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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目睹苏格拉底死去。他离开了雅典，走了很远，最后到达西西里。在那里他与狄翁（Dion）成了朋友，狄翁属于僭主狄奥尼索斯一世（Tyrannen Dionysios I）家族。（僭主的意思是自立为王，而不是今天含义上的暴君。
）柏拉图希望教育年轻的王子狄翁成为他梦想中的哲学王。
我们在哲学史中一再地看到这种梦想。哲学家们并不想自己进行统治，但对城邦的关怀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关注中心。
人应当如何组织他们的公共生活？
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这样的：“人怎样才能按照善的方式生活？”当然，人并不是独自生活的。在哲学思想中，关于城邦、关于国家秩序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敏感与核心的点——并非在今天才如此。
在哲学中存在一种教育的基本倾向，因此哲学家们都梦想着教育出一位哲学王子、一位哲学王，他应当在其人格中同时具备智慧和权力。
在狄翁那里，这件事没能成功。最后事情以分歧告终，首先是与僭主狄奥尼索斯之间的分歧。柏拉图必须走了。他遭遇了海难，又被当作奴隶出售……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传说。但在柏拉图这样的人身上，传说最终也会变得如现实的东西一样现实，因为它影响了之后的世界。最后他被人赎身，回到雅典。当时他四十岁了。他在雅典建立了一所著名的哲学学校，阿卡德米学园。从此他就在那里教学。他进行了数次旅行，也活了很久，见证了与他相知甚深的狄翁去世。他非常爱狄翁。柏拉图享年八十岁。他的盛名使得其作品受到了精心的保存。
柏拉图来自一个贵族家庭，照理说他可以担任一个很高的职务。因此在柏拉图身上，对城邦的关怀伴随着对于失落的权力的某种忧愁的渴望。由此，政治关怀在他身上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投入格外的精力，以格外的清晰和深度，讨论了伦理要求与政治要求这两方面的对抗所产生的难题，在政治中，事关成功和权力。并且在其中依然可以看到，他也讨论了“真正的善”是什么。
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思想的锻炼同时也是一种对人本身的精神塑造方面的锻炼。思考的过程本就塑造灵魂。柏拉图就毕达哥拉斯派谈了很多。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数学方面的努力与净化灵魂方面的努力总是携手并进。对他们来说，数学的证明过程就是一种净化灵魂的行动。今天的人们对这种联系思考得远远不够。许多人抱怨今天的学习程序，按照这种程序人必须掌握许许多多材料；然而按照这种程序，伦理方面的意识、对精神性的理解以及对真正的自由的理解，都是不会被发展起来的。但只有在糟糕老师身上，这种观点才是对的，在好老师那里则并非如此。这里正是涉及对柏拉图的理解：人们想要以正确的方式思考、放弃之前的观点，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些观点是错的或者是不完备的，或者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样一种尝试就使得人放低了自己，并且准备好了去把握别人的思想。通过这种锻炼，人就净化了灵魂，因为它总是将真实的东西置于自己的立场之前。从这一点上说，试验与实验也可以对灵魂产生深刻的教育意义。去检验某一理论，可以在相应的情况下对这种理论说：不。若实验说了不，研究者会听从。更重要的是：他所寻求的实验，恰恰使得被检验的理论受到最为严格的考验。因为他所追求的是真理，这对他来说比理论的成功更为重要。
真理优先于自己的立场：柏拉图的整个哲学远非一种教条，在上述意义上，它是一种锻炼。
通过任何一种假定的知识、任何一种占有，从而使得对真和善的理解更为敏锐，这一点就是柏拉图思想的中心。他的思想的心脏，就是关于理念的学说。柏拉图是谈论理念的哲学家。那么理念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柏拉图再次接过了米利都学派的难题：在变动的与流逝的东西中，有什么是持存的？事物流逝，一切通过感官呈现的东西都会流逝。那么在这些流逝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保持不变的？保持不变的就是理念。理念是什么呢？理念就是真正的现实性，是世界上事物的存在的源泉。
理念的“真实”与具体事物的真实含义不同。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存在与价值的结合。它们是事物的存在的源泉，也是善的存在的源泉。存在同时就是有价值的。存在就是一种价值。存在，就是值得存在。
在这里，我们就站在了一切现代虚无主义的直接对立面，虚无主义有一种倾向，它认为非存在的东西比存在的东西更纯粹也更好，因为存在的东西总是带着残酷。而在柏拉图那里，存在的东西才是具有价值的，因为它的存在要归功于它分有了理念的一部分。
从世界万物的层面看来，一切不仅仅是短暂的，而且是互相依赖和相对的（或多或少如此）。但事物赖以存在的那些理念，则是永恒的、纯粹的、绝对的。
一个例子：我们面前有两片枫叶，并且我们说它们是相同的。我们这么说的意思是，它们彼此非常相似。但是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枫叶。它们只是接近于相同。那么，我又怎么知道它们只是几乎相同呢？既然我在世界中找不到任何事物是绝对相同的。我们甚至不能用几何仪器画出两个绝对相同的三角形。但我们能够思考绝对相同的三角形，并且这种思考正是我们在几何学中所做的。当我们说，经验中的事物，例如这两片枫叶，是几乎相同而非绝对相同，那么我们在此就指向了一种并非来自经验的知识。因为如果我们只拥有经验，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任何可称之为“几乎”和“大致”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将这些概念与“完全”或“绝对”的概念加以比较，我们才会理解“几乎”或“大致”。
但“绝对”不是经验给予的。因此，我们经历这一实验的整个方式，都包含着一种并不属于这个实验的层面，在这个层面，实验无法给予我们任何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拥有一种关于相同性的理念。并且这种关于相同性的理念是纯粹的相同性，这种相同性具有绝对的完备性，而不只是大致相同。并且，只有在这种具有绝对完备性的关于相同性的理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谈论经验中的事物之间大致的、接近的相同性。
理念是绝对。但在此我们难道不是完成了一次跳跃？我们必须知道，在柏拉图那里存在一系列的理念。我们选择了相同性这一理念。此外还会存在正义的理念、美的理念、大的理念、小的理念，等等。
那么，在大的理念与一个大的对象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呢？比如一头象是大的，如果跟一只老鼠比的话。而与喜马拉雅山比的话，它又是小的。在通过我们的感官所经验到的事物中，我们所拥有的总是一种混合，而非处于纯粹状态、也非理念的绝对状态。柏拉图会说：象同时分有了大的理念和小的理念。大的理念是绝对的。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大，而是指处于绝对状态下的大的理念，其中并不混杂任何的小。
柏拉图想说明，在我们的思想中（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存在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并不是来自经验的，但我们与经验的关系却依赖这个层面。多亏了这个理念的层面，绝对的东西才被引入，由此我们才能借助于绝对性，从而对事物的相对性进行认识。这样一个绝对的层面就存在于真理中；而相对的东西则属于混合的、相似的层面。
我们对于理念的认识从何而来呢？就我们所知，苏格拉底谈到了一种天生的理念。柏拉图则谈论回忆。
柏拉图问：既然我们在感觉经验中不会遇到任何绝对的东西，那么我们是从哪里得到理念的？如果说它就是天生的，这种想法还不够明确。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见过了理念。
灵魂在出生的时候，丧失了对理念的清晰回忆，但保留了某种乡愁，这就使得灵魂总会去参照理念，总是追寻理念。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中，柏拉图得出了一种重新回忆的过程。教育就是试图唤醒对于出生之前所观看到的理念的回忆，并使这种回忆产生效果。
“出生之前”这个表述在今天的人看来可能有点奇怪。它的意思是“在时间之前”。这里就有一种逻辑上的矛盾。“之前”这个词只在时间之中才具有意义。我们人类是如此沉浸于时间之中，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摆脱它。当我们听说“灵魂在出生之前就见过了理念”，那么这里的“之前”就会刺激我们去打破时间性的藩篱。去尝试感知一些位于时间的彼岸的东西——即使我们没有能力想象它。这意味着，去撞击我们思想的界限，去撞击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的界限；去尝试感知——至少是以消极的形式——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基督教时代，人们所经历的那些著名的宗教层面的改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无论如何，柏拉图是一位迫使我们冲击思想边界的哲学家。在我们惯常的思想中，即以感性的方式感知事物的层面，我们无法理解他。
他呼吁人的基本自由，也即，去超越自己。这是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一种更新的形式。也就是说：“我知道我已经忘记了。”于是我必须尝试去回忆——去回忆起理念，若没有理念，就不可能有任何认识。
在柏拉图看来，在以感性的方式把握事物的层面，只存在意见，它们或多或少是模糊的；经验中的现实性本身就属于不确定的领域。真正的认识只存在于理念层面。人就位于感性上可把握的事物和理念之间。人是一种介于中间的存在。人不能放弃理念，因为它——无论是好是坏——属于他的本质，但人也不能无视感性事物，因为人——无论是好是坏——是通过这些事物才能眺望理念。
柏拉图想要将我们引向一个理性思想不再够得到的地方，他引入了一个神话以使突破这堵墙变得更容易些。
洞穴的神话，洞穴比喻是这个神话中最为美丽的东西。柏拉图想象了一个深深的洞穴，一些囚徒被绑在它的底部。他们的脸对着洞穴的背景，而他们的背后则有一条陡峭的路，人们可以在其中移动和搬运物体。在这条路的上面，则燃着一堆巨大的火，火的上面才是洞穴的入口，外面则是阳光照耀。
囚徒不能转动头，他们只能看着洞穴的背景。他们在上面看到一些影子，这是那条陡峭的路上一个接一个地经过的人所投下的。并且，由于囚徒无法感知到其他东西，他们就认为这些阴影才是现实，并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擅长从这些影子中看出某种规律性；有时他们还能预言，什么时候这个或那个影子会回来。
现在，有一个囚犯被松绑了。他费力地站起来，转身看到了身后的人、物和火。他忍着痛苦走向洞穴的出口，他付出巨大的努力，终于离开了洞穴。在外面他是如此的眩晕，以至于完全什么都看不到。他必须先去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柏拉图说，他就先看外面事物的影子，或者水中的倒影。慢慢地他习惯了，于是就有一瞬间，他能够直视太阳了。
现在他发现了一个如此非同寻常、令人惊叹的世界，他实在无法独享它。他一定要跟他的伙伴说：他们留在那里，被绑住，被影子欺骗，这是愚蠢的。于是他回到了洞穴。
但他在那里什么都看不到了，因为那里实在太黑了。他不再适应阴影的世界，显得比其他所有人都更笨拙，并且被别人嘲笑。
这个隐喻是什么意思呢？在柏拉图看来，洞穴深处的阴影就是可以通过感官把握的事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他们，并且我们认为这就是完全的现实，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其他的。我们也从未意识到，如果那堆我们所注意不到的火不在后面燃烧的话，我们连这些可感知的事物都感知不到。这火象征着思想的力量，有了它的帮助，我们才把握到感官事物。这火就是今天的人们称为自然科学的东西。只是柏拉图不用这个词而已。但他指的就是对于现象的规律的知识。科学使我们得以预测，使我们能够理解感官世界。
事物和本质显然比它们的影子更是第一位的，且具有更为清晰的现实性。它们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对应于知性概念；尤其是数学概念，它们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并且规定了事物的结构，通过这些概念我们得以解释和理解可感知的世界。
洞穴之外的世界则是理念世界，但囚犯一开始并不能看见这个理念的壮丽世界。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必须首先具有这种观看的能力。任何一种哲学的、理智的探寻都是在锻炼一种能力，去认识这种一开始无法认识的东西。人们必须锻炼他的精神，将它净化，直到能够看到理念。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的太阳就是关于种种理念的理念，是至高的善，是关于善的理念本身。
理念在自身中结合了存在与价值；一切价值的源泉就是最高的善的理念。如果其他理念是具有价值的，那么正是因为善的理念，因为善就是最高的价值。若没有了这种最高的善，那么平等也没有价值，正义也没有价值。只有通过最高的善、从最高的善之中，价值本身才照耀其他一切理念。
那些见过了最高的善的人，是无法独占这种经验的。这一点恰恰就是人类的状况（conditio humana）：人不能走出它自身，飞入一个不再属于人的彼岸，他必须回到此处和此刻，并且，他只有接受自己的限制，他才能够眺望彼岸的东西。
对柏拉图来说，灵魂是不死的。他在《斐多》一书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之死，他将苏格拉底关于不死性的“证据”宣之于口。首先，由于灵魂回忆起了出生之前的某种状态，因此就可以猜测，在死亡时灵魂也就是不会死的。那么灵魂是不是一个理念呢？柏拉图说，不是，灵魂并不是理念，但它也不是可感知的对象。灵魂类似于理念，因为它是简单的、与其他事物相混合，它处在自身之外并且是永恒的。但它并不是理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理念是永恒的、简单的，因此是不变的。
相反，灵魂具有一段历史。如果灵魂没有历史，那么人就不会是自由的，于是善也就会没有意义。那样就只会有理念的静态世界，并且人也就会是一个理念，任何意志自由都会丧失。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善和恶。灵魂不能选择善，也不能选择堕落。在柏拉图看来，灵魂不会选择死亡，就连恶习也无法杀死它。并且灵魂自行运动，它是自由的，这意味着，它就是它对自身所作的决断，并且在这意义上，它是不可摧毁的。
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明。关于灵魂的不死性的独特证明，就是苏格拉底死亡的方式，他通过他的死亡证明了一种处于时间彼岸的存在。
作为拯救和治愈的死亡，使我们接近基督教的和东方的思想。但在柏拉图那里，这并不是一种来自彼岸的神奇启示，而是人本身的劳作，人并不追求摆脱身体的牢笼。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活动，是人通过理性的犁头所做的劳作。犁头就是理性，它所耕耘的是精神、灵魂。在西方思想中，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即conditio humana，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被接受的。见过了理念的囚徒又回到洞穴。在西方哲学中发生着一种在理念和感性经验之间的往复摆荡。这是柏拉图式的辩证法。这对于整个西方的发展来说是基础性的。
《会饮》这部对话整篇都致力于讨论爱的本质。朋友聚到一起宴饮，并且轮流比赛发表一段致敬爱若斯的讲话。这些沉思构成一条绝妙攀升的序列。最后讲话的是苏格拉底，但他不是用自己的名义说话，而是转述一位女性的话，这位女性此后在欧洲的精神史中一再被提起，尤其是在荷尔德林的诗中：她就是第俄提玛（Diotima）。她关于爱的说法是最为崇高的。
在《会饮》的开始和结束之间，爱若斯的意义发生了一次颠倒。并不是说，感官的爱被压回到了一种较低的水平，而是说，这种颠倒渗透了感官之爱且使它焕发光芒。
作为开端，爱首先是欲望，但它比我们所理解的罗曼蒂克的或浪漫传奇式的爱的概念更为宽泛。一开始，欲望就是追逐一些人所并不拥有的东西，因此人才欲望它。最后，爱成了哲学本身。
在这里要理解一些决定性的东西。在柏拉图那里，作为欲望、作为渴望的爱若斯是“丰盈”和“贫乏”之子。它的贫乏属于它的本质，因为人所渴望的东西，显然是他并不拥有的。但它的丰盈也在于此，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将它所不具有的东西，作为一种渴望而置入自身之内加以承担。因此爱若斯是一种中间状态。同样，爱若斯也是知道和无知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它渴望着对真理的知识，因为它并不拥有这种知识；但若缺乏对它所欲求知道的东西的某种特定的前理解，那么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又是不可能存在的。
只有作为一种“中间状态”，爱才是存在的，并且，作为中间状态的爱就是哲学。我们已经知道：哲学（philosophie）是一个充满欲望的词，它的意思是“对智慧的爱”。哲学对智慧知道得够清楚，足以渴望它；但又知道得不够清楚，不足以占有它。我们在这里深刻地看到，“贫乏”或者说缺乏，是人类身上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功能。只有通过与不可达到的理念发生关系，并且通过欲求理念，人才有可能达到目标和自由。爱的最高层次，就是对理念和对最高的善的爱，它扬弃且净化着一切更深层次的爱。
柏拉图的爱若斯具有一种双重的特征：一种特征是去占有、握紧，另一种特征是去放手、奉献。柏拉图并没有将这两者视为彼此对立的、其中一个就坏另一个就好；相反，在柏拉图那里，爱若斯的第一个方面与它的第二个方面，是同一的。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始终存在着政治问题、城邦主题。他的两部伟大的作品《理想国》和《法律篇》都致力于讨论这一问题。《法律篇》是一部晚期的作品。
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理想国家的典范；并且在他们看来柏拉图将国家和单个的人所做的比较，不过是他为了说明国家是什么而举的例子。但或者也可以说，国家被描述成一种放大了的人，并且通过这种类比更容易澄清，人应当怎么做。
也许柏拉图想要让问题保持开放。人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阐释。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在灵魂中有三个层次：欲望的灵魂位于胃部；然后是勇气的灵魂，它具有去战斗、去征服的冲动，它为这个或那个而战，它位于胸部；以及理性的灵魂，它位于头部。这三个层次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按照一种等级顺序排列。在城邦之中，公民也是如此。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欲望的层面；在勇气的层面则是战士，在理性的灵魂层面是统治者。
灵魂的这三个层次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具有一种相应的德性：欲望的灵魂需要节制的德性；勇气的灵魂需要勇敢的德性；理性的灵魂则对应于智慧这种德性。如果灵魂各部分所对应的德性都被发挥出来了，那么这个整体，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国家，就获得了最高的德性，即正义。
对柏拉图来说，“正义”意味着某种跟今天完全不同的意思。它与平等没什么共同点——柏拉图自己解释说：正义意味着“和谐”。
如果做到了以下这些，灵魂就是和谐的，国家也是和谐的：欲望的灵魂部分是节制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节制自己；勇气的灵魂是勇敢的，战士是勇敢的；最后，理性的灵魂部分是智慧的，统治者是具有理性的。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我们就拥有了灵魂的和谐、城邦的和谐——这就是正义。一切都在它正确的位置上。德性就不会混淆。一种和谐的等级秩序主导一切。首先，在欲望的层次上节制是必须的，欲望必须保持温和的尺度。在勇气的部分，用柏拉图的话说，则不需要同一种节制；最为重要的是智慧。反之，智慧也使欲望得到节制和缓和。
这种关于国家和正义的看法是保守的。柏拉图在现代被指责说，他的国家哲学源自他从属于雅典贵族制及其“阶级哲学”。因此，人们想把这种哲学视为“过时的”并除掉它。
当然，柏拉图国家哲学的目标基本上是国家的稳定。这种关于“和谐的”或“正当的”国家的设想，是指一种稳定的国家。但人们也必须考虑到，较高的阶级也绝不可以缺乏较低的美德。农民和手工业者并没有义务去追求勇气或智慧，但相反，战士却应该像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样，致力于对他们的欲望进行节制，并且统治者也被期许要具有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节制、具有战士的勇敢，此外还需要具有智慧的德性。
在很多篇对话中，就像在《理想国》中一样，柏拉图都进行着决定性的对抗，首先与以下政治学说对抗：越强者就越有道理，成功是唯一的标准，是幸福的唯一源泉。但在柏拉图看来情况刚好相反：政治必须由道德来规定。若一个人相信，一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的成功可以带来善的结果，这种人是在骗自己。
在这里，将国家的本质与单个的人进行比较，是至关重要的。柏拉图说：人可能在关于善的事情上自欺。一个犬儒主义者跟他讨论并且举例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政治中只要能达到目标，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
对此，柏拉图反问：那么在关于灵魂的事情上是否也是如此？对方可能就会说：是的。柏拉图就回答：你竟看不到吗，决定选择撒谎或者欺骗或者作恶，这对灵魂来说就是选择了疾病而不是选择健康？谁会愿意选择疾病？
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同样。如果政治为了它所追求的目标而腐败堕落——它自己可能认为这目标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疾病。因为人无法在涉及善的事情上自欺。柏拉图的政治学说——就像苏格拉底的一样——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超出了纯粹的政治层面。
无疑，柏拉图也被打上了其时代的政治思想的烙印。他不是一个“现代”的政治思想家。但是，就像在他那里所有东西都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锻炼一样，今天的人也阅读柏拉图，包括他政治方面的作品，但这并不等于要皈依他的国家学说，但今天读者也许会理解政治的德性，并将这种德性纳入自身。他可以将之纳入自身，然后转而面对我们时代的环境和要求。比方说，他可以通过柏拉图的思想锻炼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更好的公民。
对柏拉图来说，无论对于国家问题还是对于个人问题，教育都是根本。这就要将公民教育成正直的人，同时有能力不在关于善的事情上自欺；他向往并走向理念的世界；他有能力遵循来自理念的而非来自境况的要求。换句话说：教育关乎的是，公民应该有能力始终生机勃勃地保持着与理念的联系，从而拒绝将政治行为还原为单纯追求成功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