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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只威震四方的凤凰，向着朝阳敛翅而息，每当晨光初现，它便在紫雾中飞翔，等到夕阳西下，它就饮玄霜止渴。因为风霜高洁，遗世独立，富有才华，不可避免地遭到小人的妒忌，更悲剧的是，这个小人还是自己的亲人。“同林之侣俱嫉，共干之俦并忤。无恒山之义情，有炎州之凶度。”因为饱受陷害，形势万分危急，生命岌岌可危，凤凰骑虎难下，心灰意懒，“期毕命于一死，本无情于再飞”。关键时刻，“幸赖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风云，濯斯尘滓”。幸好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大家相互扶持，尽心竭力，风雨同舟，总算渡过难关。怀着感恩之心，凤凰决定和他们善始善终，携手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
这就是初唐作品《威凤赋》的大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作者是谁呢？这样吧，不要急着去看下面的答案，发挥你的聪明才智，猜一猜，看看你能不能猜中……能猜中，绝对是学霸中的学霸，我等学渣只能默默仰望。
答案一：有人会说苏轼、王安石、欧阳修等。可是他们不是唐朝人……
答案二：肯定有人会猜杜甫、白居易什么的，然而他们并不活跃在初唐……
答案三：还有人会猜王勃、骆宾王、卢照邻等，说王勃的话有点道理，他怀才不遇、人生坎坷，读他的《滕王阁序》，便可略知一二：“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可惜王勃英年早逝，葬身波涛，并没有遇到生命中的贵人，引领他扶摇直上……
思来想去，你或许以为是哪个怀才不遇的文人，然而真相：他是个九五之尊的皇帝。《威凤赋》的作者，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赋中，高冷的凤凰当然就是李世民的自喻了，顺理成章的，嫉贤妒能的“同林之侣”、不怀好意的恶鸟鸱鸮，必然指的是李建成、李元吉。在双方摊牌的最后时刻，李世民依赖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君子”鼎力相助，得以涉险过关，赢得最后的胜利。作为回报，李世民决定善待他们，日后君臣互不伤害地相处下去，名垂青史。
据文献记载，李世民写这篇赋是用来送人的，根据内容看，送的肯定是位功臣。那么具体是送给哪位呢？史书上存在争议，唇枪舌剑开始了，有一种说法是唐太宗赐给了长孙无忌，结果许敬宗在编史书时做了手脚，硬生生地改成赐给尉迟敬德，因为他的儿子娶了尉迟家的女儿，想给亲家长长脸。咸亨四年，唐高宗李治翻阅国史，看出了许敬宗的错误，他说：“至如先圣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
如果光从赋的内容来看，还真不好说是给长孙无忌还是尉迟敬德，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都立有功劳。贞观元年，长孙无忌“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实封千三百户”。尉迟敬德则救过李世民一命，亲手射杀李元吉。并“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逼迫李渊就范。但李治都说是长孙无忌，那就很重要了，因为李治是李世民从小带大的，一直跟在父皇身边，唐太宗对他十分偏爱，并将大唐的江山社稷托付给他，对于这个问题，李治的表述真实性很高。
在初唐时期，长孙无忌可不是一般人呀，他是唐太宗的发小，长孙皇后的哥哥，李治的舅舅，曾经担任过宰相，一位炙手可热的外戚。许敬宗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敢篡改他的历史？简直是要逆天！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说了，编纂国史事关重大，不是许敬宗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除非他权倾朝野，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但实际上，他远远达不到，许敬宗是依靠皇帝的支持，整长孙无忌上位的。现在连长孙无忌这样的外戚、宰相、三朝元老都可以拿下，还有谁李治动不了？更何况是个不如国舅的许敬宗？所以许敬宗篡改历史，并不只是个人需要，更主要还是李治的授意。
站在时间的角度，许敬宗改编这件事，肯定是发生在显庆以后，因为在贞观年间和永徽年间，许敬宗混得还没国舅好呢，人家长孙无忌与皇家的关系特殊，贞观后期又再度被委以重任，深受太宗信任，借许敬宗一个脑袋，他都不敢篡改有关国舅的史实。但是在显庆元年以后，李治对长孙无忌一伙举起了屠刀，到显庆四年，国舅在黔州被袁公瑜逼死，罪名是谋反。谋反不管在哪朝都是大罪重罪，要昭告天下的，长孙无忌成为一个官方否定的人物，十恶不赦，全国人民都要以其为戒，避免走上同样的覆辙。这么一来，如何在史书中记载国舅成为一个相当头疼的问题。
想到贞观年间，长孙无忌和唐太宗的关系相当之好，“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犹重，常令出入卧内”。好到经常可以进出皇帝卧室，有人看不下去了，秘密上表，说长孙无忌“权宠过盛”。李世民为此解释道：“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疏间亲，新间旧，谓之不顺，朕所不取也。”都把长孙无忌看作自己儿子了。到显庆四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先与先皇亲密无间的人竟然是个想谋反的人，你要是写到史书上，后人该怎么看待李世民？肯定得说他得了白内障，识人不明，混入了大叛徒，你李世民都看不出来。更糟糕的是，还把他任命为首席辅政大臣，继续辅助太子。如此一来，对先皇的名誉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李治的孝顺可是出了名的，他刚刚即位时，不忍心看《秦王破阵乐》，怕睹物思人，想念皇考。几十年后，太常少卿韦万石上奏：“久寝不作，惧成废缺。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李治方才同意。一件事情，如果对先皇不利，他八成是不会做的。比如，褚遂良下台后，刘洎的儿子为父亲鸣冤，说当年刘洎被褚遂良陷害而死，如今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请求皇上给家父平反。如果李治采纳，明显是有利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这样等于给褚遂良增加了一个罪名，当老百姓看到褚遂良谋害忠臣，必然会拥护朝廷的决定，认为李治贬谪他是明智之举。但事情最后还是夭折了，因为涉及先皇。
当年是李世民亲自下令杀刘洎，之所以杀，主要还是因为他是魏王党，褚遂良那几句谗言只不过是借口罢了。尽管如此，可老百姓不知道内情呀。现在为刘洎平反，人们就会说了，原来先皇并不如宣传中的那么英明，他还有听信谗言，妄杀大臣的“优秀事迹”。想到此，李治就此打住，绝口不提平反之事。
刘洎案的处理方法是不作为，那么关于长孙无忌的问题，就得作为了，具体的方法是改编历史，尽量消除他的正面影响。史书中，李世民优待国舅的事例，要不干脆不提，要不移花接木，改成对其他人好。比如，把原本赐给他的《威凤赋》改成送给尉迟敬德，这样后人就会觉得李世民更信任尉迟将军，而不会想到长孙无忌了。
既然是按照李治的授意改写的，怎么到咸亨四年，李治又反咬一口，说许敬宗篡改历史，让他不满意呢？这件事情，其实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变化有关。到咸亨年间，长孙无忌已经死了十几年，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当初的怨恨被时间一点点冲淡，当初的不满一点点冰释雪融。李治已经人到中年，饱受病痛折磨，这时他又想起了舅舅的好，就在指出许敬宗的问题，让刘仁轨修改历史不久，上元元年，“有诏追复无忌官职，特令无忌孙延主齐献公之祀”，对长孙无忌进行了重新评价，追复官职，还允许他归葬昭陵，基本上算是平反了。此事过后，舅舅的官职、名誉已经恢复，许敬宗改编过的东西当然就失去价值了。
李治说的话是要上史书的，他想把篡改过的历史纠正回来，但总不能对宰相们说，是他要求许敬宗改的吧，这样后世肯定会指责他，所以他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样子：“啊！《威凤赋》明明是我爸送我舅的，咋变成给尉迟敬德啦！”把锅甩给许敬宗，说是老许干的好事，他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给亲家长脸。反正老许生前已经是背锅大侠了，死后再多背一个应该也不会介意。在当时，修国史是件荣耀的事情，让老许背锅是看得起他，一般人还没资格呢。
其实李治选这个时间点也有点意思。许敬宗去世六个月以后，他才指出老许的问题，时间如此接近。李治想给舅舅平反的念头是什么时候有的？如果在许敬宗生前就有了，他不愿意做，那真是善待老臣。许敬宗已经八十岁，长孙无忌是他的死敌，李治很感激老许帮自己打击托孤大臣，给的待遇很高。如果在许敬宗耄耋之年时给国舅平反，让人家老宰相怎么想呀？他心里得受多大的打击！
要是许敬宗刚病故就翻案，那也不好，尸骨未寒就否定人家的成果，不光伤许家人的心，也让大臣觉得皇帝不仗义，坟土未干就急着过河拆桥，以后谁还愿意给朝廷卖命，给皇帝背锅。所以李治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对于这件事，有政治觉悟的人会想了，是不是李治对当年杀长孙无忌、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感到后悔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李治长孙无忌平反了，只是因为跟他有血缘关系，如果真是对当年政治清洗的懊悔，肯定会把褚遂良、韩瑗、柳奭也予以平反，人家确确实实没有造反。可直到李治驾崩，才把他们的子孙放还本郡，仅此而已，连官爵都没有追复，恨得妥妥的，朕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你们的子孙休想翻身。
正史上对许敬宗篡改历史还有两项指控，一项是拔高了钱九陇，说他原先只是个地位卑微的皇家奴隶，后来因为许家与钱家有姻亲关系，许敬宗就刻意夸大钱九陇的功绩、出身，说他出身门阀，并把他和刘文静、长孙顺德放在同一卷中。关于钱九陇，许多人并不了解，不了解就得看书找资料呀。翻开《旧唐书》《新唐书》的相关传记，先不看内容，会发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两唐书在《许敬宗传》中批评许敬宗，说他编修历史时让钱、刘二人同卷，结果《旧唐书》《新唐书》的作者自己编书时，也把刘文静和钱九陇写在同一卷，《旧唐书》是卷五十七，列传第七，《新唐书》是卷八十八，列传第十三。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同样的事情，人家许敬宗做就是篡改历史，他们做就是合情合理，简直是打自己的脸。《旧唐书》编撰时过于仓促，把很多国史的材料搬上来，忘记通读全书，改掉前后矛盾之处。那《新唐书》不会吧，说明刘、钱同卷是合理的，被后代史家继承。
钱九陇虽然是奴隶出身，但人家有本事，骑射本领强，很得李渊欢心。平时有什么活动，李渊经常把钱九陇带在身边。太原起兵时，钱九陇随军作战，之后参加过攻打关中、平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战役，其中攻打刘黑闼时，“力战破贼，策勋为最”，武德年间，凭借军功与高祖的信任，已经被封为郇国公，得到朝廷认可。贞观年间就没打过什么仗了，因为他年龄大了，又是李渊的人，而李世民要用自己人。病故后，陪葬高祖献陵，谥曰勇，赠武卫大将军、潭州都督。生荣死哀，可以说是一位战功赫赫、履历充实的将军、功臣。
了解了钱九陇，再去看看长孙顺德，长孙顺德是个有背景的人，长孙皇后的族叔。他的功劳是协助诛杀王威、高君雅，跟随平定霍邑、临汾，与刘文静征战潼关，因功封薛国公、左骁卫大将军。从阅历上看，钱九陇并不逊色于长孙顺德，而且长孙顺德在贞观年间多有劣迹，令唐太宗颇为头疼。有一次他收受贿赂，接受了别人给他的绢，败露后，李世民知其有功，不愿加罪，竟然当着众大臣们的面赏赐十匹绢，使其颜面尽失。后来又多次犯事免官，太宗始终没有动杀心，但印象很不好。所以说把钱九陇和长孙顺德放在同一卷中，没有任何问题，完全配得上。
至于刘文静，知名度比较高，凡是说到大唐的建立，肯定少不了此人。李渊曾经派他出使突厥稳定后方。刘文静不辱使命，承诺：“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此番言论让始毕可汗颇为赞赏，当即同意发兵援助，李渊得知后非常高兴，帮他免去了后顾之忧。后来他又与屈突通在潼关征战，一开始战局不利，苦战数日，死者几千，刘文静见士兵疲惫，料想对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偷偷派人从后方偷袭，果然大败敌军。
可功归功，过归过，刘文静也有失败之处，当军阀薛举进犯时，李渊命李世民迎敌，未承想李世民突然病倒，将部队委托给刘文静和殷开山，结果惨败。而且刘文静结局也不好。因为与裴寂、李渊的关系恶化，被加上了谋反的罪名，惨遭处决，籍没全家。总之，长孙顺德、刘文静确实是有功劳的开国功臣，但后期的表现不佳，无法令执政当局满意；钱九陇功劳很大，劣迹不见于正史，许敬宗说他是门阀之后固然不对，但与两人同卷应该没有问题。
况且尉迟敬德、钱九陇都是官方认可的重要将领，不像封德彝、李建成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于有功于朝廷的人，让史官把他们写得好点，剔除些劣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谁叫这是官方修订的历史呢，反映既得利益者的意志。加之许敬宗与他们结为儿女亲家，无论于公还是于私，他都有理由做这些事情，并被同僚和皇帝接受。
关于许敬宗还有一个问题，他到底该不该进《奸臣传》？除了篡改历史的指控，其他的罪名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