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鸟儿叽叽啾啾的叫声在弗朗索瓦丝听来没有趣味。“女佣”们说一句话都会把她吓一跳，走一走路都会使她受到惊扰，会使她猜想是谁在走动，因为我们搬家了。其实，在我们旧居的“七楼”，仆人们来回走动的声音也不算小，但她熟悉他们，听到他们走来走去的脚步声感到非常亲切。现在，即使是寂静无声，她也会觉得难以忍受。我们的旧居门窗朝着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而我们的新居所在的地区却很幽静，只要有个过路人唱唱歌（哪怕歌声非常微弱，远远听来，也像管弦乐的主旋律那样清楚），被迫搬家的弗朗索瓦丝听了也会激动得眼泪盈眶。因此，虽然我曾嘲笑她为了不得不离开一幢“到处受到尊敬”的房子而内心忧伤（按照贡布雷的惯例，她在收拾行李时哭哭啼啼，口口声声说，到哪里也找不到比我们的旧居更好的房子），但是，当我看到我们家的这位老女仆因为初次见面的门房没有向她表示尊敬而几乎垂头丧气时（因为尊敬对她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我就向她走了过去。我这个人虽不留恋旧东西，但也难适应新环境。只有她才能理解我。自然，她的那个年轻的听差决不会理解我的心情。他几乎还不能算贡布雷的人。搬家，迁入新区，对他说来就像度假一样，新鲜的事儿使他开心，有如做了一次旅行；他以为自己到了乡下；他得了一次鼻炎，这就好似在没有关严窗户的车厢里吹来了一股“穿堂风”，使他产生了一种见过世面的奇妙印象；他每次打喷嚏，都为找到了一份如此称心的差事而高兴，因为他一直盼望能遇上一个经常旅行的东家。因此，我没有想去找他，而是直接去找弗朗索瓦丝了。我曾对搬家满不在乎，甚至见她伤心落泪还嘲笑她，因此，当她见我愁眉不展时，便故意装出冷冰冰的样子，更何况她也和我一样沉闷忧郁呢。神经过敏的人越是“敏感”，就越自私；他们只许自己有痛苦，却不让别人在他们面前流露出半点不快。弗朗索瓦丝对她感到的痛苦，哪怕是最轻微的，都要一一仔细回味；要是我不高兴了，她便故意扭过头去，使我的痛苦得不到同情，甚至引不起注意。我刚想同她谈我们的新居，她就把头扭过去了。两天之后，弗朗索瓦丝不得不回到我们刚搬离的房子去找几件遗忘在那里的衣服，她显示了女人的变幻莫测，回来后竟说，她在我们过去的那条街上差点儿没给憋死，她这次回旧居实在感到“不得其所”，她从没见过那样不方便的楼梯。她还说，“即使回去可以当上皇后”，她也不回那里去住了，哪怕给她几百万钞票（反正这样瞎说又不要她花钱！），我们新居的一切（也不过就是厨房和走廊）“布置”得不知要比旧居好多少。可那时，搬家后我的“烧”还没有退，我就像刚吞下一头牛的蟒蛇，感到自己痛苦地被一只箱子撑得变了形，凸得我连看一眼都觉得吃不消。然而，写到这里，我该做个交代，我们的新居是盖尔芒特府附属建筑中的一套单元房。我们搬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外祖母身体欠安，需要更洁净的空气，而这条理由，我们对她是避而不谈了。

在某一个年龄阶段，名字被我们注入了不可知的特性，因而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可知的形象，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真实的地点，迫使我们把名字和真实的地点统一起来，甚至我们可以动身去某个城市寻找一个为该城市所不能容纳，但我们不再有权剥夺其名称的灵魂。在这个年龄阶段，名字不仅像寓意画那样使城市和河流有了个性，不仅使物质世界五光十色，绚丽多姿，而且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画面：每一座著名的城堡、公馆或宫殿，都有它们的女主人或仙女，正如森林有森林神，水域有水神一样。有时候，仙女深深地隐藏在她的名字后面，受到我们想象力的滋养，随着我们想象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尽管多少年来，德·盖尔芒特夫人于我不过是一张幻灯片或一块彩绘玻璃窗上的图像，但当完全不一样的梦幻用急流溅射的泡沫把它弄湿了时，它也就开始失去光泽。

然而，只要我们接近名字所指的真实的人，仙女就会消失，因为这个人一旦和她的名字统一，也就不再是仙女；如果我们离开她，仙女就会再现；但是，只要我们待在她身边不走，仙女就会最终消失，名字也会随之消失，例如吕西尼昂家族 ，在梅吕西娜仙女 离去的那天，可能也黯然失色了。名字不过是一张有照片的普通身份证，如果迎面走来一个人，我们就看一看这张身份证，好弄清楚我们认不认识这个过路人，该不该同他打招呼；名字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想象而变了样，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我们素不相识女人的原始倩影。但是，尽管从前某年所产生的某种感觉，会像那些能记录并保留不同艺术家演奏时的声音和风格的乐器那样，使这个名字在我们记忆中重现，使我们重新听见这个名字，而且听上去仍然是从前的声音，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仍能感觉得到，相同的声音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一连串梦幻是各不相同的。有时候，在从前一个春天听到的名字现在又听见了，我们会像挤绘画颜料管似的，从中挤出逝去时光的神秘而新鲜的、被人遗忘了的细腻感情；当我们像一个蹩脚的画家，把我们的过去整个儿地展现在同一张画布上，任凭我们的记忆给予它传统的、千篇一律的色彩的时候，我们以为对过去的每时每刻仍然记忆犹新。然而恰恰相反，过去的每一时刻，作为独到的创作，使用的色彩都带有时代特征，而且十分和谐，这些色彩我们已不熟悉了，可是仍会突然使我们感到心醉神迷。我就有过这种体会。贝斯比埃小姐结婚已经多年，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又突然恢复了我在她喜庆之日所听到的声音，与今天的声音迥然不同，此刻我心里高兴得发颤，它使我又看到了年轻的公爵夫人佩戴的鼓鼓囊囊的领结，淡紫的颜色是那样柔美悦目，是那样光辉灿烂、新颖别致；还有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蓝晶晶的微笑，宛若一朵永开不败的不可采撷的长春花。那时候，盖尔芒特的名字也像一个注入了氧气或另一种气体的小球：当我终于把它戳破，放出里面的气体时，我呼吸到了那一年那一天贡布雷的空气，空气中混杂有山楂花的香味。是广场一角的风儿把这香味吹过来的。这预示着将要下雨的风儿使太阳时隐时现，把阳光洒在教堂圣器室的红羊毛地毯上，使它呈现出天竺葵的肉色，或像玫瑰花的粉色，光彩夺目，它又像盛大音乐会上演奏的瓦格纳的乐曲，高雅华贵，轻松愉快，令人心旷神怡。此刻，我们会突然感到这个原始的实体在颤动，恢复了它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的那些音节内部的形式和雕刻花纹。然而，即使在这样难得的时刻，即使名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常生活的旋涡中，仅仅成了一种惯用的称呼，失去了任何色彩，好似一个棱柱形的陀螺，飞速地、如醉似狂地旋转着，可是，当我们在幻想中冥思苦想时，为了回溯以往，我们会力图减缓和中止我们已被卷入其中的永恒的运动，渐渐地，又会重新看到某个名字在我们一生中向我们连续展开的斑斓色彩，层层叠叠，但各各相异。

当然，在我小时候，当我的乳母轻轻摇着我，给我唱《光荣属于德·盖尔芒特侯爵夫人》那首古老歌谣的时候（也许，她也和我今天一样并不知道这首歌为谁而写），或者过了几年，当年迈的德·盖尔芒特元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停下来，夸我是漂亮的孩子，并从一只小糖盒里取出一块巧克力给我吃的时候（为此，我的保姆感到十分自豪），我不知道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当时在我眼前显示了什么样的形象。孩提时候的事情我毫无印象，就像跟我没关系似的，我只能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些，仿佛是在我出生前发生的事。但后来，当这个名字在我脑际留下印象后，先后出现过七八个迥然不同的形象，最先出现的形象最甜美：我的梦幻为现实所迫，逐渐放弃一个难守的阵地，后退一步，固守新的阵地，直到被迫做出新的退让为止。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住所也像她本人一样，在我的印象中发生着变化。她的住所也以盖尔芒特命名，年复一年，我听到的这样或那样的谈话改变着我的梦幻，使这个名字逐渐充实：这个住所，在它那些已经变得像云彩或湖泊那样具有反射面的石头中，映照出我的梦幻。起初是一座城堡的主塔，墙壁不厚，不过是一条橙色的光带，领主和他的夫人在城堡顶端决定他们附庸的生死，继而城堡让位于一片土地，土地上奔腾着一条湍流，就在“盖尔芒特那边”的一端：多少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父母亲一起沿着维福纳河散步；公爵夫人教我钓鳟鱼，告诉我那些一串串挂在附近低矮篱笆上的紫红色和淡红色的花儿叫什么名字。这是一块世袭的土地，一座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城堡，高傲的盖尔芒特家族，犹如一座经历了漫长岁月、饰有花叶的古老苍黄的塔楼，高高地矗立在法兰西土地上。在这一家族兴起的时候，法兰西巴黎圣母院和夏尔特尔圣母院的上空还一无所有，后来才建造了这两座教堂；拉昂 山顶的圣母大教堂尚未问世，那高高屹立的塔楼，就像停在亚拉腊山 上的挪亚方舟，族长和他们的家人一个个忧心忡忡，俯身窗口，观察上帝是否已经息怒；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准备在大地上种植，还带了各种动物，这些动物像是要从钟楼逃出去似的，牛在钟楼的屋顶上安详地闲步，居高临下，眺望着香巴尼平原；那时，如果游客傍晚时分离开博韦 ，回头一看，还看不见圣皮埃尔大教堂在残阳的金色帷幕上展开它那多分支的黑翅膀，紧跟在他后面飞翔。盖尔芒特家族就像一本小说的背景，一片虚构的风景，我很难想象得出它的面貌，但越是这样，就越想去发现它。它是一块飞地，周围是真实的土地和道路。这些土地，这些道路，在离一个火车站两里 路的地方，突然充满了纹章的特征。我想起了邻近几个地方的名字，仿佛就在帕尔那索斯山 或赫利孔山 的山脚下，它们犹如会产生神秘现象的物质环境（就地形学而言），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又看到了画在贡布雷彩绘玻璃窗底部的盾形纹章，经过好几个世纪，这个显赫的家族，通过联姻或者购买，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各个地方，获得了许多领地，一一刻在了纹章四个纵横等分的盾面上：北方的大片土地，南方有权势的城邦，同盖尔芒特家族合而为一后实质上已不再存在，只象征性地把它们绿色或银色图案的城堡刻入盖尔芒特家族纹章的蓝色底面上。我曾听人谈到过闻名遐迩的盖尔芒特挂毯，蓝色，有点粗糙，具有中世纪风格。我看见它们像一片云彩，在这古老的森林边缘，在这深紫红色的传奇式的名字上空飘游，希尔德贝 常在这片森林里狩猎。这深邃而神秘的土地，这遥远的年代，只要我和这个女领主，湖泊的仙女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巴黎接触过一次，我就可以像进行了一次旅行那样洞察到它们的秘密，仿佛在她的脸上和言谈中具有乔木林和湖堤的魅力，像她档案室那本破旧的习俗汇编那样刻有世纪的特征。可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圣卢。他告诉我，他们家是在十七世纪买下这座城堡的，仅仅从那时起它才取名盖尔芒特。在这以前，他们家在附近的地方，封号不是在这个地区获得的。后来，城堡周围建起了村庄，也以盖尔芒特命名。为了不使城堡的景致遭受破坏，颁布了地役法，规定道路的走向和限制房屋的高度。至于挂毯，底图全都出自布歇 之手，是盖尔芒特家族一个艺术爱好者于十九世纪购置的。它们张挂在到处蒙着红棉布和长毛绒布的非常俗气的客厅里，并排挂着几幅拙劣的狩猎图，是那位艺术爱好者亲手画就的。圣卢向我揭示了与这座城堡的名字不相关的东西，这样一来，我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根据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响亮的音节来看这座城堡了。于是，在名字的深处，我看到的不再是这个城堡在湖面上模糊不清的倒影。对我来说，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住所就是她在巴黎的府邸，盖尔芒特府，它像她的名字一样清澈可鉴，因为它还没有受到任何庸俗的、不透明的物质侵扰。正如教堂不仅意味着礼拜堂，而且还包括全体善男信女一样，盖尔芒特府也同样包括所有分享公爵夫人生活的人。可是她那些挚友，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他们于我不过是一些知名的富有诗意的名字；知其名而不知其人，这就只会增加和保护公爵夫人的神秘色彩，在她周围加上一圈很大的光轮，这圈光轮最多不过会逐渐减弱罢了。

因为我丝毫也想象不出应邀出席公爵夫人晚宴的宾客长着怎样的身子，蓄着怎样的小胡须，穿着怎样的半筒靴，用怎样一种合乎人情和理性的方式，讲着乏味的甚至是别出心裁的话语，所以，这些急速旋转着的名字，不会比围着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个萨克森瓷像举行的幽灵宴会或舞会带给我更多的信息。它们使她的玻璃府邸保持着玻璃橱窗的透明性。后来，圣卢又给我讲了他这位舅妈的园丁和小教堂神甫的几件逸事，盖尔芒特府就像从前的卢浮宫那样 ，变成了一座城堡，位于巴黎市中心，周围是它的世袭领地，是根据一个奇怪地残存下来的古老权利继承的领地，德·盖尔芒特夫人还在对它行使封建特权。但是，我们搬来这里，住进了这座公馆一个侧翼的一套单元房里，与德·盖尔芒特夫人为邻，紧挨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时候，上面所说的城堡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一幢旧宅。像这样的住宅现在兴许还能看到。也许是民主的巨澜形成的冲积层，或者是历史的遗赠物（因为在较古的时候，各种行业都聚集在领主周围），在这类住宅的主院两侧，常有商店的后间和工场，甚至还有鞋匠或裁缝的木屋小店（这种小店在教堂的两旁也能看见，建筑工程师的审美观未能把它们彻底清除）；一个补鞋匠兼门房在院子里养鸡种花；院子深处，在被称作“公馆”的府内，住着一位“伯爵夫人”，当她帽子上插着几朵旱金莲花（大概是从门房的小花园里摘来的），坐着她那辆破旧的由两匹马拉套的敞篷四轮车出门的时候（马车夫身旁坐着一个听差，他到本区的各家贵族公馆去投折了角的名片），一视同仁地朝门房的孩子和此刻正巧同她迎面而过的中产房客颔首微笑，挥手致意，和蔼之中露出轻视，平等之中藏着高傲。

在我们刚刚搬进的这幢房子里，住在院子深处的贵妇是一位公爵夫人，举止优雅，看上去还很年轻。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多亏弗朗索瓦丝，我不久就掌握了这座“公馆”的情况，因为盖尔芒特家的人从早到晚都挂在她的嘴边。她常用“楼下”“底下”称呼他们。早晨，她给妈妈梳头时，禁不住朝院子里瞟一眼，说：“瞧！两个嬷嬷。肯定是到楼下去的。”或者说：“啊！厨房的窗口上挂着漂亮的野鸡，不用问是从哪里来的，公爵去打过猎了。”到了晚上，她给我准备睡衣的时候，如果听到钢琴声或一曲小调，她就推断说：“他们底下请客啦，真快活！”这时，在她端正的脸庞上，在她满头的银发下，绽出动人而得体的笑容。这个焕发着青春的笑容，把她脸部的每根线条暂时放到了适当的位置上，显得协调和谐，但也有点矫揉造作，就像人们跳四对舞之前的脸部表情。

然而，盖尔芒特一家的生活中最能引起弗朗索瓦丝兴趣、最令她高兴同时又最使她痛苦的时刻，是通车辆的大门打开，公爵夫人登上她的敞篷马车的时刻，一般在我家仆人刚吃完午饭之后。他们每日的午餐，像犹太人过逾越节 那样神圣，谁也不能打扰，这成了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就连我父亲也不敢摇铃使唤他们。他知道，摇五次铃和摇一次铃的效果一样，都不会有人来听他使唤。再说，干这种不知趣的事儿，不仅白费力气，而且对他一无好处。因为弗朗索瓦丝会一整天都板着脸，给他颜色看。自从上了岁数以后，她的脸简直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长期积压的牢骚和她内心不高兴的缘由，都写在她那张布满了红红的楔形细皱纹的脸上，既明显，又令人捉摸不透。此外，她大声诉说她的不满，不过，我们谁也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她把这称作给我们做一整天的“小弥撒”，以为这会使我们丧气、“难过”或者“恼火”。

最后的仪式结束后，弗朗索瓦丝犹如早期基督教堂主持弥撒的神甫，同时又是做弥撒的信徒，给自己斟满最后一杯酒，从脖子上解下餐巾叠起来，用它擦了擦嘴唇（因为上面残留着咖啡和掺了大量水的红葡萄酒），然后把它放进饭桌上束餐巾的圆环中，以忧郁的眼神看了看“她”年轻的听差以示感谢，因为这个年轻人过分殷勤地对她说：“夫人，再来一点，怎么样？这酒味道不错。”然后，她赶紧去把窗子打开，借口说“这该死的厨房”太热。她转动窗把手，透了口气，一面敏捷而又漫不经心地朝院子深处瞥了一眼。这偷偷的一瞥使她确信公爵夫人还没有准备停当，于是她非常想看却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看了看套好的马车。她的眼睛专注地看过地上的东西后，又抬头望了望天空。她早就猜到天空万里无云了，因为她感觉到空气甜丝丝的，太阳暖融融的。她凝视屋顶的一个角落，恰好在我卧室壁炉的上方，每年冬去春来，鸽子都到那里来做窝。在贡布雷，弗朗索瓦丝的厨房里也有这种鸽子咕咕地叫个不停。

“啊！贡布雷，贡布雷。”她叫了起来。（她诵读这一祈求时的那种近乎唱歌的声调以及她脸上洋溢着阿尔 人的纯正的表情，会使人怀疑弗朗索瓦丝是南方人，而她的故乡——她常常为离开她的故乡而惋惜——不过是她的第二故乡。但是，也许这样说是错的，因为没有一个省没有它的“南方”，我们不是能碰到不少萨瓦 人和布列塔尼 人，他们说话时也像南方人那样，总是很容易把长元音和短元音颠倒。）“啊！贡布雷，可怜的故乡，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你！什么时候我能在你的山楂花和我们可怜的丁香花下过上一整天，听金丝雀唱歌，听维福纳河像人那样悄悄说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停地听见我们小少爷的讨厌的铃声。他不到半小时就要害我沿着这可恶的走廊跑一趟。而且，他还嫌我去得不及时，好像我应该在他拉铃前就听见铃声，你要是晚了一分钟，他‘又会再发’可怕的脾气。唉！可怜的贡布雷！兴许要等我死后才能见到你了，他们会像扔一块石头似的把我扔进坟坑里。到那时，我就再也闻不到山楂花的香味了，你那些美丽而洁白的山楂花。不过，我想，我活着时已经让我吃足苦头的三记铃声，我在九泉之下还会再听见的。”

可是，院子里那个专做背心的裁缝在向她打招呼了，她停止了絮叨。从前有一天，我外祖母去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这个裁缝很感兴趣，而弗朗索瓦丝对他也颇有好感。他听到开窗的声音就抬起了头，一直在设法引起他的女邻居的注意，以便向她问好。弗朗索瓦丝向絮比安扮出少女的娇态，在絮比安看来，我们家这个爱咕哝的老厨娘那张被年龄、坏脾气和炉灶的热气弄得死板的脸变得好看了。她含蓄、亲昵而又腼腆地、动人地向裁缝挥手致意，但没有同他说话。因为她即使敢违背妈妈的嘱咐朝院子里张望，也不敢在窗口同人交谈；弗朗索瓦丝想，这会惹起太太的“一番申斥”。她指了指套好的马车，仿佛在说：“那匹马真漂亮，是不是？”可嘴里却嘀咕说：“瞧那破家伙！”她知道他会回答她的。他把手放在嘴边，好让他压低了的声音传到她的耳朵里：“ 你们 想要，也会有的，甚至会比他们更多，只是你们不喜欢这些东西罢了。”

弗朗索瓦丝高兴、谦逊而又含糊地向他回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各有各的派头。在这里，一切得从简。”然后关上了窗子，怕妈妈会突然闯进来。絮比安所说的“你们会比盖尔芒特家有更多的马”中的“你们”，实际上应该指我们，当然他用“你们”也不无道理，因为除非为了满足某种纯个人的自尊心（譬如，当她整天咳嗽不止，使全家人担心会被她传染上感冒时，她会带着讨厌的冷笑说，她没有感冒），弗朗索瓦丝已同我们合为一体了，就像那些植物，它们和动物紧密相连，动物为植物捕捉食物，吞食和消化食物，最后把它们变成可吸收的粪便，提供给植物作养料。应该由我们进行筹划，按照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地位，对她生活中那部分不可或缺的自尊心给予小小的满足。另外，我们承认她有权按照传统的习惯，自由地享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午餐。餐后可以在窗口透透空气，有权上街逛逛，买点东西，星期天去探望她的侄女。

读者这下该明白，为什么弗朗索瓦丝在搬家后的头几天里会那样无精打采。我父亲的各种荣誉头衔还没有被我们新居的居民知道，她感到浑身不舒服。她自己称这种不舒服为烦闷。这种烦闷，就是高乃依作品中这个词所表达的强烈意思，或者是那些因思念自己的未婚妻和家乡而“厌烦”得想自杀的士兵笔下所表达的意思。弗朗索瓦丝的烦闷很快就被治愈了，恰恰是被絮比安治愈的，因为他一上来就讲了一句使她高兴的话，就跟我们决定要买一辆车子时使她产生的愉快一样强烈，甚至更为高雅。“真是好人哪，这些朱利安（弗朗索瓦丝乐意把新词和她已经掌握的词混用）是正直的人，一看就知道。”絮比安果然善解人意，他逢人便讲，我们没有马车，是因为我们不想要。

弗朗索瓦丝的这个朋友很少待在家里，他在某部谋得了一个职业，在那里当雇员。这个做背心的裁缝起初和一个“顽皮的女孩子”一起生活，我外祖母曾误以为他们是父女。从前，我的外祖母曾去拜访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时候女孩子还很小，可是裙子做得很像样了。当她转做女装，成为女裙裁缝时，絮比安再干他的老本行就无利可图了。她先在一个专做女装的女裁缝铺子里当“艺徒”，缲缲边儿，缝缝边饰，钉钉纽扣或“揿钮”，用别针固定腰身，但很快就晋升为二级继而是一级技工了。她的顾客都是上流社会的贵妇。她上顾客家，也就是说，上我们院来做活，常有铺里的一两个小姐妹陪她来，她们是她的徒弟。从此，絮比安在她身边就用处不大了。固然，小姑娘长大后，还常要给人缝背心，但是有朋友们当帮手，就不需要别人了。于是，姑娘的叔父絮比安申请了一份工作。起初他只是给人当助手，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后来他取而代之，到晚餐时候方能回来。幸好，我们搬到这里后过了几个星期，他才被“正式任用”，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向弗朗索瓦丝献殷勤，帮助她不太痛苦地度过这开始阶段异常难熬的时光。尽管我不否认絮比安作为“过渡药剂”对弗朗索瓦丝所起的作用，但我不得不承认，初接触时，我并不喜欢他。从近处看，会发现他的眼睛充满怜悯、忧伤和迷惘。这种眼神彻底摧毁了他那肥大的双颊和红润的肤色可能产生的效果，会使人感到他病得厉害，或刚死了亲人，精神受到了打击。其实，他既没有生病，也没有丧事，而且能说会道，说起话来总是冷冰冰的，爱嘲笑人。这种在眼神和讲话语气之间的不一致，产生了某种虚假的现象，非但不会引起人好感，甚至使他本人也似乎感到很尴尬，就像一个穿着短上衣出席晚会的来宾，看到别人都穿燕尾服而感到难堪，或像一个必须回答某殿下的问话，却又不知从何答起的人，只好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来摆脱困境。我不过打个比方罢了，相反，絮比安讲话总是娓娓动听。我很快就发现，他身上蕴藏着一种非凡的才智，这也许同漫布在他脸上的怜悯、忧郁和迷惘的眼神相吻合（同他混熟后，我就不再去注意他的眼神了）。他这种非凡的才智，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文学天赋的人所具有的，也就是说，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只要浏览几本书，便能精通或者掌握语言的最瑰丽的表达方法。我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都是风华正茂就去世了。因此我断言，絮比安很快也会死的。他心地善良，富有怜悯心，感情细腻而丰富。

他在弗朗索瓦丝生活中的作用很快就不那么重要了。她学会了替代他演出他的角色。甚至，当一个供货人或一个仆人登门送货时，弗朗索瓦丝会巧妙地利用他们到厨房等候妈妈回话的片刻，装出不屑理睬的样子，继续干她的活，只是神态冷漠地指给他们一把椅子，示意他们坐下。这样，当这个供货人或仆人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脑海里一般都会深深刻下这个印象：“我们没有，是因为我们不想要。”此外，她如此坚持要别人知道我们有钱（她把“我们有点钱”说成“我们有钱”，因为她不会使用圣卢所说的部分冠词，而只会说“有钱”，“拿水来”，不会说“有点钱”，“拿点水来”），要别人知道我们很富，并非因为在她眼里财富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有了财富就不再需要别的，道德也不要了，而是因为光有道德，没有财富也不是她的理想。在她看来，财富是必需条件，没有财富，道德也就没有价值，没有魅力。她很少把财富和道德分开，久而久之，最终把它们混为一谈，以为道德会使人舒适，认为财富会给人启发教育。

窗子关上后，弗朗索瓦丝叹口气，很快开始收拾厨房的桌子，要不然，妈妈“什么样的骂人话都会说出口来”。

“在椅子街还住着盖尔芒特家的人哪。”贴身男仆说，“我有个朋友曾在那里干过，是他们家的第二马车夫。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可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朋友的内弟，他和盖尔芒特男爵的一个马夫在同一个团里服过役。”“得了，管他呢，又不是我的父亲！”贴身男仆接着开了句玩笑。当他唠叨他的陈谷子烂芝麻的时候，中间总要插进一两句新鲜的玩笑话。

弗朗索瓦丝上了年岁，视力减退了，但还能看见贡布雷天边的东西，可是贴身男仆这句话中的玩笑意味她却听不出来。不过，她觉得这里应该有一句玩笑，因为它和下面的话没有联系，而且，她知道说出这句有分量话的人平时很爱开玩笑。于是她宽厚而又赞叹地笑了笑，仿佛在说：“这个维克多，还是那个脾气！”况且，她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她知道，能听到这一类俏皮话，跟社交界有教养人的乐趣多少挨了点边。为了得到这份快乐，社会各阶层的人争先恐后地梳妆打扮，甚至冒着伤风的危险。再说她认为这个贴身男仆是她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常在她面前愤愤不平地揭露共和国对神职人员将要采取骇人听闻的措施。弗朗索瓦丝还不懂得，最残忍的敌手，并不是那些和我们持不同看法，并且试图说服我们的人，而是那些火上加油、无中生有、用一些坏消息使我们心里难受的人。他们还唯恐我们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可以减轻痛苦，可以对胜利的一方产生微弱的好印象；为了使我们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们硬要向我们证明，对方不但是毫不留情，而且是得意扬扬。

“公爵夫人和那些人可能有姻亲关系。”弗朗索瓦丝又回到了住在椅子街的盖尔芒特这个话题上，就像在重奏一段行板乐曲。“我记不清是谁跟我讲的，反正他们中有人把一个表妹嫁给公爵大人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括号’内的。盖尔芒特可是个‘大家族’哪！”她极其崇敬地补充说。她根据这个家族众多的人口和响亮的声誉，断言这是个“大”家族，正如帕斯卡依据理性和《圣经》的权威性确定宗教的真实性一样。因为，既然这两样东西只能用一个“大”字来形容，那么，在她看来，它们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一来，她的词汇也就像某些宝石那样，有些地方出现了瑕疵，甚至在弗朗索瓦丝的思想上投下了阴影。

“我寻思，也许就是eusse（他们） 在盖尔芒特村有一座城堡，离贡布雷有十里路。要是这样，他们和盖尔芒特家那个阿尔及尔表姐就沾上亲戚了。”这个阿尔及尔表姐会是谁？我和我母亲琢磨了好久。后来，我们到底弄明白了，弗朗索瓦丝所说的阿尔及尔，原来是昂热市。我们可能知道远处的地方，却不大知道近处的地名。弗朗索瓦丝不知道昂热，却知道阿尔及尔，是因为元旦那天我们收到了一包样子十分难看的阿尔及尔椰枣。她的词汇，尤其是她的地名词汇，也像法兰西语言本身，到处是错误。“我早就想同他们家的膳食总管聊一聊……大家叫他什么来着？”她顿了一下，似乎在给自己提一个礼节性问题，接着她又自己做了回答：“啊，想起来了，大家叫他安托万。”好像安托万是一个爵位似的。“他本来可以同我聊一聊的，可是他摆出贵族老爷的派头，像是有学问的人，舌头好像被人割掉了，要不，他就是忘记学说话了。你同他讲话，他总是爱理不理的样子。”弗朗索瓦丝补充说，她像是德·塞维尼夫人那样，用“爱理不理”这个词语。“但是，”她又真诚地说，“既然我知道我有下锅的东西，也就不去管别人的闲事了。反正这个人不怎么样。再说他也不是个勇敢的人。（这个评语会使人觉得弗朗索瓦丝对勇敢的理解和过去不同了。在贡布雷时，她认为像野兽般勇猛的人才算勇敢，可是，这里她说的勇敢就是勤劳。）还有人说他是惯偷。不过，听说的不一定可靠。由于看门人爱嫉妒，常在公爵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这院里的雇工都走光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安托万是个大懒鬼，他的‘安托万奈丝’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弗朗索瓦丝为了给安托万这个名字找到一个阴性形式，用来指膳食总管的妻子，根据语法规则创造出“安托万奈丝”这个新词时，也许她无意识地参照了夏努瓦和夏努瓦奈丝 。她是有根据的。如今在巴黎圣母院附近，还有一条街叫夏努瓦奈丝街，因为从前这条街上住的全是修女，所以当时的法国人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事实上，弗朗索瓦丝是那些法国人的同代人。再说，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还有一个名词，它的阴性形式也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因为弗朗索瓦丝接着又说：“不过，可以绝对肯定，盖尔芒特城堡是公爵夫人 的，她是当地的女镇长哪，够了不起的啦。”

“我明白了，确实了不起。”听差深信不疑地说，却没有听出她话中的讽刺意味。

“我的孩子，你真以为这了不起吗？可是，对于像他们这样的人，当个镇长和女镇长，太有失身份了。啊！要是盖尔芒特城堡是我的，我才不常在巴黎待着呢。像我们家先生和太太这样有钱的东家，这样有钱的人，脑袋瓜里也不知想的是什么，会愿意待在这个闷气的城市里，不回贡布雷去。他们现在自由自在的，谁也不会留他们。他们什么也不缺，干吗非得等到退休呢？等死了以后再回去呀？啊！要是我有干面包啃，冬天有木柴取暖，我早就回贡布雷我兄弟的穷屋子去了。在那里，至少我觉得是在过日子，面前没有这些房子挡着，四周静悄悄的，夜里能听见两里以外的青蛙呱呱唱歌的声音。”

“这真是太美了，太太。”年轻的听差赞叹地叫了起来，仿佛这最后一个特征是贡布雷固有的，正如水上轻舟是威尼斯城一大特征一样。

再说，听差来我家的时间比贴身男仆晚一些，他和弗朗索瓦丝谈话的内容，他自己不感兴趣没关系，只要弗朗索瓦丝感兴趣就行。弗朗索瓦丝看到有人把她当厨娘看待，总会不高兴地蹙眉噘嘴，可是，听差谈起她时，总称她为“女管家”，因此，她对他总是特别亲切，有如一些二流亲王看到诚心诚意的青年称他们为殿下时，也会流露出这种好感。

“至少，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是什么季节了。哪像这里呀，复活节和圣诞节没什么两样，连朵平常的黄花毛茛都看不见。早晨，当我撑着这副老骨架起床时，连祈祷的钟声都听不见。在贡布雷，每个小时都敲钟，虽然只有一只可怜的钟，但是，你到时候就会说：‘我兄弟该从地里回来了。’你看着日头落山，人们敲钟祈祷人间幸福，你在掌灯之前能回到家里。这里，过完白天，就是黑夜，天黑了你就去睡觉，白天你干了些什么，你不见得会比畜生说得更清楚。”

“太太，好像梅塞格利丝也很美，是不是？”年轻的听差意外想起了我们在饭桌上谈起过的梅塞格利丝，打断她说。按照他的意愿，谈话转入了抽象的主题。

“啊！梅塞格利丝！”弗朗索瓦丝高兴得满脸笑容。每当有人提起梅塞格利丝、贡布雷和当松维尔，她总会笑得合不拢嘴。这些名字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每当她在外面碰到或在谈话中听到这些名字，甜蜜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就像学生听到一个教员在讲课中影射当代的一位名人，深感出乎意料，会高兴得欢腾起来。弗朗索瓦丝有这种快感，还因为这些地方有些东西只属于她一个人，而不属于别人，它们是她的老朋友，她和它们在一起玩过；她向它们微笑，仿佛它们是有灵魂的人，因为她在它们身上找到了她自身的许多东西。

“是的，我的孩子，你可以这样说，梅塞格利丝相当漂亮。”她狡黠地笑了笑，又说，“可是，你，你怎么会知道梅塞格利丝的？”

“你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它不是很出名吗？有人跟我谈起过，谈过好几次呢。”他回答时，说得含含糊糊，很不明确，就像吞吞吐吐地提供假情况的人一样，每当我们想客观地了解一桩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同别人有没有重大关系时，他们总不可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

“啊！我向你们保证，那里樱桃树下的空气新鲜极了，哪像这里炉灶旁哪。”

她甚至给他们讲起欧拉莉来了，说她是个好人。欧拉莉在世时，弗朗索瓦丝不大喜欢她，可是在她去世后，弗朗索瓦丝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对欧拉莉，就像对任何缺衣少食，“饿破肚子”，一无所长，却倚仗富人的施舍，到他们家里来“装腔作势”的人一样，是不大喜欢的。欧拉莉每个星期都要巧施计谋，让我的姑妈给她赏钱。现在，弗朗索瓦丝再也用不着容忍欧拉莉了。至于我的姑妈，她也不停地为她唱赞歌。

“您那时候就在贡布雷，在太太的一个表姐妹家里吗？”年轻的听差问。

“是的，在奥克达夫夫人家。嗯，她可是圣女哪，我的孩子们。她家里总有好东西招待你，尽是些高级东西，好东西。真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哪，你们可以这样说，她对小鹧鸪呀，野鸡呀，从不怜惜，她对什么都不怜惜，你们可以五个一群，六个一伙地到她家里做客，肉有的是，都是上等货，还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要什么有什么。（弗朗索瓦丝用“怜惜”这个动词，和拉布吕耶尔 用“吝惜”的意思一样。）一切费用都由她负担，即使来做客的是一家人，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她这句话丝毫不会得罪人，因为在弗朗索瓦丝那个时代，“费用”并不限于法院的“诉讼费”，而是表示一般的“费用”。 ）啊！我向你们保证，客人不会饿着肚子离开她家。本堂神甫多次对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女人可以到仁慈的上帝身边去的话，那肯定是她。可怜的太太，我现在还好像听见她用细嗓门对我说：‘弗朗索瓦丝，您知道，我是吃不下的，但是，我希望您只当我也在吃一样，为大家把饭菜做好。’当然不是为她做的。你们要是在，也肯定会看到，她的体重还不如一袋樱桃重，没有人会像她那样轻。她不愿意相信我，她从来不愿意找大夫。啊！那里吃饭才不匆忙呢。她希望她的仆人都能吃饱吃好。哪像这里呀，今天早晨，我们匆忙得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

她对我父亲吃烤面包干尤其恼火。她确信，我父亲是在摆主人的架子，是为了“随意差遣”她。“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等事。”年轻的听差随声附和道，好像他无所不知，有千年的阅历，对世界各国，对它们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好像跑遍世界，也找不到烤面包干这个习惯。“是的，是的。”膳食总管喃喃地说，“不过，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加拿大工人可能罢工了。有天晚上，部长对我们家先生说，为这事他拿到二十万法郎呢。”膳食总管对部长毫无责备之意。倒不是因为他自己为人正直，而是他认为从政的人没有一个不腐败。他觉得，贪污罪还不如最轻的盗窃罪严重。他也不问问自己，这句颇有分量的话会不会听错了，由罪犯亲口告诉我父亲，而我父亲却没有把他撵出门去，这合不合情理。但是，贡布雷的哲学束缚了弗朗索瓦丝的手脚，她不可能希望加拿大的罢工对烤面包干的习惯产生影响。她说：“只要世界还是世界，你们瞧好了，总有主人把我们使唤得团团转，也总有仆人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弗朗索瓦丝说是忙得团团转，可是，我母亲唠叨已有一刻钟了：“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在饭桌上待了两个多小时了。”大概我母亲用来测定他们用饭时间的单位和弗朗索瓦丝的不一样。她犹犹豫豫地摇了三四回铃。弗朗索瓦丝、她的听差和膳食总管听到铃声根本没当回事，没想去应差，而是把它当作乐器定弦时发出的头几个音，音乐会即将重新开始，幕间休息只剩几分钟了。因此，当铃声不断重复，而且越来越坚决时，我们的仆人这才留意，他们看到时间不多了，又要开始干活了。当又一声“丁零”响起，而且比前面的几声更响，他们这才叹口气，各自下了决心，听差去门口抽烟，弗朗索瓦丝先对我们发表几句诸如“他们肯定好动成癖”之类的批评意见，然后上她的七楼整理衣物，膳食总管到我的房间找信纸，迅速地写了封私信发走了。

尽管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神气傲慢，不可一世，可是不几天，弗朗索瓦丝便打听清楚，并告诉我说，盖尔芒特家不是根据什么古老的权利，而是根据不久前签订的一项租约住进这座公馆的。公馆的花园——那地方我还没有去过——跟所有接邻房屋的花园一样，小得可怜。我终于探听到，在盖尔芒特府，看不见领主的绞架、防卫的风车、支柱上的鸽舍；看不见公用的烘炉、带甬道的谷仓、小型的城堡、桥梁、吊桥或便桥、收过桥税的人；也没有钟楼的尖顶、刻在墙上的契据或用作路标的石堆。记得当巴尔贝克海滩在我眼里失去昔日的神秘，变成地球浩瀚海水的一个部分，可以同随便哪个海水域互换的时候，埃尔斯蒂尔曾对我说，这是惠斯勒 画笔下的乳白色的海湾，银蓝两色协调有致，他这句话使巴尔贝克海滩陡然恢复了个性。与此相仿，一天，正当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看到它最后一幢住宅在弗朗索瓦丝的猛烈打击下就要坍塌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谈起了公爵夫人，对我们说：“她在圣日耳曼区享有最高的地位，她在圣日耳曼区有第一流的房子。”诚然，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第一流的房子，同我前后梦见过的他们的住所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是，这幢房子——也许是最后一幢了——尽管简陋异常，仍不失其价值，它超越自身的物质，成了一种秘密的区别标志。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上午步行、下午坐车出门的时候，我在她身上总找不到她名字的奥秘，因此，我必须到她的“沙龙”里，在她的朋友中去寻找。诚然，从前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她就以光辉灿烂的化身出现在我面前，代替了我那破灭的梦幻，盖尔芒特姓氏的绚丽色彩以及维福纳河畔下午的斑斓阳光，照不透她的脸颊，她宛若天神或仙女下凡变成的天鹅或垂柳，臣服于大自然的法则，在水中滑翔或随风摇曳。然而，我刚离开她，那些已经消逝的映象，立即又在把它们捣碎的船桨后面复现，宛若残阳玫瑰色和绿色的倒映。这时，在我孤独的思想中，名字很快就占据了面孔的地位。可是现在，我经常看见她，在她居室的窗口，在院子里，在街上；即使我不能将盖尔芒特这个姓氏和她合为一体，想象不出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但至少我可以怪我的思想没有能力，不能把我要求它做的事情做到底。但是她，我们的邻居，似乎也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更有甚者，她做了错事还若无其事，不像我那样忐忑不安，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穿着新颖别致的衣裙，显示出对时髦的追求，似乎她确信自己和别的女人没有两样，渴望把自己打扮得优美雅致，可若是如此，任何一个女人都能同她平分秋色，甚至可以略胜她一筹。我曾看见她在街上，盯着一个穿戴入时的女演员瞧个不停，流露出羡慕的神情。早晨，在她步行出门前（仿佛行人的评价是对她的裁判，当她不拘礼节地把她神秘莫测的生活向他们展示时，她的高雅仿佛能衬托出他们的粗野），我可以远远地看见她对镜梳妆，就像将要在一出宫廷喜剧中扮演女仆的王后，满怀信心地、诚心诚意地、狂热而自尊地、心烦意乱地扮演着与她的身份极不相称的风雅女人的角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高贵出身，她瞧一瞧短面纱是否拉直，把袖管上的皱褶抚抚平，把大衣整一整，像天神变成的天鹅，做着它那一类动物的种种动作，两只化了妆的眼睛守在喙两旁，连看都不看一眼，忽然她向前抓住门把或雨伞，完全是天鹅的动作，忘记了自己是天神，而不是天鹅。但是，正如一个游客到了一个城市，对它的外貌大失所望时，他会安慰自己说，不妨进去参观一下博物馆，了解一下市民，光顾一下图书馆，也许会深刻地感受到它的魅力；我也像这位游客，对我自己说，如果我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做客，如果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如果我深入她的生活中去，我肯定会了解到，在她光彩夺目的橙色躯壳下，她的名字对于别人包含着怎样真实而客观的内容。因为我父亲的那位朋友说过，盖尔芒特家的环境在圣日耳曼区可称得上与众不同。

我想象中的这个环境里的生活，与常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我觉得它应该别具一格，因此，我不能设想，在公爵夫人的晚宴上，会出现我从前经常来往的那号人，一些真实的人，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在那里只会吐出一些平淡无奇的我听惯了的言语；他们的交谈者必须屈尊俯就，用他们这号人的语言同他们交谈。怎能设想，在圣日耳曼区这个第一流的沙龙里，有天晚上会出现我从前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刻呢？确实，我的脑子不管用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在圣饼上显灵对我来说够神秘莫测的了，可是比起右岸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一清早，我在卧室里能听到他们拍打家具的声音。）但是，那条把我同圣日耳曼区隔离的分界线，尽管是想象出来的，对我却因此而更加真实；我确确实实地感到，横在赤道线那边的盖尔芒特家的那块门毡就已经是圣日耳曼区了。一天，他们家的门敞开着，我母亲也远远地看见了这块门毡，她竟说它太旧了。此外，他们的餐厅和摆着红长毛绒家具的光线暗淡的走廊（我从我们家厨房的窗口有时能看见），又怎能不使我相信它们具有圣日耳曼区的神秘魅力，是这个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在这个区里呢？因为在这间餐厅里受到接待，无异于去了一趟圣日耳曼区，呼吸了它的空气；因为就餐前挨着德·盖尔芒特夫人坐在长沙发上的，都是圣日耳曼区的常客。当然，在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地方，在有些晚宴上，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这样的人，混迹于一群俗不可耐的风雅人中间，显得举止庄严，他们不过是些名字，当我们力图想象他们的模样，他们时而像一场骑士比武，时而像一片封建领地的森林。但在这里，在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里，在昏暗的走廊里，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他们是由珍贵的材料做成的支撑着教堂的柱子。即使是小型聚会，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只能在他们之间挑选她的宾客，十二个人围坐在铺着桌布、摆满佳肴的桌子旁欢宴，宛若圣徒小教堂 圣桌前的耶稣十二信徒的金塑像，行祝圣礼的象征性的支柱。至于那伸展在公馆后面、高墙中间的小花园，夏天，晚宴结束后，德·盖尔芒特夫人命人在那里摆上利口酒和橙子水，对此，我禁不住会想，晚间九点至十一点，坐在花园的铁椅子上——铁椅子也具有皮长沙发的神奇威力——怎能不同时呼吸圣日耳曼区特有的和风，正如在菲吉格 绿洲睡午觉怎能不置身于非洲？唯有想象和信仰才能将一些物和人同其他一些物和人区别开来，才能创造一种气氛。唉！圣日耳曼区绚丽多彩的景色，高低起伏的天然地势，具有地方色彩的古玩、艺术珍品，大概我一辈子都无缘涉足其中了。我只要能远远地望见那张破门毡，就像航海人在大海上远远望见岸上清真寺的尖塔、第一棵棕榈树、异国情调的工厂烟囱和植物那样，即使永远不能接近，我也心满意足、喜不自胜了。

对我而言，盖尔芒特府始于它前厅的门口，可是，按照公爵的看法，它的属地应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公爵把他的房客都看作佃农、平民、国家财产的买主，认为他们的意见微不足道。一清早，他穿着睡衣在窗口刮胡须，然后下到院子里，根据他的冷热感觉，有时着衬衫，有时穿睡衣，有时罩一件颜色少见的苏格兰长毛格子花呢上衣，有时披一件比他的上衣还要短的浅色短大衣，让他的一个马夫在前面牵着刚买来的一匹马在院子里小跑，马不止一次地撞坏了絮比安的铺面，絮比安要求赔偿损失，公爵大光其火。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公爵夫人在本公馆和本教区行了那么多善，可这家伙还要我们赔钱，实属卑鄙！”但是絮比安寸步不让，似乎根本不知道公爵夫人行过“善”。然而，她确实在行善，不过，正如不能强求人人都行善那样，一个人感到得意的事情，绝不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以免引起反感。况且，从行善之外的其他观点看，公爵大人从来都把他所在的地区看作他院子的延伸——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他的马的广阔跑道。让他的新马独自跑了一阵后，他就叫马夫把它套上车，到邻近各条街上走一走。马夫手执缰绳，跟在马车旁奔跑，马在公爵面前来回经过；公爵站在人行道上，他身高体胖，穿着浅色的衣服，嘴里叼着雪茄，昂着头，戴一副奇特的单片眼镜。接着，他跳上马车，想亲自试一试，驾着他这架新套车，到香榭丽舍大街找他的情妇去了。德·盖尔芒特先生在院子里向两对夫妇问了安，他们多少同他那个圈子沾点边：其中一对是他的表亲，和那些做工的夫妇一样，他们从来不在家中照管孩子，因为一清早妻子就得到“圣乐学校”去传授对位法和赋格曲，而丈夫要去雕刻室干活，在木头和压出凸纹饰的皮革上雕刻；另一对是诺布瓦男爵和男爵夫人，两人总是穿一身黑衣服，妻子的打扮像出租椅子的妇人，丈夫像承办丧葬的男人，一天要去教堂好几次。他们是一位前大使的侄子。这位前大使是我们家的老相识。有一次，我父亲恰好在楼梯的拱门下遇见他，心里纳闷他怎么会上这里来。因为我父亲认为，像这样一个要人，过去经常同欧洲最杰出的人物打交道，想必对贵族虚浮的荣誉不会产生兴趣，不应该同这些默默无闻、目光短浅、拥护教权的贵族来往。男爵夫妇住进这幢房子不久，就在丈夫同德·盖尔芒特先生打招呼的时候，絮比安走到院子里同他搭讪，称呼他“诺布瓦先生”，因为不知道他的确切姓名。

“哈！诺布瓦先生。哈！这个名字真妙！耐心点！待会儿这个人要叫您诺布瓦公民了！”德·盖尔芒特先生转向男爵，大叫大嚷。他总算有机会在絮比安身上出出气了，谁让他只称呼他“先生”，而不喊他“公爵先生”的呢。

一天，德·盖尔芒特先生需要了解我父亲的职业情况，便亲自登门，摆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从此，他常常有事没事就来找我父亲谈谈。一看见我父亲从楼梯上下来（其实我父亲在考虑一件工作，不希望碰见任何人），公爵便离开他的车马侍从，到院子里来迎我的父亲，替他把大衣领子整一整，像从前国王的侍从那样悉心服务，然后拉住他的手，轻轻抚摩着，犹如一个高级妓女，厚颜无耻地想向他证明他随时准备奉献自己宝贵的肉体。他把我父亲一直送到通车辆的大门才松手，可是我父亲对他厌烦透顶，心里直想着要把他摆脱掉。一天，他和他妻子一道乘车出门，碰见了我们，便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而且可能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妻子了。要是她能记住我的名字和面孔，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况且，我不过是作为她的一个房客被介绍给她的，这样的介绍别提有多寒碜！要是我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遇见并被介绍给公爵夫人，那该有多好！况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已通过我外祖母，邀请我上她家做客。当她知道我立志从事写作时，还特别关照地说，我在她家可以结识一些作家。可我父亲却认为我年纪尚小，不宜进入社交界，再说我的身体状况着实令他担忧，他不愿意为我提供无益的外出机会。

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个仆人经常跟弗朗索瓦丝聊天，我听见他提到几个她常光顾的沙龙，可是，这些沙龙是什么样子，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既然它们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我又只能通过她的名字窥见她的生活，它们不也就不可揣测了吗？

“今晚帕尔马公主那里有盛大晚会，演皮影戏，”仆人说道，“但是我们去不成啦。因为夫人要赶五点钟的火车去尚蒂伊 ，到德·奥马尔公爵家去住两天，贴身女佣和男仆跟着去。我留下来。帕尔马公主要不高兴啦，她给公爵夫人写了四五封信了。”

“那么，你们今年不再回盖尔芒特城堡了吗？”

“去不成了，这还是第一次哩，就因为公爵先生得了风湿病。大夫说，那里不安装好暖气设备，我们就不能去。可是以前我们每年都去，待到一月份才回来。要是暖气设备没安装好，可能夫人要到戛纳的德·吉斯公爵夫人家去小住几天，还没有定下来。”

“那么戏院呢，你们常去吗？”

“有时去看歌剧，有时去看帕尔马公主预订票的夜场戏，一个礼拜一次。在那里可是一饱眼福，话剧、歌剧，应有尽有。公爵夫人不愿意预订戏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几次。一次坐在夫人一个朋友的包厢里，还有一次坐在另一个包厢里，多数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楼下包厢里，她是公爵先生一位堂弟的妻子，是德·巴伐利亚公爵的姐妹……您这就上去吗？”仆人说。尽管他算是盖尔芒特家的人了，可是他对于 主人 的概念通常是政治性的，因此他对弗朗索瓦丝总是彬彬有礼，好像她也在某个公爵夫人家待过似的。“您身体挺硬朗哪，太太。”

“唉！没有这该死的腿就好了！在平原上走路还凑合。（弗朗索瓦丝所说的平原，实际指院子和大街，她总喜欢在那些地方散步。总而言之，是平地。）可是，这些讨厌的楼梯我就对付不了啦。待会儿见，先生，没准晚上还能见到您。”

盖尔芒特家的这个仆人告诉过她，公爵的儿子常常被授予亲王爵位，直到他们的父亲去世。因此，弗朗索瓦丝还想同他聊一聊。也许，在法国人民对贵族阶级的崇拜心理中，还混杂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从法国的采邑制度世袭下来的对贵族既崇拜又反抗的心理大概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如果有人在弗朗索瓦丝面前谈论拿破仑的天才或无线电报，她会不加理会，照样除她壁炉里的灰烬，摆她餐桌上的餐具，动作丝毫不会放慢，可是，只要听到谈论贵族的这些特殊问题，听到德·盖尔芒特公爵的小儿子通常叫奥莱龙亲王，她便会嚷起来：“啧啧，太好了！”她会目眩神迷，仿佛置身于一扇彩绘玻璃窗前。

德·阿格里让特亲王的贴身男仆常来公爵夫人家送信，同弗朗索瓦丝混得很熟。他告诉弗朗索瓦丝，他确实听到社交界在议论德·圣卢侯爵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婚事，这差不多已经定了。

德·盖尔芒特夫人把她的生活注入那幢别墅和那间楼下包厢里，因此，在我看来，它们同她的居室一样神奇如梦境。帕尔马、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和吉斯这些名字，使公爵夫人前往度假的别墅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别墅，使她每天从公馆乘坐她的马车前去参加的晚会不同于其他所有的晚会。但是，即使这些名字告诉我，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生活连续不断地存在于这些度假别墅和晚会中，但它们却不可能向我提供有关她本人的任何情况。每幢度假别墅，每次晚会，都给予公爵夫人的生活以一种不同的确定性，但是，它们仅仅使它换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却不能使它有半点泄露，它被一块壁板挡住，被装进一只坛子里，只是随众人的生活波涛而流动。狂欢节，公爵夫人可以面朝地中海用午餐，但这是在德·吉斯夫人的别墅里，巴黎社交界的女王身穿白凸纹布连衣裙，在众多的亲王夫人中间，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宾，和别的女宾没有差别，这就更令我神往，而她自己也像一个舞蹈明星获得了新生，在一场奇特虚幻的芭蕾舞中，她的女舞伴一个个都被她取而代之；她可以观看皮影戏，但这是在帕尔马公主的一次晚会上；她可以听悲剧或歌剧，但这是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里。

我们往往把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把对他将要离开或将去会见的熟人的记忆，都集中于他的身上，因此，当我从弗朗索瓦丝那里得知，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步行去帕尔马公主家赴午宴，而在将近中午时分，当我看见她从家里出来，穿一条粉红色的缎子连衣裙，裙子上方露出相同色彩的脸蛋，犹如夕阳下的一片彩云，这时候，我看见圣日耳曼区的所有快乐都呈现在我面前，集中在她小小的身躯下，就像集中在一只贝壳里，夹在玫瑰色珍珠层那发光的壳瓣中间一样。

我父亲在部里有一个朋友，叫A.J.莫罗。为了区别于其他莫罗，他总留意在他的姓前加上他名字的两个首字母，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他A.J.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位A.J.是怎样弄到一张歌剧院盛大演出会的池座票的。他把这张票寄给我父亲了。因为拉贝玛要演出《淮德拉》中的一幕（从我第一次对她的演出感到失望以来，就再没有看过她演出），外祖母设法让父亲把这张票给我了。

说实话，这次能不能去听拉贝玛演出对我倒无所谓，可是几年前，她曾使我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当我看到我从前迷恋的，甚至比健康和休息还要珍视的东西，现在却引不起我的兴趣时，我也有怅然若失之感。我何尝不想离得近一些去静观我的想象力朦胧地看到的，被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宝贵的现实呢？而且这种热情不减当年。但是现在，我的想象力不再把它们置于一个名伶念台词的技巧之中了。自从我到埃尔斯蒂尔家去过几次后，我从前对拉贝玛的朗诵技巧，对她的悲剧艺术的迷信，已转移到某些挂毯和现代画上了。既然我的信念，我的愿望不再能使我对拉贝玛的朗诵和姿态保持永恒的崇拜，它们在我心中的“复身”也就渐渐萎谢了，正如古埃及死人的“复身” ，必须不断地为它提供食粮，才能维持它的存在。这一艺术如今变得稀薄如纸，一撕就破，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

我利用我父亲收到的那张戏票，登上了歌剧院的大楼梯。我瞧见前面有个人，开始我把他当成德·夏吕斯先生，他的背影看上去很像德·夏吕斯先生。当他回头向剧场的一个职员打听什么事情时，我发现我弄错了。但是，我根据这个陌生人的衣着以及他同男检票员和女引座员——他们没有马上搭腔——讲话的姿态，毫不犹豫地把他归入德·夏吕斯先生那个阶层中。因为尽管各人有各人的特征，可是在那个时代，在富有的、服饰华丽的爵爷和富有的、服饰华丽的金融家或大企业家之间，总存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金融家或企业家对下级讲话口气傲慢，不容置辩，并以为这就是他的潇洒风度。可这些爵爷却笑容可掬，和蔼可亲，露出谦逊而耐心的神态，装成一名普通的观众，并把这看成他良好教养的一个特征。当一个银行家的阔少爷此刻走进剧院，看见这位爵爷满脸微笑中透着善良，掩盖了他那个特定阶层在他身上划下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要不是阔少爷发现他的相貌和最近报上刊登的现在正在巴黎逗留的奥地利皇侄萨克森亲王的肖像十分相像，真会把他当作一个出身寒微的平民。我知道他是盖尔芒特家的挚友。当我走到检票员身边时，听见萨克森亲王（或者是假定的那位亲王）笑吟吟地说：“我不知道是几号包厢，我表姐跟我说，我一问便可知道。”

也许他就是萨克森亲王。当他在说“我表姐跟我说，我一问便可知道”这句话时，他的眼睛通过想象而看见的也许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她要是真在，我就能一睹她在堂弟媳的楼下包厢里的生活片段了，她的生活总是令我难以想象）。因此，这个与众不同的微笑的眼神，这些极其普通的言语，用可能有的幸福和靠不住的声誉这两根触须，交替抚摩着我的心，它们带给我的温情远非一个抽象的梦幻所能比拟。至少，他向检票员讲这句话的时候，把一条可能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道路，连接到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平凡的夜晚上来了。检票员说了句“楼下包厢”，并用手指了指走廊，他便走了进去。走廊潮湿异常，墙壁裂缝累累，仿佛通往海底岩洞，通往神奇的海洋仙女的王国。我前面只有一个渐渐远去的穿晚礼服的先生，可是，我不停地在想，他是萨克森亲王，他要去看望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个念头就像一个不灵便的反射镜，围绕着他转动，却不能把光线正确无误地投射到他身上。虽然他孤身一人，但是这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摸不到的、无边无际的、像投影那样不连贯地跳动着的念头，仿佛走在他的前头，在给他引路，它像雅典娜女神，与她的希腊士兵寸步不离，而别人却看不见她。

我来到座位上，一面竭力回忆《淮德拉》剧中的一句诗，可我记不确切了。按照我背出来的这句诗看，它的音步数跟规定的数目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想试着去数音步，所以我感到在这个不规范的诗句和一个古典诗句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可比性的。它显得那样冗长，哪怕去掉六个甚至更多的音节，以改成一句十二音节的诗，我都不会感到吃惊。但我蓦地回忆起这句诗来了，骤然间，一个不通人性的世界那些难以铲平的凸凹不平，竟魔术般地烟消云散了，诗句的音节顿时符合十二音节诗的韵律，多余的音节犹如一浮出水面就破裂的气泡，轻松而灵巧地消失了。我白费了半天脑筋，其实它才多出一个音步。

池座的一些票是在剧院售票处零售的，卖给假充高雅的人或好奇的人，他们想尽情观望那些他们平时没有机会从近处看到的人。的确，在这里，他们可以公开观察这些人通常是隐秘的社会生活的真实面，因为帕尔马公主把二楼、楼下以及楼厅的各个包厢全都分给了她的朋友们，剧场仿佛成了沙龙，每个人随意离开座位，到这个或那个女友身边去坐一坐。

我周围尽是些庸俗之辈，他们并不认识预订戏票的观众，却想表明自己可以认出他们来，便大声喊着他们的姓名。他们还说，这些预订戏票的人来这里犹如进了自己的沙龙，言下之意，他们是不会专心看戏的。可是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有才气的大学生，为了听拉贝玛演唱而买了张池座票，一心想的是不要弄脏手套，不要妨碍别人，同机遇赐予他的邻座搞好关系，不时微笑着追踪一个稍纵即逝的目光，不礼貌地避开一个相遇的目光，一个熟人的目光，当他在剧场里发现这个熟人时，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但还是决定前去同她打个招呼，他还来不及走近她身边，就听得三下铃响，他就好像希伯来人在红海中逃跑 那样，从男女观众组成的两股汹涌澎湃的浪峰中间溜回去了。他要他们站起身，他踏破了她们的裙子，踩脏了他们的半筒靴。相反，唯有上流社会的人才会有闲情逸致看戏（当然还得有才智才能看懂戏），因为他们坐在楼厅栏杆后的包厢中，就像坐在悬空的揭掉了隔板的小沙龙里，或者像在供应牛奶和铁线蕨糖浆浓茶的小咖啡馆里一样，不会被这座那不勒斯风格建筑物的金框镜子和红椅子吓坏——因为他们满不在乎地把一只手放在支撑这个歌剧艺术殿堂的镀金柱子上——因为他们对两个张开双臂的雕像把棕榈和桂花献给他们的包厢这种过分的荣誉并不感到受之有愧。

起初周围只是一片昏暗。突然，人们的目光遇到从黑暗中发出的磷火般的光芒，那是一位知名人物的眼睛犹如看不见的宝石在闪闪发光；人们看见德·奥马尔公爵弯着身子的侧影，就像清晰地呈现在黑底徽章上的亨利四世的头像。一个隐蔽在黑暗中的贵妇人大声地在跟他说话：“请亲王殿下允许我给您脱大衣。”可是亲王却回答说：“不敢当，怎么好劳驾您呢，德·昂布勒萨克夫人。”尽管亲王委婉拒绝，她还是坚持给他脱下了大衣，而她也因获此殊荣而受到众人艳羡。

但是，在其他包厢内，那些坐在这些昏暗的神龛中的白衣女神，全都靠在内壁上隐蔽起来了，谁也看不见她们。然而，随着演出的进行，她们模糊的人影从容不迫地、一个接一个地从铺满了她们影子的深暗处浮现出来，向着亮光升起，露出半裸的躯体，停留在包厢那垂直的边界和半明半暗的海面上。她们的脸光辉灿烂，羽毛扇在她们面前扇出滚滚波涛，轻盈，欢快，泡沫四溅；她们绛红色的头发闪着珠光宝气，似随海潮波动。接着，池座开始显现。这是凡人的所在地，和那昏暗而透明的海上王国永远隔离，海洋女神明澈的双眸反射的光焰散布在平展的海面上，为这个王国确立了边界。海岸上的活动椅子，池座中的奇形怪状，根据透视法的唯一法则和不同的入射角映入她们的眼帘，正如对于外部世界的两个部分，即对于矿物，对于同我们毫无交往的人，我们并不屑朝他们微笑或看他们一眼，因为我们深知，他们根本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灵魂。相反，在海上王国的疆域内，容光焕发的海洋的女儿们不时地回过头来，冲着吊在曲折边界上的蓄着胡须的半人半鱼神们，或朝着一位一半是人的海神嫣然微笑。这个半人半神，头盖像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上面沾着一根被海潮卷来的柔滑的海藻，眼睛宛若大水晶石做成的圆盘。她们向他们俯下身子，给他们递送糖果。有时，海潮让出一条干道，迎来一位仙女，她姗姗来迟，面带笑容和羞色，似一朵怒放的鲜花，刚刚浮出黑暗。一幕剧演完了，被凡间悦耳的喧哗声吸引到海面的众仙女，此刻不再希望听到这些声音了，一起潜入海底，消失在茫茫黑暗中。这些好奇的女神是为了稍微看一看凡人的作品，才出现在她们隐蔽所的门口的，而凡人却无法走近。在所有这些隐蔽所中最负盛名的是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名下的正厅包厢，那块半明半暗的大礁岩。

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俨然是一位伟大的女神，从远处主持众女神的娱乐活动。她故意退缩在后，坐在侧面的长沙发椅上，鲜红夺目的长沙发犹如露出海面的红珊瑚岩礁。旁边有一道宽大的玻璃反光，大概是一面镜子，好似一束光线射在晶莹夺目的水面上形成的切面，垂直，暗淡，流动。一朵硕大的白花，毛茸茸的像翅膀，从亲王夫人的额头沿着脸颊的一边垂下，似羽毛，似花冠，又似海花，妖艳，轻柔，生机勃勃，情意绵绵，随脸颊的曲线波动，遮住了半个脸蛋，像一枚肉色的翠鸟蛋，藏在柔软的窝里。亲王夫人头上的发网直垂眉际，继而又在下面的喉部复现，是用南半球的一些海洋上捕捉到的白贝壳做成的，点缀着一颗颗珍珠，犹如一件刚刚浮出波涛的海上镶嵌画，不时地沉入黑暗中。即使在黑暗中，亲王夫人那双晶莹闪光的眸子仍然表明她的存在。她天香国色，美貌绝伦，尽管在半明半暗中的少女一个个花容月貌，秀色可餐，却难以同她媲美争辉。她的美不单单表现在她的肉体上，即表现在她的颈背、肩膀、胳膊和腰部。她那妙不可言、引人入胜的身段线条，是无数看不见的线条准确和必然的出发点，这些看不见的线条从亲王夫人周围四散展开，犹如一尊理想的塑像在半明半暗中投下的光谱，光怪陆离，使人幻觉丛生，想入非非。

“那是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我的邻座对同她一起来的先生说，故意把“亲”字拉长，使这一称呼显得滑稽可笑。“她满身都是珠宝。我想，要是我有这么多珠宝，我决不会像她那样摆阔。我认为这有失体统。”

然而，那些到处打听有谁来看戏的人，一旦认出亲王夫人，就会感到美的宝座非她莫属。的确，像德·卢森堡公爵夫人、德·莫里安瓦尔夫人、德·圣德费尔特夫人以及其他一些贵妇人，她们的面部特征是，一张兔唇和一个大红鼻子离得很近，或者上唇又细又密的汗毛和满脸皱纹难解难分。再说，这些特征已经够迷人的了，因为它们虽然像签名那样只有约定的价值，却能使人读到这个大名时肃然起敬；不仅如此，它们最终会使人相信，长相丑陋乃是贵族特有的一大标志。一个名门贵妇，她的脸只要能显出尊贵就行，美不美倒无所谓。但是，有如某些画家，他们在画布下端不是署上自己的名姓，而是画上美丽的图案，一只蝴蝶，一只蜥蜴，或是一朵花；同样，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在她包厢的一角藏下了一个美妙的躯体和一张动人的脸蛋，以此表明美也许是最高贵的签名。因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带到剧院来的，都是她生活圈里的人，她的光临，在那些崇拜贵族的人眼里，无疑最有力地证明了她的包厢所展示的图画具有雄辩的真实性。这个包厢展现了亲王夫人在她慕尼黑和巴黎府邸中那与众不同的生活画面的一个侧影。

我们的想象力好比一架出了故障的手摇风琴，弹出的调子总跟指定的乐曲不一样。每当我听到有人谈起德·盖尔芒特-巴伐利亚亲王夫人，总会联想到十六世纪的某些作品。现在她就在我面前，正在请一个穿燕尾服的胖男人吃冰冻糖果，因此，我必须竭力摆脱她在我身上引起的这些联想。诚然，我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她和她的客人同旁人没有两样。我深深懂得，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为了拉开他们真实生活的序幕（当然，他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幕并不在这里演出），他们约好按照他们的礼节行事，而我对他们这套礼节却一窍不通。他们一个佯装请吃糖果，一个佯装拒绝。这样的举动毫无意义，是事先规定好了的，就像舞蹈演员的舞步，时而踮起足尖，时而围着一条披肩旋转。谁知道呢？说不定女神在递糖果的时候，会以揶揄的口吻说：“您要糖吗？”因为我看见她在微笑。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似乎觉得，这句话由一个女神向一个半人半神说出来，虽然故意冷淡生硬，具有梅里美 或梅拉克 笔下的风格，却高雅优美，令人回味无穷。而那个半人半神，心里非常清楚他们两人所要概括的崇高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就要重温他们真实的生活。他顺应这场游戏的规则，以同样神秘而狡黠的语气说：“是的，我很想要一颗樱桃。”我仿佛在凝神聆听这场对话，听得津津有味，就像在聆听《少女的选择》 中的一场。这出歌剧缺少我所熟悉的诗意和深奥见地，而我设想梅拉克是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剧作充满诗意和深奥见地的，不过，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反倒显得优雅，一种传统的优雅，因而也就更为神秘，对人更有启迪。

“那个胖子是德·加南塞侯爵。”我的邻座装出很知情的样子说，后头人嘁嘁喳喳议论的名字，他没有听见。

德·帕朗西侯爵伸长脖子，侧着脸，滴溜滚圆的大眼睛贴在单片眼镜的镜片上，在透明的黑暗中徐徐移动。他似乎目无池座里的观众，活似玻璃鱼缸中的一条鱼，在里面游来游去，对前来参观的好奇的观众视若不见。他时而停步不前，浑身披着苔藓，喘着气，令人起敬；而观众却说不出他是否无恙，是在睡觉，还是在游动，或者在产卵，或者勉强在呼吸。我对他羡慕极了，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使我羡慕过：因为我一看便知道，他是这个包厢的常客，亲王夫人给他递糖时，他神态冷漠，爱理不理。于是，亲王夫人用她那双钻石雕琢成的美丽眸子向他瞥了一眼。每逢她这样瞧人时，智慧和友谊会使她美丽的眼睛变成一汪秋水；但当它们静止时，它们的美就变成了纯物质的东西，只会发射出矿物的光辉，如果反射作用使它们稍微移动一下，它们就会迸发出一条垂直的非人所有的灿烂光焰，把整个池座映得通红。可是拉贝玛演出的那幕《淮德拉》即将开始，亲王夫人向包厢的头一排走来。这时候，她仿佛演员登场似的，随着她经过的光区不同，我看见她的首饰不仅改变了色彩，而且改变了物质。包厢干涸了，显露了，不再是海洋的世界了，亲王夫人也不再是海洋女神了。她头上裹着的蓝白两色的缠巾，酷似身穿扎伊尔（也可能是奥罗泽马纳 ）戏装的出色的悲剧演员。她在第一排坐了下来。我看见那个温暖的翠鸟窝，好似天国的一只大鸟，软绵绵、毛茸茸的，灿烂夺目，温情脉脉地保护着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

这时候，来了一个女人，我的视线离开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向她投去。我见她身材矮小，衣冠不整，相貌奇丑，但目光炯炯有神。她同随行的两个青年男子在离我几个座位的地方坐了下来。接着，帷幕拉开了。我不无忧伤地发现，我从前那种对戏剧艺术、对拉贝玛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曾记得，为了不放过她这个踏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去瞻望的奇才，我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有如天文学家即将安装在非洲和安的列斯群岛的用来精确观察彗星或日食的敏感的仪器；我担心会出现一片乌云，比如说演员状态不佳，观众席上发生意外，致使演出不能发挥最高水平；假如我去的剧院不是那个把她奉若神明的剧院，我就会觉得不是在最好的条件下看戏，而在那个剧院里，我会觉得，那些她亲口点名要的戴着白石竹花的舞台监督，那个位于坐满衣冠不整观众的池座上方正厅包厢的底部建筑，那些出售刊登着她剧照的节目表的女引座员，还有广场中心花园里的栗树，所有这些，仍然是她在小小的红帷幕下登场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次要部分。它们似乎是我当时所想的不可分离的伙伴和心腹。那时候，《淮德拉》、该剧中“吐露爱情”那场戏以及拉贝玛本人，对我几乎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他们远离常人的生活实践，靠他们自己就能存在；我必须接近他们，尽我所能地深刻了解他们。然而，我睁大眼睛，敞开心灵，也只能汲取极少一点儿东西。可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本人的生活虽然微不足道，但这无关紧要，就像穿衣和准备出门，不过是小事一桩。因为在更远的地方，绝对地存在着《淮德拉》以及拉贝玛念台词的腔调。这些更为牢固的真实，人们很难接近它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掌握。我整日幻想着有尽善尽美的戏剧艺术，就像一节不断充电的电池；倘若有人把我白天或黑夜任何一个时刻的思想进行分析，就能从我的梦想中抽出大量的样品。还曾有这样的时候，我生病了，可是，哪怕我病死，也得去看拉贝玛的戏。可是现在，这一切成了一座小山，远看似乎和青天合二为一，近看普普通通，它们离开了绝对世界，变得和其他事物——我生活在其中并为我所熟悉的事物——毫无二致，演员们也不比我熟识的人高明。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吟诵《淮德拉》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不再是超凡的、个别的和与众不同的了，而是一些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成功的诗句，准备回到法国诗词的无垠的物质中去，加入它们的阵营。尤其因为我梦寐以求的事物已不复存在，我就更感到气馁。然而，我那喜欢环绕一件事物进行无穷遐想的禀性却依然存在，虽然年复一年有所改变，但还会导致我一时冲动而不顾及危险。一天晚上，我抱病前往一座城堡，去看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作和中世纪的一幅挂毯。这一晚和我将动身前往威尼斯的那一天，和我去看拉贝玛演出或动身前往巴尔贝克海滩的那一天多么相似，我预感到我现在为之做出牺牲的物品，不消多久就会使我感到兴味索然，我可以从这幅画和这些挂毯旁边经过而不向它们扫一眼，尽管当时我为了这些挂毯而常常夜不成寐，忍受着无限的病痛。我为之做出牺牲的物品是不稳定的，我从中感觉到了我的努力也是徒劳无益，我的牺牲大得我真不敢相信，就像那些神经衰弱症患者，当有人提醒他们累了，他们反会觉得疲劳增加了一倍。目前，我的梦想使一切可能与这梦想有关的东西都变得令人心醉神迷。甚至我在我的肉欲中，在这总是朝着一定的方向、集中在同一个梦想周围的最强烈的肉欲中，也能辨认出一个主导思想，我可以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尽善尽美。从前，在贡布雷，每当我下午在花园里读书时尽情遐想的时候，我的主导思想也是这个尽善尽美。

我对阿里西、伊斯梅娜和希波吕托斯 在道白和动作中表现的柔情或愤怒是否用得恰到好处，不再像从前那样宽容了。倒不是因为这些演员——还是那些人——不如过去聪明，不能像过去那样时而使他们的声音抑扬顿挫，温柔感人，或者故意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时而使他们的动作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或者流露出向人哀求的痛苦。他们的语调对声音下命令：“你要轻柔些，要唱得像夜莺那样婉转缠绵，娓娓动听。”或者相反：“你现在必须大发雷霆。”于是，语调扑向声音，试图用暴力将它战胜。可是声音奋力反抗，我行我素，顽固不化地维持自然的声音；它物质上的缺陷和魅力，它日常的粗俗或矫饰一仍其旧，丝毫未变，只展示了一整套声学现象或社会现象，被朗诵诗句内含的感情没有对它产生丝毫影响。

同样，这几位演员的动作也对他们的手臂和无袖长袍下达命令：“你们要英姿勃勃。”可是，不听使唤的上肢，仍然让一块对角色全然无知的二头肌，在肩膀和肘之间神气活现；它们一如既往，继续表演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不去揭示拉辛诗句的细腻感情，而只是显示出肌肉之间的联系；有褶皱的宽大衣袍被它们举起，继而沿着垂直的方向落下，唯有令人乏味的织物的柔软性在同自由落体定律争个高低。就在此刻，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矮个子太太大声嚷了起来：

“不要给她鼓掌！瞧她穿得那个怪样！她太老啦，不能再演戏了。换别人早就下台了。”

周围发出“嘘”声，陪她来的那两个年轻人设法让她安静下来，她不再大叫大嚷了，但还从眼睛中迸发出怒火。这种愤怒只是对成功和荣誉发出来的，因为拉贝玛尽管挣钱很多，却欠了许多债。她常常约好要去买东西，或和朋友约会，却不能践约，在各条街上都有穿制服的服务员追着她取消买卖，她在旅馆里预订了房间却从不去住，她订购了大量香水给她的狗洗澡却不去买，她还要付给各家老板违约赔偿金。即使她花钱不如克里奥佩特拉 大手大脚，也不像她那样骄奢淫逸，但她用气压传送信件和乘坐出租马车的花费也能让几个省、几个王国变穷。但是，这个矮个子太太是一个时运不佳的女演员，她对拉贝玛恨之入骨。刚才，拉贝玛登场了。啊，真是奇迹！对于拉贝玛的才华，从前，我曾经废寝忘食地想把它的实质抓住，但它总是避开我；可是这几年我不去想它了，而且此刻我对它毫无兴趣，它却轻而易举地博得了我的赞叹。正如那些功课，晚上我们拼命学习，搞得筋疲力尽，也未能把它们装进脑子里，但是睡上一觉，我们就把它们全记住了；也如那些死人的面孔，我们的记忆竭力去追寻，却始终回忆不起来，可是当我们不去想它们时，它们却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从前，为了要孤立地看出拉贝玛的才华，我几乎把我事先研究过的所有扮演《淮德拉》的女演员的共性从我对角色特性的理解中除掉，以便看到剩下来的只是拉贝玛女士的才华。然而，这一才华，尽管我竭力想在角色之外看见它，它却同角色浑然一体，不可分离。这同大音乐家的情况类似（凡德伊弹钢琴时就是这样），演奏出自一个如此伟大的钢琴家，听众甚至忘记了这个艺术家是音乐家了，因为这种演奏不运用一整套的指法（而卓著的效果到处可见），不运用一连串飞溅的音符（至少，那些如堕五里雾中的听众以为从中发现了物质的、可以摸到的才华），它变得那样透明，那样富有内涵，听众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它仿佛成了一扇窗户，朝着一部杰作打开。阿里西、伊斯梅娜和希波吕托斯的声音和动作的用意，像一道环绕周围的庄严或精致的边界，但我还能分辨得出来，然而，淮德拉却把她的声音和动作的用意内在化了，我费尽脑汁，也不能从语调和姿势中发现她的用意，或从它们过于简单一致的表面上捕捉它们的效果，因为它们完全融于其中，没有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拉贝玛的声音中，不再存留任何无生气的和不听使唤的残渣余屑，它不让人看出在它周围有过量的眼泪，可是在阿里西或伊斯梅娜大理石般的声音上，可以看到有泪珠在滚动，因为泪珠没有被吸收；声音融于最小的细胞内，变得微妙地轻柔，犹如大提琴家的提琴，当大家夸奖它音质优美时，想称赞的不是它的物理属性，而是它的高尚灵魂；又如一幅古代风景画，画面上仙女消逝的地方有一潭静静的泉水，一个可辨别的具体的用意，变成了一种具有音色特征的东西，清澈得出奇，明净而又冰冷。拉贝玛的声音被诗句送出她的嘴唇，同样，她的双臂似乎也被诗句轻轻举到胸口，就像那些树叶，被溢出的水推着移动位置；她那逐步形成的，而且还在不断完善的舞台风姿，都一一经过仔细推敲，她一举一动的道理和其他演员隐约可见的动作的道理有着不同的深度。她的道理不再受意志的控制，而是融于淮德拉这个人物发出的，丰富而复杂的颤抖的光辉之中，入迷的观众竟不把它们看作艺术家的一大成就，而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那些白面纱，疲倦不堪，忠心耿耿，仿佛是有生命的物质，由半异教半冉森派 的痛苦编织而成，像一只娇弱而又怕冷的蚕茧，在这痛苦周围收缩。所有这一切，声音、风姿、动作、面纱，环绕在一个思想，即一句诗这个躯体周围，而这个躯体与人体不同，不是不透明的起障碍作用的物质，而是一件纯净的超尘脱俗的衣服。它们不过是外加的包裹，不但没有遮住灵魂，反而使它更加灿烂，而灵魂把它们吸收，并在它们中间散发。它们不过是半透明物质的熔岩流，层层叠叠，使穿透它们而受到阻碍的那束中心光柱，折射出越来越富丽的光芒，并使被包在光柱外面的火焰渗透了的物质散发得更广，变得更珍贵、更美丽。这就是拉贝玛对作品的表演。她的天才赋予作品以生命，并且创造了第二部作品。

说实话，我这次对拉贝玛的印象，尽管比以前更好，但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不再拿我的印象，同我头脑中对于戏剧天才先入为主的、抽象而错误的观念做对比罢了。我觉得戏剧天才恰恰就是指这种没有成见的看法。刚才我想，我第一次听拉贝玛的戏时没有享受到乐趣，就是因为我对她寄予的希望太大，正如我以前去香榭丽舍大街会我的情人希尔贝特一样，因为对她热情过高，欲望过强，反而感到失望。在这两次失望之间，除了要求过高这一点相同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点，而且是更深刻的相同点。如果一个人、一部作品（或对作品的表演）个性鲜明，别具一格，人们对它的印象也会特别。在我们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诸如“美”“风格浑厚”“哀婉动人”等观念，在必要时，我们可以幻想在一个艺人平常的表演中，在一张平淡无奇的脸孔上，也能发现这些特点，但在我们聚精会神的思想面前不停地飘动着一个形式，我们的思想中还没有和这个形式对等的东西，必须使这个未知的东西脱颖而出。我们的思想听到一个尖锐的声音，一个奇特的提问的腔调。它问自己：“这是美吗？我感到的是赞美吗？这是不是绚丽的色彩，高雅雄浑的风格？”可再一次回答它的，仍然是一个尖锐的声音，一个奇特的提问的腔调，是一个不曾相识的人不容分说的印象，完全物质的印象，没有给“表演范围”留下一点空间。正因为如此，恰恰是那些真正优美的作品，我越是认真地听，就越感到失望，因为在我们大脑搜集的观念中，还没有一个观念和这种个别的印象吻合。

这正是拉贝玛的表演向我展示的东西。朗诵的风格高雅而巧妙。正是这样。现在我懂得一种浑厚、刚健、出神入化的表演所具有的价值了。更确切地说，人们就是要把这些称号赋予这样的表演，不过，这好比把一些毫无神话意义的星座命名为玛斯、维纳斯、萨图恩 一样。我们在这一个世界感觉，在另一个世界思想、命名，我们可以使这两个世界协调一致，却不能把它们之间的距离拉近。我第一次去看拉贝玛演出的那天，要跨越的也正是这个距离，这个断层；我凝神聆听，却难以同我头脑中的“表演高雅”“风格独特”的观念汇合。我愣了一会儿才给她鼓掌。这掌声仿佛不来自我的印象，倒像同我头脑中的早就存在的观念有关，是因为我终于愉快地听到拉贝玛演戏了。一个极有个性的人或一部极有特色的作品，同美的观念之间存在的距离，同样存在于这个人或这部作品留给我们的印象和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爱慕和欣赏的观念之间，因此我们不会予以承认。我在听拉贝玛演戏时，感觉不到快乐（就像我去看望热恋中的情人希尔贝特时感觉不到乐趣一样），于是我心里嘀咕：“这么说，我对她并不欣赏。”可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研究这个名伶的演技，乐此不疲，并且竭力敞开思想，最大限度地接受她的表演所蕴涵的内容。现在我才明白，这本身就是对她的欣赏。

拉贝玛的表演所显露的才华，是否仅仅是拉辛的才华呢？

起初我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淮德拉》的一幕刚演完，等演员应观众鼓掌谢了几次幕之后，我就清醒了，因为在演员谢幕的时候，我身旁那位爱发脾气的年迈女士，斜着身子，把她瘦弱的上身挺得直直的，面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口，表明她不屑和大家一起鼓掌，好使她的抗议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她满以为这一招会有强烈的反应，却不料谁也没有看见。下一个剧是新剧。从前，由于新剧没有名气，我总觉得它们单薄，特别，在舞台之外就不再存在。可这一次我却并不感到这部杰作的生命力像一场应景戏，仅仅存在于舞台上，仅仅存在于短短的演出中，我也没有感到兴味索然，大失所望。再说，我感觉到，新剧中的长篇独白备受观众喜爱；虽然过去没有人捧场，默默无闻，但有朝一日会变得赫赫有名，只要艺人做出相反的努力，不要把这出戏当作未成名的新作，而要施展全部本领，把新戏看成在今后一定会同作者其他几部名剧相提并论的杰作来演，那他就会获得成功。因此拉贝玛演的这个角色，或许有一天会被纳入她表演得最成功的角色之列，与淮德拉并肩媲美。倒不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具有文学价值，而是由于拉贝玛的演技超群，像在《淮德拉》剧中一样，把角色演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于是我豁然开朗。原来悲剧作者的作品，不过是悲剧演员创造表演杰作的原料，一种微不足道的原料。这同我在巴尔贝克结识的那个大画家埃尔斯蒂尔的情况十分相似，他从一所毫无特色的学校和一座本身就是一部杰作的大教堂身上，找到了两个具有同等价值的画题。正如画家把房屋、运货马车、人物融化在光的巨大效果中，从而使它们协调一致，拉贝玛似乎也铺开了巨大的画布，画出了无比的恐惧和温情，她所朗诵的台词，不管是高雅的，还是平淡的，全都融于一体，若是一个没有才华的演员，肯定会把它们念得断断续续，前后脱节。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抑扬顿挫，而拉贝玛的声调并不妨碍我们感觉到诗句的存在。当我们听到一个韵脚，一个和前面的韵脚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它既受前面韵脚的限制，又引进了新的思想，这时，我们就会感到有两个重叠的体系，一个是思想体系，另一个是韵律体系，而这重叠的体系本身不就已经是井井有条的复杂性，不就是美的首要因素了吗？然而，拉贝玛把词、诗句，甚至把“长篇独白”都糅进比它们自身更大的体系中，看到它们不得不在这些体系的边缘停留，我们会心醉神迷；正如诗人选词时先要考虑到韵脚，音乐家写歌词时要把一句句话语纳入同一个旋律中，既束缚它们，又带动它们。因此，拉贝玛善于把痛苦、高雅和激情这些宏伟的形象，糅进现代戏剧的台词中，就像把它们糅进拉辛的诗句中一样，而这些形象正是她独特的创造，人们一看便知道是她的杰作，正如在一个画家根据不同的模特儿画成的肖像上，人们能够认出是同一个画家的作品一样。

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希望拉贝玛的姿势能静止不动，希望她在倏忽即逝的照明中产生的优美而短暂的、不再复现的色彩效果能永不消逝，我也不再希望她把一句诗重复一百遍。我终于懂得我从前的期望太高，要求太严，超过了诗人、女演员和她的导演兼布景师的意愿；那种在一句诗上飞快传播的魅力，那些变幻莫测的姿势和一个接一个的场景，是戏剧艺术力求达到的瞬间的效果、短暂的目的、变幻无定的杰作，而一个对作品过于入迷的观众总想使这种瞬间的效果静止不动，这样也就破坏了这一效果。我甚至不想再来看拉贝玛演出了，我对她已经心满意足。从前，正因为我对赞美的对象——不管是希尔贝特还是拉贝玛——寄予的希望太大，所以每次都感到很失望，于是我会因为头一天没有得到愉快的印象而寄希望于第二天。这一次我感受到了快乐，但不想去仔细品味，如果我愿意，也许会体会得更深；我只是像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那样，自言自语地说：“冠军的宝座我认为非拉贝玛莫属！”但我隐约感到，虽然我说出了我的喜爱，把冠军的称号给了拉贝玛，我的内心也因此而得到安宁，但这并没有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拉贝玛的非凡才华。

就在第二个剧目开始的时候，我朝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瞧了瞧。亲王夫人刚扭过头去，朝包厢的深处张望，我仿佛看见她扭头的动作在虚无缥缈中留下了优美动人的线条。她的客人全都站了起来，也朝包厢的门口望去。在他们形成的夹道中，身穿白平纹细布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款款而入，散发着胜利者的自信和女神的威严。一丝装出来的不好意思的微笑，使她的脸上漾出了难得的温柔：她用这一微笑为自己姗姗来迟，为打扰了众人看戏而向大家表示歉意。她径直朝她的堂弟媳走过去，向坐在头排的一个金发青年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转过身，向浮游在海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海怪们致以老朋友的亲切问候，暗示她和他们十五年来日复一日的亲密关系。此刻，这些赛马俱乐部的半神半人的先生们，特别是德·帕朗西伯爵，是我最羡慕的人了。我多么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啊！她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微笑，双眸放射出晶莹的蓝光。我感到这微笑的目光充溢着神秘，但我无法破解。假如我能分解这个眼神的棱柱，分析它的结晶，也许我能充分了解此时此刻它所展示出来的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德·盖尔芒特公爵跟在妻子后面，单片眼镜欢乐的反光、露出满口白牙的笑意、衣服扣眼或有裥纹的前胸的反光，使人看不见他的眉毛、嘴唇和燕尾服，只看到一闪一烁的光辉。上身是人下身是鱼的小海神们纷纷为他让位，他把身子挺得笔直，脑袋一动不动，伸手按在他们肩上，示意他们坐下，然后朝那个金发青年深深鞠了一躬。公爵夫人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今晚上她的堂弟媳会打扮得花里胡哨，像穿了“戏装”似的（有人说，她经常嘲笑她的堂弟媳服饰过于浮夸。按照她奉行中庸之道的法国精神，日耳曼的诗意和热情很快就得了个浮夸的美名），想告诉她什么是高雅的趣味。亲王夫人头上插着柔软而优美的羽毛，一直垂到脖子上，罩着用贝壳和珍珠做成的发网；公爵夫人却相反，头发上除了一枚极普通的羽饰外，再没有别的装饰。这枚羽饰宛若鸟的羽冠，居高临下，俯瞰着她的鹰钩鼻和金鱼眼。她的颈脖和肩膀袒露在雪白的细平纹布的波涛外面，一把羽毛扇拍打在波涛上，连衣裙紧贴在她身上，清楚地突出了她的优美的线条。数不胜数的闪光片是她上衣的唯一装饰物，有钻石的，也有其他金属的，长的长，圆的圆，光彩夺目，美不胜收。但是，尽管两人的打扮迥然不同，在亲王夫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堂嫂后，她们却互相转过脸来，用赞赏的目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也许第二天，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同别人谈起亲王夫人过于烦琐的发式时，脸上会露出揶揄的微笑，但她肯定会说，亲王夫人仍然使人心醉神迷，她的打扮仍然令人赞叹不已。尽管亲王夫人感到她堂嫂的服饰有点儿平淡乏味，多少露出了一点时装店的痕迹，但她也发现她的打扮于朴素之中显高雅。此外，她们所受的教育注定她们和谐一致，这样也就抵消了她们在服饰和姿态上的差异。优美的仪态在她们之间展示了一条条无形的有着强大磁力的线条，亲王夫人爽朗的性格和这些线条合而为一，而公爵夫人正直的品格受到磁力的吸引，又折射回来，散发出温柔和魅力。如同正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那样，要了解拉贝玛出神入化、个性鲜明的表演，只需把她扮演的，而且只有她才能扮演的角色交给随便哪个演员去演，就可以比较出高低。与此相仿，如果观众向楼座举目张望，就会发现在两个包厢中有一种“安排”，观众会以为是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故意做出的安排：他们会看到德·莫里安瓦尔男爵夫人矜持，缺乏教养，煞费苦心地模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打扮和风度；而德·康布尔梅夫人干瘪的身子挺得笔直，尖头尖脑，头发上竖着一根柩车上的羽饰，活像一个领抚恤金的踩在钢丝绳上的乡下女人。按理说，在这个荟萃着当年最令人瞩目女性的剧场内不应该有德·康布尔梅夫人的一席之地。在这个剧场里，那些包厢——包括最高层的包厢，从底下看，高层的包厢犹如一个个插着人花的大笼子，被天鹅绒隔墙的红缰绳系在大厅的圆拱上——和坐在包厢里的最出风头的贵妇构成了巴黎社交界的一幅短暂的全景图。死亡、丑闻、疾病、不睦很快会使这全景发生变化，但此刻注意力、烘热、眩晕、灰尘、优雅和厌烦，却把它固定在这下意识的等待和平静的冬眠状态那悲壮而永恒的一刹那间。事后人们会感到，这一刻好像是炸弹爆炸前的平静，或是一场火灾第一股火光的前兆。

德·康布尔梅夫人能在这里出现，得归功于帕尔马公主。像大多数货真价实的公主一样，帕尔马公主毫不崇尚时髦，热衷于慈善事业，并且引以为豪。她对慈善的热爱可以同她对所谓艺术的情趣相提并论。她常常把这个或那个包厢让给像德·康布尔梅夫人那样的人。这些人虽不属于上流社会，但由于在一起搞慈善，帕尔马公主同她们联系密切。德·康布尔梅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这对她也许更自然些，因为她同她们没有正式交往，不能凑上去同她们打招呼。然而，她很想到这两位尊贵的夫人府上去做客，这是她十年来苦苦追求的目标。她打算在五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可是她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她自以为医学知识渊博，认定自己的疾病医不好了，因而担心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这天晚上，当她一想到那些不屑与自己交往的贵妇一定会注意到她身边坐着她们的一个朋友，年轻的德·博泽让侯爵，就不禁喜形于色。这位年轻的侯爵是德·阿让古尔夫人的兄弟，和两个社交界都有来往，二流社交界的女人总喜欢带着他出现在上流社会的贵妇面前，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坐在德·康布尔梅夫人身后的一把椅子上，椅子横放着，便于他朝其他包厢张望。那些包厢里的人他都认识。他一头金发，相貌英俊，风度翩翩。他潇洒而迷人地挺直腰，微微抬高身子，向各个包厢里的人致意，碧蓝的双眸闪烁着微笑，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宛若古铜版画上的一个高傲而爱献殷勤的大贵人，形象逼真地刻在他那个包厢的长方形的斜面上。他经常和德·康布尔梅夫人一起上剧院看戏。在剧场内，在出口处和门厅里，他勇敢地站在她身旁，而周围到处是他的有身份的女友，他尽量少和她们讲话，免得她们为难，就好像他身边带了个坏女人似的。假如这时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从他身边经过，袅袅婷婷，千姿百态，身后一件无与伦比的大衣一直拖到地面，像是狄安娜女神下凡，引得众人都回过头来看她（尤其是德·康布尔梅夫人），德·博泽让先生就会和他的女伴交谈得更加热烈，对亲王夫人投来的亲切而迷人的笑靥，只报以不自然的微笑，含蓄而不失礼貌，冷淡而不失宽厚，害怕向她献殷勤会使她一时陷入窘境。

德·康布尔梅夫人即便不知道包厢属于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能通过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演出的专注程度猜出她是客人。公爵夫人是为了使她的女主人高兴才做出兴致勃勃的样子来的。但是，与这股离心力并存的还有一股向心力，这股由同一个愿望——讨女主人高兴的愿望——发展起来的向心力，把公爵夫人的注意力拉回到她自己的（她的羽饰，她的项链，她的裙子上衣）和亲王夫人的打扮上。她似乎在当众宣布她是她堂弟媳的臣民和奴隶，是为了看望她的堂弟媳才到这里来的，包厢的女主人心血来潮愿到哪里，她都打算跟到哪里。她把剧场里的其他人都看作好奇心强、爱东张西望的陌生人，尽管那里有她的许多朋友，而且，前几个星期，她还坐在他们的包厢里，对他们表示出一周一次的同样专一、同样相对的忠诚。德·康布尔梅夫人没想到今晚能看见公爵夫人，因而不胜惊讶。她知道今天很晚的时候公爵夫人还在盖尔芒特城堡，推测她不会离开那里。不过，她听人说过，有时候，巴黎上演的某一出戏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感兴趣，她和到盖尔芒特森林狩猎的人一起用完茶，就会叫人给她备车，黄昏启程，飞速穿过薄暮笼罩的森林，登上大路，在贡布雷换乘火车，晚上赶回巴黎。“可能她是专程从盖尔芒特赶来听拉贝玛唱戏的。”德·康布尔梅夫人寻思着，对她不胜崇敬。她记得曾听斯万含糊其词地说过（他和德·夏吕斯先生在一起时尽用这种隐语）：“公爵夫人是巴黎最高贵的人，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精华。”然而，我是通过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和孔代这些名字，想象出这对堂妯娌的生活和思想的（她们的面貌我不可能再去想象了，因为我见过她们），因此我更愿了解她们对《淮德拉》的评价，这比世界上最伟大的评论家的评论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在批评家的评论中只有智慧，尽管比我高明，但本质是一样的。可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的内心世界，我是通过她们的名字想象出来的，我假设她们的内心世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可以向我提供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使我了解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女性是怎样的人。我像发烧的病人，怀着思旧和渴望的情绪，想从她们对《淮德拉》的评价中，再次体味昔日夏天的下午，我在盖尔芒特城堡附近散步时所感受到的魅力。

德·康布尔梅夫人试图区分这对堂妯娌的服饰的样式。而我并不怀疑她们的服饰是她们所特有的，就像从前红领或蓝翻边的制服专门属于盖尔芒特家和孔代家的仆役一样，或者，打个更贴切的比方，就像鸟的羽毛，不仅是美的装饰品，而且是身躯的外延。在我看来，这两个女人的服饰是她们内心活动的具体体现，或白衣素服，或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我认为我所看到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一个隐秘思想的支配，而从她额头垂下的羽毛和她堂嫂那件光辉闪烁的裙上衣，似乎也都包含着一种意义，是这两个女人各自的象征。我很想了解这些特征的意义；我觉得天国的神鸟似乎和她们当中的一个不可分离，就像孔雀和朱诺 永远紧紧相依；而另一个的饰有金银箔的裙上衣，如同密涅瓦 的饰有流苏、闪闪发光的神盾，绝对不可能被任何别的女人侵占。剧场天顶上画满了平淡乏味的寓意画，我宁愿看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正厅包厢，也不愿意往天顶上瞧一眼。当我举眸凝望她这间包厢的时候，层层叠叠的云雾奇迹般地裂开，我从云隙中仿佛看见天神们聚集在天国的两根柱子中间，在一块红色的顶篷下凝神观看凡人的表演，周围云雾缭绕，唯有他们的所在地露出了一块金光灿灿的晴空。我局促不安地观望这短暂而荣耀的场面，可我转念一想，感到这些永生不死的天神并不认识我，不安的心情也就平静了一些。公爵夫人和她的丈夫曾见过我一次，但她肯定记不起我来了；她只要从她包厢的座位上偶尔看一眼池座观众席上这一大片无名无姓的石珊瑚，我就会感到无法忍受，因为我现在已完完全全融化在这片茫茫的石珊瑚中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一双蓝眼睛闪出一道亮光，想必根据光的折射原理，我这个失去了个人生命的原生动物的模糊影像，已映入这双蓝眼睛的冷淡的视线中了：公爵夫人由女神变成了凡人，我顿时觉得她美了一千倍，一万倍。她把放在包厢边上的那只戴了白手套的手向我举起来，亲切地挥了挥，我的目光感觉到了亲王夫人的双眸中射过来的火一般炽热的光线。她为了知道她的堂嫂在同谁打招呼，不由自主地移动了一下眼睛，从而使眼里迸射出火一般的光芒。她的堂嫂认出了我，朝我频频微笑，那雨点般向我投来的微笑闪烁着奇妙的光辉。

现在，每天上午，她还没有出门，我就早早地出去了，绕个大弯，来到她习惯走的那条街的拐角处，等候在那里。当我感到她就要从这条街经过时，便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走过去，眼睛看着相反的方向；当我走到她跟前，抬头看她时，我故作惊讶，好像根本没料到会在这里碰见她。头几天，为了更有把握，我索性在门口等候。每当通车辆的大门打开（人们接踵而过，但看不见我要等的人出来），开门的声音会在我心中持续振荡，久久不能平息。当观众崇拜一个红得发紫的女伶时，尽管不认识她，也会心情激动地“鹄立”在演员出入的门口，等候女伶出来；当愤怒的或对某个伟人狂热崇拜的人群聚集在监狱或王宫的大门口，等着把一个判了刑的犯人凌辱一顿，或把这个伟人举起来欢呼他的胜利，每每从里面传来一点儿声音，便会以为犯人或伟人就要出来，这时，他们也会激动万分。但是，无论是名伶的崇拜者，还是等候判了刑的犯人的愤怒人群，或是伟人的敬慕者，他们再激动，也没有我在等候这位尊贵的公爵夫人出门时的心情激动。公爵夫人服饰淡雅，步态优美（和她步入某个沙龙或包厢时的姿态迥然不同），她善于把每天早晨的散步——对我而言，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散步——变成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一条精美雅致的项链，一朵春天的奇葩。但是三天后，我怕门房看破我的诡计，就不再守候在门口，而是到公爵夫人必经之地去等她。看歌剧以前，若是天晴，我常常在午饭前这样出去溜上一圈；若是下雨，只要天空一晴，我便下去走走。我来到仍然透着湿气的人行道上（阳光把湿漉漉的人行道照得金晃晃，像是镀了一层金色），在一个弥漫着雾霭，但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一道道金光的十字路口，我看见一个女学生，后面跟着她的女教师，或者看见一个戴白袖套的送奶姑娘，我木木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按在胸口上，我的心已经飞向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我竭力回忆那条街，那个时辰和那扇门（有几次，我跟着这个女孩子，一直跟到她的校门口，她在门后消失了，没有再出来）。我回想着这些形象，希望能再见到她们，幸亏她们旋踵即逝，没有在我记忆中生根。这没什么。既然巴黎的街头也像巴尔贝克的公路一样，经常能看见美丽的少女（从前我常常幻想在梅塞格利丝的树林里能有美丽的少女出现），每一个少女都能在我身上激起一种强烈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也只有她们才能使我得到满足），因此，我即使生了病，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忧虑，即使没有勇气开始工作，着手写一本书，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忧愁，我觉得大地更加适宜居住，人生旅程更加充满乐趣。 I/VrtG8tJiisQBLog+h1B+/cQg8fa1bfInFMuU6BmADAMa01qdl9QgGZm0W+lU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