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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同时也是复杂而又充满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千年的时间中，包含着形形色色的民族、制度以及各种类型的文化，展示着历史发展的许多过程，蕴涵着现代文明的许多因素的起源。东部和西部、北部和地中海、旧和新、神圣和世俗、理想和现实的对比反差，使该时期充满活力、色彩和变化，它与古代和现代世界的紧密联系确保了它在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像历史上的所有伟大时期一样，中世纪既具连续性又具变化性的特征。
这种见解与广为流传——不仅在未受教育者中而且在大量本应懂得更多的人中——的观点相冲突。在这些人看来，中世纪是所有一成不变的、停滞的、保守的事物的同义词，“中世纪的”适用于任何过时的东西，像萧伯纳（Bernard Shaw）提醒我们的，甚至前一辈用过的时髦餐具也被称为“中世纪的”。他们认为，在民族大迁徙后的几个世纪里，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野蛮性扩展开来，甚至波及哥特人创造性天赋的杰出成就之一的“哥特式”建筑；他们还认为，这一时期的愚昧和迷信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形成对比，却不可思议地漠视在后一时期盛行的炼金术魔法和魔鬼信仰；可以说，“黑暗时代”这一说法被扩展为涵盖从公元476年到1453年的所有年份。即使那些明白中世纪不“黑暗”的人也时常认为它是一成不变的，至少从公元800年左右到1300年左右的核心时期是这样，突出表现在中世纪庞大的封建机制、教会至上主义和经院哲学，而此前和此后则是变化更为快速的时代。这种观点无视欧洲不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该时期内经济的巨大变化、东方新知识的流入、中世纪生活和思想潮流的不断改变。特别是在知识方面，这一观点忽视拉丁古典著作和法学的中世纪复兴、通过吸收古代学问和亲身观测而引发的知识的增长，以及这几个世纪在诗歌和艺术方面的创造性工作。在许多方面，公元800年的欧洲与1300年的欧洲的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在8世纪与9世纪的文化之间、1100年左右与1200年左右的社会环境之间、上一个时代与13世纪和14世纪的新知识倾向之间，也可以作类似的对比，虽然其间的变化要小一些。
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已习惯于借用“文艺复兴”一词称这些大变动为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奥托文艺复兴（Ottonian Renaissance）、12世纪文艺复兴，而这一名词一度专指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当然，也有人想完全放弃文艺复兴一词，因为它让人误以为15世纪发生了一场突然的变化，产生了一种原创性的、特色鲜明的文化，还让人普遍觉得过往的什么东西永远有可能真正复兴；亨利·奥斯本·泰勒（Henry Osborn Taylor）先生撰写过两卷本的《16世纪的思想和表达》（
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一次也没有使用这一被禁止的术语，他为此而得意。然而，人们不免怀疑，这一名词会比其他名词，比如“15世纪”“16世纪”更让人误解吗？它是如此贴切，如此被认可，像“奥地利”一词一样，如果它不曾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的确存在过一次意大利文艺复兴，不论我们选择什么方式称呼它，把荷马史诗归功于同一姓名的另一位诗人是徒劳的。但是，至少我们必须承认，伟大的文艺复兴并不像所设想的那样举世无双和生死攸关。文化的反差并没有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认为的那么巨大，在中世纪也有多次知识的复兴，其影响并没有为后来的岁月所淹没，也同样具有人们熟知的15世纪的大变动所具有的特性。本书选择其中一次复兴作为研究对象，即12世纪文艺复兴，也称作中世纪文艺复兴。
可以设想，12世纪文艺复兴范围很广，涵盖了一百多年中——从11世纪末到1204年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当时发生的宣告13世纪到来的其他事件——欧洲经历的所有变化，正像我们谈论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但是，除关于这一时期的通史外，要想说明任何问题，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太宽泛太模糊了。把范围缩小到这一时代的文化史对我们更为有益，即，罗马式艺术的充分发展和哥特式艺术的兴起，抒情的和叙事的方言诗歌的繁荣，拉丁文的新学术和新文学。这一世纪开始于主教座堂学校的兴旺时期，结束于第一批大学在萨莱诺（Salerno）、博洛尼亚（Bologna）、巴黎、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牛津的落地生根。它开始的时候仅有自由七艺的基本轮廓，而在结束的时候已拥有了罗马法和教会法、新亚里士多德、新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希腊和阿拉伯医生，因此使新哲学和新科学成为可能。它目睹了拉丁古典著作、拉丁散文、伊尔德贝（Hildebert）古代风格的和歌利亚德（the Goliardi）新韵律的拉丁韵文的复兴，礼拜仪式戏剧的形成。历史创作的重新活跃，包括传记、自传、宫廷纪事录、方言历史和城市编年史，反映了一个更富裕的时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广阔。一个1100年左右的图书馆大概只有以下书籍：《圣经》和拉丁教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加洛林注释者的著作、教堂祈祷书和圣徒们的各种传记、波爱修斯（Boethius）和其他人的教科书、少量地方史，或许还有一些时常蒙满灰尘的拉丁古典著作，其他书籍寥寥无几。大约1200年或稍后几年，我们就有希望找到这些古旧书籍更多更好的抄本，而且还有《民法大全》（ Corpus Juris Civilis ）和部分地从被人遗忘的角落回收来的古典著作；格拉提安（Gratian）和近来教皇们的圣令集；安瑟伦（Anselm）、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和其他早期经院哲学家的神学作品；圣伯尔纳和其他修道院领袖的著作［217卷的拉丁文《教父著作集》（ Patrologia ）足有1/4属于这一时期］；大量新史书、诗集和通信集；中世纪早期传统所不知而在12世纪的岁月中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那里找到的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我们将拥有杰出的法国封建叙事诗和最优美的普罗旺斯抒情诗，以及中古高地德语的最早著作。罗马式艺术达到并经历了其最高峰，新的哥特式风格在巴黎、沙特尔（Chartres）和法兰西岛的一些较小的中心站稳了脚跟。
全面概观12世纪的西方文化将使我们离题太远，而且在许多方面尚缺乏起码的研究。由于本书篇幅和作者知识的局限，我们不得不放弃这时期的方言文学、建筑和雕刻，把精力集中在这一时期的拉丁著作及其反映的该时期的生活和思想上。艺术和文学的界限从来没有完全理清过，拉丁文和方言自然也不能截然区分开，因为它们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平行、交叉或会合，而且我们还知道，那种曾经认为是区别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作品的无懈可击的办法是非常行不通的。必须牢记拉丁和方言文学经常互相渗透。虽然如此，这两种文学还是可以分开讨论的，并且，由于人们已对方言文学投入了太多的精力，研究更具特色的拉丁文艺复兴就不难找到正当的理由了。
年代断限并不容易划定。“世纪”最多只是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一种随心所欲的划分法，不允许因此妨碍或曲解我们的历史思维：哪怕历史被裁剪成几百年的一段段，历史也不成其为历史了。我们最多只能说，11世纪后期显现出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新生活的许多迹象，而对于这些，像罗马法的复兴和对古典著作的新兴趣，几乎找不到特定的产生时间；并且，如果我们为了方便，选择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作为转折点，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特别事件本身在知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重要性，真正的变化50年前就开始了。这一时期的下限更不能截然划定。一旦恢复生气，知识生活不会懈怠或陡然改变其性质。正像13世纪从12世纪产生，14世纪也从13世纪中产生，因此，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与15世纪文艺复兴之间没有真正的中断。一个学者曾经宣称，但丁“一只脚站在中世纪，迈出另一只脚迎接文艺复兴之星的冉冉升起”！如果13世纪的印记容易在1250年左右的文学、艺术和思想中见到，与此前变化中的形成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把两者分开，我们只能说，大约在世纪转换的时候，希腊帝国的崩溃、新亚里士多德派的接纳、逻辑之于文学的胜利、拉丁和法语诗歌的创造性时代的衰落，标志着不容我们忽视的一种转折，而两代人之后，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已使得新科学和哲学恢复了秩序。到1200年，中世纪文艺复兴已有很大进展，到1250年，它的工作已大量完成。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术语中，“世纪”一词必须使用得非常宽松，以便不仅正好覆盖12世纪，而且覆盖前后紧密相连的年份，但对核心的时期仍给以足够的强调以表明其文明的突出特色。如果把这次大变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必须向前追溯50年或者更多，向后也几乎同样。
不仅如此，这一大变动的各个方面并不是恰好同时发生的，正像后来的文艺复兴中在古典学术复兴、意大利艺术的勃兴、哥伦布和哥白尼的发现之间没有完全的一致性一样。无可怀疑，即使不把拉丁古典著作的复兴视为加洛林时代以来的持续推进，它早在11世纪也已经开始了，新人文主义的力量在12世纪结束前已经消耗殆尽了。相反，新科学在1125年之前还没有开始，而一旦开始它就不间断地进入13世纪，至少持续到吸收希腊和阿拉伯学术的结束。开始于12世纪的哲学复兴在13世纪才达到顶峰。像在所有的历史进程中一样，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日期在历史发展的各个侧面具有同等重要性。
与加洛林文艺复兴不同，12世纪的复兴不是一个宫廷或一个王朝的成果；也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它的开始并不归功于单独一个国家。如果说意大利在其中起了作用，比如在罗马法和教会法以及希腊文的翻译方面，但除了在法学领域，并没有决定性作用。法国的修士和哲学家、最终凝聚成新的巴黎大学的主教座堂学校、歌利亚德和方言诗人、在新哥特式艺术中的核心地位，使法国的作用总的来说更重要一些。英国和德国值得一提，虽然它们只是传播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不是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实际上，在靠近13世纪的时候，德国在某些方面进入衰落期，而英国凭借与法国的最紧密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在拉丁和方言文化方面都如此。西班牙的作用是充当与伊斯兰世界的学问之间的首要纽带；在那里工作的那些翻译家的名字就足以说明对知识的这种新追求的欧洲特征：塞维利亚的约翰（John of Seville），桑塔耶的乌托（Hugh of Santalla），蒂沃利的普拉托（Plato of Tivoli），克雷莫纳的杰勒德（Gerard of Cremona），卡林西亚的赫尔曼（Hermann of Carinthia），布鲁日的鲁道夫（Rudolf of Bruges），切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Chester），等等。基督教的西班牙仅仅是向北方的文化传送者。
这些名字——其中的许多人我们只知道名字——表明12世纪缺少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富有的那种鲜明个性人物，也缺乏那种多样性。它没有如此众多的回忆录和通信，它的杰出人物相当罕见。它也不能宣称对肖像画有艺术兴趣。它的雕刻和建筑艺术丰富而特色鲜明，但那是类型艺术，而非个体艺术。它没有留给我们学者或文人的肖像画，甚至统治者或高级教士的也非常少见。它甚至没有留给我们那个时代的马的画像，就像装饰在曼图亚（Mantua）的贡扎加（Gonzaga）公爵宫殿的那样。
关于这次知识复兴的前提条件，要说得很明确并不容易。11世纪在许多方面是模糊不清的，而10世纪就更模糊了，因而知识运动的起源并不能在最为便利的条件下去追溯。11世纪后期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是贸易和商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意大利，以及由此带来的该地区城市生活的活跃。人们倾向于把这一事实与近来一些作者用以解释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济和城市的先行发展进行类比；但是12世纪文艺复兴并不是特指意大利人的，事实上，一些突出的成就产生在阿尔卑斯山以外，而那里的经济复苏几乎还没开始，因此，不能如此爱不释手地仅仅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来解释这次大变动。还应当看到政治上的某些进步，这可以通过诺曼人在英格兰和西西里的土地、加泰罗尼亚（Catalonia）见到，也可以在法国封建制度的巩固中见到，这种进步促进了某种程度的和平以及在和平的社会才能最好地进行的旅行和交流。在地中海地区、在该地区与北方的交流中，所有这些影响都值得考虑，而更为富庶的封建王室——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述——是佑护拉丁和方言文学的中心。自然而然地，教会也从日益增长的繁荣中受益，修道院内外的神职人员有更多的钱财用于旅行、购买和复制手抄本，因此有更多的学习和研究的物质机会。教皇权力的提高吸引着不断增多的教士和俗人行走在通往罗马的道路上；像其他著名的朝圣道路一样，成群的宗教旅行者也经常光顾该道路，许多法国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s）就是为他们创作的。不仅如此，教会体制的较为准确的定义反映在授职权之争的小册子文学中，也反映在随后的宗教法规学者的作品中，总的来说反映在卷帙浩繁、编排合理的各种类型的文字档案中。
虽然精神上的整体复苏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这一时期积极的生活而来，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与这次知识大变动更直接的联系。有例为证。公元1100年前发生在意大利的罗马法的复兴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变紧密相连，因为这种优良的法律体系是适合这种环境的。朝圣传奇故事是随着那些选择了去罗马和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的朝圣者人数的增多而形成的。阿拉伯文的科学和哲学著作的翻译有赖于基督徒对西班牙北部的收复——1085年收复托莱多（Toledo）、1118年收复萨拉戈萨（Saragossa）。收复失地运动把萨拉森人（the Saracens）的学问展现在来自北方的基督徒学者面前，他们如逢甘霖，目光集中在了伊比利亚半岛。希腊文著作的翻译得益于诺曼人对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征服、意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国与君士坦丁堡商业和外交关系的维持。萨莱诺的地理位置无疑有助于它的兴起并执中世纪医学之牛耳。随着人类活动多样性的增加和重要性的增强，史学著作的数量和类型也增多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首先需要十字军，然后才是记载十字军的历史学家！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十字军东征本身可以充分地说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原因，正像说明12、13世纪的其他变动一样。难道“这些代价昂贵充满冒险的远征”没有增强（或者削弱！）王权、抬高教皇、瓦解封建制度、创建城市、解放人的精神，并且总的说来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吗？举例来说，难道吉本没有断言过吗，参加东征的男爵们的贫困“迫使他们屈尊发布了一些自由特许状，解除了奴隶的枷锁，使农民获得土地、工匠获得商铺，并渐渐地为社会中人数最多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储备了物质和精神力量”？遗憾的是，虽然存在所有这些想当然的猜测和信口开河的言语，历史学家们现在把十字军东征和十字军东征时代区别开来，指出东征只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方面。东征把东方和西方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促进了贸易、运输和货币的使用，有助于促进业已存在的许多趋势；但是它们在知识领域的具体作用就没那么确切，也没那么重要了。吉本在这一点上正确地认为，“好学、好奇的热情在欧洲是由多种因素激发起的”，如果不完全是由“最近的事件”的话；近来一位作者指出，“一个人可能旅行很多但所见很少”，因此“儒安维尔（Joinville）向我们展示的圣路易或者说儒安维尔本人，并没有因参加东征而变得知识丰富”。 [1] 无论如何，我们不认为十字军东征是拉丁文艺复兴的起因，因为在第一次东征前复兴已经开始，这两个运动几乎没有碰撞。
我们已经详细评述了这些好的坏的解释方法，还有最后一种解释，它并没有追随这些探讨直接原因的方法。安瑟伦、阿贝拉尔、伊尔内留斯（Irnerius）、杜洛尔（Turold）（或任何一个是《罗兰之歌》作者的人）和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在这一世纪的一端，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和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们在另一端，对于他们并不能通过推算时间和背景来作出解释，更不能通过我们已无法追溯的继承关系（也许腓特烈二世除外）来解释。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解释，其一是杰出人物展现出了其聪明才智，其二是人类生活如此活跃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可能也活跃这样一个笼统的概括。因此，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以超出这两种解释。这种研究尤其需要追溯到11世纪，这一模糊不清的时代隐含着这一新的大变动起源的秘密，它远早于东征和征服这些事件，后者不能作为论据，主要由于它们发生的时间太晚了。同时，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问题简化一些，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知识生活的加强而不是新的创造，9世纪与12世纪的联系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一般说来这是真实的，“在中世纪，后一个世纪除了继承在紧挨它的前一个时代已经知道的东西外，还尽量回溯到遥远的过去以寻求更多的财富” [2] ，但相比来说，12世纪向前回溯的更多、重获的也更多。
9世纪的学术和文学复苏通常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其源泉和活动中心在查理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的宫廷中。这一运动最初局限在对法兰克神职人员进行高水平的教育，但后来产生了对学术本身的兴趣，把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学者聘请到高卢，对即将开展其事业的年轻一代进行培训。它是一种复兴而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即，在刚刚过去的“黑暗时代”饱受摧残的拉丁教父的作品、拉丁经典著作和拉丁语的复兴。它的神学论文源于教父们的资料汇编；它的拉丁散文和韵文主要是旧素材，虽然它们为随后的时代确立了作品的新标准。这一运动主要是保存而不是创造；但是它改革了欧洲书法，创造了加洛林小书写体，直到今天仍作为我们的字母表使用，它的抄写员为现代世界保存了拉丁古典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加洛林文本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地流传给我们。图书馆有了藏书；像费里耶尔的吕皮（Lupus of Ferrières）和苏格兰人约翰（John the Scot）那样的人文主义者产生了。拉丁语再没有堕入墨洛温时代那样的深谷，欧洲的智慧再没有失去9世纪的丰厚馈赠。
鉴于加洛林文艺复兴以宫廷和邸宅学校为中心，它也随着法兰克帝国在9世纪后期的解体而告终，在随后的小王国中没有留下直接继承人。官方年代记在公元882年结束了；“法典和法令汇编的源流中断了”；帝国官员不再在他们的警戒区域巡视。但是，幸运的是，查理曼执意在每一个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建立学校，正是在这些地方性中心，知识运动首先兴盛起来。它们包括像图尔（Tours）、富尔达（Fulda）、赖谢瑙（Reichenau）、圣高尔（St．Gall）、洛尔施（Lorsch）、弗勒里（Fleury）、圣里基耶（Saint-Riquier）和科尔比（Corbie）那样的著名修道组织；梅斯（Metz）、康布雷（Cambrai）、兰斯（Rheims）、欧塞尔（Auxerre）和沙特尔那样的主教中心。这些机构由于加洛林王朝的保护而获取了财富和免税权，因此，不论加洛林王朝的命运如何，那里并不缺乏教学和著述继续发展的内因；但是它们的起源应归功于查理曼所实现的和平以及良好的秩序，当这些被破坏的时候，它们也许很容易退出历史舞台。10世纪，那样一个“铁的世纪”，就提供了一种酸楚的考验。这是一个混乱和“拳头法”的时代，“没有人考虑共同的防御或建立管辖范围广的组织，强权者建立起城堡，贫弱者变成他们的农奴，或者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统治者——伯爵、主教或男修道院院长——加紧控制，变委派身份为独霸一方，把个人权力变成地方权力，不承认远方虚弱的宗主”。 [3] 不论国王或地方贵族在理论上给修道院留下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上都可以以世俗修道院院长的身份接管。如果这些至少名义上信基督教的地方诸侯对教会仍怀有一定程度的敬意，那些非基督教的入侵者——萨拉森人、匈牙利人和诺曼人——就无法指望了，他们现在涌入法兰克帝国，大肆抢劫和破坏修道院和教堂的丰富物品。每年，“异教徒的刀剑在闪亮”。萨拉森人于公元846年在罗马劫掠圣彼得教堂；诺曼人843年在高高的祭台前杀死南特主教，854年在图尔烧毁圣马丁教堂，886年巴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收买。成片的地区被蹂躏，比如，弗兰德尔、墨兹河、塞纳河和卢瓦尔河流域，以及后来变成诺曼底的地区。巴伐利亚的隐修地被匈牙利人攻陷，中部意大利的隐修地被萨拉森人攻陷。许多大修道院被完全摧毁，逃命中的修士几乎没有携带书籍，更少带上学生。甚至围以高墙的主教座堂城市也没完全幸免。
在整个10世纪，正是德国最好地保存着加洛林传统，因此，德国历史学家喜欢称萨克森王朝的奥托诸帝时期为“奥托文艺复兴”。虽然入侵和地方主义在法国和意大利导致衰落，但是，萨克森地区却显示了被查理曼征服和基督教化以及新信仰的修道院和主教管区建立所带来的成果。奥托大帝不仅追随查理曼复兴帝国，而且招徕意大利语法学者和神学家，以加强他和他兄弟科隆大主教布鲁诺（Bruno）大力支持的知识复兴运动。这一举措的结果可以从下列名字中反映出来：语法学者帕维亚的斯蒂芬（Stephen of Pavia），列日和维罗纳主教、神学家拉瑟勒斯（Ratherius），诗人韦尔切利的利奥（Leo of Vercelli），以及著名人物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奥托曾委任他为出使君士坦丁堡的特使。
进入11世纪，德国文化并没有显现出内在的生命力。这是真实的，有些皇帝，比如亨利二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受到相当好的教育并对知识感兴趣，11世纪早期的拉丁文学也可以以下列成就夸口：沃姆斯的伯查德（Burchard of Worms，1025年逝世）的教会法规著作、雷根斯堡的奥特洛（Otloh of Regensburg）修士的洞察力和诱惑力、列日的诺特克（Notker of Liege，1008年逝世）的学校、圣高尔的诺特克（Notker of St．Gall，1022年逝世）的翻译，以及相当数量的年代记和传记。然而，并没有真正的宫廷学术中心，从前的修道中心也在衰落。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知识进步的动力与其说来自内部还不如说是通过与意大利和法国的接触。在奥托大帝复兴帝国之后，由于对帝位的贪图而远征罗马，也由于随着皇帝的军队到达北方的学者和书籍——以献给亨利二世的保存在班贝格（Bamberg）大教堂的手稿为证，德国与意大利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敞开着。不论神圣罗马帝国给德国土地带来多么不幸的政治后果，与意大利的这种联系对于德国文化具有头等重要性。与法国的关系就相当不同了。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通过德国教士在法国北部的学校的学习，后来则是通过克吕尼（Cluni）和西妥（Citeaux）为了改革和扩大德国的修道生活而进行的殖民活动。这种关系在12世纪家喻户晓，而且我们也读到这样的文字，更早的时候，艾西施泰德的黑里贝特（Heribert of Eichstadt）主教（1021—1042）就蔑视“在家乡而不是在莱茵河流域和高卢接受教育的人”。然而，我们必须谨防强调政治疆界，因为在这一时代这种疆界并不意味着什么。科隆、列日与兰斯、沙特尔和弗勒里的关系远比与德意志王国的北部和东部的关系密切。
在意大利，文化的复兴在南部首先显现出来。那里与希腊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是直接的。直到11世纪，南部意大利还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诺曼征服后，它还保留着它的希腊修道院和相当数量说希腊语的人口，特别是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西西里从902到1091年被阿拉伯人占领，这里的希腊和阿拉伯因素同样在诺曼统治者时期保存下来。这两个地区都与北非和东方保持贸易联系，这正像我们在阿马尔菲（Amalfi）这一城市的商业中见到的，该城市与叙利亚进行贸易并在君士坦丁堡有自己的街区。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二百年后腓特烈二世的宫廷得以显赫的背景。设想希腊和阿拉伯文明在拉丁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自然的，然而，这种影响追溯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在这样的早期。最清楚的例子是大约生活在1015至1087年的非洲人康斯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他对于重要的医学书籍进行了翻译和改编；但是康斯坦丁本人就是一个模糊的人物，学者们一般认为，萨莱诺医学研究的发展早于他的翻译，更多地与古老的当地传统相联系。可以肯定的是，出自贝内文托派（the Beneventan）之手的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和希腊医学家著作的手抄本在9至11世纪就问世了，因此关于这些作家的一些知识在康斯坦丁之前就具备了。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重要的事实是，到11世纪，萨莱诺已经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萨莱诺作为一所学校虽然其名声完全在医学领域，但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早期活动的例证。大主教阿尔法诺（Alfano，1058—1085）的拉丁韵文取材广泛，有宗教的，也有应景的，显示出他对罗马诗人惊人的熟悉程度，其格律超乎常人，而他的名字是与译自希腊文的尼米修斯的《论人的本性》（ De natura hominis ）译本联系在一起的。在蒙特卡斯诺（Monte Cassino），我们读到了历史学家阿马图斯（Amatus）和计算学家卡普亚的潘道夫（Pandulf of Capua）的作品，而非洲人康斯坦丁在这里结束了余生，修士阿尔伯里克（Alberic）写了关于书信体写作（dictamen）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第一本手册。我们后面将有机会更全面地谈及作为知识中心的蒙特卡斯诺；这里只需要强调它与11世纪知识复兴的关系。
在北部意大利，从以《民法大全》（ Corpus Juris ）文本为基础的全方位研究这一意义上说，这是罗马法重新出现的时代。不论伦巴德法学家的早期影响如何，也不论最早的罗马学校的情况如何，直到近五个世纪后的1076年我们才发现对《学说汇纂》（ Digest ）的第一次引用，找到了第一个杰出的博洛尼亚大师佩波（Pepo），他是“博洛尼亚闪亮的光芒”。到该世纪末，博洛尼亚已居公认的领先地位，伊尔内留斯是公认的大师。在另外两个领域，这一时期意大利因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新著作而引人注目，它们是，伦巴德词典编纂家帕皮阿斯（Papias）的《难字汇编》（ Glossary ）（1050年左右），阿雷佐的圭多（Guido of Arezzo）的音乐著作。即使现代乐谱的引入使得该作者不再有名气了，这些音乐著作仍有影响。总之，远在十字军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前，意大利就有了精彩的表演！
关于11世纪的意大利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俗人教育的保存。我们不必完全拘泥于德国历史学家维波（Wipo）的观点，他认为，所有意大利青年在学校里像牛马一样劳动。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世俗文化这一古老传统在阿尔卑斯山之外消失后很久仍在这里持续存在。瓦滕巴赫（Wattenbach）说，意大利俗人“虽然没有写书，但他们阅读维吉尔和贺拉斯”。如果说这一阶层没有用文学来表达自己，至少为法律和医学这种世俗职业——在意大利社会很早就取得显赫地位——提供了土壤；该阶层还组成公证文书这一特殊集团，他们通过父传子的方式经营办事处，在黑暗时代里保存下了罗马公证文书誊写人（tabelliones）制度。公证文书在意大利城市中成为一支相当重要的团体，在那里他们以地方史学家而闻名，而公证术也随着罗马法的传播流传到其他国家。
如果说意大利是法律和医学的摇篮，这一时期的法国则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并在哲学、神学、拉丁诗歌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更不用说方言韵文了。在学术方面像在建筑和雕刻方面一样，这时的法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意大利影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当然，热尔贝（Gerbert）访问过意大利，帕维亚的朗弗朗（Lanfranc of Pavia）把学术之光带到在贝克（Bec）的诺曼学校，并由另一个意大利人奥斯塔的安瑟伦继承下来；但是我们在用这些事实论证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时应当谨慎。热尔贝在去意大利之前生活在西班牙，认为他的数学才能来源于高卢疆界之外也没有根据；朗弗朗性情上更像一个律师而不是神学家；安瑟伦是一个真正的神学家，但找不到师从意大利大师的证据。在所有重要方面，11世纪法国学术直接根植于加洛林传统这片土壤。
这种连续性也许在兰斯最为明显。在那里，弗洛多阿尔（Flodoard）把他那极有价值的年代记写到公元966年，而热尔贝980年之前就开始在主教座堂学校教书。热尔贝的教学覆盖所有的自由七艺，逻辑和修辞（有丰富的经典插图）并不少于数学和天文，但是，他让当时人赞叹不已的是他的数学和几何专著，还有他对于天文仪器的使用。仪器虽然简单，但在他们看来“近乎神圣”。他还如饥似渴地收集手抄本。泰勒说 [4] ，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导师，最如饥似渴的学习者，最广博的学者”。他的学生阿博（Abbo）988年成为卢瓦尔河畔的弗勒里（Fleury-sur-Loire）的修道院长。在这个加洛林文化的古老中心，阿博在逻辑学和天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奥尔良（Orleans）据此来追溯自己的文化传统。另外一个学生也许是菲尔贝（Fullbert），他是负责主教管区秘书室的教士，从1007年到1029年担任沙特尔主教，而沙特尔从这时开始成为一流的主教座堂学校。实际上，早在991年，修士兰斯的里歇尔（Richer of Rheims）就给我们留下为了学习希波克拉底而前往沙特尔的旅程的奇特描述。菲尔贝所受的多方面教育尤其表现在他的诗歌的古典格律和晚近韵律，以及他的大量的通信上，这些信件风格优美，论及医学、教会法和当前政治的各种问题。在这些学校中，菲尔贝被称为“苏格拉底”，其影响反映在他的其中一个学生——列日的阿德尔曼（Adelman of Liege）所写的一首诗歌中。这是一首加洛林风格的按字母顺序的《恸悼诗》（ planctus ），用以哀悼他从前在沙特尔的同学的逝世。这些人包括：沙特尔的负责主教管区秘书室的教士（chancellor）伊尔德热（Hideger）、大师拉尔夫（Ralph）和西戈（Sigo）；修辞学家巴黎的朗贝尔（Lambert）和奥尔良的昂热尔贝（Engelbert）；图尔的语法教师雷吉巴尔（Reginbald）；去圣冢（Holy Sepulchre）的朝圣者凡尔登的热拉尔（Gerard of Verdun）、勃艮第的瓦尔特（Walter of Burgundy）、数学家科隆的雷吉巴尔（Reginbald of Cologne），还有列日学校的另外三个人。这份名单远不能包括菲尔贝的所有取得突出成就的学生，但它可以使我们瞥见11世纪上半叶存在着的在自由七艺领域由教师和著作者组成的这样一个庞大而活跃的团体，特别是热尔贝留给洛林学校和沙特尔学校的特色鲜明的数学传统，这一传统反映在科隆的雷吉巴尔与列日的拉尔夫在1025年左右的一封奇妙的信件中。有了这样的基础，到该世纪中期，列日的弗朗哥（Franco of Liege）已在攻克求圆的面积这一难题，而赖谢瑙的跛足修士赫尔曼（Hermann）已经从来自阿拉伯人的一些资料中得知了星盘。一代人以后，洛萨林根的算盘能手（Lotharingian abacists）已到达英国，可能把算盘带到了那里并用于财务署的计算。
自由七艺的另外一科逻辑论证在这时蓬勃兴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预示着它后来的优势地位和经院哲学的论争。菲尔贝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ar of Tours）从1049年到1088年逝世与别人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论战，对方是贝克的朗弗朗和保守神学家组成的整个学派。争论的问题是反复被提及的圣餐（Lord's Supper）中的基本要素的真实存在问题；贝伦加尔的方法是从权威转向理性，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逻辑论证：“在所有问题上求助于逻辑论证是勇气的一种表现，因为求助于逻辑论证就是求助于理性，而不利用理性的人就等于放弃了他的首要荣誉，因为人是上帝凭借理性的力量，按上帝的模样造出的。”稍后，贡比涅的罗塞林（Roscellinus of Compiègne）提出后来成为经院哲学论争的核心的共相问题，他的唯名论观点在1092年的苏瓦松会议上遭到谴责，理由是它把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变成了三个上帝。
在拉丁诗歌方面，11世纪以沙特尔的菲尔贝开始，以勒芒的伊尔德贝（Hildebert of Le Mans）结束，某些现代编辑把后者的著作与古代的经典著作混淆了。这里，加洛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新韵文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因此它也许成为对这一时代最具特色的表达。这些诗篇中有许多至今没有发表。其主题无所不包：神学、圣徒生平、植物和宝石的功效、僧侣传、像1060年圣阿芒火灾这样的事件、讽刺同时代人的作品、给朋友或主人写的墓志铭（tituli）。卢瓦尔河流域是最重要的中心，但这一运动扩展到整个法国北部和毗邻的洛林地区。在该世纪结束之前，这种类型的诗人也在英国出现了，代表人物是坎特伯雷的雷金纳德和温彻斯特的杰弗里。
最后，除了这些新著作反映的人类活动外，图书馆和古代作家书籍的收集也得到发展。在这方面，10世纪比我们可能料想的要活跃得多，表现在分散在各处的手稿目录册，特别是主要拉丁古典著作的重要手抄本。11世纪继续这一工作并有所扩展。大约1000年奥托三世已经在意大利搞到了奥罗修斯（Orosius）、佩尔西乌斯（Persius）、李维、菲尔让修斯（Fulgentius）、伊西多尔（Isidore）和波爱修斯的著作抄本。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把许多其他手抄本向北带到班贝格大教堂。伯恩瓦德（Bernward）主教（993—1022）和戈德哈德（Godehard）主教（1022—1038）为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收集古典著作，正像修道院长弗罗蒙德（Fromund）为泰根塞（Tegernsee）收集一样。那时在蒙特卡斯诺抄写的抄本的长长清单，今天仍可以看到。大规模的弗勒里图书馆于11世纪竣工。这些抄本的日期的确定最多只能是大约，因为10世纪的书写风格与11世纪的风格之间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11世纪与12世纪之间也一样。在古文书学方面像在学术方面一样，一个时代是从另一个时代产生的。
起源阶段的情况就写到这里。像所有这样的阶段一样，虽然它模糊、昏暗、可望不可即，但它至少清楚地告诉我们，新的运动并非突然降临或天翻地覆的事件，而是可以远远地回溯到11世纪甚至更早。另外一个事实同样清楚，即，迄今为止，我们所面对的是罗马文艺复兴，因为它早于十字军东征、西班牙新学术和西西里的希腊翻译家。除了吸收非洲人康斯坦丁的医学和星盘的某些传统技艺，它与阿拉伯科学没有接触；除了几篇圣徒传记和唯一一部尼米修斯的论著外，它到目前为止没有直接地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什么。所有这些接触都将在12世纪的适当时候到来。在这之前，文艺复兴是一个拉丁运动，即罗马法、拉丁古典著作、拉丁诗歌、根植于波爱修斯和拉丁教父的哲学和神学的复兴。这些论题在12世纪的情况我们将逐一考察。但同时，我们需要了解这样一些情况：主要的知识中心及其相互交往，保存这一时期的学术和文献的图书馆和手抄本。
没有一本全面阐述12世纪知识生活的著作。L．J．Paetow在 Guide to the Study of Medieval History （Berkeley，1917）一书的第384—385页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该时期的各种特点。这本书对于学习中世纪史的所有学生都非常有价值，其中关于12、13世纪的知识环境尤为详尽。H．O．Taylor的 The Midiaeval Mind （fourth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1925）是一本有价值的总体性介绍著作，全面勾勒了11世纪的轮廓，但并没有照此来论述12世纪。R．L．Poole的 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Thought and Learning （second edition，London，1920）有些章节精彩地论述了该时期；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1926）第5卷列举了丰富的参考书目，如果想一般性地查阅，这本书值得推荐。一般说来，关于知识问题，通史不会有什么帮助；教会史、百科全书和人名词典更为实用。
关于我们论题的很多资料包含在拉丁文学史中。其中最好的一种是M．Manitius的 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Munich，1911—1923），其中列举了丰富的参考书目，遗憾的是，它虽然对于本章涉及的领域很实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到大约1050年以后；晚近学者F．Novati的 Le origini （Milan，n.d.），及 Storia letteraria d’Italia 同样把我们抛弃在11世纪。还可以参考Novati的 L’influsso del pensiero latino sopra la civilta italiana del medio evo （Milan，1897）；还有他的关于11世纪法国意大利知识关系的论文（见1910年的 Comptes-rendu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第169—184页）。G．Grober的概要“Uebersicht uber die lateinische Litteratur von der Mitte des 6．Jahrhunderts bis 1350”［见他的 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ilogie ，ii，I（Strasbourg，1902）］覆盖了整个时期和所有国家。 The Historie litteraire de la France 关于拉丁作家非常详尽，但是大多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现在看来太陈旧了。Ch．V．Langlois的令人称道的多卷本的 La vie en France au moyen age （new edition，Paris，1924— ）不仅论述社会史，而且论述知识史，但是涉及的主要是方言文学。关于中世纪与以后历史时代的关系，C．G．Crump和E．F．Jacob主编的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 （Oxford，1926）值得一读。
绝对不能忘记，虽然历史、文学和神学主题的众多出版物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12世纪作者们的成就，但是，他们的大多数著作至今没有出版，而且还有一大堆的问题等待着更为仔细的研究和专题性的考察。对于这些发表中的新资料，连一本指南也没有，也许最有价值的是现在流行的一本文献目录：在鲁汶（Louvain）出版的 Revue d’histoire ecclesiastique 。
[1] E．J．Passant，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331.
[2] H．O．Taylor， 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i，p．viii.
[3] James Bry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edition of 1909，p.80.
[4] The Medieval Mind （1925），i.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