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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望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氏，即今之丘姓也。丘氏系出中州，溯源渭北，故与中原民族胼手胝足以开疆拓土，继继绝绝，枝繁蔓衍。迨唐黄巢五代以后，播迁江淮，至宋室南渡，孤臣孽子次第越江淮而南，散居闽西、赣南、粤东、粤北，及其他各地。（见广州中山大学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
及古直著《客人对》诸书。）
先祖若宗分支闽、赣，（见《丘氏族谱》，邹鲁著《汉族客福史》，以及友人曾璧中所作《闽民族考》，见燕京大学《禹贡》。）至季宋文信国公
应诏勤王，蕉岭丘氏始祖创兆公，有感家国兴亡之责，入幕参军，文公督赣师败，进屯潮阳。创兆公奉养父母于蕉岭之员山，遂为今日蕉岭丘氏之开基祖，后以变乱仍陆续转徙。
丘氏为蕉岭望族，由创兆公五传而茂分东西南北四大房，北房袭居员山，钟鸣鼎食，扑地闾阎，殆占文福乡之半。洪〔秀全〕杨〔秀清〕举义，六支世孙相率渡台避难。台湾民主国副总统兼义军大元帅，堂伯逢甲（号仙根，一字仓海）其出于八世祖柯林公。
吾家籍居员山之扬官，高曾祖均一传，门楣衰薄，孑影茕茕，高祖父，邑庠生，有义名，曾祖父亦入邑庠序，讲教于台湾三十年，未一回而殁。祖父福寿公聪敏慈慧，以艰难起家，承高曾祖父之儒业，掌县衙卷册，分家于县城，福寿公凡二娶，初姓古，继则姓汤，余父出于祖母汤氏，伯叔凡八人，先后殂落。今犹岿然健在者，只余冠儒伯父一人，追记上德，颇觉怆怀。
曾祖父殁后，祖父福寿公独肩祀养之责，家仅担石
，县衙薄俸之外，靠抄写及行医所得积沙成塔，始略置田园。据祖母汤氏云，祖父秉赋聪敏，心至慈厚，日可书蝇头小楷万余字，如风驰电掣，目不旁视，为文俊逸，动辄千言，侪辈靡不叹服。无士大夫阶级气，喜与农夫野老游，犹具怜贫恤苦，并博施襟怀，殁时年五十，上至士大夫，下至轿夫、理发匠，均凭棺陨涕。祖父殁后，余业以在员山之扬官为祖母古氏所出之长二伯父独占，不分滴沥，祖母汤氏及遗孤五子，最长年十龄，即犹健在之冠儒伯父，五叔父时仅出世七月，尚在襁褓之中，余父行四，亦只四龄。祖父在县城遗产，除得县衙之小屋数椽外，每月尚可得之卷房费亦不过数百钱，祖母以巾帼之才，含辛茹苦，抚育诸孤。余七、八龄时，祖母常抱余于膝上，往复述其当年为况，历历犹在目前。伯父与二、三两伯父少小赴南洋经商，二、三两伯父均早逝。伯父好吟讽且久离乡井，不与家事。余父集熙（字逢光，别号愚英）与五叔父集唐（字逢辰）生而岐嶷
，处身艰困，祖父莫逆交邑宿儒徐习儒先生，免束脩教之读，弱冠之年，即可卓然自立。据余父对余言，当年伊与五叔半工读时，无余钱购纸，每日将集城隍庙之香袋纸为习字材料，隔三日始见饭一餐。嗟乎！“困而后学”，其此之谓乎？
迨家堂伯逢甲由台岛归，余父入其幕，以不满满清颟顸，遂奋志入广东省立统计学校，毕业后助家堂伯从事于教育救国，与丘君毅等创办城区公学，及后兴创兆学校。曾历充蕉平税务局长、羊子殿矿务局局长，及蕉岭、大埔、兴宁、龙川等县秘书、总务科长等职，均著政声。以生齿日繁，所入仅敷家费，余父性慈厚谨严，酷似祖父，待人忠恕尤超先德，在邑中事无大小悉听调处，知命之年，国府选为举士，秉赋绝伦，为文简练可读，得力左史。知实业为建国之本，已开矿产，复提倡纺织业，兼习医学，人多知其技明，政余有请必应，但不收分文。有贫者且施予药资，邑内编氓至今犹广颂其德。侍母至孝，定省晨昏，靡不躬亲，祖母稍不悦，即设法以释之，至怡然始去，待兄弟之友爱尤足风世。壮年以后，以一身负全家五十余口之生活教育费，终其生无闲言。母陈氏，为外祖父增喜公之长女，大家闺秀，处家温婉，助余父披荆斩棘撑持家务，凡八出：六子二女；长女早逝，次女美英已适人，余行第五，至前月始与世交梅（县）宿儒梁伯聪先生之次女梁若琳女士订婚，藉了未了之缘。长兄宗英电政专门学校毕业，曾充军旅参谋及平远电报局长，民十四年改任蕉岭电局长，尽忠职守以至于今。二兄和英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辞赋文章早著于乡里，壮岁从事于国民革命，曾历充营团党代表、八路总政治部编纂科长、东征之役（即广州事变前）代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淮盐务视察员、皖南盐务视察员，及两广盐务视察员等职，积劳成疾，以华富之年未娶而卒。三兄幹伟中学校毕业后改业商，现任职邑蕉武路总站长。四兄儒英肄业上海大夏大学，曾历充蕉岭、兴宁龙川河源秘书及公安局长等职，卓著政绩，龙河民众曾赠送奖额铭鼎表扬。因体弱辞职，今仍休养在家。六弟庆元与余同渡日本，肄业东京明治大学，七七归来，曾历充蕉岭县立镇南等中学教员，本期应南宁大厦大学附中之聘，充教员兼主任室秘书，南宁陷后归抵韶州。
揆余家自祖母汤氏殁后，势迫分炊，只余父所传现亦二十余口，时家仅小康，民国廿年余父殁，二兄又于次年继逝，家道中落，余尚在弱冠之年，学无所就，全凭长四兄艰难苦撑，教之成人，始有今日，叙述家典，益奋吾志。
余生辛亥当鼎革之秋，故余父名余名曰“庆定”，纪念共和已定之意。五岁启蒙，《论》、《孟》可朗朗上口，七岁随父母至大埔，改入新制小学，未半年，名列前茅。余父爱余甚，每晚温诵日课后即课以《唐诗三百首》，期年能属对作诗。曾作有“云趋分水凹，月照镇山楼”之联语，父执辈奖赞不已，目为才子。以埔邑水土不服，归原籍蕉岭，复就塾师学，每试辄冠。十一岁入县立模范国民学校，第一期卒业，县会试选考第一，转入城区高等小学校，十四岁卒业。余幼年好听祖母讲洪杨掌故及塾师讲唐宋传奇，十一岁窃读《水浒》，五日内不分宵旰读完。至城区卒业时，与四兄合购之传奇小说已盈箱累箧矣。余父以余体弱屡禁阅，均弗听。以所予零钱积为购书之用，祖母佞佛，博记经典，耄耋之年，犹能为幼孙辈复诵《金刚经》、《心经》，余尝以书比勘，一字无遗，佛家因缘之说、济世利他之怀，已深入幼小无邪之脑际，至今余对国家社会，仍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殆亦奠基于此，祖母极爱余，十二龄时即供祖母炊事，直至伊殁方辍。城区毕业后，与四兄合延前清庠生丘海筹教读经史时，已滥觞于书写才子佳人之鸳鸯蝴蝶派小说，及创作异闻，酷仿骈体、好吟风弄月。十六岁入蕉岭县立中学，同班同学百五十余人，分甲乙两班，人才济济，忠信皆是。余由入学始即得奖学金至毕业，校长东莞刘懋江先生曾赠苏批《孟子》、《左传》诸书以励余学，并时属步韵。时当五四运动后，国民革命正蓬勃焕发，记余初订阅《学生文艺丛刊》、《学生杂志》，间付稿发表于《东方创造日报》，遂转其嗜好于新小说，凡有新刊，不论译作，争先购读。邑中专售新刊之新华书局，年中购书最多者首推余与挚友丘实华云。教员中亦有借余藏书者。余心爱之《曼殊全集》即被某教员借去未还。以创作欲驱使，纠同志倡组“新文艺研究会”，并主编校刊与学生园地之《蕉中旬刊》。至于余之人生观、社会观，初期受佛、老、庄之影响极深，躇杂游侠观念，后为西洋哲学家如卢梭（J. J. Rousseau）与斯宾诺莎（Spinoza）之思想支配，是泛神论者，并是民权论者。言行则拟学曾国藩，前者受西洋思想家列传之赐予，后者则受曾氏著作之熏陶，而梁启超著作之诱发亦非浅鲜，至卢梭之不遇，斯宾诺莎之磨镜生涯，今犹慨叹。
蕉中毕业后，目余父知命之年，犹为余读书事虑，遂于十九年春，慨赴南京投考八期中央军校，名占第四，惜以质素羸弱，不能持久，未满五月以疾病连绵，蒙教育长张治中给长假休养，秉承父命遄归故乡，一纠不运动之错误，每日晨五时起床，到郊外作徒手运动，晚九时即寝，如是者半年，体气胜前。廿年春与余父商定赴香江补习英、德文，决拟赴德学工科，岂料正月廿七日余父以轻微之流行性感冒偶为庸医所误，一病不起，为余生活逆转、生命史重开一页之时期。余父易箦时迭嘱长兄以助余读书为重，书剑无成怆然涕下。夏赴广州拟投考中山大学，以小恙误期，遵前校长刘懋江先生之劝，转进厦门大学，改研政治经济。在厦四年，家庭迭遭巨变，二兄夭亡、三兄歇业，每学期结束都虞停学。余之大学生涯三分之一由家庭接济，一部分由稿费支持。三年后与友人主编《厦门江声报》副刊，其它则仰仗挚友之助借，当其时之大学生多为翩翩公子之小布尔乔亚泛化，则余不过抱残守缺农村野老，同乡同学有以余无西装暗呼余为“大乡里者”，衣布衣自洗，衣服四年如一日，有一时期且自炊，断餐之事常有。记卒业前曾作解嘲诗数首，中有“一只面包堪饱肚，半壶开水足暖寒”句。及今念之犹觉惘然。唯足以自慰者，获荣誉之奖学金，名列先班，卒业四年，所得为一部十万余言之《满清政制探讨》一书（尚存箧中未予发表）。余之行为准矩至此益接近于宋儒，惟自忖不至于有宋儒之拘迂，“文章事业”四字，更确立为余奋斗之标的。
厦大卒业后，曾一度从事于杂志及基层政治工作，以感学浅年轻，不足应世，复于廿四年秋偕六弟鼓志东游。此行非有丰富之经济力作后盾，而是以猛烈之求知欲所驱使。抵东瀛后与友人涂特民、丘蔼达等合赁一屋，自炊自洗，榜屋名为“养志斋”，以末世浮华寓韬光养志之意。廿五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专攻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史，指导教授为日本最负盛名之高桥清吾博士，同窗多国内后起之秀，如张庆泰、金长佑，诸人著作已梓行世，曾与友人合译高桥著《政治科学大纲》、《政治政策学》及《普希金诗集》，初稿已成。七七变起，返国后各有为国奋斗之岗位，遂束之高阁，唯有俟诸祖国复兴之日矣。
余髫龄时已得到堂伯逢甲守台之史实，及长日习国耻，更决心许国。而对于孙总理“天下为公”之襟胸，尤向不弥。渡日研究，首在了解敌情，并知己知彼，在东瀛三载，最使人不能忘者，厥为日本之警探，凡属刻苦自励、奋发有为之中国青年。彼等有如猎犬锲之弗舍，直比台、鲜亡国之浪人不如。故赠友人诗有：“铁军终惭难杀敌，陆沉人困欲何之”句。余与日本、法西斯军阀势不两立，于此可以略表其端倪。
厦大卒业后，赴沪与友人合办时代知识社，出版《时代知识》半月刊，为一政治、经济、文艺综合性之刊物，推销颇广。嗣以四兄挚友河源钟县长之电召，返河邑任公安局长。三月时间虽暂，然对于治安工作及警务行政已略具模式，据经验所得分举如次：一、事多钱少，尤以兵差至为难办。二、警察知识浅薄，难建健全之警察制。三、上层法令太多，无中心计划可按者推行，有朝令夕改者。使下层无所适从，常以虚文掩饰。四、保甲制太粗疏，治安不能确保万全。五、用人无权，常起对消作用。余之去职全由于感觉当时广东政局无希望，及求深造之欲迫成。七七返国，以为最直接可以稍尽文章报国之责者，只有加进新闻事业，今战火燎原，又觉空言无补时艰，去年春应闽财厅长张果为之召，赴闽初任省府服务员，兼财厅三科编辑，未及一月而将战时福建财政体系编成。随调升财厅秘书。正苦心筹划编纂四年来之《福建财政》一书，仅及其半，而厦门失守，九江沦亡，盱衡家国，中心如煮，痛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以及文章入伍之重要，从戎之志弥坚，遂于九月间应前一五一师长莫希德及现新六二军长黄涛之招〔召〕，一再电呈辞职回粤，不转瞬而穗垣突变，拟即整装赴汉入政治部，而武汉又旋失，蹉跎故园者四月，极目时艰，岂能安坐，而东江受粤、汉之震动，人心惶惶，十月半纠集同志发起“青年群文化研究社蕉岭分社”，其工作得分述之：一、出版青年抗战周报与巨型壁报，广播抗战国策，打击失败主义与尾巴主义之谣传。二、分区成立工作分团，人数在五百以上，深入民间作宣传工作。三、动员在乡知识分子，利用冬假开展识字运动。共倡办民众夜校廿五所，计男女学生有千八百余人，教材含精神讲话、时事广播、识字歌咏为一。在蕉岭每个角落都为抗战识字浪潮所淹盖。（此种实验已纳入拙稿《发展东江政训工作计划》中。）四、鼓励冬耕及征募寒衣。本年春应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及参谋长林岳生之召，间关入赣任总部秘书
，未及一周而洪都退守，辗转吉水、清江之间。六月应九集团〔军〕总司令梧公
之恳切电召回抵大庾。以潮、汕陷敌，乡国齿寒。随总部移徙东江，如储盐积谷办法、畬禾运动，及十月中召开之东江生产会议诸计划，多由总参座命余拟具草稿后再修改推行。入部四月，其他总参座之耳提面命无不遵从，自忖刻苦精神不后侪辈。梧公以余所学埋藏可惜，并痛感东江基层行政不能与军事陪行，惋以特达之知，拟介余至韶关谒广东省府李主席
，下乡为基层政治效力，曾三次敦促随行，前月初始遵命来韶，蒙李主席允先派赴地方行政训练班受训。至余之希望，冀能以十年所学，三年来从事各部门生活经验之一得，求一发抒所怀天地，以尽瘁于家国耳。然余仍冀于家国重光时，再肩行李远学欧美，补读人间未读之书，以偿余之夙愿，并答先父之所望也。
余生不辰，顺逆迭起。故尝以东西哲人自况，以励余行。“众生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实为余之怀抱，曾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末世颓风，浮华征逐。
余固守己志，不屈不挠，不轻易随人之上下，故师友辈中有鸡群矫鹤之誉。好读书可以忘餐，好抱不平，有侠客气，有忠于一而不移之清名，不苟同习俗之劲节。“烟酒淫佚”习惯，在余廿九年之生命史中从无此四字。记前作廿九自述一律中有“十八亿人还个我，誓抛身力拨寒灰”之句，亦可窥余性格之一斑矣。然人性有长短，圣人不能免专矧。当新旧递嬗之际，迎于新者未必合于旧，迎于旧者未必合新。苟吾性之不良，则为“狷介自持，不同人好”八字而已。“狷介自持”，则不合时尚；“不同人好”，则失友群。吾将笃行圣人“忠恕”之道，而广求其友声乎？或仍孤芳自赏而离世独立乎？二者不可得兼，吾将舍后者而锲前者而行之也。姑自述过去行迹以策励来兹，是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