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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奥尼亚学派与爱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50—前480年)与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00年)

在这段时间,人们还提出了其他问题——例如关于时间的问题,它在流逝。这个问题并非被直接提出,而是与宇宙的周期循环有关,这可能是一种东方的思想。通过假设一些在流逝中持存的、稳定的东西,早期的哲学家也掌握了关于宇宙的周期循环和永恒轮回的思想。他们称之为“大年”(Große Jahr),即一切变迁所历经的大周期;并且,由于实体是恒定的,从整体上讲没有任何东西会丢失,所以一切又会重新开始,虽说并非每个思想家都明确地表达这一点。因此,“永恒轮回”的观念很早就产生了。(这里需要提及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对这个话题有很深的讨论。他认为,人类的三个彼此独立的轴心中伟大的思想都是在同一个伟大的时代诞生的: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左右。雅斯贝尔斯认为,中国、印度和希腊是人类的基础思想集中爆发之处。他称之为人类的轴心时代。)

现在我们转向一个学派,它大致就是这段时间中诞生的,即爱奥尼亚学派。我们还要看看与它有关的爱利亚学派。我们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因为这两个学派都重提了米利都学派的难题,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这里迈出了新的一步、不同寻常的一步,这一步在今天的精神中仍能找到一种回响。爱奥尼亚学派的伟大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Heraklit)。爱利亚学派的伟大哲学家则是巴门尼德(Parmenides)。

人们可以说,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中就好像是两名先驱,人们始终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再地试图表达一些很基础的东西。这一点贯穿于西方思想的整个变迁历程,就好像他们提供了一种不会消失的思考范式。

即使在今天,也有一些思想家,他们的内心是所谓“爱利亚式的”,另一些的内心则是“赫拉克利特式的”。例如,17世纪的斯宾诺莎就明显是一个爱利亚式的哲学家,黑格尔则相反,他是一个爱奥尼亚式的、赫拉克利特式的哲学家。

这两个学派都提出了变化与持续的难题、短暂和永恒的难题,同时也提出了一和多的难题。一和多的难题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这与永恒和短暂的难题有关,因为短暂的东西属于多重的、多数的世界。而当人们想要思考一些持续的东西时,人们同时就是在思考单一的东西。对于我们整个西方的传统来说(包括犹太传统),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想要说,什么东西存在着,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和不会流逝的,那么人们就是在讨论永恒之物或单一之物。单一的和永恒的东西是不变的。一和多之间的关系、可变的和不可变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彼此非常接近的难题。它们分别是由爱奥尼亚学派和爱利亚学派提出的。

顺便插一句,如果我们运用知性去建立起数学等式,那么等式的特征是什么?特征在于它的两边是相等的,我们便在两边之间放上等号。在逻辑中,陈述的两边即主词和谓词也必须互相配合。我们的知性是由一种同一的模式统治的,这就是所谓的同一性原则。如果两个人争论,都想要胜过对方,他就会试着指出对方是自相矛盾的,而他自己并不矛盾。谁自相矛盾,谁就违反了同一性原则,也就是非矛盾原则。

相反,在经验中我们始终遇到变化。变化始终与同一性原则相对立。这令人烦恼。在某种意义上,人可以分为两种,也就是说,一种人总是有理由反对经验中发生的事情;另一种则相反,他们完全服从经验所发生的事,因为他们跟自己说,是知性搞错了。

一方面是对知性的同一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日常的惊人体验的要求(在其中我们只能遇到变化),如果缺少了这种深刻的根本对立,那么根本就不会有哲学。

在这两个学派中,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爱奥尼亚风格和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风格之间,这种对立已然结晶成形。赫拉克利特——他大概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接过了米利都学派的问题:在变化中,什么是保持不变的?他的回答是:变化本身。

变化本身就是事物的存在。关于赫拉克利特我们只掌握了很少一些神秘的片段。他在古代就已被称为“黑暗的赫拉克利特”。他强调矛盾并且解释说: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是由于种种对立才存在。某物若要存在,那么将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就是必要的。例如,我们想一想“小”。我们找不到任何物体可以体现小的概念。就连一根大头针的针尖——与其他小到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东西相比的话——都有一定的大,它是“小”与“大”的混合。一旦某个东西是在我们手头的,而不仅仅是在被思考的,那么它就是小与大之间的一种混合。一旦我们转向现实,我们就体会到对立面的结合,这就得出结论说这些东西是存在的;而以逻辑式思考的人却会在指出某处的某个矛盾后,立刻接着说这种矛盾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是从对立中出发追随现实;另一种则将现实排除在外,因为现实充满着矛盾。

(我们之后会看到,比如在18世纪,莱布尼茨认为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é)是实存的条件。他认为共可能性就是指不矛盾的。)

但赫拉克利特却说:“一切事物的条件都是对立。”他以一种更为神话的、形象的方式说:“斗争是万物之父。”这并不意味着为战争辩护,而是想说:争执是万物之父;它是对立面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创造了现实。

(几百年后,我们在新的时代又看到了它在哲学中的踪迹,它建立在对立面的斗争之上,即辩证法,一种是黑格尔的,一种是马克思的。)

赫拉克利特则完全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思考这种张力的,就其“自然的彼岸”的意义而言。这里涉及的是起源问题:自然和物理的现实性归功于在自身的彼岸、在其对立面的彼岸发生的斗争。这就是一种斗争、一种生成。正是一种持续的运动、变化本身,承载着不断变化的事物。赫拉克利特强调对变化的体验:“一切飞逝……”“人绝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再次踏入时,水已经流走;这是另一条河流、另一脉水。永恒的流淌。

尽管如此,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也存在一种斗争中的秩序和力量平衡原则。战斗和运动并不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因为他们有时在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如此。)

在他那里有一种主导的元素——火。这仍旧不是指一种物质的火,不是我们称之为燃烧现象的那种东西,而是一种对他来说相当于逻各斯(Logos)的东西。逻各斯是一个希腊词。它的意思是“理性”“逻辑”“语言”“法则”。通过逻各斯,某种力量的平衡可以统治一切。于是逻各斯便保证了,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绝不会有一方最终压倒另一方,因为那样的话就不会再有任何事物。因此,斗争是被一种力量平衡的法则支配的,这就使得事物周期性地回到火之中,也就是说回到逻各斯中——这里再次出现了“大年”的思想。

让我们记住一点:赫拉克利特强调多样性、对立性、变化、斗争、流变。只存在一种实体,即变化本身;但也存在一种支配性的原则,即逻各斯。

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同一时期,他是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也是赫拉克利特的伟大对手。

赫拉克利特首先是从他眼前的世界出发,从变化的、感官的世界出发,简单说来,就是从自然界出发;巴门尼德则将他的思想建立在对逻辑的要求的基础上。巴门尼德格外强调同一性原则,并且他将这种原则建立在存在自身中。他说,“存在 存在着”,但我不能说,“非存在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矛盾。因为这意味着我的话自相矛盾。

我不能说:非存在存在;因此,我根本就不该说出非存在这个词,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在语言中赋予它某种存在,这就已经是一个矛盾、一种对语言的误用。如果我们直接贯彻这一思想:“非存在是不能被提及的”,那么它就有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恰恰与我们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到的东西相对立。我们不能放弃这种思想及其力量,因为这种思想在哲学的层面是正确的。

(这种想法在整个哲学史中都一直存在。我们也能在20世纪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中找到一番关于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关于非存在的长篇讨论。)

我们能认为这是一种纯粹逻辑上的抽象吗?当然这几乎不是我们今天对“抽象”的用法了。古代人以逻辑的方式思考存在本身。对巴门尼德来说,非存在的不可能性是存在自身的一种要求。我们所必须讨论的,毋宁是一种存在论上的要求。

存在论(Ontologie)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是希腊语,指的是关于存在的知识。当我们讨论存在论时,是在处理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它所涉及的不是人类的存在、生命的存在、行星系的存在、逻辑关系的存在等,而是指存在之为存在。

对巴门尼德来说,存在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那种在一个逻辑命题中将主词和谓词连接起来的“是”。存在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名词,人们会说,它非常神秘,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言简意赅。但巴门尼德也生活在其时代的日常世界中,并且他看到了——就像赫拉克利特一样——,这个世界是如何变化的。但他区分了不同的意义层面。他在知识之间做出了区分,这意味着,一方面是关于存在的真正知识,另一方面是我们关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的知识。他将后者称为Doxa,也就是“意见”。我们今天还能在“正统”(orthodox)、“异端”(heterodox)等词中看到这个词根。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说,意见并不是现实的真理,不是真正的知识,但它也不是谬误。它是一种向真理的接近;为了生活、为了彼此交流或管理城邦,人们在实践的层面满足于意见。如果一个人坚持最为严格的知识,希腊人就认为,其实人是不能真正达到这种层面的;但人也不能简单地将另一面,即将表象和现象变成真理。因此他们引入一个中间层面,称之为“意见”。

我们经验种种世界的变化,而对这些变化的认识,都被巴门尼德称为意见。因此,当涉及对存在本身的认识时,他是个非常严谨的思想家,因为关于这些东西,人们只能说:“存在存在。”引入非存在是一种谬误,并且,像赫拉克利特所做的那样,从存在过渡到非存在和从非存在过渡到存在也是一种谬误。赫拉克利特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在他看来矛盾对立创造了变化,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性。而对巴门尼德来说,在认识的层面这是不可设想的。非存在对人来说在逻辑上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对人来说,不可避免地要居于意见的层面和经验的层面,过经验的生活。

但在巴门尼德那里,逻辑的真理无论如何都明显优先于经验的真理,理性明显优先于经验。

人们要如何在其充盈中设想存在呢?巴门尼德认为它是一种不能被创造、不会改变的东西。如果那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存在,那么什么东西能够在存在中变化呢?变化预设了活动的空间、一个空的东西、一个别的东西。但在存在中并不存在别的东西。我们打包一个箱子,如果我们必须将它完全装满,那么箱子里的任何部分都不会移动。那么,如果存在是满的,其中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变化:它是完全不可变的(静止的)、永恒的,并非被创造的;它作为圆满的东西有其整体性。希腊人将这种整体性设想为圆。

在这里我们必须作出区分:我们现代人在比较“有限”和“无限”的概念、“有界限”和“无界限”的概念时,似乎“无限”或“无界限”的概念要高于“有限”或“有界限”的概念。我们举个例子: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然而希腊人并不这样想。对他们来说,有形的东西才是更高级的。无界限的东西没有形,在希腊人看来它就是某种不完备的东西,它是不足以存在的。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但我们也会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两个概念:“好的无限”和“坏的无限”。在他那里,“好的无限”被描述为一个圆球或一个圆环,“坏的无限”则被描述为一条没有起点和终点的直线。

巴门尼德谈论一个圆时,他是指一种图形;我们不能把它想象为地球或者一个星体;就好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水”或“火”不能被想象为单纯的物质元素。

圆是完善的、自足的存在。之后的哲学家会说:“它作为自身的原因”,“通过自身、持守自身、居于自身”等等。这就是说:它是那些存在着并且自足的东西。这才是巴门尼德关于存在和整体的圆满性的基本思想。在巴门尼德的存在中,有某种深刻的神性。这种神性没有拟人化,它绝非任何一种人格化的神的理念,也绝非某个作为创造者的上帝。

但这种对存在的理解贯穿了我们的整个西方思想。它是一位神,超越了任何想象、任何对神的人格化,它的本质就是超越的。但这恰恰并非因为它通向无限,而是因为它具有圆满的充盈,我们无法想象这种圆满的充盈。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只有在非圆满性的帮助下才能思考圆满。而在巴门尼德这里,圆满本身就能被思考。人们将这种思想称为一元论(monisme)(在希腊语中monos的意思是一。相反,笛卡尔则将存在归结为两个不可还原的因素:广延和思想,即一种二元论)。

作为结语,我们引用一句话:“这样说和这样想是有必要的:只有存在存在,相反,不存在就是不存在,我叫你铭记于心。” Tfl28p/q22wlKGeviFjRf/v5eT8pYOvlNeVW/k+xl5LIaZcZU9Y1nQpZvekXB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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