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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来自一个身份卑微的家庭。人们经常将他与柏拉图相比较。柏拉图英俊如神明，苏格拉底则笨拙丑陋。他也不是一名好的演讲者。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这在我们的整个思想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几百年来，再没有第二个人像这位哲学家这样影响深远。为什么他从不写作？也许，因为他并不相信一种真理，哪怕是一瞬间，可以与说出这个真理的人相分离。
对他来说，“真理”并不像一些事物那样存在，它是哲学式的。什么是哲学真理呢？
一个哲学真理并不只是符合一个客观事实的论述，它不是独立的和非个人的；而是这样一种论述：通过这种论述，自由的人接受了一个真理，并且是主动自觉地接受，他通过践行这种真理而占据了它，并使它成为真理。也就是说，在苏格拉底那里，所谓理论的真理永远都是一种实践的真理，它取决于掌握真理的人——由此也就取决于真理是如何影响这个从自身中挖掘出真理的人。在今天，人们将它称为一种生存意义上的真理。
苏格拉底首先寻求的是，去打磨并增强人们对真理的理解。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对话的伙伴应当自己去发现他所信以为真的，还远远不够，还不是真正的真理。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女祭司皮提亚（Pythia）回答提问者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这句话并非假作谦虚。这话的意思是：我如此这般地打磨增强对真理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对真实东西的主张并不满足于表面的真理，尽管我有时或会认为它是真正的真理。我所主张的是对真理的更高的要求，而不是真理本身。
现在，我们立刻看到了他与之前哲学家的根本区别：探索的动力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或者对存在本身的理解，目的现在指向了进行探索的人本身。意识在追问它自己，更好的说法是：“自我的”意识。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一个器官，在它的帮助下，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事物。我追问自己，追问关于我自己的知识、关于我自己的思想，并且发现哪怕我成了一个相当够格的思考者，我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无知。也就是说，我们在苏格拉底那里看到的是一个创造性的知识的教导者和对无知的发现，他在学生身上创造出现实的、真正的自我意识。
苏格拉底是一名助产士的儿子。他说他自己的工作和他的母亲一样：助产术，即分娩的艺术。他所帮助分娩的是精神，他并非从外部教导什么，而是在其他人身上解放出、引导出对真的理解，人们已然在自身中拥有这些。只需要将它分娩出来。
他的信心植根于对自我的意识和自身的勇气。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因为他败坏青年”。但其中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他向所有人提出了以下问题：关于权力的本质、权力的正当性、权威、宗教、对神明的看法、关于德性、关于什么是善的和正义的、什么是恶的、非正义的。他的问题包罗万象，往往触及政治。于是他被视为危险人物。
他被捕了并且被判处死刑。他的学生想要帮助他逃脱，而苏格拉底拒绝了。这并非因为他自认有罪。他认为对他的判罚是不正义的。他确信，他的行为是有益的，并且国家应当为此奖励他。但他对学生们的回答是：对他的判罚是根据法律做出的。正是通过法律，城邦或者说国家才存在。他自己的存在都依赖于城邦。由于城邦和法律，他才存在着；而如果他逃跑了，他就自己否认了他所教导的一切。因此苏格拉底不愿逃跑。
记住这个故事对我们大有好处。在今天，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以及对国家的理解经常被情绪化的愤怒所遮盖，后者显得比正义和法律更深刻和崇高。
而苏格拉底不这么想。他不想逃亡，尽管他知道这判罚是不正义的，但他遵守城邦的法律。他在别处说：法律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苏格拉底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人该怎样生活，才是在正当地生活？人应当怎样生活，才是依据善而生活？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与之前的思想家的核心关注点有明显的不同。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对此感到惊奇的人：人有义务找到一种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和行动引向善。
他提出了以下思考：当一个人做某事时，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要达成某种他视为善的东西。让我们假设一种最坏的情况，一个罪犯，他也想获取一些对自己来说善的东西。只有不必负责任的精神错乱的人才是例外。一个健康的人总是为自己设定一个在他眼中看来善的目标。因此苏格拉底说：“当一个人行动时，他总是以某种善的东西为目标……”
那么，恶的东西又是从何而来？“恶是由于”，苏格拉底说，“人们搞错了何为善。”他将一种错误的善当成了真正的善，将一种较低的善当成了更高的善，或者他为了一种较低的善牺牲了一种更高的善。他在善的方面搞错了。恶来自无知。在人们身上发展出对善的理解，这对苏格拉底来说是核心问题。由此也就产生了他的助产术、他的助产士的技艺。
在这里我们触及了一切哲学的一个中心主题，即以下问题：如果人们说，一个人仅仅是出于无知而做坏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只是因为他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但事情并不是这样。毋宁说，人必须发生内在的变化，才能发现真正的善。因此如果人们说，人只是出于无知才做恶，那么这个无知不是可以通过外部学习来弥补的客观的无知。无知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它是一种深刻的内在无能，即无法认识真正的善。认识真正的善，这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行为。
人必须真正地“想要”这样做。而这就是我们所触及的哲学上的核心。因为人们越是追踪西方哲学的发展，就越是会将这一点视为它的核心：理论的真理从来就不仅仅是理论的，并且一种学说所能给出的实践层面的道德领域，也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说教。在哲学中，理论与实践，实践与理论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将哲学与对灵魂净化的练习、宗教的以及数学的练习结合起来。为了进行认识，人们必须真诚，必须改变自己的内在。为了认识真正的善，首先需要具有认识的能力，而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
但我们一定不要相信苏格拉底认为人可以将一本道德教科书吃下去，然后他就能够行善了。并非如此。毋宁是，要去唤醒和练习对真的深刻理解。人们很少想到，对真的理解本身，就是与道德相关的。科学的根基在于道德，包括我们现代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家对他们的假设进行如此多的严格验证，这正是因为，他们在道德层面有某种责任，在涉及真的时候，需要严格的准确性。
我们看到：哲学的位置是在理论与实践、认识与行动的衔接处。认识是一种行动，行动也是一种认识。人们不能将这两者分开。在苏格拉底的生活中以及在当下，人类身上的这种关联第一次被呈现给我们。人们时不时听到，作为理论的东西与行动的东西的统一体的实践（praxis），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才被发现。但事实上，所有的哲学都发生在这一衔接点上。
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不正义是出于无知。因此我们必须找到真实的东西，并且在自身中发展出对真的理解，也就是说，必须创造我们自己。因此，苏格拉底的著名法则就是：“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这与精神分析的观念、内省、内观，都毫无关系。
认识自己，这意味着在自身中发现真实意义的最基础的根基，但同时也发现这种根基的缺失。去发现无知，去发现幻觉的倾向、自欺的倾向，这也是根植于自身的。这一切都包含在“认识你自己”中。
这不仅仅指“照镜子”或“反思”，而是要让自己去行动。再次重申——这是苏格拉底的影响的核心部分——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他提问，他说话，他倾听。他通常这样做：他提出一个问题“告诉我，你认为美是什么？”或者“善是什么？”或者“你认为正义是什么？”
另一个人就回答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的方法首先是接受回答。
“啊，你这么说，好！我们就从这里出发，看看这会把我们引向哪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事情就会是……”
——“是的，”另一个人说，“确实！”
——“如果是像你所说的这样的话，那么还会导致……”
——“是的，确实……”
然后对话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进行，并取得一定的结论。然后人们回到第一句话：“但等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由此难道不是也得出……？”
——“是的，肯定……”
——“难道由此不也得出……”
于是，第一个回答又引起另一条线索，它又将人引向别处。直到苏格拉底最后说：“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结论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又说，结论是那样的……我们要怎样将这两种说法放到一起？”
这就是尴尬、困惑的时刻，体验到无知。人们将这个过程称为苏格拉底的反讽。反讽之处就在于，我们追随别人的思路，努力推进事情，直到别人发现我们和自己并不统一，直到我们不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但现在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于是，我们就被抛回至开端处。
苏格拉底的反讽，对无知的发现，被带回自身，重新开始。柏拉图的有些对话按照这种模式处理数学问题，例如《泰阿泰德》。人们在一番努力探索之后，在对话的终点处，又从头开始。
但我们在这里还能发现更多的东西，会把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联系起来。例如，同一性原则（这个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但这里涉及的不是对象和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逻辑上的联系，而是思想者与他本人的一致。“你和你自己一致吗？看，你相信是这样的，但你自己会发现：你并不一致。我们必须继续探究。”
苏格拉底并不相信存在一种绝对的真理，或者说并不相信当某种真理离开了思考者之后，它的意义还能够持续。因此他说：“知识就是整个灵魂的行动。”或者也可以说：当某个东西与我用嘴所说的东西一致时，它是无知、非真，因为只有当它与整个灵魂的最深层次要求一致时，它才是知识和真理。
我们很难说清，在柏拉图所描述的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有多大比例是苏格拉底的想法、多大比例是柏拉图的想法。也许我们将柏拉图的一部分思想归给苏格拉底了，也许相反我们又将苏格拉底的一部分想法归给柏拉图了；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哲学史上最为美丽的画面之一：在垂死的苏格拉底的脚边，是年轻的柏拉图。
柏拉图在《斐多》中讲述了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的最后一次对话。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系列对于灵魂不死的证明。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证明？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够。如果人们可以客观地证明灵魂的不死，那才是足够了。但这样一种证明又违背了灵魂的本性。没有任何一种证明是足够的，人们最多只能说，真正的证明就是苏格拉底死亡的方式。这种证明是最后才做出的。苏格拉底接过了毒酒杯，感谢了递给他毒药的狱卒，友好地，毫不迟疑，他一饮而尽。寒冷从他的双脚径直上升，他躺下，继续跟他的学生说话。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一只公鸡……”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医术之神。因此这句话意味着，苏格拉底将死亡视为一种治愈。他的灵魂现在获得了自由。
这种关于灵魂身处它的自由之中、它的自我责任之中、它的独立性之中的观念，我们之后还会在柏拉图那里一再地看到。柏拉图当时就坐在苏格拉底的脚旁；随后他离开了雅典。他不想再见到这座城，不想再忍受它的当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重返雅典建立他的学园——阿卡德米（Akadem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