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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知识生活并没有在大众中广泛传播。它明显缺乏现代世界司空见惯的普及性和交流的迅捷性。相对说来只有极少数人能读和写，这些人主要是神职人员，并且，除了有个别堂区教士取得了不太起眼的成就，受过教育的人都集中在某些固定的圈子里，互相之间被大片的农村愚昧地区所隔绝。原始的交通方式使得交往非常困难，然而，一定程度的交往是必需的，特别是由于教会制度的需要，因此，存在于某些领域的极端地方主义与蕴涵在其他领域的共同的欧洲文明共存在一起。同时，这种交流主要是在同一类型的知识中心之间——不论多么遥远——进行的，而不是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类型的中心之间进行；虽然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更为复杂的地方联系，但我们首先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初级的交流方式。这些知识中心主要包括修道院、主教座堂、宫廷、市镇和大学，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几种类型的中心在中世纪期间并没有同等的重要性；实际上其中有一些在中世纪早期是不为人们所知的，而新类型的知识中心的发展正是12世纪文艺复兴富有特色的一个侧面。
在中世纪早期，主要的文化中心是修道院。它们像处于愚昧和野蛮海洋中的岛屿，使学术在西欧免遭灭绝，而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为此目的而竭尽全力。当然它们也受到那个时代地方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维持苦行生活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但是，由于罗马的影响，由于爱尔兰修士们的旅行，由于查理大帝的集权措施，由于10、11世纪克吕尼的改革，它们之间还保留着某些类型的关系，因此，书籍和思想时常长距离传播，其速度让现代学者吃惊。然而，我们不能设想修道院无处不有并且始终是光明和知识的中心，对于它们知识生活的性质我们必须形成更具体的认识。
首先，应该特别提到一个现代本笃会修道院长提醒我们的那句话，“本笃会对文明、教育和文学的所有贡献都不过是副产品”。 [1] 一个修道院也许是一个旅行者的避难所，一个经济的中心，一盏建筑艺术的明灯，一个思想和信息的交流场所，一个新型音乐和文学的源泉；但是它具有这些性质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只不过是偶然的，绝非必然。圣本笃会规后来在西方广为流行，其中心点是天主事工（opus Dei），即每天在唱诗班中单调地吟唱赞美诗，最初每天4至4.5小时，后来慢慢延长到6或7小时。每天还有3到5小时——按季节来定——的空余时间用来阅读，这意味着学习和默想《圣经》和拉丁教父——例如巴西勒（Basil）和卡西安（Cassian）——的作品，不能离题太远地阅读其他作品。在大斋期的最初，每个修士将从图书馆领到一本书，“他们将从头到尾地全部读完”；但并没有定下时间期限，从朗弗朗修订后的教令可以清楚地得知，书籍一般保存一年，在下一个大斋期的第一个星期一郑重其事地归还，如果有哪个修士没有读完他的那本书，他必须就这一点进行公开忏悔。与现代人的普遍感觉不同，本笃会规章同样没有提到抄写书籍，但留下了在规定的体力劳动时间里做此工作的余地，为了给唱诗班和图书馆提供必需的书籍，在那里抄写一些书籍也是自然的，更不用说“用笔和墨向邪恶开战”——引用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的语言——的重要性了。本笃会规章也没有提到另一个修道机构——学校，虽然我们在后来的规则中对它们有所耳闻。皮伊佩尔（Pijper）指出 [2] ：“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是这样的机构，在那里，教学是在固定的时间，由特定的老师在特定的场所向特定的学生进行的，它在中世纪的修道院的存在，实属意外。”寻找任何专门教室的遗迹是十分困难的。教学主要是宗教性质的：祈祷、宗教仪式规则、布道、校读会，特别是校读《圣经》。自由七艺并非占有头等地位，也并非到处都可以见到所有七艺。
让我们再讲述得更精确一些。从修道院建立的前提说，每个修道院都有一个收藏祈祷书的图书馆，时常还藏有一些《圣经》和神学著作的抄本。它至少有一所训练见习修士、修女的学校，其中常有某些初级的教材，虽然不能设想情况总是这样。作为土地拥有者，它有特许状和所有权证书，有时还复制到财产登记册中，或许还成为具有一些重要性并需要有专人看管的档案的一部分。它还保存有在世和已故成员的登记册，时常还有其他修道院的已故成员的名单，它与这些修道院结成一个宗教团体，共同为他们的灵魂祈祷。它的礼拜活动需要一个日历，新圣徒的名字时而添加到日历中，其中还标注有修士和捐助人的忌辰；还需要复活节的日期表，它也许可以用作年代记的基础资料，因为来自外面世界的消息不断渗透进该日期表中。它并没有义务进行历史记录，但历史素材就在那里，许多修道院利用这些资料，成为地方史学编撰的中心，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是唯一的中心。一个图书馆、一所学校、一个档案馆、自身历史的粗略记录，这些都是修道院的伴生物，但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知识生活的核心内容。但是它们时常停留在一个起点的位置，因为，虽然修道院很多，但真正的学术中心相当罕见，并且，其中最好的也有起有落，有活跃期和极度衰落期。实际上，这是修道制度的一般规律，正如教区长英奇（Dean Inge）提醒我们的：“在宗教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失败的了”； [3] 繁荣通常导致懈怠，而懈怠又导致改革浪潮，结局是新规章或新修会出现，而这又会导致繁荣和懈怠。从知识方面说，大多修道院充其量只是一种平凡的存在。因此，在诺曼底的富足的特罗阿恩（Troarn）修道院——R·N·索瓦热（R.N.Sauvage）对它有悉心的研究——只能向我们展示唯一一位知名作家、它的第一任修道院长迪朗（Durand，1059—1088）的情况；它的学校只在1169年的一份档案中提到；它的出自1446年的唯一一份图书馆书目上所列的几乎全是祈祷书籍。能展示出更多情况的诺曼修道院或女修道院几乎没有。
对于本笃会修道院来说，12世纪是一个明显的衰落期，而科尔比、吕克瑟伊（Luxeuil）、圣高尔和博比奥（Bobbio）这些古老中心的衰落开始得更早一些。我们只能在这一世纪的前半期找到在知识领域有重要影响的本笃会中心。其中最古老的是蒙特卡斯诺，它最辉煌的时期在11世纪和12世纪初期。这里是以贝内文托风格著称的特有的南部意大利书法的故乡，有着丰富的藏书，编年史家自豪地记录下其书名，达70种。书单“主要包括神学和关于礼拜仪式的著作，但是也有几种史学著作：约瑟夫斯（Josephus）、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保卢斯·迪亚科尼斯（Paulus Diaconus）、厄舍姆波特（Erchempert）等人的著作；还有几种古典著作：西塞罗的《论神性》（ De natura deorum ）、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 Institutiones ）和《新律》（ Novellae ）、奥维德的《岁时记》（ Fasti ）和维吉尔的《牧歌》（ Eclogues ），还有特伦斯（Terence）、贺拉斯、塞涅卡（Seneca）的著作，以及西奥多罗斯（Theodorus）和多纳图斯（Donatus）的语法学著作”。 [4] 这些经典著作手抄本中的许多今天仍然保存；如果没有它们，阿普列乌斯（Apuleius）就会从世界上消失，我们对瓦罗、塔西佗的《历史》（ Histories ），也许还有《编年史》（ Annals ）的幸存部分的了解也将是寥寥无几，对于中世纪的一些文本和地方史志也同样无从了解。这些书籍后来的人阅读过和抄写过，对此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大约1140年，可贵的伪造者、助祭彼得开列了“蒙特卡斯诺的杰出人物”的长长的名单，以圣本笃开始，以彼得自己结束——他的作者身份最终显露出来。这些著名人物包括两位教皇，但大多数是著作者：“出类拔萃的新希波克拉底”非洲人康斯坦丁、萨莱诺的阿尔法诺、修辞学家阿尔伯里克，这些名字我们都已经提到过；还有该修道院的著名编年史家奥斯蒂亚的利奥（Leo of Ostia），以及关于宗教题材的一系列作家。总之，这一名单上的人足以令任何机构感到自豪。但是这份目录从本质上说是一份墓志铭；从此以后该修道院再也没出现伟大的著作家，而彼得本人就是衰落的征兆。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但仍在意大利影响下，11世纪后期最著名的知识中心是贝克。它建立于1034年，在知识领域的名望应归功于朗弗朗，他1042年进入该修道院，此后不久晋升为修道院长；还应归功于他的继任者安瑟伦，他从1079年到1092年任修道院长。朗弗朗在帕维亚的时候是一个宗教法规学者，也许还是民法专家，但在贝克他好像主要埋头于三艺和神学，许多精力用于准确无误地抄写《圣经》和早期教父著作。安瑟伦在贝克撰写了他的重要神学论著，攻击罗塞林的学说，正像朗弗朗对抗贝伦加尔一样。因此，在该世纪的两次重要的神学大辩论中，正统派在贝克找到了他们的领袖。到12世纪初，贝克学派已扬名欧洲。它培养了教皇亚历山大二世，还有大量主教和修道院长。安瑟伦的直接继任者们虽然自身没有太大的名望，但都保持了这一传统，以至于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Ordericus Vitalis）能够这样说，在他的时代，“贝克的几乎每一个修士都好像是一个哲学家，那里最没有学问的人也有资格向那些浅薄的语法学者传授知识”。12世纪初，贝克的图书馆藏书164册，1164年贝叶（Bayeux）主教又捐献了113册。 [5] 然而，12世纪很快就变成一个衰落期，到该世纪的后半期衰落显而易见了。“贝克的作家们现在只不过是文化史上的无名氏，就是说，受过教育的修士们的辛勤的人生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他们的名声没有传到修道院的围墙或者由他们的朋友组成的狭小圈子之外……勤奋好学的青年不再向修道院迈进。” [6]
很多贝克修士在英国得到晋升，但是英国却没有一所修道院取得贝克那样高的地位。紧随诺曼征服而来的是宗教改革浪潮：诺曼修道院长被任命管理英国教堂，诺曼修道院接受了英国土地和小修道院，诺曼贵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机构。与这种物质方面的迅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一定程度的知识活动，表现在抄写、教学和文化创作方面。然而，英国本笃会在12世纪的文化成果很令人失望，但史学领域除外，在这方面，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的威廉、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家，以及伍斯特的弗洛伦斯（Florence）、达勒姆的西米恩（Simeon of Durham）那样的主教座堂修士的成就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在英国也是同样，这一运动随着该世纪的进展而衰落下去：亨利二世时期历史学的全盛与其说与修道院有关，还不如说与宫廷和主教座堂有关。然而英国的修道院历史学编撰在13世纪再次复兴，在圣奥尔本斯（St.Albans）达到鼎盛，具体表现是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的作品。
如果威斯敏斯特可以作为英国最著名的修道院的代表的话，那么，它在12世纪知识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太大的。大约从1085到1117年任其修道院长的吉尔伯特·克里斯平（Gilbert Crispin）曾经是贝克的修士，讲授四艺而不是琐屑的三艺。1148年的兰斯会议充分肯定了他作为一个神学家的权威。除了写给安瑟伦的一些信件外，他撰写了关于贝克建立的著作，还有各种神学和争论性的论著，其中最家喻户晓的是《一个基督教徒和一个犹太教徒之间的争论》（ Dispute between a Cristian and a Jew ）。威斯敏斯特没有撰写出有重要影响的年代记，它的史学兴趣以它的赞助人国王忏悔者爱德华为中心。关于他，有副院长克莱尔的奥斯伯特（Osbert of Clare）大约在1138年写的一本传记，还有里沃的艾尔里德（Ailred of Rievaulx）写的另一本传记，后者是在1163年忏悔者的遗体迁葬的场合献给修道院长劳伦斯的。奥斯伯特还给即将登基的亨利二世创作了一些韵文。
同样，在德国，这也是修道生活衰落的时期。像富尔达、科尔韦伊（Korvey）和洛尔施那样的古老的帝国修道院几乎倾家荡产，修士的数量减少了，在知识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也丧失殆尽了。德国成为新的改革运动——西妥修会（Cistercian）、奥古斯丁修会（Augustinian）、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nstratensian）——的肥沃土壤，不仅在纲纪废弛的古老地区，还有传教活动活跃的新开发地区；但是这些新的修会都不是起源于德国，它们都是拉丁的。它们的扩展对于法国农业和建筑艺术向东方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但对于书籍和知识的传播所起的作用则较小。虽然泰根塞仍然外借古典作家的著作，但12世纪的新图书馆的藏书几乎完全局限于拉丁教父的著作；而新的思想潮流这时在别处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法学和医学领域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在神学领域，“在该世纪后半期，德国明显落后于罗曼语的国家”。 [7]
在西班牙，修道生活的自然发展被摩尔人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所中断，在11世纪的复兴中，领导权被克吕尼派而非本笃会掌握。这些古老机构到12世纪已度过了其鼎盛期，在锡洛斯（Silos）图书馆幸存的古典著作手抄本中无不留下该时期法兰西书法风格的烙印。里波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Santa Maria de Ripoll）在修道院长奥利瓦（Oliva）时期（1008—1046）达到极盛，我们有一份它的著名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书名达246种，到12世纪它已经从属于马赛的圣维克托（St.Victor）。卡尔德尼亚的圣佩德罗（San Pedro de Cardeña）那时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熙德（Cid）的陵墓。这时期西班牙传播到欧洲大片地区的新知识在它自己的图书馆中并没有找到立足之地；实际上，非常令人失望的是，今天西班牙保存下来的12世纪手抄本的总数是非常小的。
12世纪对克吕尼修会来说也是一个衰落的时期。为了与修道生活中的世俗化相对抗，克吕尼修道院公元910年建立起来，后来变成伟大的教会改革运动——在格里高利七世时达到顶峰——的中心。除了努力摆脱世俗和主教控制以获取自由外，它通过大规模扩大唱诗班这一机构来代替本笃会那种体力劳动；它以君主政体代替自治修道院组成的松散体制，其中，独一无二的修道院长高高在上，任命所有附属的分院的院长，亲自或派代表访问它们，后来，整个修会的所有代表还要参加每年由修道院长组织的全体修士大会。这一机构组织严密，为的是引进和维持已陷入衰落的古老修道院的规章；它也非常有助于殖民活动，因此，在通往西班牙的朝圣道路上，克吕尼分院迅速建立起来，并且，随着收复失地的进行，在半岛本身传播开来，直到在比利牛斯山以南该修会的附属分院达到26个，其中有些被认为在那里的基督教文化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萨阿贡（Sahagún）被称为“西班牙的克吕尼”。不仅如此，克吕尼在11世纪的西班牙为罗马做了非常显著的工作，即，支持罗马人抵制莫扎拉布人的礼拜仪式（Mozarabic liturgy），并且，为来自法国的俯首帖耳的年轻人和文化人谋得了主教职位。同样，克吕尼的集权主义对于促进旅行和交流具有极端重要性，其中必有书籍、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交流。克吕尼风俗为手抄本的复制提供了便利，但它蔑视古典学术。如果一个修士在寂静的时候想要一本书，他做出翻书的动作就可以了；如果他想要一本古典著作，他需要像狗一样搔耳朵。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读古典著作，特别是维吉尔、贺拉斯，甚至还有奥维德和马提亚尔（Martial）的著作；实际上，在12世纪克吕尼修道院的570册藏书目录中，有许多古典作家的著作，这在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庞大和全面的一个书目。克吕尼修会很少有著名的学派，它的作者们主要涉及祈祷仪式和宗教人物传记，举例来说，历史学就明显被忽视。在七位院长任职期间，克吕尼进入繁荣时期，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尊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他在1156年逝世，是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个。他的通信记录下了多方面的情况：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旅程，推动翻译《古兰经》和反伊斯兰教的小册子以便与异端斗争、与伊斯兰主义战斗的情况；还有与萨莱诺大师巴塞洛缪（Salernitan Master Bartholomew）的医学通信，更不用提那些布道书、神学论著和显示其古典功底的诗歌了。然而，此时的克吕尼已在与西妥会的基督新卫士进行战斗，在圣伯尔纳的新型苦行主义面前，它的领导权被削弱了。
就新修道会而言，12世纪及稍前的几年硕果累累：加尔多西修会（Carthusians）、普雷蒙特雷修会、奥古斯丁修会、格拉蒙修会（Grammont）、丰特夫洛尔修会（Fontevrault）、卡马尔多利修会（Camaldoli），特别是西妥修会。然而，它们的宗旨是精神的而非知识的，它们的影响表现在传教活动或更严格地执行苦行主义规章方面而不是在推动知识方面。事实上，像加尔多西修会的沉思默想规章那样的特别义务在执行中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尽管也明确提到要在单人小室抄写书籍。这种苦修主义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西妥修会及其领导人圣伯尔纳；该修会在40年中的扩张规模反映了伯尔纳的名望，以至于到他1153年逝世时已拥有了343个分会组织。
西妥会是节俭生活的典型代表，它试图恢复最严格的圣本笃规章。在这里，农田里体力劳动是必需的，唱诗仪式每天大约6小时，其中包括午夜的礼拜，没有任何空闲的时间。一切都必须是最为简朴的，特别是教堂。那里可以抄写书籍，但彩饰和点缀是禁止的。抄写的目的主要是为唱诗班提供正确的版本。在西妥会诸修道院中，以下书籍必须有同样的版本：“祈祷书、使徒书信集、圣经、短祷文、弥撒升阶圣歌集、应答祈祷书、教规、美诗集、诗篇、经文选读和宗教节日表。”克莱尔沃（Clairvaux）的图书馆今天已在遗存的基础上修复，其中的12世纪手抄本几乎完全是源自圣经的、早期教父的和宗教仪式的著作，还有少许历史书、一些教材、几本古典著作。法学、医学、哲学、经院神学著作几乎是空白。“西妥不是知识的学校，甚至不是神学知识的学校。” [8] 它的最伟大的领导人伯尔纳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不是一个学者。从里沃和奥地利修道院的书目可以判断，西妥会图书馆充其量是一座神学图书馆，极少有世俗图书资料。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进入该修会。
新型修会在知识史上有另外的重要影响，表现在，它们的欧洲组织系统抵制单个修道院的极端地方主义，要求不同的、时常是非常遥远的机构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定期交往，这与此前不定期的、偶然的关系形成对比。由于教会内部上诉权和财产确认权的集权化倾向，由于教皇对单个修道院保护的日益增强，往返于罗马的修道旅行也得到推动。另一方面，新型修会的个人免税权和教皇的庇护日益减轻了修道院对主教的地方依附，因此增强了僧界和俗界的区别。虽然如此，即使在这一两极分化的时期，我们也不能认为存在着完全的僧界和俗界的知识分野，特别是就毗邻的团体而言。因此，在巴黎，我们实际上可以在大脑中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座堂教士、圣热讷维耶夫（Sainte-Geneviève）的俗界教士团成员、圣维克托的院内修士、圣日耳曼–德普雷（Saint-Germain-des-Pres）和其他邻近修道院的修士。也不应忘记，很多主教座堂都有附属修院，这在英国最明显，那里的坎特伯雷、罗切斯特、温彻斯特、伍斯特和达勒姆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修道院与世俗世界的知识联系不应被轻视，尤其是在贝迪耶（Bedier）通过对法国叙事诗起源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之后。从修道院向周围农田或森林的传播是缓慢的，但在城镇和重要大道上，特别是通往罗马和孔波斯特拉的朝圣道路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这些宗教机构是每个旅行者停留和消遣的驿站、得以康复和慰藉的避难所、祈祷仪式甚至是神迹的神圣场所，因此，它们得以为自己的编年史收集远方的事实和传闻、编造地方圣徒和圣物的传奇故事、为在这些道路旁和这些神圣场所周围兴起的流行叙事诗输送丰富的资料。它们是修士、教堂司事的世界与朝圣者、商人、吟游诗人（jongleur）——不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说拉丁语的还是操方言的——世界的天然会合点，以至于在我们的视野中它变得差异甚微。以下这些在通往西班牙道路上的克吕尼分院，如圣但尼（Sain-Denis）、莫城（Meaux）、费康（Fecamp）、韦兹莱（Vezelay）、诺瓦莱斯（Novalese）、赫洛恩（Gellone）和圣吉尔（Saint-Gilles），及其他许多分院今天以11、12世纪叙事诗的创作和传播中心而著称。
随着修道院作为知识中心的衰落，主教座堂兴起并在一个时期取得了重要地位，它们为此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通过在9世纪成为普及的一场改革运动，按照一项规则或者叫教规（ canon ），附属于主教座堂的教士必须过起码的半修道生活，而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以后也成为他们通常的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士团成员取得了选举主教的权力，并努力从主教那里获得座堂岁入的固定份额，久而久之作为每个成员的圣俸分离出来。他们组成执事教长（dean）领导下的教士团，另外还有小一些的官职，比如领唱员、督学教士（scolasticus）和财务官。有时解体的教士团也被改组成常规的修道组织。无论如何，教士团同样也需要书籍、学校和档案；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更为直接地协助主教处理教区行政事务并组成主教家庭的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兼具教士团成员和秘书的身份。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可以把12世纪的教士团和主教放在一起考虑，视为一个知识中心。该中心富裕、强大，时常受到良好教育，通常建立在城区而不是像大多数修道院那样孤立在乡村。座堂图书馆、座堂学校、座堂档案馆、主教的记事、教士团成员的著作、主教的司法权、主教对知识的保护，所有这一切在该时期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修道院和国王宫廷的媒介。
从知识方面说，12世纪最活跃的主教座堂中心在法国北部。它们的学校的重要性我们将在探讨法国大学起源时来考察；它们与该时期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讨论。这里只提一下这些有重要意义的方面：作为古典文化复兴的场所的沙特尔和奥尔良、作为经院学术中心的兰斯和拉昂（Laon）、作为第一个北方大学的故乡的巴黎，它们都从德国、英国，甚至是阿尔卑斯山以南吸引来门徒。这一时期伟大的著作家的名单中包括：主教中有在勒芒（以及图尔）的伊尔德贝、在普瓦提埃（Poitiers）的拉波里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la Porree）、在巴黎的彼得·隆巴德、在沙特尔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校长中有拉昂的安瑟伦、沙特尔的伯尔纳、彼得·科米斯特（Peter Comestor）以及在巴黎的普瓦提埃的彼得；教士团成员中有俗界诗人奥尔良的于格、把圣经题材的散文改为韵文的作家兰斯的彼得·里加（Peter Riga）；其他座堂教师中有默伦的罗伯特（Robert of Melun）、孔什（Conches）的威廉、伯尔纳·西尔韦斯特（Bernard Silvester）、阿贝拉尔。大多数诗歌、神学和教育领域的名人属于主教座堂。甚至那些自己没有写过东西的高级教士也鼓励学术，典型代表是廉正的威廉（William of the White Hands）。他在1176年至1202年任沙特尔的主教、桑斯和兰斯大主教，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任枢机和法国摄政。很多人赠书给他：沙蒂永的瓦尔特（Walter of Chatillon）的《亚里山德里德》（ Alexandreid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叫威廉的人的《微观宇宙志》（ Microcosmographia ），普瓦提埃的彼得的《箴言集》（ Sentences ），彼得·科梅托的《经学史》（ Historia scholastica ）。提起他，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兄弟和邻居——香槟伯爵慷慨者亨利（Henry the Liberal）的宅邸。
在英国，坎特伯雷是这种朝气蓬勃的主教座堂组织的典型例证；实际上，斯塔布斯（Stubbs）把它视为一个文化中心，甚至比作我们今天时代的牛津和剑桥。大主教西奥博尔德（Theobald，1138—1161）曾在贝克受过培训，他把学者们招徕到坎特伯雷他的身边。他的秘书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此人“在三十年中是英国文化的核心人物”，他的信件不仅涉及行政题材，而且还是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他去法国和意大利的多次旅行，而且反映了他与大陆学者的关系。西奥博尔德的法律顾问是瓦卡利乌斯大师（Master Vacarius）。此人是一位意大利法学家，作品涉及神学、宗教法规和民法。此时的坎特伯雷已经与大陆上的著名学府建立了密切联系。下一位大主教是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他在西奥博尔德时期受到熏陶，并在国王法庭受到了锻炼；在坎特伯雷和流亡期间，他把被称为“圣托马斯的博学者”的一群人吸引到他的周围，他们的信件和传记使他流芳百世。其中有一人是布卢瓦的彼得，他给我们留下了大主教宅邸的这样一段记载：
请相信，我生活于其中的宅邸是上帝的庭院，除了上帝的住所和天堂之门没有别的。在我的主人，大主教的房子中大多是博学之士，在他们身上可以体会到司法的所有公正性、天道的一切告诫、各种形式的学问。他们在祈祷后、吃饭前一直在读书、辩论、为案件做决断，不停地训练自己。辖区内所有棘手的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并且，当我们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没有争吵和攻击，而是各自绞尽脑汁充分表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且根据隐约的信息提供出他认为是最明智最合理的建议。 [9]
坎特伯雷是一个修道教士团，在其修士中，我们发现了历史学家杰维斯（Gervase），一部讽刺巴黎学生的著名作品的作者、诗人奈杰尔·怀尔克（Nigel Wirker），还有该世纪临近结束时候的很多通信者——其信件保存在《坎特伯雷书信集》中，其中有一位非常喜欢引用奥维德的《爱的艺术》（ Art of Love ）。该座堂还有一个著名的图书馆，它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但是通过蒙塔古·詹姆斯博士（Dr.Montague James）的耐心劳作，其馆藏目录已经被巧妙地恢复了。
虽然没有其他的英国主教座堂能与坎特伯雷匹敌，但那里仍然有许多教士团成员和执事长，他们在该时代的人文科学中成绩卓著，其中教士团成员的成就时常体现在史学领域，而执事长则在从博洛尼亚学来的法学领域。后者在博洛尼亚学习期间享受着英国生活方式的成果，或许还在注意听着关于那个时代这样一个陈腐问题的讨论：“执事长能得救吗？” [10] 国王斯蒂芬的兄弟、温彻斯特的亨利主教以艺术和文学的庇护者而著称。随着该世纪时间的流逝，圣保罗座堂也许成为这些中心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如果你到访该镇：
年迈而德高望重的教士长迪塞托的拉尔夫（Ralph de Diceto）将向你展示他的Ymagines风格的精美手抄本；从教士团成员、高级财务官理查德那里，你将学到财务署的历史，甚至可以借到贵重的“三专栏”——在它丢失之前；布卢瓦的彼得会为他执事长职位的微薄收入而牢骚满腹，但又明智地动笔撰写极有兴趣的题材；罗杰·奈杰（Roger Niger）也许刚从愤怒的国王那里逃回——他的粗鲁的咒骂惹怒了国王；还有知名的福利奥特（Foliot）本人，他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家，倾注了所有技能、经验和学问与狂热的贝克特抗争并败下阵来，至少当地人是这样认为的。 [11]
非常奇怪的是，对于这些主教座堂的学校，我们所知甚少。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所英国主教座堂发展成为大学。
在西班牙，托莱多主教座堂是最为重要的，虽然也应该提一下巴塞罗那的图书馆，在塔拉索纳的迈克尔（Michael of Tarazona）主教（1119—1151）指导下对阿拉伯占星术著作的翻译，以及在加洛林浪漫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关于著名朝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卡利克斯提努斯之书》（ Codex Calixtinus ）。1085年，基督徒收复托莱多，恢复了其古代的重要地位，自然也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学术交流的地点。在这个古代科学教育的中心，“将会发现大量的阿拉伯书籍和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一些大师，并且，在那里的莫扎拉布人和犹太人居民的帮助下，兴起了把阿拉伯文书籍和科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正规学校，吸引了各地渴求知识的人们，……为许多著名的阿拉伯学术著作留下了托莱多的鲜明特征”。 [12]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雷蒙德（Raymond，1125—1151）大主教似乎是积极的倡导者；紧随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翻译而来的是医学、数学、逻辑学和天文学著作的翻译；虽然主教与其中最伟大的翻译家克雷莫纳的杰勒德（Gerard of Cremona）没有明确的联系，但是，同时代人、托莱多教士团成员马可（Mark）的一本医学著作反映了该世纪末这一主教座堂学术的一些情况。杰勒德的名字本身就表明在西班牙工作的大多数翻译家来自国外这一事实；同样明显的是，不论托莱多有没有正规的主教座堂学校，他们都应该在托莱多寻找“世界上更博学的哲学家”。
在德国和意大利情况就不同了。授职权之争对于列日那样的早期文化中心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在德国，12世纪是一个知识衰落的时期，不仅表现在僧界教士中，而且表现在俗界教士中。著名的高级教士陷入政治中，而且其中大多数是深深地陷入政治中，兰斯大主教们就是例证。美因茨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Mainz）是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在意大利的陆军中尉（lieutenant），在那里，科隆的赖纳尔德（Reinald）也陪伴着皇帝，在军队中充当“桂冠诗人”，并且带回了东方三博士的圣骨以丰富他的座堂的财富。奥托主教统治下的弗莱辛的突出成就是个人的而非机构的；实际上，奥托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受到法国新辩证法的熏陶，并第一个把它引进德国。他既是主教又是修士，是康拉德三世的兄弟、巴巴罗萨的叔父，几乎是一个宫廷历史学家，因为他记述了他在国内、在意大利、在东方亲眼目睹的他们的冒险。
在意大利，高级教士同样陷入政治，不仅是帝国政治，这里还有自治市政治，随着教皇派（Gudlf）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之间斗争的日趋激烈，他们更多地陷入政治中，不再拥有前一个时代那种在知识领域的领导地位。像萨莱诺的罗米阿尔多斯二世（Romuald II，1153—1181）那样的主教历史学家是非常罕见的。他写了一本极有价值的编年通史，提供了关于西西里王国的许多第一手资料；他的主教座堂还因其壮观的《同行之书》（
Liber confratrum
）而扬名，到12世纪末登记在册的已近12000人，但它是关于地方术语和古体字而非知识活动的纪念碑，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一“生命之书”中出现的外国人被吸引到萨莱诺不是因为其座堂教士而是因为其医学家。同样，在米兰，曾经于大约1112年在君士坦丁堡与希腊人辩论神学问题的大主教克吕索拉努斯（Chrysolanus）是一个孤独的人物；他的继承人不是更多地投入安布罗斯传统（Ambrosian traditions），而是更多地陷入行政事务以及米兰和伦巴德复杂的政治之中。
谈到作为知识中心的封建主的府邸或国王的宫廷，我们的观念也许就改变了。大约1155年，撒马尔罕（Samarcand）的一个叫尼扎米（Nizami）的诗人宣称，一个运转有序的宫廷应当具备四种有教养的人：国务秘书、诗人、占星家和医生，因为“没有称职的秘书，国王的事务无法处理；没有雄辩的诗人，他们的成就和胜利就不会名垂千古；他们的冒险，除非在精明的占星家选定的良辰吉日进行，否则不会成功；而作为一切幸福和行动之根本的健康，只有在医术高明并且值得信赖的医生的照顾下才能保证” [13] 。这些听起来有些东方气息并且有点煞费苦心。然而事实的确是：在西方，大多数宫廷到13世纪已有了他们的占星家——切斯特伯爵甚至在12世纪就有了，其他三种人的出现甚至更早，只不过官僚味没那么足。从知识角度说，小封建主的府邸只是一个发育不全的有机体，特别在那些主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府邸。即便如此，那里通常至少也有一位忏悔神父（chaplain），以便在附属教堂做弥撒和书写必要的信件。随着时间推移，秘书事务增多，档案也需要照管，因此而出现了一位中书法官（chancellor），或者是秘书。的确，一个正规的中书法庭（chancery）是行政管理发展的标准检测手段。年少的亨利二世在他父亲或叔父的宫廷中有一位家庭教师，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正像书本知识的学习对诸侯来说一样罕见。但是，诗人，或者叫吟游诗人时常容易见到，当然前提是我们把这一名词的内涵扩大到包括从宫廷弄臣或小丑到职业的吟游诗人（trouvère或troubadour），并且把他视为较小的府邸中偶然的访问者而不是常驻者——“路漫漫，风瑟瑟，吟游诗人年迈又体弱！”无论如何，这足以使宫廷成为拉丁和方言文学的潜在源泉。然而，宗教的和世俗的因素并非总是完好地融合；不管人们对执事长的前途会有何看法，教士作家们对吟游诗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没有用处，没有德行”、“没有获救的希望”。难怪擅长古典学术的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会发现：他那个时代的演员和滑稽戏演员模仿尼禄的粗鄙举动而不是模仿奥古斯都和古代舞台的高雅举止。一些重大的庆典，如，加冕礼、婚礼、骑士加封，甚至还有盎格鲁—诺曼国王们每年三天的重大宫廷日，都会把编年史家所谓的“难以计数的吟游诗人和演员”聚集起来；普罗旺斯的浪漫文学《弗拉门卡》（ Flamenca ，1234年）详细列举了他们也许会上演的故事，从特洛伊、底比斯和亚历山大到歌利亚（Goliath）、亚瑟、查理曼和大山上的老人（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宫廷总是赞助文化的潜在中心，不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同时还是历史学的中心，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讲述。至于文学，实际上，由于缺少书籍市场，对于那些缺乏固定的宗教收入的人来说，宫廷赞助具有头等重要性，并且经常为他们在教会中立足帮上大忙。
这一时期封建制的巩固历程提高了许多府邸作为行政和知识中心的地位。在法国南部，各种各样的普罗旺斯诗歌中心可以作为例证，其中包括像阿基坦（Aquitaine）的威廉九世那样的诸侯诗人以及他的孙女埃莉诺（Eleanor）那样的保护人。香槟诸伯爵有一个学术氛围十足的府邸，1167年手抄了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的一本著作为它所用，其中至少一位伯爵——蒂博四世（Thibaut IV）本人就是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即使像吉讷（Guines）伯爵那样的相对不太重要的封建主，也有他的地方历史学家——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阿德尔（Ardres）神父就是其中一位，也会倡导索利努斯（Solinus）和其他古典著作的法文翻译。在萨克森，“狮子”亨利以文化赞助人的身份出现——当他在萨克森的时候。在英国，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是文化的杰出支持者，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史学著作是对他的回报。他还鼓励凯尔特传奇故事的创作，表现在对他的忏悔神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支持，后者划时代的著作《英国列王史》（ History of the British Kings ）同样是献给这位边境诸侯的。稍后，“每个（英国）男爵都有了各自的秘书”，虽然“那些没有王室官员职位的男爵几乎无人能懂诺曼法语之外的任何语言这一点是相当肯定的”。 [14]
盎格鲁—诺曼官僚政治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证据是他的末日调查和他的吟游诗人泰勒费（Taillefer），“那位多才多艺的吟游诗人”。但这种官僚政治达到顶峰是在亨利二世时期（1154—1189）。亨利二世是从苏格兰边境到比利牛斯山的帝国的主人，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拉丁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君主。虽然他的王国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首都，财政和司法还是有一些固定的中心的，比如威斯敏斯特和卡昂（Caen），国王经常光顾这些地方；财政、司法和中书法庭还有完备的固定程序，需要大量的官员，其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位当时代的人把他们比做一群蝗虫。当国王举行自己的盛大典礼日的时候——像1182年在卡昂的圣诞节典礼，他可以要求封臣放弃自己的典礼以便出席他的。不仅如此，亨利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的叔父格洛斯特的罗伯特的家庭中长大，了解从英吉利海峡到约旦河的欧洲语言；他的国际联系广泛，他的女儿们分别嫁给了萨克森、西西里和卡斯提尔统治者；各种各样的土地统一于他一人之手，促进了德意志、克里特、法兰西和普罗旺斯诸因素的交流。作为文学和吟游诗人的保护人，他还有一位官方编年史家，此外还有一些零碎材料从他的案边透露出去，沃尔特·曼普（Walter Map）据此留下了一些非官方的记载，当然还有全面性和准确性都得到公正评价的档案记录。在他的宫廷人员所写的众多书籍中，有20部或者更多是献给他的，包括少量神学著作、一些科学著作和方言诗歌，也许还有几本医学著作、许多拉丁文和法文的史学著作，还有两本描写他的司法和财政制度的著作，它们是记载他的高度发达的行政机构的仅有的传世著作。当王室在国内四处迁移时，仍有许多混乱和“争夺住处”的现象，即使这样的事务，亨利一世在《王室家政法规》（ Constitutio domus redis ）中也组织得井然有序。这是欧洲王室众多家政法规中最早的一种，它规定了每个官员每天应消费的面包、酒和蜡烛头，从中书法官、缮写室主管（scriptorium）和忏悔神父开始，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同一时期的财政署不仅有职员细心地清算账目，还有半年一次的公开结算，即使那些到场的目不识丁的行政司法官也能明白于心。
西西里宫廷更明确地具有官僚色彩；实际上，它具有拜占庭和阿拉伯那种强烈的东方色彩，它的占星家和诗人、它的阿拉伯医生和通晓多种语言的秘书简直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撒马尔罕的诗人所描述的贴身侍从（entourage）的翻版。它的档案记录用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写成，需要一大批专职秘书，并且需要在巴勒莫（Palermo）有一个长久存放的场所；它的宫殿使人想到了伊斯兰东方的享乐性住所；其王室有东方闺房那样的秘密住处。它在知识领域的影响与它的地理位置和机遇是相称的。作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的汇合地，它是希腊和阿拉伯著作翻译的肥沃土壤，甚至是用这些文字撰写著作的地方。它的第一位国王罗杰的业余爱好是地理。他亲自监督了著名的伊德里西（Edrisi）地图及其阿拉伯文版本的准备工作。在他的继任者威廉一世执政时期，著名翻译家巴勒莫的阿里斯蒂皮斯（Aristippus）和尤金（Eugene）是王室的行政官员。腓特烈二世（1198—1250）的执政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稍后的时期，前一时期已在发展的一切这时在很大程度上达到顶峰。作为意大利诗歌的摇篮，腓特烈的宫廷保持了前人的阿拉伯传统，而他的超越民族偏见的科学和哲学兴趣不仅是他自己的，而且也是西西里人的。所有这些我们有必要在后面的章节来研究。
官僚气息少一些的宫廷对我们的研究宗旨来说重要性就差一些，因为更强的流动性使它们不能形成那种一般说来具有档案记载、历史学著作和宫廷文学的那样稳固核心。德国皇帝最先拥有这样的中心。他们是腓特烈·巴巴罗萨和他的儿子亨利六世，两人都爱好知识，特别鼓励拉丁韵文风格的官方历史编纂，我们将在本书另外一个场合特别提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们执政时期这种记载比杰出的继任者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更为丰富。法国君主作为学术的保护人还显得无足轻重，至于西班牙，我们必须等到13世纪后期智者阿方索（Alfonso the Wise）时期。
这些组织有序的中心保护了另外一个在文化上具有极端重要性的因素，即，宫廷间的相互交往。这种交往在下面的例子中十分常见，也容易追溯。亨利二世接受了他的女婿萨克森公爵的长时间访问，并派遣豪华的护送队陪公主乔安娜（Joanna）到西西里；他接待挪威大主教达几个月之久；他的武器条令（Assize of Arms）据说被他的邻居法国国王和弗兰德尔伯爵的相对落后的政府所模仿；布卢瓦的彼得在诺曼和西西里宫廷都找到了用武之地；英国人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和其他外国人受到罗杰二世（Roger II）王室的欢迎，他在那里担任法官和忏悔神父，并且像凯德·布伦（Kaid Brun）一样检查阿拉伯文的财政报告，但是他后来回到老家，在亨利的英国财政署担任了体面而又举足轻重的职位。蒂尔伯里的杰维斯（Gervase of Tilbury）同样从英国到达西西里王室，后来成为阿尔勒（Arles）王国的王室最高军务官（marshalship），并轻松地写成杂录《奥托大帝》（ Otia imperialia ）献给奥托四世。稍后，腓特烈二世和亨利三世共同拥有一位拉丁韵文作家，即阿夫朗什（Avranches）的亨利，他同时还为教皇和各种男爵保护人写作；而腓特烈促成了他的高等法庭的诗人们与他在阿尔卑斯山北（Transalpine）领地上的吟游诗人和抒情诗人（troubadours and Minnesinger）的接触，招揽了安条克（Antioch）的哲学家泰奥多尔（Theodore）和西班牙的迈克尔·斯格特（Michael Scot），并且保持着与北非和东方的各个伊斯兰教君主统治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学术联系。
12世纪的城镇在贸易和政治领域的地位高于在文化领域的地位。这时还不存在中世纪晚期那种明确的城镇文化，更缺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涌现的那种文学艺术的城市保护人。12世纪的梅塞纳斯（Maecenas）仍然是世俗的或者教会的诸侯。虽然如此，从知识史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纯理论或纯文学的文化概念都不能衡量该时期城镇的重要性。至少在北欧，12世纪发生了全速进行的经济和社会革命，标志着深刻的知识变革的开始。四处奔走的商人“把流动性带到依附于土地的人们中间；在忠于传统、尊重给每个阶层固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的世人面前，展现了一种精明而又理性的活动，在那里，财富不是以社会地位来衡量，而只是依赖于智慧和能力”。 [15] 在传统的打仗者、劳作者和祈祷者三个社会阶层之外，城镇又贡献出了由商人和作坊主构成的第四个阶层，即，将来的中产阶级，它甚至宣称上帝也是中产者，正如杜埃（Douai）的市政长官1366年所说，超乎一切、位居首位的是最为古老又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与周围农村地区的人身束缚状况形成明显对照，城镇是自由的区域、资本的中心、剧烈活动的焦点、争论的广场，有自身法律和至少某种程度的自治地位。一个城镇的体制经常是从另一个城镇借来的，而且并非总是邻近的城镇。许多城镇居民为商业而奔走，有时是长途奔走。在这些旅途中，他们主要与其他城镇的人相遇，在路边的神圣场所和市场上与他们偶然碰上，那里有正在形成中的方言文学作品。在著名的市集上聚集的人更多，有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也有行商法院（特殊商法在这里制定和执行）上风尘仆仆的原告。他们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奇特甚至是被禁止的思想，比如二元论的异端思想。这种思想从东方沿着贸易路线长途跋涉而来，现正在北方城镇传播，在那里，织工和持异端者时常是同义词。所有这些从形式上说是多么中世纪啊，而从内涵上说又多么近代啊！
虽然有这么多的发展，但是，读和写只是一种便利而不是必需，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农民仍然在没有读和写的环境下生活着。然而，北方的城镇人已开始创建世俗学校，进行初级教育。关于教育如果我们想知道得更多，必须深入南方的古老城市，特别是意大利城市，那里的世俗教育传统在文书和经文抄写者中幸存下来，在那里，比如威尼斯，读和写已在商人阶层中普及。意大利城市已经有了它们的地方档案和地方编年史，当然还有他们的地方法律学校。不仅如此，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共和国是与东方交流的重要媒介。威尼斯和比萨在君士坦丁堡、在叙利亚的重要城市都有自己的商业街区；它们不断派出外交使团，它们的市民也许甚至在拜占庭的宫廷谋得职位。1136年，我们在君士坦丁堡见到了威尼斯的詹姆斯，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以及贝加莫的摩西（Moses of Bergamo），他拥有一座收藏希腊手稿的很有价值的图书馆，用拉丁文创作了关于他出生的城市的诗歌；还有比萨人伯贡迪奥（Burgundio），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一再前往东方，把希腊神学和医学的许多著作翻译成拉丁文。
早些时候，一位姓名不详的比萨人用韵文祝贺他的城市打败马略卡（Majorca）的萨拉森人，而他的一位名叫斯蒂芬的同胞正在安条克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如果说与伊斯兰东方的交流主要局限在商业货物的交换，那么我们必须牢记，从希腊和腓尼基商人以来，要把货物的交换与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区分开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贸易的这种后果时常是模糊不清的，所留下的直接证据也微乎其微。
作为独立的一类知识中心，大学比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时期要更往后一些。确实，12世纪为后来的世界创造了大学的模式，我们也将会看到，至少五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萨莱诺、博洛尼亚、巴黎、蒙彼利埃和牛津。然而这些大学还没有从普通类型的学校中脱颖而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词还不为人们所知；它作为特殊的组织还几乎没有被认识，仅限于大学之间的交往还没有发生，教廷还没有给它们以指导。
这几类知识中心中，同类之间乃至不同类之间的联系以及思想、知识和书籍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实际传播状况，我们所知甚少。我们知道，辅以河流和海洋的道路，其中大多是古老的罗马大道，把那时已成为主教驻地和座堂所在地的古代城市连接起来，同样也沟通了大多新兴城镇，其间还点缀着圣地、避难所和修道建筑，它们是大范围的知识交流的必经之路。贝迪耶（Bédier）说：“罗马大道是起点。” [16] 虽然缺乏罗马和平下的安全，并且其维修交给了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著名的大道仍然在频繁和高效率的联系中发挥着作用。长途旅行的每天平均行程为20到30英里，而个别的信使也许可以达到40英里。“来自罗马的消息不到五星期就能到达坎特伯雷，……而一个旅行者——与快递信使不同——在路上将花费大约七个星期。” [17] 腓特烈·巴巴罗萨在小亚细亚去世的报告送达德国需要四个月，而理查在奥地利被俘获的消息传到英国大约也需要同样的时间。1191年，科隆大主教的遗体从那不勒斯运回花费了六个星期。书籍传播的速度又如何呢？
关于知识交流的更明确的事实一般说来我们无从得知；至多可以说，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是质上的而不是量上的。我们知道朝圣者和商人行走的线路，但不知道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追踪十字军的行程路线，而伴随他们的思想却无法追寻。学生的游学历程很难搞清楚，甚至弗莱辛的奥托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经典记载也缺乏细节。高层教士的活动我们时常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也值得进一步地研究。例如，英国神职人员去罗马的行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频繁。来自英国的五位主教和四位修道院院长出席了1139年的拉特兰（Lateran）宗教会议。到1144年，有一个英国人担任了枢机，1154年，一个英国人——他刚从斯堪的纳维亚回来——担任了教皇。温彻斯特的主教亨利曾多次到罗马访问，在大约1150年的最后一次访问中，他购买了一些古代雕像，取道西班牙和孔波斯特拉回国。牛津的圣弗赖德斯华兹修道院（St．Frideswide's）的院长罗伯特曾献给亨利二世一本普林尼（Pliny）作品的缩写本。他不止一次地访问罗马，最远到过西西里。沃尔特·曼普和小桥的亚当（Adam du Petit-Pont）这两位文人出现在1179年会议的英国庞大的代表团中，显得十分醒目。在这一世纪，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修士共向罗马派出了30个使团，基督教堂的修士派出了17个。贝叶的腓力主教是一位著名的书籍收藏家，曾至少四次访问罗马。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至少六次访问意大利，结交了西西里的中书法官，并在教廷供职达八年之久；他碰见了比萨翻译家伯贡迪奥，另外至少还有一位希腊语口译者。他带回了什么呢？所有这些例子都有巨大的沟通知识的可能性，其中有一些也许能给勤勉的研究者透露一些秘密。然而，一般说来，我们只有可望而不可即的可能性，我们不得不承认，涉及12世纪的许多有趣而重要的资料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一问题，那些构成思想史的无法估量的史料更是如此。
总的说来，关于修道院，首要的资料是Consuetudines，它涉及几个修会，有无数的传记以及几个特别的修道院的编年史；关于12世纪，我们缺乏后来人在更为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基础上的准确详细资料。要想得到一个全面的参考书目，参见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第五卷第二十章。把修道院作为一种体制来研究的著名著作是F．Pijper的 De Kloosters （The Hague，1916）。现代本笃会士写的令人满意的著作是U.Berliere的 L’ordre monastique （second edition，Paris，1921）和F．A．Gasquet的 English Monastic Life （London，1904）。关于克吕尼修会的知识生活，参见E．Sachur的 Die Cluniacenser （Halle，1892—1894）；关于西妥修会的知识生活，参见H．d'Arbois de Jubainville的 Etudes sur l’etat interieur des abbayes cisterciennes au XII et au XIII siecle （Paris，1858）和E．Vacandard的 Vie de Saint Bernard （fourth edition，Paris，1910）。蒙特卡斯诺仍然有待历史学家来研究，也可以参考E．A．Loew的杰出研究成果 The Beneventan Script （Oxford，1914）以及E．Caspar的 Petrus Diaconus （Berlin，1909）。关于贝克，参见A．A．Poree的 Histoire de l’abbaye du Bec （Evreux，1901）；关于圣埃夫鲁（Saint-Evroul），参见Delisle的 Ordericus Vitalis ，v（Paris，1855）一书的序言；关于特洛阿恩，参见R.N.Sauvage的 L’abbaye de Saint-Martin de Troarn （Caen，1911）。关于威斯敏斯特，参见J．A．Robinson的 Gilbert Crispin （Cambridge，1911）；关于英国的西妥修会，参见F．M．Powicke的 Ailred of Rievaulx （Manchester，1922）。G．G．Coulton的 Five Centuries of English Riligion ，i.1000—1200（Cambridge，1923）中几乎没有提到知识生活。关于德国，参见A．Hauck的 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Leipzig，1887—1911）；关于西班牙，像M．Ferotin的 Histoire de l’abbaye de Silos （Paris，1897）那样的个人研究成果和关于里波尔（Ripoll）的专著将在下一章提到。
主教座堂作为一种体制在教会法教科书中有所描述；但作为知识中心，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同时，可以查阅像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thy 那样的关于杰出大主教和主教的传记，偶尔也有一些专论，如，V．Rose的“Ptolemaeus und die Schule von Toledo” in， Hermes ，viii.第327—349页（1874）。令人称道的是， Necrologio del Liber Confratrum di S．Matteo di Salerno （Rome，1922）由C．A．Garufi主编。关于座堂学校，见后面的第十二章。
一般关于宫廷和城堡生活的书籍极少从知识中心的角度来写。此外，可以阅读E．Faral的 Les jongleurs en France au moyen âge （Paris，1910），K．L．Holzknecht的 Literary Patronage in the Middle Ag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sis，1923），还有许多关于行吟诗人的书籍。关于狮子亨利，参阅F．Philippi的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cxxvii.50—65（1922）。关于亨利二世的宫廷，参阅Stubbs的 Seventeen Lectures on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 （third edition，Oxford，1900）第六、七章，Haskins的 Norman Institutions （Cambridge，1918）第五章，Haskins的“Henry II as a Patron of Literature”in Essays in Media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Thomas Frederick Tout （Manchester，1925），第71—77页。关于西西里宫廷，参阅Haskins的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 （Cambridge，1924）第九、十二、十三、十四章，以及“England and Sicily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xvi.433—447、641—665页（1911）。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些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如，P．B．Schaeffer的 Englishmen in Ital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1923）和J．C．Russell的 Henry of Avranches （1926）。
以中世纪城镇为素材的大量文学作品极少提及它们在这一时期的知识生活。关于北方城镇的早期历史，有简明但精彩的描述，参阅H．Pirenne的 Medieval Cities （Princeton，1925）；关于意大利北部的翻译家，参阅Haskins的 Mediaeval Science 第十章。
关于交流，除了阅读J．J．Jusserand的 English Wayfaring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J．Bédier的 Légendes épiques 和关于商业的一般书籍外，还要阅读F．Ludwig的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Reise-und Marschgeschwindigkeit im XII und XIII Jahrhundert （Berlin，1897）；以及Haskins的“The Spread of Ideas in the Middle Ages” in Speculum ，i，第19—30页（1926）。
关于本章的主题，还可以参阅后面各章的参考书目，特别是第八章的。
[1] Dom Butler，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538.
[2] De Kloosters （The Hague，1916），pp.294-295.
[3] Atlantic Monthly ，cxxxv.190（1925） .
[4] E．A．Loew， The Beneventan Script （Oxford，1914），p.12.
[5] 关于它们的内容，参见我的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1915），pp.178-180。
[6] A．A．Poree， Histoire de l’abbaye du Bec ，i.539-540.
[7] A．Hauck， 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v.（1903），p.449.
[8] E．Vacandard， Vie de Saint Bernard ，i.54.
[9] W．Stubbs， Seventeen Lectures on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 （1900），p.164.
[10] An archidiaconus possit salvus esse.
[11] Stubbs， Seventeen Lectures ，pp.168-169.
[12] V．Rose，“Ptolemaeus und die Schule von Toledo”，in Hermes ，viii.327（1874） .
[13] E．g．Browne， Arabian Medicine （Cambridge，1921），pp.79-80.
[14] Mary Bateson， Mediaeval England （New York，1904），p.174.
[15] H．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rinceton，1925），pp.127-128.
[16] Les légendes épiques ，second edition（Paris，1914-1921），iii.367.
[17] R．L．Poole，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John of Salisbury （British Academy，1924），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