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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于巴黎硝石库医院病逝。传言他是1980年在美国旧金山同性恋街区的桑拿间染上的艾滋病，到了1982年，他的身体就已瘦得很厉害了。最迟到1983年11月，福柯凭借自己半专业的医学知识，确定了自己身患艾滋病。自此，他拼尽最后的精力完成了对《性史》（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第二、三卷——《快感的享用》（ L'usage des plaisirs ）和《自我关切》（ Le souci de soi ）（本文所涉书名、基本概念和引文均由作者所译，页码为法文原书页码——编者注）的全面修订，直到1984年5月（也就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两个月）收工，可谓呕心沥血。这两卷书于1984年6月在福柯去世前几天出版，他亲眼见证了两本新书的问世。1984年2月，福柯在同他的好友保罗·韦纳（Paul Veyne）聊天时，曾镇静地谈到自己身染艾滋病与将至的死亡。韦纳回忆道：“古代智慧已经通过另一种方式变成了福柯自己的东西。在他生命的最后八个月中，修订这两卷书对他的作用就像是古代哲学家撰写哲学著作和写日记的作用一样，即自己对自我的关切和对自己生命的风格化。”
尽管福柯生前在给伽利玛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所写的新书预告中宣布即将出版《性史》的第二、三、四卷，但他还是没来得及修订第四卷《肉欲的忏悔》。他生前声称自己“没有任何遗著要出版”，显然，他拒绝出版这卷没有经过修订的书稿，但他的遗嘱执行人德菲尔（Daniel Defert）以及他的好友韦纳、诺拉（Pierre Nora）、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等都认为应该在条件成熟时出版它。福柯去世34年之后，在格霍（Frédéric Gros）的精心编辑下，《肉欲的忏悔》（ Les aveux de la chair ）终于在2018年2月8日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三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此书的中译本。
1976年，《性史》第一卷《求知的意志》（ La volonté de savoir ）出版，当时福柯预告将出版一个六卷本的性史系列，彼时暂题为《肉欲与身体》（ La chair et le corps ）的第二卷计划分析特伦托天主教改革大公会议（1545—1563）以来基督教围绕“肉欲”形成的忏悔与修行指导等教牧治理技术。但从1977年8月起，福柯开始阅读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随后两年其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安全、领土与人口”和“对活人的治理”中对早期基督教的教牧治理术进行了分析，之后在1980年的多次讲座中，《肉欲的忏悔》的基本思路和论证框架成形。1982年，福柯完成了《肉欲的忏悔》的初稿，并交付伽利玛出版社。1984年6月《快感的享用》和《自我关切》出版时，福柯预告《肉欲的忏悔》即将于1984年年底前问世，但他的突然辞世使这一未竟之作成了遗著。
根据《求知的意志》出版时福柯给出的预告可以断定，他要写一部有关16世纪至19世纪以“性”的生命政治配置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术的诞生史，这一历史时段也是他之前几部有关知识考古与权力谱系研究的著作重点分析的时段。然而，《快感的享用》和《自我关切》改变了福柯原来的性史研究计划，这两本书所涉历史时段上溯到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2世纪，主题则转向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自我关切的伦理”与“自我技艺”，构成了福柯提出的“欲望主体的谱系学”研究的前半部分。而《肉欲的忏悔》则分析了公元最初四五个世纪早期基督教教父以“肉欲的忏悔”为核心的“欲望主体的解释学”，成为“欲望主体的谱系学”研究的后半部分。由此，《性史》第二、三、四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欲望主体的谱系学”体系，第一卷中对现代“欲望压抑假说”的批判则可被视作这一体系的“导论”。在这个体系中，《快感的享用》研究的是作为西方“性”起源的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围绕身体、婚姻、同性恋和真理四个轴心形成了有节制地享用“性快感”的历史经验；《自我关切》研究的是自我技艺兴盛的希腊化时期，以及古希腊、古罗马人的“自我关切的伦理”的内涵；《肉欲的忏悔》则研究早期基督教围绕忏悔、贞洁、婚姻等轴心形成的基于身体的肉欲的“欲望主体的解释学”——也正是由卡西安（John Cassian）的坦白讲真话的禁欲主义精神操练与奥古斯丁的欲望概念建构的欲望主体解释学，最终装配起来16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人的“性科学话语”的基本配置。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的实际写作年代及其处理的思想主题其实是在第二、三卷之前。可以说，《肉欲的忏悔》作为过渡性的一卷，不仅使《性史》各卷的思想发展脉络更清晰可见，甚至让福柯晚期（1978—1984）思想的发展脉络也完整地呈现出来，也使福柯晚期对古希腊、古罗马的“自我治理”和基督教的教牧治理术的研究与他自1975年《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书名译法参照2020年的繁体中文译本）出版以来有关现代“治理术”的研究接合上了。如果不是因为英年早逝，福柯肯定会就古希腊、古罗马与早期基督教的自我治理与现代治理术之间的关系提出更多富有启迪性的论述。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已经出版的福柯文献来补足这个断层了。目前，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的13部讲座几乎都已结集出版，其在世界各地的讲座的讲稿也在陆续出版中。《肉欲的忏悔》的出版既实现了《性史》三卷的合体，也能让人参照格霍主编的福柯的四部讲座及同期国外讲座的讲稿，准确地把握这卷未完成之作的思想意图，不至于因其写作上的缺陷而严重扭曲福柯的思想。
《肉欲的忏悔》看起来是福柯唯一一部专论基督教的著作，其实探究的是现代欲望主体的起源。该书开篇写道：“根据婚姻、生育、贬斥快感以及夫妇之间相互尊重的强烈的情感关系所定义的‘性的体制’，看起来是非基督教的哲学家和导师们的说法，并且是他们的‘异教’的社会才使得将其确认为所有人必须接受的行为规则得以可能。当然，这不是说它真的被所有人遵循，远非如此。在公元2世纪的教父的学说中仍能找到同样的性的体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动。”（p.9）这段话承接着《快感的享用》和《自我关切》对古希腊、古罗马的“性体制”（le régimedes aphrodisia）的探讨，也点出了《肉欲的忏悔》要探讨的几个基本主题：基督教修道院导师对良心省察的指导、从西普里安（Cyprien）到大巴西尔（Basil of Ancrya）和卡西安等人的贞洁论、从克莱门特（Clement）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婚姻学说、奥古斯丁的欲望（libido）论与禁欲主义等。福柯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清楚，即古希腊、古罗马的“性的体制”与基督教的“性的体制”之间具有很强的连续性。现代人所说的“性”（sexualité）在古希腊对应的词是“性快感”（aphrodisia），而在基督教里对应的词是“肉欲”（chair）。异教的古希腊、古罗马与基督教对待性的态度并不像许多现代学者所相信的那样，即古希腊、古罗马的异教社会是一个对性十分宽容的社会，而基督教对性十分严苛、充满焦虑、令人压抑，且二者之间水火不容。实际上，基督教通过婚姻、生育、贞洁、禁欲等建立起来的“性的体制”在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早已存在，早期基督教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医生以及作家那里借用了大量相关的观念与精神操练技术。在古希腊的自我治理与基督教的教牧治理、古希腊和古罗马各学派的生存艺术与早期基督教修道院的自我技艺、斯多葛派的良心省察与基督教的良心省察，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苦行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规范性核心”。这一点也是《肉欲的忏悔》中只有短短一页但十分重要的“附录一”（p.365）给出的提示。就此而言，《肉欲的忏悔》中讨论贞洁与婚姻的第二、三章与《快感的享用》和《自我关切》的主题有直接承接关系，而该书第一章对忏悔技术的分析则更接近更早的《对活人的治理》里对基督教的教牧治理术的分析。
尽管异教与基督教的性伦理具有一脉相承的规范性核心，但古希腊、古罗马与基督教的性伦理中的生活技艺、精神性操练仍有实质性区别；《快感的享用》和《自我关切》中所谈的“自我关切的伦理”与《肉欲的忏悔》里的欲望主体的差别，要比基督教里的欲望主体和现代的欲望主体之间的差别大得多。在德尔图良（Tertullian）发明了基督教的“肉欲”概念之后，基督教对“性”的关注重心就从古希腊时期的身体的快感转移到了肉身的欲望上，对节制性行为的目的从“享用快感”演变成了禁欲主义。在《性史》的最初规划中，有一卷的标题是“肉欲与身体”，这表明了二者之别“肉欲”——不是生理上的身体，而是基督教在身体及其快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性体制”，一种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性伦理迥然有别的复杂经验。在基督教的宗教观念与修行实践中，“肉欲”与人的原罪、善恶的真理、救赎及忏悔行为密不可分。因此，“肉欲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经验模式，即根据消除罪恶与彰显真理之间的某种关系实现的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转变的模式”。（p.50—51）可以说，基督教关于灵魂救赎和信仰生活的自我技术与精神性操练，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个人欲望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以净化肉身欲望而运作的，而“肉欲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释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将自身归给上帝，即欲望主体的自我弃绝。（p.127）
《肉欲的忏悔》全书共三章，分别讨论基督教的忏悔、贞洁与婚姻。早在其1980年的纽约讲座“性与孤独”中，福柯就考察过早期基督教修道实践中禁欲与独身现象的意义。在肉欲的邪恶诱惑前时刻保持警醒和身体的贞洁，这对基督教的灵性来说至关重要。基督教中的“贞洁”并非专指女性的处女状态或儿童的纯真状态，而是指一种不受诱惑的自我省察和精神操练（p.178），显然，它更多的是指男性的、独身的禁欲修行。从德尔图良到卡西安，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借用了柏拉图用来描述灵魂上升的词汇及斯多亚学派用来描述德性生活的词汇，以阐发保持身体贞洁以供救赎之用。（p.169）为了保卫贞洁而与罪、恶、黑暗进行精神性战斗，形成了基督教独特的自我技术，尤其是在导师权威的指导之下自我省察的技术和向他人坦白自我的忏悔技术。福柯写道：“通过处于这种自我认识的禁欲主义中心的循环，我们越纯洁，就越会受到光启，以便更好地自我认识；我们越要自我认识，就越承认自己是不纯洁的；一个人越是承认自己的脏污，就越要让驱散灵魂黑暗的光明照亮自己内心深处。”（p.223）
显然，对于守住贞洁，独身禁欲更胜于婚姻，这就是那些基督教修道院的修士之路。但是，基督教既为少数人安排了禁欲主义的独身生活方式，也为绝大多数人安排了对婚姻忠诚的严格义务，使得婚姻同样能发挥节制肉欲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将性行为限制成婚姻中的偶发事件。（p.253, p.259）基于宗教道德的强制力，基督教强化了西方人对婚姻的道德义务与法律责任，确立了生育作为性行为的合法理由、婚姻忠诚、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制等理念。基督教的婚姻观不仅改变了古希腊、古罗马人的性伦理，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也奠定了现代西方布尔乔亚家庭的婚姻道德。
福柯对基督教婚姻观的分析以奥古斯丁为主，与他的“欲望”论紧密结合。（p.325—361）奥古斯丁的“欲望”概念在性史中至关重要，它开启了“性的欲望化”（la libidinisation du sexe，中译本错译为“性欲色情化”）。从此，“我是谁”的主体追问及主体隐秘的真理都只能从肉身的“欲望”这条路出发去寻找答案。“性的欲望化”不仅开拓出了尼采所说的西方人的“深度的自我”，而且也将古希腊、古罗马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收紧为自我与自身的关系，尤其是自我与肉身的欲望之间孤独的深度关系。可以说，基督教从肉欲中发明的主体自身的、真理的“欲望主体解释学”之路，不仅奠定了现代西方人围绕“欲望”建构“性”的历史性经验的基本方式，而且奠定了现代文学与精神分析发掘、阐释欲望的真理的方式。奥古斯丁关于“性”的欲望论不仅将人确立为保卫贞洁、与诱惑作战的“欲望主体”，还将人确立为在婚姻关系中遵守忠诚义务的“法律主体”。（p.352, p.360，中译本将le sujet de droit通篇错译为“权利主体”。）西方的欲望主体的诞生时刻，不仅是新的“性真理”的诞生，也是西方的法律主体的诞生。在《肉欲的忏悔》一书的结尾，福柯写道：“性、真理和法律通过我们的文化拉紧了的而非松弛了的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p.361）
基于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等人发明的“肉欲”和“欲望”的概念，基督教的教牧治理探索出一整套针对肉体欲望的忏悔实践，旨在将对欲望的解释转化为向他人或自己的自我坦白。用来表示基督教的“坦白”概念的词主要有两个：悔罪（exomologēsis）与忏悔（exagoreusis）。大体而言，前者是带有自我惩罚和规训性质的、戏剧性的公开悔改仪式（p.89—105）；后者则是自我坦白的言语行为（p.133—145），其逐渐成为基督教修道主义和精神性操练的核心，也标志着西方“忏悔动物”的诞生与基督教的“一种新经验的形成”（《肉欲的忏悔》第一章的标题）。作为基督教“说真话”的独特形态，忏悔是早期基督教精神性操练的核心技术，要求修道士在绝对服从上帝的意志的条件下毫无隐瞒地说出自己隐秘的欲望，永不停歇、毫不懈怠地自我省察、自我规训、自我坦白，最终达到自我弃绝。忏悔“将欲望主体与邪恶、真理紧紧捆绑在一起”（p.50—51），在“做坏事”和“说真话”之间建立起罪与赎的紧密关系。通过忏悔这种“坦白你隐秘的欲望的真相”的“说真话的义务”，基督教成功建立起来一种“欲望主体的解释学”。
福柯写作《肉欲的忏悔》的那一年，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题目为“主体性与真理”，而《性史》的德译本索性将书名译成《性与真理》（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这都表明福柯晚期思想的主题不再是“权力—知识”，而是“主体性与真理”。将福柯的“权力—知识”和“主体性与真理”这两套分析模式创造性地整合在一起，也是对那些欲与福柯一同诊断当下哲学批判的人提出的要求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