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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字源上说，哲学乃探求纯粹智识的一种学问。但哲学的意义，随时代之不同而有所递嬗，在古代希腊，哲学为统摄群学的最高学问，柏拉图（Plato）将哲学分为辩证学（Dialectics）、物理学（Physics）和伦理学（Ethics）三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哲学范围更加扩大，几乎包括讨论宇宙与人生的一切学问。迨亚里士多德逝世，雅典沦亡，以世变纷乘，人们均希望能得一安身立命之所，哲学遂一变为人生处世的指南，哲学讨论的问题均是伦理问题。由古代入中世，一以伦理哲学内部的冲突，理智的权威失坠，“贤人的理想”已不足以维系人心，超自然的权威即取而代之。二以东方宗教的传入，尤其是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于三九二年定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宗教势力笼罩全土，经院哲学家以哲学疏解教义，以期建立合理的神学。哲学便一变为宗教的附庸。一四五三年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沦陷，接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古代希腊的穷理致知底
精神，又重复现于近代。培根（Francis Bacon）分哲学为神学、人类学及自然哲学；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哲学原理》（
Principia Philosophiae
）则分为第一部讨论知识本体问题，第二部讨论机械物理学原理，第三部讨论宇宙，第四部为理化生理的解释。哲学重复古代希腊统摄群学的旧义。嗣经理性论派与经验论派的阐扬，康德（Immanuel Kant）加以综合批判，于是哲学之研究，一变为理性的自己考察。到黑格尔（G.W.F.Hegel）集思辨哲学的大成，认哲学为科学的最高法院。黑格尔逝世后，因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空前的发达，科学家多鄙视哲学研究，甚且有主张取消哲学者。十九世纪末以来，风气丕变，科学家如马哈（Mach）、皮尔生（Pearson）、潘加勒（Poincaré）等均起而作科学的批判，彼等以为研究科学，必先有其概念的假定，这种假定自非绝对的知识，要批判这种假定之是否正确的工作，则是哲学的任务。所以今日哲学的主要任务，即是以理智的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来批判常识与科学。现代唯物论派的哲学家布哈林（Bucharin，1888—1938）认为科学只能分论宇宙与人生，唯哲学乃能综论宇宙与人生，哲学的任务，“在于聚集一切的事物，总集一切的知识，构成整个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底基础”。
哲学既是群学之首，自有它与众不同的特质。
第一是注重根本的性质，所谓根本有三义：一为究极义，即穷究事物最后存在的根据，及探求绝对的根柢的原理。二为普遍义，探求一般现象共通的原理。三为统一义，研究宇宙统一的体系，希望能获得一整个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第二是注重思辨的性质，哲学既欲穷究宇宙的奥窔
，自不能局限于感觉的观察，必须经过思辨工夫，方可补其不足。柏拉图所谓真知识，是经过理性考察的，这便是思辨的工夫。第三注重综合的性质，斯宾塞（Spencer，1820—1903）认为科学是部分的统一的知识，而哲学则是完全的统一的知识。这即表明哲学是将各科学的部分所得，综合成为统一原理的学问。换言之，哲学是统摄群学的学问。第四注重进步反对因袭的性质，哲学已为科学的综合，则科学的进步发展，哲学亦必随之而进步发展。同时，哲学思想为一发展之有机体，最反对因袭陈说。故每一伟大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必自为机杼，不肯随便盲从，所以便常与传袭的信仰冲突，甚至以身殉道。在西洋哲学史中，苏格拉底（Socrates）与白鲁诺（Bruno）便是最可佩的例证。
哲学史不同于一般历史，一般的历史是以政治经济的变动为主要线索的，但哲学思想则不一定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合拍。比方古代的希腊在伯里克理斯（Pericles）逝世后，民主政治走向最低潮的时候，哲学思想反而发达到了顶点，因而哲学史处理的范畴与一般历史处理的范畴不必完全一致。一般的历史重视时代的先后，哲学史则重视思想系统的发展。换言之，一般历史的记述先后，是纯乎时代的，而哲学史的先后，则须兼为逻辑的。
哲学史亦不同于一般哲学家自著的书，就是与普通所写关于哲学的书，如所谓人生哲学，或某某哲学家的哲学等，也有相当的距离。因为它所负荷的历史的意义，不止在说明种种哲学，而且在说明这种种哲学之有机的发展，同时，不止注意于哲学本身，而且要顾到哲学的外缘，这就要问哲学发生在怎样的环境之下，及如何扩散出去，影响了其他文化诸部门的。
可见哲学史不同于一般历史，也不同于一般哲学。它自有其特殊的领域。哲学史的目的可归纳为三个：
（1）求因 美国新实在论者马文（W. T. Marvin）认为“任何时代的哲学，系全部的文明（意指过去）和其时变迁中的文明底结果”（The Philosophy of any period or age is the outcome of the tot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civilization of the time）。所以，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发生，决非凭空出现，必有它发生此种哲学思想的原因。哲学史的第一任务，就在穷源溯委，阐明发生此种哲学思想的原因。
（2）明变 古今哲学思想，变化至繁，但亦有其一定相沿的轨迹。哲学史的第二任务，就在究明古今哲学思想递嬗相沿底轨迹。
（3）评论 将哲学思想发生的原因和它的变迁的轨迹究明之后，还不够。这就有赖于将各种哲学思想加以客观底评价以后，方算完成。换言之，将各种哲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产生了何种价值，作一种“客观的”评论，这是哲学史的第三任务。
黑格尔（Hegel）谓：“哲学史的全体，其自身是理性的，是被自己的理念所先天规定着的必然底首尾一贯的发展。”——这就是说，哲学史不是偶然的真理之平面性的列举或编排，而是要在各时代哲学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其必然性底内在关联，使哲学史本身成为一个合法则性的完整底有机体系。
人类的哲学思潮由古代发展到现在，以产生的背景（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不同，大别可分为东西两大支。东支的分为印度与中国两系，到了东汉以后，印度系输入中国系，经魏、晋、隋、唐的发展，至宋、明由道学家加以调和融摄，便产生了中国的中古哲学——即所谓“新儒家”的哲学。西支的也分为希腊与希伯来（Hebrews）两系，纪元以后，希伯来系随基督教的传入罗马，吸收希腊哲学中与神秘思想相合之部分，奠立所谓教父哲学（Patristic Philosophy）与经院哲学（Scho lasticism），即西洋哲学中的中古哲学，文艺复兴运动后，希腊哲学思想随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复兴，遂产生西洋的近世哲学。十九世纪后半到现在，为希腊、希伯来两系交流时代，亦即转入西洋现代哲学的阶段。
从此可知希腊精神与基督精神为西洋哲学的主要骨干，亦即西洋哲学的内涵。
兹据《新约》为主，略论希腊文明与基督文明的主要不同点：
（1）希腊精神的特质，以入世为第一义。基督精神的特质，以皈依天国为人生的究竟，重视出世。因而有三种差别的特征：
甲、希腊人重视理性，分人为理性、灵魂及体魄三部。以理性为最高。基督教以灵魂之得救为无上的目的，轻视理性。以灵魂代替理性的地位。《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四与二五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重视灵魂的佐证。
乙、希腊人对精神与肉体，两皆注重，但尤偏重于肉体。希腊的美术文艺与体育竞技同样发达，不过绘画与雕刻，多以人的裸体为对象，其注意于人体美的追求，便足为偏重于肉体的一种佐证。基督教以灵魂为主，认吾人之有身，为灵魂得救的一种障碍。《罗马书》第八章五至十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丙、希腊人甚重家族观念，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常与其家世有关，尤其在奴隶制盛行后之希腊为然。基督教则反对建立于私有制上的家族制度。《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四至三八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儿子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六节又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耶稣不单劝人反对他的家族，他自己也以身作则的反对家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六至五十节载：“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基督教的目的在创造一合于正义的天国，以拯救世人。凡信仰上帝的，没有种界国界的分别，都有资格进入天国。以家庭为种界国界的根本，故须首先加以破除。
（2）希腊精神的基础“主知”，希腊人崇尚智慧，所谓哲学，原义本为爱智，所谓哲学家，原义本为爱智者。苏格拉底（Socrates）谓“知识即道德”（Knowledge is virtue）。这句话便可作希腊精神的标识。基督精神的基础“主信”，尚爱情。基督教认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又认为“信的必得救”，“义人必因信得生”，“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信”为基督精神的基础。与“信”互相发明的为“平等”，基督教认“智慧”为人与人间不平等的阶梯，故主张灭绝智慧，这与庄老所谓“绝圣弃知”的意思相似。《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谓：“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么。”又第三章十八、十九节谓：“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在基督教看，智慧是阻碍人们赎罪的绊脚石，只要信主，便可人人平等，人人得救。由“信”而“爱”，无一切差别的平等的爱，便是“博爱”，这是基督教全部精华之所在。耶稣基督便为人类赎罪而降生，一部《新旧约》皆为此“博爱”精神所构成。他如天父爱人，并命令人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十三节谓：“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一片恻怛慈祥博爱有情的态度，直可以裂金石而泣鬼神。至于希腊的理想人为“智者”（Wise man），希伯来的理想人为“先知”（Prophet），它的原义为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谓倘遇乱世即出而救人，有如泉水之涌出，不可自抑的意思。
（3）希腊民族以中节（Moderation）为生活的标准。诗人希西阿（Hesiod）谓：“一半较完全好”（The half is better than whole）。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谓：“凡事守中则最善。”总之，希腊自“七贤”以来，诸大哲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无不强调“中节”的重要。希腊的“中节”的真义，一方面主张物质的享受，一方面又反对纵情恣欲。比方对财富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极富的人必不能为善，但贫穷又为叛逆与罪恶的源泉。基督教则尚贫苦，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一节载有一少年欲作完人，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以基督教的天国，是为贫苦者建立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三、二四节载：“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基督教并认为在世间积聚的资财都是假的，而且有危险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二十节载：“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同时，认为能够舍弃一切关系和舍弃一切财产的，方能永生。《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九节载：“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4）希腊精神崇尚人性尊严。亚里士多德称希腊人的性情为“超卓的意志”（Highmindness），意指希腊人，昂昂然若千里之驹，自视甚尊，怜人而不为人怜，奴人而不为人奴。有似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基督精神则恰恰与此相反，力主谦卑，与老氏濡弱谦下相似，照《旧约·创世纪》人生便是待罪之身，换言之，即是生而有罪的人，要信主才可得救。《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四节载：“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又二十章二六至二八节载：“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教人不特要谦卑，而且要逆来顺受，以德报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七至三十节载：“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以上分析的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以基督教为代表），在约近二千六百年的西洋哲学史中，其流行时代可划分为四期：从纪元前六二五年至纪元后四七六年，即西罗马灭亡止，此一千一百零一年间为西洋哲学古代史，亦即希腊文明流行的时期。自纪元四七六年至一四五三年，此九百七十七年间为西洋哲学中古史，即基督文明支配的时期。自一四五三年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沦陷至一八三一年黑格尔（Hegel）之死，此三七八年间为西洋哲学近代史，亦即希腊文明之复活期。自黑格尔之死到现在，属现代哲学时期，为希腊与希伯来两系文明错综交流，而尚未得出结论的时代。
西洋所谓哲学，它所研究的对象，约略相当于中国魏晋的玄学，宋明的道学，及有清的义理之学。《论语》所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这里所指“天道”的部分，相当于西洋哲学中的宇宙论；所指“性命”的部分，相当于西洋哲学中的人生论。
西洋哲学史中有两次重要的事：一是纪元前四八〇年希腊与波斯战争后，在希腊发生的启蒙运动，所谓“希腊启蒙时代”；二是纪元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由意大利的佛罗棱萨（Florence）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这两次运动有同一的主要趋向，促发人性的觉醒，即“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的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为客观的世界，即“非我”。“我”及“非我”既分，主客观之间，便无形中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应如何始能认识“非我”的问题，乃随之而生，因而认识论（Epistemology）遂成为西洋哲学中的重要部分。“我”已要认识“非我”，它的目的很自然的是在求得普遍妥当的真知识，所以“求真”问题成为西洋哲学中的主要目的。因为目的在“求真”，便不得不讲究方法论，所以“逻辑”在西洋哲学认识论中特别发达。
中国哲学中并非如有些哲学家所谓没有“我”之自觉，照我个人的研究，中国哲学中对“我”与“非我”的觉解，远较西洋哲学为深邃。中国哲学认“我”与“非我”同为一气之聚散，“万物与我同根，天地与我同体”，孟子谓：“万物皆备于我”，程明道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所以，中国哲学中最高的理念，无不认“我”为“非我”的一分子。即“我”与“非我”已觉解原为一体（不必一定是哲学家，即普通一般的中国人亦常说：“五百年前共一家”，无形中已自觉“我”与“非我”是同出一源）。所谓“我”与“非我”的差别，不过是暂时的对立。于是“我”在“非我”中应如何自处的问题，即伦理学（Ethics），在中国哲学中占最主要的部分。所以“求善”便很自然的成为中国哲学家追求的目的。——这是东西哲学的第一个分歧点。附图如下：（甲图代表西洋，乙图代表东方。）
东西哲学的第二个分歧点，是对人的评价方面。西洋哲学对人的评价，可分两方面来说：基督文明认人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是带罪降生的，故凡属人类都是罪人，所以人生于世毫无价值可言。至希腊文明对人的评价虽较高，但以宗教为希腊的科学、哲学的背景，神的地位远高于人。近代人文主义（Humanism）兴起，个人虽由宗教全体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但仍不敢自认为自然的主宰，不过为自然中的一独立分子而已。中国哲学对人的评价，则恰恰与西洋哲学相反。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人死可以为神，神是由人变的。传说中认盘古氏为天地万物之祖，可见天地万物亦由人创造。中国哲学认“人是宇宙之心”，即认人是宇宙最高的表现。换言之，中国哲学是承认“人”是自然的主宰的。人如能克制人心，发挥道心，人便可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精神同流。所以中国哲学认“人”可以与天地参，把“人”的评价是提得很高的。即如佛教谓：“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一阐提亦可以成佛。即承认人性中有佛性。从可知佛教对“人”的评价亦高过基督教。
东西哲学的第三个分歧点，便是关于神的观念。西洋哲学中的中古哲学对神底观念的重视，固不必说，即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神的观念亦几乎笼罩了任何哲人。“上帝存在”的命题，在近代西洋哲学中仍为讨论的主题。即康德（Kant）与新康德学派（Neo-Kantians）尚带有极浓厚的神秘色彩。中国哲学便恰恰相反，儒家的祖师孔子虽承认有神的存在，但主张敬而远之。《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儒家哲学是以“事人”的仁道开其端。孟荀以后的儒家，更认天地与人为一气之聚散，横渠谓：“聚亦吾体，散亦吾体”，又谓：“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底人生态度，为中国哲学对宗教观念之最重要底批评。中国哲学既反对神的观念，但为什么有祭祀的观念产生？据冯友兰氏《中国哲学史》的见解，认不特有提倡报本反始的意义，更赋有艺术的而非宗教的意义。其实祭祀亦是一种最高的伦理行为，为伦理观念中不可缺少的纽带。如果说它是迷信的，不如说它是抒情的，至于中国哲学中的老庄思想，反对神的观念，比儒家的孔孟更为积极。老子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庄子主张“外生死，无终始”。——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人生态度，亦是超宗教观念而上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