时，大多数男孩子长大后都想成为足球运动员或者火车司机，但我觉得报纸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在《科克考察家报》上发表文章给我带来了成就感。后来，母亲告诉我她的一个堂兄弟是该报的副主编，这让我的成就感稍稍减少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内心却认为妈妈的堂兄弟可能只是帮了一点小忙而已。在剑桥大学时，为了最终能够引起舰队街的注意，我为各种本科生出版物写文章。我甚至还斗胆写信给《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建议他开辟一个讽刺专栏，并随信附给他一个例子。随后，我收到一封最有礼貌的拒绝信、一些鼓励的话语和一张10英镑的邮政汇票。

我对语言的痴迷并不一定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同。我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倾向，那就是先构建图表，然后进行语言描述。他们就是钟爱图表。此外，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不过，听了我的一位友人讲的故事之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的这位朋友就是已故的教授，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学者丹尼斯·普罗克特爵士（Sir Dennis Proctor），他也是凯恩斯的朋友。他曾经问经济学家凯恩斯：“梅纳德（Maynard），一个人必须是数学家才能搞懂经济学吗？”

“不，丹尼斯，”凯恩斯回答道，“不过，他的确需要对比例有些了解。”

1960年10月，我来到三一学院，师从艾伦·克尔（Alan Ker）。他是古典文学教授，也是我的操行导师。操行导师们除了教书，还要密切关注学生们的行为和身心健康。

一天，克尔教授从一叠纸上抬起头来，透过那副半月形的眼镜看着我，用困惑的语气问道：“基根，我看到你是1959年退役的。那你为什么去年没来呢？你应该早和我们联系的。”其实，退役之后的那一年我过着受人尊敬的生活：我不敢和他们联系。1960年，我得到了一份教职！就我而言，我十分享受这一年的教书时光。后来，我告诉克尔我想从古典文学专业转到经济学专业，这让他简直无法理解。

尽管我对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怀有疑惑，但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那段时光依然十分美好。除了著名的阿马蒂亚·森教授，我的导师还有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苏联五年计划研究领域的伟大专家。他经常穿着粗花呢服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绅士。在三一学院纳维尔庭院舒适的房间里，他给我们进行精彩的一对一指导（在剑桥大学我们称之为辅导），通常还会手持一杯雪利酒。

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也曾教过我。他是一位数学经济学家，非常理解我们这些对抽象理论不感兴趣的人。似乎那些像哈恩这样纯粹的理论经济学家都很善于俯下身段，因材施教，和像我这样只对实际宏观经济问题感兴趣的人进行热烈的讨论。

那里还有许多与凯恩斯有关联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传奇人物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他通过“乘数”（‘multiplier’）理论为凯恩斯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该理论阐明了通过“乘数”对经济其他层面的影响，增加公共支出或减少税收是如何比名义成本产生更大影响的。（在我所认为的英国2010年后采取的错误紧缩政策中，人们看到了“反向的”或负乘数作用。）

另一位是后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他温文尔雅、谦逊低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英国政府任职，同时他还是一位国际贸易专家。我是几年之后才与他结识的，他的讲座让我感到有点失望。当时他刚给毛里求斯政府提过建议，因此关于毛里求斯经济及其对糖的依赖性成了他所痴迷的话题。当他197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已在《观察家报》担任经济编辑，该报的主编唐纳德·特雷福德（Donald Trelford）请我代为咨询米德教授是否愿意为《观察家报》写篇文章。尽管米德教授非常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为报社写点文章，但这次他婉言谢绝了，说他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50多封信件，所有的信件他都要亲自回复。

几年后，当这位教授完成了繁重的回信任务之后，他邀请我在剑桥吃午饭，我感到既荣幸，又有点震惊。他跟我说有人建议他联系像塞缪尔·布里坦爵士（Sir Samuel Brittan）这样的经济记者或者我，好让人们了解他的理念。

再回到卡恩教授身上，他的讲座精彩绝伦。1957年至1958年，他对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Peter Thorneycroft）进行攻击，桑尼克罗夫特因为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拒绝削减公共开支而与其发生激烈争执，并与其他两位财政大臣同事一起辞职。

卡恩猛烈抨击桑尼克罗夫特，仿佛他是某种怪物一样。几十年后，桑尼克罗夫特勋爵在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执政时担任了保守党主席，但事实证明他是对撒切尔夫人的做法怀有疑虑的所谓保守党温和派中的一员。

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失业率一直处于7%至8%，卡恩伙同他人经常攻击伦敦经济学院的弗兰克·佩什（Frank Paish）教授，主张将失业率控制在2%至2.5%，以抑制通货膨胀。

当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教授是剑桥大学经济学界的杰出人物之一——后来成为上议院终身议员——也是作为从学术界请来为1964年至1970年威尔逊政府提供建议的两个“匈牙利人”中的一位，招致保守（和仇外）的英国媒体的许多责难。另一个“匈牙利人”则是托马斯·巴洛格（Thomas Balogh）。时任国防大臣的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把他们两人称为“布达”（Buda）和“佩斯”（Pest）。

1945年开始重建之后，战时管制被摒弃，（实际上）就业充分，英国最大的宏观经济困扰是经济增长率和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卡尔多提出了各种增长模型，而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在剑桥米尔巷举办的一次晚间讲座。其间，资深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爵士（Sir Dennis Robertson）当着观众们的面取笑“卡尔多·马克一世”模型和“卡尔多·马克二世”模型，而卡尔多就坐在第一排。

剑桥大学经济学系因个人恩怨而四分五裂。当被问及为何学术争议如此激烈时，亨利·基辛格总是喜欢这样说：“因为赌注太低了。”加尔布雷思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认识基辛格的，是基辛格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强烈反对者。许多年后，当有人问加尔布雷思，为什么基辛格有那么重的日耳曼口音，而他哥哥却一点也没有时，“这很简单，”加尔布雷思说，“亨利从来不听（别人怎么说）。”

无论如何，从我的角度来看，不管对经济学怀疑与否，我都很高兴地沉浸在剑桥大学的凯恩斯主义传统中。在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护主义之后，人们认为政府和中央银行有责任干预经济，使产出和就业最大化。凯恩斯和剑桥大学为政府提供了这样做的理论和政策工具。

鉴于我长期培养的进军新闻业的雄心壮志，以及我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首先尝试经济或金融新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十分欣赏《卫报》财经编辑理查德·弗莱（Richard Fry）撰写的评论文章。1963年初，我便写信给他。

弗莱是入籍英国的奥地利人，威望颇高。他的办公室为我安排了一个下午3点的会面。那一天我如约准时到达那里，他的秘书对我说：“哦，请您在这儿等一下。弗莱先生吃午饭还没有回来呢。”听到这句话，我知道自己即将步入新闻界了。

弗莱先生回来时，似乎心情很好。几句寒暄之后，他便问我是否读过爱德华·吉本的著作。我做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回答，然后他说：“你一定要读读吉本的书。刚才和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吃午饭时，我们一致认为吉本的历史书具有散文的风格，实在是精彩至极呀。”

利特尔顿（即后来的钱多斯勋爵，Lord Chandos）是一位杰出的公众人物，是当时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和这么重要的人物共进午餐？这似乎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EPRenn5lVyq4Z75/rRkYgYNECurFd+56bSnBY41M/wRlcIlAHfsm16KiDWH2Bm5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