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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行使极有可能引发抵抗，因为它迫使那些屈服于它的人承认自身的劣势地位。而从属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精神状态，在以平等和正义为主要政治价值观的时代，这种状态越来越不可接受。因此，权力必须加以掩饰才能有效。哪怕在使用了胁迫和贿赂的情况下，领导人也必须假装他们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行事。
——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家，1962年 1
我们占有世界财富的近50%，但我们的人口只有6.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我们应该停止谈论不切实际的目标，如人权，如提高生活标准，如民主化。我们将不得不以直接的强权概念与人打交道。理想主义的口号对我们限制越少越好。
——乔治·凯南，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1948年 2
控制一旦被认为具有正当性，就会转化为权威。遵守约定不再是基于利益计算，而是基于“必须这样做”和“这样做是对的”的信念之上。
——尼科·克里希，国际法学者，2005年 3
鉴于不断重复的霸权衰退教训，美国一度在“帝国的诱惑”面前保持克制。由杰斐逊主义指导的孤立外交路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在美国存有强大的精神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积极介入世界事务、争夺世界霸权的外交战略成为既定事实。战后70年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与和平。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巩固，服务于美国建立霸权与新秩序时期的自由主义与服务于霸权与秩序维护阶段遏制崛起国挑战的现实主义理论日渐合流。即便如此，罗马崩溃和英国“日落”的宿命仍反复在学术著作中被用来比较和警醒当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由于国家需要在提高军事安全和提高经济安全之间做出取舍，如果在战略上过度扩张，庞大的国防开支将挤占用于生产投资的资源，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衰退，使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难以维持。肯尼迪据此认为，大国应该警惕“帝国过度扩张”带来经济衰退的风险。作为霸权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肯尼迪的观点被许多批评者认为夸大了美国衰落论。然而，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指出，在《大国的兴衰》问世后，西方大国的军费开支降到了历史上的低水平。1997年主要西方大国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美国3.4%，法国3%，英国2.7%，意大利2%，德国仅有1.6%，均为各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弗格森认为，这足以看出美国乃至北约成员国的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肯尼迪的这条忠告。 4
“肯尼迪的忠告”在大西洋两岸各国产生的普遍影响首先说明了本书的论点之一：观念可以影响政治行动，尤其是当观念作用于关键政治行为体时可以产生庞大的杠杆效应。此外，这条忠告的首要针对者和最受触动者显然都是美国，特别在当肯尼迪警告，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地图与英国霸权的扩张高峰时期如出一辙时，它切中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心中一个长期的谜题：如何保持美国位于国际权力和威望结构顶端的地位？
从政策界到学术界，思想家不断对美国战后世界霸权的特征和运作方式进行剖析，或者为了寻找阻滞霸权衰退的出路，或者为了寻找美国霸权与前任霸权国的“同与不同”。考克斯曾总结，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粗略地划分为“解决问题的理论”（problem-solving）和“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前者谋求在某种给定的理论范式内解释国际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后者定位于反思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缘由与根基，力主阐明理论的现实基础，获得一个“关于理论视角的视角”。
根据考克斯的分类，本书选取了两种研究美国霸权的代表性理论进行回顾。第一种“自由国际主义”是典型的“解决问题的理论”，它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范式的基本假设，包括以无政府状态为国际政治的前提、将国家视为主要行为体，都采取理性主义路径，以及都认为霸权国对规则创制的决定性影响，并认为美国维持霸权的方式是继续坚持和局部修正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第二种“新葛兰西主义”是典型的“批判性理论”，它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不能解释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本质，它忽视了美国国内阶级结构动力对其对外战略的根本性影响，也回避了美国作为秩序主导者的精英实用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并提出了一种结合葛兰西与考茨基思想的基于结构主义路径的“跨国精英联盟”视角。
在回顾这两种理论后，本书发现它们虽然在立场、视角和观点上大相径庭，却依然存在一个关键共识——控制次级国家精英是美国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策略。而这种控制除了来源于对美国“硬实力”的屈从以外，也得益于美国通过“软实力”对这些国家精英长期、缓慢和系统的社会化。为了解释这一进程，本书进一步回顾了皮埃尔·布迪厄的“权力场域”理论和罗伯特·拉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以探讨精英社会化过程中隐含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转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