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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中，影响次级国家精英被看作任何一种统治秩序的关键。如果说在帝国秩序里，霸权国与次级国家精英之间是直白的庇护关系，那么在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里，霸权国影响次级国家精英的方式必须看起来具有更强的合法性。霸权国如何赢得次级国家精英的“同意”？这首先需要回答精英是什么、在国家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如何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等问题。社会学中关于精英政治的论述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背景。结合拉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布迪厄的“场域”（field）理论，我们可以为分析“如何赢得精英”的问题提供一种更加动态的视角。
从国家层面研究精英的拉克曼认为，精英是推动历史的行动主体（agent）。所谓“一类精英”，本质上是一个统治者集团，占据了独特的组织机构，有能力从非精英的社会群体手中剥削资源。如果统治者阶层中的某些个体或群体对于这一组织机构的运作起到了关键作用，或者随时可以创设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那么他们就可以被视为这类精英的一部分。反之，如果他们依附于其他精英的组织机构，或在剥削下层资源的过程中被其他精英所排斥或边缘化，那他们也不能或不再作为一类独立的精英。拉克曼对精英的“分类方法”有很多，旧精英包括各级拥有土地的贵族、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城市新兴贵族和专制君主等等，而资产阶级则是一类或几类相当晚近的精英，并且内部也有各种细分，比如当代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精英和金融精英也是两类不同的精英。
而“精英斗争”，就是精英企图攫取敌对精英的组织机构、挪为己用的过程。拉克曼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是一种结构性的视角。国家是一个权力斗争和整合的领域。只有当原先独立自主的各类精英进入国家，并把他们所控制的制度性资源带入国家之后，国家才得以扩张权力，成为现代社会的利维坦。精英创造的制度集中了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用以对抗敌对性精英，以及被剥削的“非精英”。但是，既然敌对的精英制度能够挑战和对抗“统治者”，那么被吸收进国家的精英也一样可以利用原有的制度基础保持权力和资源，也可以为了私利而挪用国家的资源。因此，长期以来，国家就是不同精英角力、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场域。国家形态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内部精英关系的结构——是只有一种精英统摄局面，还是有两种或多种精英处于或联合或斗争的状态。
拉克曼的精英斗争论属于社会学中的冲突论范式，这一点与布迪厄和马克思有相似性，他们都将冲突看作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 30 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默认统治阶级是铁板一块的，政治斗争和历史的演进大体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延绵展开。相较之下，拉克曼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将行动主体简化为阶级，还是查尔斯·蒂利将行动主体简化为国家和纳税人，都不能展现权力拥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统治大众的。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精英之间的持续斗争，才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剧目。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辅助理解精英斗争。关于资源占有者之间的斗争，布迪厄与拉克曼有相似的见解。布迪厄提出的“场域”（field）是指一系列彼此具有客观关系的位置（positions）组成的网络或结构（network or configuration）。社会是由一系列相对自主，但具有结构同源性的场域组成，学校体系、国家、教会、政治党派或协会，都可以是场域。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构成游戏空间的惯习和规则，不断地斗来斗去。 31 拉克曼认为，每种类型的精英占有独立的资源攫取体系，某一类精英攫取利益的能力取决于众多精英之间关系的结构。 32
资本之间像货币一样可以“兑换”。布迪厄通过几种资本类型来区分精英。精英在场域里竞争各种物质性或象征性的资本。商品、服务、知识、社会地位，及其他竞争性的位置，均可以生产、流通和挪用。一个人可能拥有大量经济资本而缺乏文化资本，而另一个人可能无甚经济资本，却在文化资产方面十分丰足。 33 而拉克曼则指出，权力总是相对的，行为体所拥有的军事、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其效用总是“随着行为体的结构性地位的变化而改变” 34 。
行动者在场域斗争中的位置不仅仅与占有资源的绝对数量有关，而是由其所占有的资本的类型和资本的数量共同决定。布迪厄强调：“依据场域进行的思考即是关系性地思考。”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既在于它的结构形式，也在于场域中各种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和不对称关系。一种资本只有在与一个场域产生关系时，才能存在且发挥作用。 35
在场域中，思想与文化也具有“资本”的属性，这是由“符号权力”带来的。“当我说权力或者资本具有了符号性，并施加一种特殊的统治效果的时候，我称之为符号权力或者符号暴力。”符号是“社会整合”的最佳工具，作为知识和交流的工具，各种符号使得对于社会世界的意义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基本特征是对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36 也就是说，社会再生产斗争所为的资源不仅仅有物质性资源，也有象征性（symbolic）资源，也就是定义“何为正当”的话语权，这就包括了一切文化资本，包括思想、艺术和文学。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共同决定了围绕社会再生产的斗争。但不同类型资本在场域中的“含金量”是不同的。确切地说，权力场域是按照一种交叉状的结构排列的。经济资本是社会等级制中的“主导原则”，而文化资本则是社会等级制中的“次要原则”。 37 决定一个行动者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既要看他占有的资本的数量，也要看资本的种类。文化资源可以作为一种资本发挥作用，但是经济资本远比文化资本更具有决定性，文化资本在经济资本面前是绝对臣服性（subordinated）的。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关系如图1.1所示。决定行动者在社会场域中位置的首先是这两种资本的总量，表现为行动者在纵轴上的位置。行动者具备了这两种资本（资本总量为+），才能被视为进入了社会斗争的竞技场，也就位于图1.2中“权力场域”的矩形内。当行动者同时拥有这两种资本时，二者之间的“比值”变得尤其重要。布迪厄用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比值来作为决定行动者在社会场域中地位的第二个变量，表现为行动者在横轴上的位置。当行动者的经济资本越是大于文化资本，二者的比值越大，行动者越靠近图中的第一象限。当二者的比值越小时，行动者越靠近图中的第二象限。
图1.1 布迪厄的权力场域—文化场域理论
资料来源：Pierre Bourdieu, Sociology in Question,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Calif.: Sage, 1993, p. 139。
知识生产者都位于图中的第二象限，即“艺术场域”矩形内。知识分子一方面拥有文化资本，他们掌握的符号资源可以为不公平的政治现状提供合理化依据，形成葛兰西所说的被支配者对霸权的“同意”。这足以让知识分子获得一部分特权，成为支配者中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没有经济资本，也不拥有与经济资本之间有较高兑换率的政治资本，因此当他们与政治和经济资本的绝对占有者相遇时，他们是绝对的被支配者。 38
无论是在布迪厄还是拉克曼的视角下，知识分子作为精英的一个种类是特殊而孱弱的。知识分子的符号权力赋予其资本属性，令其在权力场域中拥有一席之地。然而，文化资本在经济资本面前的臣服性，也就是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低兑换率又将这种权力设定了上限，使知识分子只能“蜷缩”在权力场域的一隅。这样就不难理解，思想生产者可以掌握象征性权力，并具备广泛地影响政治行为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仅靠大脑作生产工具的知识界面临“永恒的财政危机”，必须依靠外部财务资本的支持，使他们在经济资本面前是依赖的。此外，知识界也缺乏自我保护的“甲胄”，他们只能作为霸权的柔软保护层，这使他们在面对掌握暴力机器的政治资本时是脆弱的。
因此，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舞台上具有精英的角色和功能，但往往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因为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资源攫取体系，不能持续地获得经济资本。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拥有连续经济资源的其他精英以不同形式进行组合，是精英斗争中的常见现象。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组合过程，正是软权力和硬权力的转化过程——知识分子拥有的权力与拥有独立的资源攫取体系的各类精英掌握的权力进行了“兑换”。
文化资本在现实中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思想观念来施加的影响或权力。观念是行为的动机，它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和偏好，为我们提供看待现实问题的“框架”。许多理性选择学者和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观念和意识形态仅仅是经济利益或物质条件变化的附带现象，不能对政治生活产生显著或独立的影响。但是在现代化和工业化极大发展的当代社会，观念的权力越来越被重视和强调。
对思想观念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的兴盛，思想作为政治和社会行为的动机的影响被长期忽视，往往被置于低于物质利益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新制度主义兴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界发生了一场“反向行为革命”。思想和观念重回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突破了行为主义路径长期的遮蔽。学术界也产生了关于思想的较为明确的定义，即“由个人持有或被组织所采纳的，能影响他们态度和行为的信念”。 39 很显然，“结果式的影响”（consequential influence）是思想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核心特征。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有时是显性的，也有时是隐性的，既可能在政治舞台的前景发挥作用，体现为明示的公共框架、话语或意识形态；也可能作为政治舞台的背景，潜移默化地指导和塑造人们的行为。 40 同样地，思想有时是非常具体和程序化的倡议，如废除核武器或禁止枪支；也有时是更抽象和综合性的观念系统，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中存在各种各样与政治有关的思想类型，包括“政策处方、规范、原则性信念、因果性信念、意识形态、信仰体系和世界观”。
任何健全的政策都必须从更深厚的思想层次中汲取养分，或者获取其合法性。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认为，从思想到行动之间存在三个连续的层次：沉思式的哲学、“前政治”的意识形态或教义（prepolitical ideology or dogmatics）和实际政策。哲学层面或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不同的社会批评家、政治哲学家、散文家，甚至部分实用主义政治家自己所创造。 41 意识形态是思想的一个子集，是一种广泛的“世界观”，它提供对世界的一致解释和处理问题的指导方法。意识形态将那些本来没有联系的人联系起来，创造出因为信仰同一种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42
在经典政治学中，詹姆斯·西瑟（James W. Ceaser）曾指出，政体的维系与转型是传统政治学中最关键的问题，而思想、倡议和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强或破坏政体的延续与传播。西瑟定义的“政体”（regime）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的制度与思想。 43 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主要政治学家李普塞特、达尔和亨廷顿等人都认为，美国的政体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联邦制、宪政和个人权利；文化领域的个人主义、企业家精神、自由市场经济学、地方公民社团、宗教信仰、以及犹太—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价值观。显然，在这些中既有正式性的制度，也有非正式性的思想，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惯习、风俗和思维方式”。
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后，“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e intuitionalism）等理论在研究国家具体的政治过程、制度建构和政策制定时充分重视话语、理念和文化的独立作用，包括霍尔对于凯恩斯主义在各国如何转变成政策的研究，格尔斯基讨论新教伦理如何发展出“规训”（discipline）的政治技术，进而影响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施密特对于当代欧洲国内政治话语如何造成政策分野的讨论和道宾对于各国政治文化如何形塑各自的铁路行业政策的研究，等等。
在国际政治中，“软权力”（soft power）是国家间竞争的优势或权力的来源也日益成为各理论流派之间的一个共识。这一概念是由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提出的，他多次强调国家权力正从军事等硬实力转向包括信息、知识和观念在内的软权力，并认为美国正是从信息革命中获取了影响世界的全新权力。其他国际关系的理论流派虽没有直接使用软权力这一概念，但同样提出了许多类似观点。新现实主义学者斯特兰奇指出，霸权可以影响和控制知识的创造、生产、获得和交换，以及霸权国家对知识的主导是其权力优势的延伸，各国的竞争正转向知识结构领导权的竞争。 44 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把知识创新作为获得权力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 45 建构主义者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和阿德勒（Emanuel Adler）等人甚至指出，即便在安全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核心问题中，观念、认同、规范和话语都是极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它们是国家间互动的产物，不仅在无政府状态下能影响行为体理解彼此间权力关系和选择如何运用权力的方式，而且与物质利益一样能够约束国家，对行为看待自身的利益有重要的构成性影响。 46
在政治社会学中，布迪厄受葛兰西对“知识就是权力”的论断启发，创造了“象征性权力”概念。葛兰西对知识影响政治的机制停留在塑造社会同意上，并未做更具体的探讨，而布迪厄更深入地思考了思想文化如何作为一种资本来加入社会中的权力斗争。布迪厄认为，利益和权力并非只存在于物质和经济之中，也存在于所有社会性的表达或符号中。“象征性”（symbolic）的利益或权力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权力的成功实施总是需要以合法化为基础，即让被支配者认可自己被支配现状是合理的，这种现象被布迪厄称为“误识”（misrecognition）。形成误识的过程需要借助各种象征性权力，而符号权力则藏于各种非物质性的文化资本之中。这也印证了葛兰西主义强调的社会“同意”，通过争取市民社会来建立新的文化霸权、取代旧的历史集团。象征性权力是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具体化阐释。
总之，观念因素突破了长期以来现实主义与行为主义的遮蔽，重新被看作政治行为的动因。但也正由于此，人们对思想的关注大部分停留在其影响层面，对于思想本身的生产、传播与结构化过程，学术界的探讨远远不及前者，却往往忽略了它们“来自何处”的重要问题。 47 葛兰西很早便试图澄清知识分子“独立性”这一假象。他认为知识并不是对外界的纯客观反映，而是体现了人们对外部世界加以改造的意图和热情。知识总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这种行动总是有立场的，即使是号称具有“价值中立”的科学，也是如此。葛兰西认为，思想生产的本质是统治阶级（历史集团）凭借权力，将特定的思想观念借助“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和文化教育机构里自上而下地扩散。有质疑认为，葛兰西的这一观点将“统治阶级”视为一个静态的实体，科学和文化领域“矮化”为被动的附属品，并低估了推广意识形态可能遇到的阻力，将思想生产中丰富的斗争性与复杂性简化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功能主义过程。
文化资本转化为权力，需要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与抽象的观念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的建构是一个将“工作的技术”提高到“科学的技术”再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的过程——在经济生产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智识和道德上的领导权。前工业社会中从事纯粹文化生产的“传统知识分子”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有机知识分子”是伴随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过程产生的专业人员，与各种社会阶层有天然联系，能够帮助霸权阶级实现这种转化。 48 阿普特则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出发，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功能的复杂化让政府出于优化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的目的，以政治手段来利用知识。这在所有工业社会里催生了一个“科学精英”群体，他们介于政治家和民众之间，替政治家将政府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语言”转化为“可以被理解的政策或意识形态”。 49
葛兰西和阿普特尽管对现代社会的未来有不同的预言，却共同触及了现代社会中观念权力的本质特征：观念越是与经济生产的具体实践结合越能产生政治影响力，而知识精英的权力本质是促成这种结合，将分散于各社会阶层的具体化经验、分散于社会各功能领域的专业化知识进行聚拢和整合。
正因如此，在工业化以来的社会中，政府是思想的最大消费者，不仅推动政策研究的生产，也认真地使用这些研究的知识产品，尤其是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当中。科学技术在社会问题中的应用首先发生在经济学领域，而后社会科学地位的提升使大学教授和相关研究组织的人员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吸引了政府对政策研究的大力支持。这一特点使得新的知识机构在现代化国家中出现时，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地位。这些机构为政府筛选从社会中获得的信息，同时为政府提供新的信息。这一机构要么受到政治体系的监督（在欧洲），或者保持相对的独立（在美国）。知识机构最重要的特性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权力机构，以便从政治体系之外获得信息。同时，作为信息制造的来源，它还要具有大量专业知识的储备。总而言之，知识机构生产知识的过程必须是独立、自由和专业的，但其产出的思想成果可以被政府或政治家用于特定的目的。
作为应用性最强的学科，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对观念形塑的重要性也十分清楚。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强调，作为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应当接受严格的实证检验，因此他的学术观点从理论上讲是可改变的。但是，他坚定不移地倡导市场美德是他政治信念的产物，这是不可改变的。虽然弗里德曼认为，他的学术成就应该与他的政治哲学和行动主义截然分开，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学者身份对他的政治倡议有不容忽视的加持作用。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子虽然很难对决策或民众在具体问题上的投票结产生即时见效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知识分子能通过塑造舆论来运用其力量，对一个国家产生长远而根本的影响力。 50 凯恩斯认为，观念的影响之所以不会即时地全盘浮现出来，是因为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来渗透到决策者当中。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学与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在一定年龄后很难受到新的理论的影响。因此，受学者们影响的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们用来应对当下事务的观念往往是一段时间以前的。 51 学者的政治观点往往会因其学术成就而得到证明。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功加强了政策制定者对他们的信任，在产生新问题时更有可能认真对待他们的观点。
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被看成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理想的自由主义霸权的，美国影响次级国家精英的方式也呈现为一种“民主化”或“社会化”过程（基于观念），而非帝国秩序中的利诱和同化（基于利益和威胁）。为了尽可能地强化这一印象，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始终试图建构一个“中间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反对右翼保守主义者，也反对左翼激进主义者，这也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广谱性”的由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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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bid., pp. 67—75.
19. 20世纪50年代，庇护或庇护主义概念在社会科学中还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发展研究的兴起，庇护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开始成为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分析的范围也从传统社会扩展到了现代社会，从落后的非洲、东南亚社会扩展到整个世界。
20.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pp. 87—91.
21. Ibid., p. 96.
22. Ibid., pp. 92—93.
23. Ibid., pp.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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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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