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学最新章节_狄波拉·勒普顿著

数字监视

另一个与数字社会学相关的重要理论观点是由关注当代社会中的监视（观看）的学者提供的。由于数字监视技术和其他监视技术的发展，社会领域的媒介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兴技术扩展了公共空间的视野，提供了监视和记录个体行为的机会（Biressi and Nunn，2003；Bossewitch and Sinnreich，2013）。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的日常生活中的监视，已然成为一种生活实践的常态，构成身份认同与具身化的诸多构型的一部分（Ball，2014；Rosenzweig，2012）。

许多评论者观察到，由安全技术、设备和应用程序生成并存储在平台档案中的大量数字数据可能被用于各种形式的监视。人们使用互联网或者作为产消合一实践上传和分享的内容，都会被收集成数据而受到各种其他行动者的监视和监督，这包括数字开发商、公司以及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和粉丝。事实上，这种对在线技术用户的监视和数据收集，已经成为数字信息经济的一个核心维度。数字监视不仅是政府安全机构的一种手段，还是商业经济以及医疗、警务和教育系统机构的组成部分。得益于互联网，全球监视经济（global surveillance economy）和多重监视集合（surveillant assemblage）已经发展起来，各国在提供数字监视系统、使用监视系统彼此交流和监视等方面进行合作（Ball and Murakami Wood，2013）。最近，斯诺登文件披露了利用数字数据进行间谍活动的全部情况，这表明许多国家都在对本国公民进行大规模的、细微的数字监视。

学者们已经从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研究了监视，总结出了一系列模式。简单来说，“监视”一词意为“看管”（watching over）或“从上方看”（watching from above），通常与掌权者观看他人有关（Mann and Ferenbok，2013）。数字监视是使用闭路电视摄像头、射频识别芯片、由众多机构开展的生物特征监测等技术而开展安全部署的行动，还有商业企业为从用户生产的数字数据中获取经济价值而实施的监视实践。有时人们意识到自己使用这些技术时正在被监视，有时这种监视是秘密的。数字监视可能是强制性的，以用于惩罚或公开约束个体或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温和的，是一种追求安全或治理的形式，旨在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或身体健康。

数字监视技术与以往监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普及性、收集和储存数据的范围、潜在的持久性及其对隐私的影响。此类监视行为会数字化记录人们的活动，将这些数据归档并使用算法技术生成和处理数据，以用于预测人类行为。这些监视数据比以前的监视形式具有更长的寿命和跨时空的传播能力（Bossewitch and Sinnreich，2013；Mann and Ferenbok，2013；Werbin，2011）。

里昂和鲍曼（Lyon and Bauman，2013）在《流动的监视》（ Liquid Surveillance ）一书中，大篇幅提到了数字数据作为监视系统的一部分传播的诸种方式。这本书以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 Modernity ）等著作和里昂关于监视社会的著作为基础，强调晚期现代性产生的新兴技术与新经验已使监视变得不受控制且无处不在。流动的监视是监控和测量人类与非人类的典范。新兴监视技术（其中许多是数字的）的移动性和普遍性，使得人类越来越难以知道他们何时被监控。因此，监视“渗透并扩散到许多曾经只有边缘统治的生活领域”（Lyon and Bauman，2013：3）。

数字技术加强或生产了新型监视形式。我在本章前面提到了术语“监视集合”，它可以用来描述使用数字数据来创建“数据分身”（data doubles）的方式（Haggerty and Ericson，2000）。监视集合是通过生产和聚合各种形式的数字数据来构建的，从而能产生一种新型集合。随着更多数据的生产，这种集合会不断变化。身体和身份认同被碎片化为独立组成的数字数据，并在重新构建的进程中被重新集合。随后，这一集合成为各种干预形式的目标：加强安全措施、增加或减少社会保障支付、医学治疗、教育干预等等。曾经不受常规监视的群体，如今成了数字监控中流动监视技术的目标（Haggerty and Ericson，2000）。

福柯的著作对监视理论影响深远，包括那些涉及数字设备的著作。他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和生物权力（biopower）思想，专门描述了对包括个体与居群在内的监视和排斥形式。福柯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或通过特定政治理性来管理人口的著作，也被学者用于分析管理中的种种监视形式。全景监视（panoptic surveillance）（Brignall，2002；Elmer，2003）这一重要概念借鉴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95）中使用的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隐喻。全景监视是非强制性的规训权力的一项特征，它涉及少数人监视多数人。全景敞视监狱是一个典型的囚室，在囚室中，由少量守卫从中心瞭望塔监视大量的被囚禁者。这种监视观念在于被囚禁者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使他们学会了自我规训，将守卫的监督性凝视内化。闭路电视摄像头作为一种安全措施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操作员是否正在监视摄像头产生的图像，或者它们是否已实际打开。因此，我们可能会相应地纠正行为。

全景监视有助于实现一种排斥和包容的政治，这种政治能够通过数字监视技术构建公众的可见领域。相比于特权社会群体，部分特定社会群体由于他们的种族、民族、国籍、年龄或社会阶层而被归类为有害的“异类”，被认定为是“危险的”或“有风险的”，将受到更为严格的监视，并因这些因素而被排斥（Biressi and Nunn，2003；Werbin，2011）。禁光监视（ban-optic surveillance，全景监视的一种变体）一词被用来更具体地描述使用数据来禁止或排斥特定地区、国家或公共空间的某些个体和社会团体，或禁止他们获得就业、社会服务、保险等的现象（Ajana，2013；Pavone and Esposti，2012；Sutrop and Laas-Mikko，2012）。

全光谱监视（panspectric veillance）［有时也称为数据监视（data veillance）］指出了数字技术和数据使用的更广阔范围。全光谱（panspectron）是由德兰达（DeLanda，1991）提出的概念，是对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回应。德兰达对比了全光谱和全景敞视监狱，指出后者依赖于人类的感官（主要是视觉），而前者主要使用数字传感器和信号来创建大数据集，以服务于监视目的。在德兰达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个人电脑技术处于初级阶段，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社交媒体还没有发明出来。全光谱监视的最新应用表明，它和当代的商业实践相关，涉及生产和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大型数字数据集。这一代数据还经常涉及运用嵌入消费品中的射频识别芯片，追踪分销和消费者购买模式（Palmås，2011）。

正是在这里，大数据、算法和预测分析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数字数据应用的发展，我认为使用数字技术的另一种监视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了，它被更频繁地用作数据监视和禁光监视的一部分。这种形式就是算法监视（algorithmic veillance）。这些算法常用于决策和预测分析，它们根据一些消费者的数字消费活动，甚至根据他们可能对其他人构成的威胁（例如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罪犯或非法移民），来将一些人排除在外，以保护自身的特权地位并容纳其他人（Crawford and Schultz，2014；Lyon and Bauman，2013）。

数字技术的出现也催生出了另一种形式的监视实践——逆向监视［sousveillance，字面意思是“从下面看”（watching from below）］，这些技术为普通人提供了观看他人的手段。这种逆向监视不仅涉及公民之间的相互观看，还包括对当权者进行监视。现在，许多人可以使用诸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计算设备（如谷歌眼镜）和传感器嵌入式技术等，来捕获供自己使用的图像或信息。这种情况经常用于公民参与、公民新闻和提升政治透明度。因此，有人认为监视的民主化能够为公民的观看和揭发赋权，继而达到限制权贵滥用权力的效果（Ganascia，2010；Kingsley，2008；Mann and Ferenbok，2013）。

一些学者使用了“概观监视”（synoptic veillance）一词（Doyle，2011）。这个术语是全景监视的反义词，用来描述社会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观察，包括多数人监视少数人。这种现象与粉丝文化有关，例如，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就会被许多人观看和关注。当素人将内容上传到YouTube等社交媒体网站而“走红”或吸引许多观众和粉丝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种新型监视概念，即社会监视（social surveillance）（Marwick，2012），它被用来描述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生的互相监视现象。社会监视可以看作是一种参与式监视（participatory veillance），包括自愿参与观看或被他人观看。参与式监视是注册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个特征，表示人们同意将收集他们的数据作为他们使用这些网站或其他技术的条件，如顾客忠诚度计划（包含在数字网站上的“条款和条件”和“隐私政策”等功能或接受“cookies”的协议中）（Best，2010；Lupton，2014a）。当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和习惯进行自我监视实践（Lupton，2012）或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地理位置细节（Hjorth and Pink，2014）时，这种参与式监视也会发生。

另一种形式的监视被称为超级监视（uberveillance）。它通常也是参与性的，但可以用于强制的、秘密的，或是挑战人们隐私权的具有胁迫性的监视措施。这个术语概念用来表示能够嵌入或佩戴于身体的跟踪技术，包括用于监测生物特征数据和识别空间位置的可穿戴计算设备以及射频识别芯片。射频识别芯片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电子护照、信用卡、借记卡、机动车驾驶监控系统等技术，以及协助心脏起搏器和人工膝关节等医疗技术的术后分析和监测失智症患者。这些设备可用于跟踪个体的实时移动和活动。这类技术的许多用户不知道它们具有发出数字信号来识别地理位置的能力，以及这些数据可能用于监视目的的方式（Michael and Clarke，2013；Michael and Michael，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