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心理上的痛苦怎样地超越了心理学分析的范畴！片刻之前，在做自我剖析时，我还以为这次不再重逢的分离正是我所企望的，我在把阿尔贝蒂娜给予我的平平淡淡的快乐同她使我未能实现的绚丽多彩的欲求加以比较时（我对她长住我家的坚信不疑，即我的精神大气压，使这种欲求占据了我灵魂的首位，然而，乍一听到阿尔贝蒂娜出走的消息时，这种欲求便再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它已在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满以为自己明察秋毫，我断定我再也不愿见到她，我已经不爱她了。然而“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这几个字适才却在我心里引起了那样大的痛苦，我感到我再也挺不住了；必须立即终止这种痛苦；我这时对自己真是体贴入微，俨如我的母亲体贴行将作古的外祖母，我怀着不让所爱者感到痛楚的善心对自己说：“耐心等一会儿吧，总会替你找到补救办法的，放心，大家不会让你这样痛苦下去的。”于是我胡思乱想起来，刚才，我还没有按门铃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出走之所以感到无所谓，甚至求之不得，那是因为我不相信她会走，正是这样的思路使我的自卫本能起而寻求最起码的镇痛药以抚慰我裂开的创伤：“这一切都无关宏旨，因为我会让她立即回来。我这就考虑办法，她无论如何总会在今晚回到这里。所以不必烦恼。”我不仅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无关宏旨”，还竭力使弗朗索瓦丝得到这样的印象，办法是不在她面前流露我的苦痛，因为，甚至在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时，我也没有忘记我的爱情必须显得是幸福的爱，是相濡以沫的爱，尤其在弗朗索瓦丝眼前，因为她不喜欢阿尔贝蒂娜，而且总是对她的真诚表示怀疑。

是的，片刻之前，在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来我这里时，我曾以为我再也不爱阿尔贝蒂娜了，我相信我这个准确无误的心理分析家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方面；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内心最深处也了如指掌。然而无论我们的智慧多么敏锐，我们都无法窥见组成人心的要素，这些要素通常处于倏忽即逝的状态，只要那能够使其脱离这种状态的现象未能使其经受起码的凝固作用，这些要素就是不可臆测的。我原以为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但那是在欺骗自己。不过，恐怕连最精微的理性认识能力也无从赋予我的这种认识，我适才却因为骤然的痛苦反应而获得了它，它坚实，鲜明而奇特，宛若一颗晶莹的盐粒。阿尔贝蒂娜待在我的身边已成了我的习惯，而我却突然看见了“习惯”的另一副面孔。在此之前，我总把习惯看作一种摧毁力，它毁灭独创性乃至毁灭感知的意识；如今我却把这种习惯视为令人畏惧的神力。它如此紧密地和我们连在一起，它那不起眼的容貌那么牢固地嵌刻在我们的心间，可是这种几乎看不真切的神力一旦脱离开来，一旦离开了我们，我们便会遭受最最可怕的痛苦，到那时，习惯便会像死亡一般残酷。

既然我想设法让她回来，读她的信便成为最紧迫的事了。我感到我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未来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通过我们意志力的最后干预，这未来似乎还可以改变。不过我同时又想到，我曾见过其他的力量作用于这个未来，而对于这种力量，即使给予我更多的时间，我也无从与之对抗。倘若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无能为力，那么即使发生的时刻尚未到来，这又有什么用呢？阿尔贝蒂娜在家时，我确曾下决心保持和她分手的主动权。后来她却走了。我拆开她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朋友，原谅我没敢亲口对您说出下面的话，我是那样胆怯，在您面前我总感到害怕，因此，即使强迫我自己，我也没有勇气把话说出口。我本该向您说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共同生活下去了，那天晚上您在盛怒之下斥责我时，您也看见了，我们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那天夜里可以调解的事，几天之后就可能变得无法挽回。因此，我们既有幸已经和解，还是好朋友一般分手的好。我亲爱的，这就是我寄给您这封信的原因，如果我使您有些悲伤，我求您想想我未来的无限忧愁，从而宽容地原谅我。我亲爱的大哥，我并不想成为您的敌人，您对我的爱情逐步而且很迅速地冷淡下去，这已够使我感到痛苦了，因此，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在请弗朗索瓦丝转交这封书信之前，我得先向她索要我的箱子。别了，我给您留下最美好的自己。阿尔贝蒂娜。

我对自己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什么，甚至比我意料的还要好些，因为这些话根本不是她的真实思想，她写这些显然是为了给我猛然一击，以引起我的恐惧。我现在必须考虑最最紧迫的事，那就是让阿尔贝蒂娜今晚就回家。邦当家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他们会利用外甥女向我勒索钱财，想到这点是令人难过的。但这又何妨？为了让阿尔贝蒂娜今晚回到这里，即使把我的一半财产送给邦当夫人，剩下的也还够我和阿尔贝蒂娜舒适地生活下去。与此同时，我还在琢磨我今天上午是否有时间去订购她希望得到的游艇和劳斯莱斯汽车，一切犹豫既已烟消云散，我甚至不再去考虑以往我曾认为给她这些东西是不明智的。如果邦当夫人的干预还不够，如果阿尔贝蒂娜不愿意听她的话，而且提出她今后只能在完全独立行动的条件下才回来，好吧！无论这会使我多么伤心，我也要同意她这样独立行动；她想出门就可以独自出去；为了自己最执着追求的事，必须善于做出牺牲，无论这种牺牲有多么痛苦，而我所执着追求的正是让阿尔贝蒂娜在我这里生活，尽管今天清晨按我准确而荒谬的推理我不这么看。此外，我难道能说，给她这种自由于我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吗？这样说我才是在撒谎哩。我已经不止一次感觉到，让她远远离开我去外面做坏事，这种痛苦也许比意识到她一待在我身边、一待在我家里便使我感到厌倦的悲哀还轻微些呢。倘若她请求出门去某个地方，我同意她去而同时却想到有人在那里组织了狂欢的酒筵歌舞，我无疑会感到这太难以忍受。不过，对她说“乘我们的船或乘火车去某个我不熟悉的地方过一个月吧，您在那里做什么事我都会一无所知”时，我往往又感到高兴，因为我想，相比之下，她远远离开我时也许会更喜欢我，等她回家时她恐怕就感到幸福了。再说她本人也一定愿意如此，她自己并没有要求得到这种自由，而且我如果每天都让她得到新的享乐，日复一日，我还很容易对这种自由做出某种限制。不，阿尔贝蒂娜所企望的，是我和她在一起时别再使她难堪，而且压倒一切的是——正如昔日奥黛特和斯万之间发生过的那样——希望我下决心娶她。一旦嫁给了我，她就不会再坚持要求独立了；我俩会双双留在这里，那该多么幸福！当然，这意味着放弃威尼斯。然而，当我们的心同另一颗心连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又使我们痛楚到相互无法分离时，我们最向往的那些城市——还有比威尼斯重要得多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诸如剧院之类的消遣——变得多么平淡，多么无足轻重，多么死气沉沉！何况在结婚问题上阿尔贝蒂娜是完全有理的。妈妈自己就认为这种拖延十分滑稽。娶她，这是我早就应该做的事，也是我必须做的事，正是这点促使她写下了她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书信，正是为了促成我们的婚姻，她才暂且放弃了她也许愿意做也是我希望她做的事：回到这里。是的，她企望的正是这个，这正是她这次行动的意图，我那富于同情心的理智对我这么说；然而我感到，我的理智在对我作如是说时，它总是从它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假设出发。不过我又确实感到另外一种假设在不停地被证实。当然，这第二种假设恐怕永远也不敢于明确提出阿尔贝蒂娜可能与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保持着联系。但当那可怕的新闻扰得我不能自拔时，我们一进入安加维尔车站，却是第二种假设得到了证实。不过这个假设后来并没有去构想阿尔贝蒂娜会主动离开我，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方式，既没有事先通知我，也没有留下余地使我来得及阻止她。然而，如果说在生活刚让我做了那次可观的新飞跃之后，摆在我面前的现实像物理学家的发明、预审法官对一桩罪行底细的调查或历史学家对一次革命内幕的新发现向我们揭示的现实一样使我感到新奇的话，这现实本身却超出了我那第二种假设所做的粗略预见，不过它倒也在使这种预见不断得到完善。这第二种假设并不是基于理解力的假设，而且那天晚上阿尔贝蒂娜没有吻我时我感到的惊恐，那天夜里听见窗户响动时我感到的恐惧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正如大量的次要情节已经表明的那样，下面的情节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点——理解力并不是捕捉真实情况的最灵敏、最有力、最合适的手段，这一点只能提供多一层理由说明我在开始是从理解而不是从无意识的直觉或从相信现成的预感着手去捕捉真实情况的。是生活通过一桩桩的事情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对心灵或思想至关重要的东西并非通过推理而是通过别样的潜能学来的。正是理解力本身认识到了这种潜能的优越性并且通过推理在这种潜能面前认输，同意成为它的合作者和奴仆。这就是试验性的信任。我正在与之搏斗的意料之外的不幸对我来说（如同阿尔贝蒂娜和两个搞同性恋的女子的友情）也似曾相识，因为有那么多的迹象促使我去认识它（尽管我的理智根据阿尔贝蒂娜自己的话断定不是这么回事），我从这些迹象看出她对那种奴隶式的生活多么厌倦，多么憎恶；有多少次我确信这些迹象仿佛由看不见的墨水写在她那忧伤而顺从的眼睛背后，写在她那突然莫名其妙地红得发烫的面颊上，写在猛然打开窗户的响声里！对这些迹象我无疑不敢去深究，也没敢得出她会骤然出走的明确概念。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时我心情平稳，我只想着由我来安排她离开，不过离开的日子并不确定，也就是说离开的时间还不存在；因此考虑她离开的事只不过是我的幻觉，正如身体健康的人想到死亡时总想象自己不怕死，其实他们只是在把一种纯然否定的想法引入这种好的健康状态，因为死神的临近一定会改变这种状态。此外，即使我曾千百次地想到阿尔贝蒂娜自己希望出走，而且想得极为清楚，极为真切，我也不会更深一层去揣测这事对我会怎样，说透了，也就是这次出走会多么离奇，多么残酷，多么突然，是怎样一件前所未闻的坏事。假如我曾预料到这次出走，这些年来我会不停地去考虑它，而不至于在弗朗索瓦丝对我说出“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这句话从而揭开难以想象的地狱的纱幕时使我那些想法连在一起，它们与这个地狱不仅关系毫不紧密而且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想象力总借助一些业已熟悉的材料来想象某种不熟悉的情状，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想象不出这种情状。然而感觉甚至最纯粹的体肤感觉却会打上新情况的最原始的而且长时期难以磨灭的标记，如同闪电的光纹。我几乎不敢对自己说，即使我早已预料到这次出走，我恐怕也无法想象这次出走如何可怕，即使阿尔贝蒂娜向我通报了她的出走，而我对她又威胁又哀求，我恐怕也无从阻止她出走。此时此刻去威尼斯的愿望离我多么遥远！当年在贡布雷，每逢我一心只想着妈妈来我的房间时，想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愿望也离我这么遥远。原来我从幼年起体验过的全部焦急不安现在又前来给我新的忧虑火上浇油了，两种忧虑结合成了性质相同的混合体，使我窒息。

的确，这样的分离打击了我的身心，这一击通过肉体的极大的载入能力使痛苦变成了某种与我们饱经忧患的生活的各个时期同步的东西——的确，那个希望我的悔恨达到最尖锐程度的女人也许对我心灵承受的这一击寄托了某种希望（人们很少考虑别人的痛苦），她也许假装出走，只想以此要求较好的生活条件，也许永远出走——永远！——以此惩罚我，报复我或继续被我所爱，或者（为了我将来对她保持美好的回忆）猛力打破她感到正在她周围编织的厌倦和冷漠的网络——的确，我们曾经相许避免互相对心灵进行这样的打击，我们曾经相约友好地分手。然而友好分手实属罕见，因为如果相处甚笃就不会分手。此外，一个遭到万分冷落的女人总该隐约意识到，男人尽管对她已感到厌倦，共同的习惯却使他对她越来越依恋，而且她也应该想到，友好分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出走时通知对方。然而她害怕在通知对方时受到阻挡。任何女人都会意识到，要使她对男人的影响力愈大，她离开他的办法便只能是逃走。因自己是主宰者而逃匿，情况正是如此。当然，在她前不久引起的厌倦感和因她的出走而产生的重新得到她的狂热要求之间存在的距离之大的确是闻所未闻的。除去在写作这一作品时阐述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即将阐述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别的原因。首先，出走往往发生在冷漠——确实存在的或自己认为存在的——发展到极端，就像钟摆摆到极限一样的时刻。女人想：“不，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男人口口声声说要离开她，或正在考虑离开她；倒是她先离开了。于是，钟又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距离也大到了极限。可是转瞬间钟摆又回到了原处；从而再一次超越了业已阐述的原因，这该多么自然！心在跳；而且出走的女人已不再是离家前那个女人了。她在我们身边已经过惯了，却猛然发现别样的生活渗进了她的生活，而且她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样的生活，也许正是为了参与这种生活她才离开我们的。这一来，出走的女人那全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又回过头来影响还留在我们身边的女人，也许还在策划这个女人的出走。我们可以推测的一系列心理现象与她和我们的共同生活密不可分，与我们对她的毫不隐讳的厌倦情绪和我们的嫉妒心也联系紧密（这种嫉妒心使曾被好几个女人抛弃的男人几乎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抛弃，因为他们的性格和反应都相同，这一点是可以估计到的：人人都有自己受骗的方式，正如人人都有自己感冒的方式），这一系列我们认为并不神秘的心理现象有可能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系列事实相符。她在某一段时间可能和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保持着联系，笔头的或口头的，或通过信使。如果她已和某某先生约定，在她去见某某先生的头一天由这位先生先来看我，她就可能正在等待某种信号，而我说“某某先生昨天来看过我”就在无意间给了这个信号。有多少可能成立的假设啊！也仅仅是可能罢了。我惯于构思事实，当然只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至于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天我误拆了一封别人写给我的某个情妇的信，信是用约定好的口气写的：“继续等着招呼我去德·圣卢侯爵家，请在明天来电话通知。”于是我据此又架构起某个出逃计划来；德·圣卢侯爵的名字只是说明另外一件事的记号，因为我这个情妇并不认识他，不过曾听我说起过他，再说信上的签名是个什么绰号与语言形式毫不相干。事实上这封信并不是写给我的情妇而是写给家里另一个人的，上面的名字和我情妇的名字不一样，送信的人看错了。这信并非用互相约定的暗号而是用很糟糕的法语写的，因为写信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确是圣卢的一个女友，他告诉过我。这个美国女人写信的奇特方式使一个完全真实然而陌生的名字看上去像个绰号，因此我在这天的猜测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然而我在脑海里把这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串联起来的思维框架本身却极其正确而且不折不扣地合乎实际，因此，三个月之后，当我的情妇（她当时是准备做我的终身伴侣的）离开我时，她出走的方式和我最初想象的出走方式竟一模一样。来了一封信，信的特点和我错误地赋予前述那封信的特点如出一辙，只是这封信的确具有暗号的意思，云云。

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不幸。不过，无论如何，这不幸引起的痛苦也许会被探究不幸根由的好奇心所超越：阿尔贝蒂娜所渴求的，她重新找到的人是谁呢？不过这一桩桩大事的根由好比大河的源头，我们走遍天涯也属枉然，源头是找不到的。阿尔贝蒂娜是否早就在如此这般地预谋出逃了？我还没有说（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一切纯属装腔作势或情绪不佳，弗朗索瓦丝认为那叫“赌气”）从她不再拥抱我的那一天起，她的神气就像埋死鬼入土一般，直挺挺的，呆呆的，连最简单的事情她说起来声音都是悲悲切切的，动作也十分缓慢，而且再也不微笑了。我不能说有什么事实足以证明她与外面串通一气。弗朗索瓦丝后来倒是对我说过阿尔贝蒂娜出走的前两天她曾去过姑娘的房间，房里空无一人，窗帘放下来了，但房里的气味和响声说明窗户是开着的。原来阿尔贝蒂娜在阳台上。但是看不出她可能从阳台上同谁联系，而且放下窗帘打开窗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害怕穿堂风，即使窗帘对我帮助不大，它们总可以防止弗朗索瓦丝从走廊里看见百叶窗开得如此之早。不，我什么也看不出来，除去一个小小的情况，不过这情况也仅仅能证明她头一天就知道她要出走罢了。就在那头一天的晚上，她趁我不注意从我房里拿走了大量的纸和包装用的布，而且一整夜都用这些东西包装着她那些数不清的浴衣和梳妆衣以便早晨出走。就这一个情况，仅此而已。那天晚上她几乎是强迫我收下了她还我的一千法郎欠款，我没有重视这件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钱的事情上她是极为认真的。

是的，她在头天晚上拿走了包装纸，但她知道自己要走却并非从那晚开始！因为她的出走并非出于伤感而是源于决心，她为准备出走而下决心放弃她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正是这种决心使她看起来那样黯然神伤。带着这样的伤感，她在我面前几乎是一本正经的，冷冰冰的，只有最后一个晚上例外，这天晚上她在我身边待的时间比她希望的要长些——她老愿意延长，这使我感到吃惊——回去时她在房门口说：“别了，小宝贝，别了，小宝贝。”不过我在那一刻并没有警觉。弗朗索瓦丝告诉我，第二天早晨阿尔贝蒂娜对她说她要离开时（但这也可以解释为疲劳所致，因为她一直没有脱衣服而且整夜都在包装她的东西，包装除了她需要向弗朗索瓦丝索要的不在她房里和盥洗间里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东西），她仍旧那么悲悲戚戚，而且比前些日子还要僵直，还要呆板，因此在她说“别了，弗朗索瓦丝”时，弗朗索瓦丝以为她快要倒下去了。一个人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便会懂得，他眼下如此不喜欢某个女人，不喜欢的程度甚至超过所有那些在最平常的散步场合邂逅的女人，而且为因她而牺牲那些邂逅的女人大生其气，正是这个女人倒反而可能是他百倍千倍中意的女人。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某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由于习惯，也许由于寻乐对象的平庸而变得毫无价值——和别样的乐趣，即诱人的、令人陶醉的乐趣之间的问题，而是这种诱人的、令人陶醉的乐趣与另一种更为强烈的东西，即对痛苦的怜悯之间的问题。

我一面指望阿尔贝蒂娜今晚回到这里，一面忙不迭去做最紧迫的事，同时又用新的信念去医治失掉与我共同生活至今的人引起的心灵创伤。无论我保存自身的本能反应有多快，在听到弗朗索瓦丝谈及此事时，我仍然在瞬间感到孤立无援，而且我此刻知道阿尔贝蒂娜今晚即将返回也无济于事，我在尚未告诉自己她将返回的那一刻感觉到的痛苦（就是刚听到“阿尔贝蒂娜小姐要回了她的箱子，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的那一刻）又自动在我心里复苏了，痛苦的情状和过去的相同，换句话说，就仿佛我对阿尔贝蒂娜即将返回还一无所知似的。她也的确应该回来，不过得由她自己主动回来。不管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让她看出我在命人采取措施，在企求她回来，这都会事与愿违。的确，要放弃她，我再也没有像放弃希尔贝特时那样的力量了。我所希望的是结束这种肉体的痛楚，我那远不如从前健康的心灵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楚了，这一点甚至比重见阿尔贝蒂娜更为重要。而且，无论是工作还是别的事情，由于我总是使自己习惯于不抱任何奢望，我变得更为软弱了。不过这种痛楚剧烈的程度之所以使别种痛苦望尘莫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因为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以及希尔贝特都没有共同享受过肉体的快乐，而是因为我并没有天天或时时刻刻见到她们，没有可能因而也没有这种需要，在我对她们的爱情里缺少“习惯”这个巨大的力量。我的心既已无力奢望什么，也不乐意忍受痛苦，它能够觅得的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只能是不惜代价让阿尔贝蒂娜回家，既然如此，倘若昔日在处理和希尔贝特的关系时我没有选择与此相反的途径（自愿放弃或逐渐忍受），我也许会认为这相反的途径简直就是小说里的解决办法，在生活里这种办法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从而明白这另外一种解决途径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被同一个人接受，因为现在的我几乎还是过去的我。然而时光也起了作用，时光已经使我衰老，时光也曾促使阿尔贝蒂娜在我俩的共同生活中长久不懈地伴随在我身边。我虽然不愿意放弃她，我和希尔贝特相处时保留下来的起码的自豪感却促使我不愿因命人求阿尔贝蒂娜回来而成为令她嫌恶的玩物，我想让她回来而又不显出我一心盼她回来的样子。于是我连忙起床省得浪费时间，但痛苦又使我停了下来：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她离家之后起床呢。不过我还是得赶快穿上衣服以便去阿尔贝蒂娜住处的门房那里打听消息。

痛苦，是人承受精神打击的延续，痛苦渴求着改变形式；人们总希望通过制订计划、打听消息而使痛苦化为乌有；也愿意它生发出不计其数的变形，这比保持原封不动的痛苦要求的勇气要少一些，带着苦恼躺在床上，这床显得好狭窄，好硬，好冷。我又站了起来，在屋里我每动一步都得无比小心，我坐下时总是设法避免看见阿尔贝蒂娜的椅子和那架钢琴，她总是把她那双金色的高跟拖鞋踏在钢琴的踏板上，这是唯一一件她用旧了的东西，她用过的东西仿佛全都想以我的回忆教给它们的特殊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向我转述，再一次向我通报她出走的消息。我不去看，却看见了这些东西；我浑身无力，我跌坐在一把蓝绸缎安乐椅上，一个钟头之前，就在这间卧室里，一缕阳光使周围变得朦胧迷离，在半明半暗之中，椅子上淡淡的蓝色曾使我沉入梦乡，我当时那么热切留恋的梦景此刻却离我如此遥远。唉！在这一刹那之前，一向只有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时我才会坐在这里。所以我此刻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我站了起来；这一来，每时每刻都有一个组成无数个微不足道的“我”中的成员还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已经出走了，必须将这事通报他；必须——如果他们都是陌生人而又不具备我那种对痛苦的敏感，这种通报就不会那么残酷——宣告这个不幸适才已降临到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还不知道此事的“我”头上了；必须让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第一次听到这几个字：“阿尔贝蒂娜小姐要回了她的箱子”（我在巴尔贝克曾看见人们装这些棺材形状的箱子，这些箱子正好放在我母亲的箱子旁边），“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我有必要向每一个人通报我的悲伤，这种悲伤绝不是从那些令人沮丧的总的情况里任意得出的悲观的结论，而是一种特殊印象的断断续续的不由自主的复苏，这种印象自外而来而且不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在这些“我”中，有几个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例如（我没有想到今天是我理发的日子），理发时的“我”。我早已把这个“我”置诸脑后了，这个“我”的到来引起了我一阵呜咽，有如一个早已退休的仆人来到刚死去的主人的葬礼上。我随即猛然回想起，一星期以来，我有时突然惊恐万状，而对自己却不承认这种恐惧。每逢这样的时刻，我又和自己争辩说：“预先假设她会突然出走不是徒劳吗！这是荒谬的。假如我把她托付给一个明白事理的聪明人（如果我的嫉妒心没有妨碍我吐露真情，我也许真会这样行动以求得心境的安宁），这个受托的人一定会说：‘您简直发疯了。这绝不可能。’（的确，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口角。）一个人出走总有他的动机。他会说出这个动机。他也会给你回答的权利。人不会像这样走掉的。不，这是幼稚之举。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荒谬绝伦的假设呢。”但是每天早上我打铃时只要看见她还在那里，我就会宽慰地长叹一口气。弗朗索瓦丝把阿尔贝蒂娜的信一交给我，我立即相信这一定是那件不可能的事，是她的出走，应该说几天前我就察觉到这次出走了，尽管我有多种合乎逻辑的理由使自己感到放心。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而且在绝望中几乎有一种对先见之明的满足，有如一个谋杀犯明知自己不可能被发现却仍旧忧心忡忡，这时他突然在召见他的预审法官那里看见他的受害者的名字写在案卷的开头……

我一心希望阿尔贝蒂娜是去土兰她姨妈家了，在那里她起码可以受到足够的监督，从而在我去把她领回来之前不至于出什么大的纰漏。我最怕她留在巴黎，也怕她去了阿姆斯特丹或蒙舒凡，也就是怕她逃走以后一头钻到某个我连初步情况都没有掌握的男女私通的鬼把戏里去。不过说实在的，我口头说出巴黎、阿姆斯特丹、蒙舒凡这许多地方，我心里想的却是一些她真正可能去的地方；因此，当阿尔贝蒂娜的门房回答说她已去了土兰时，这个我自以为希望她去的住处倒似乎变得比所有的地方都更可憎了。原因是她去那里已确实成了事实，在对现实确信不疑和对未来毫无把握的双重煎熬下，我第一次想象阿尔贝蒂娜已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独立于我的生活，也许长期，也许永远，在这样的生活里她也许会变成一个未知数，从前我老是被这个未知数弄得心绪不宁，而同时我又有幸占有和抚摸属于这未知数的外形的东西，也就是那难以捉摸的被我得到的温柔面庞。 正是这未知数构成了我爱情的基础。至于阿尔贝蒂娜本人，她只有挂了她的姓名才可能在我身上生根，除了睡眠之后苏醒那罕有的休息时刻，这个姓名什么时候都铭刻在我头脑里而且永不停息。倘若我出声地思索，我会不停地念叨这个名字，我的絮语很可能会单调而愚蠢到仿佛我变成了一只鸟，一只寓言中的鸟，它无休止地叫着它作为人时曾经爱过的女人的名字。你一个人在心里念叨这个名字，没有念出声，因此你仿佛在自己心上刻写这个名字，而且仿佛让名字留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末了，你的脑海就像一堵被人乱画过的墙一样布满了写过上千遍的所爱者的名字。你时时刻刻都在思想里写着这个名字，幸福的时候写，不幸的时候写得更勤。在重复念叨着这个除了已知的内容之外并没有什么新意的名字时，你会感到一种不断产生的需求，不过时间一长你也会感到疲倦。我此刻甚至没有去想肉体的快感；在我头脑里我甚至没有看见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可她却是使我内心如此烦乱不安的人），连她的肉体我都没有看见。如果我愿意分别探讨与我的痛苦紧密相连的想法——总是会有这类想法的——我很可能交替着去探讨，一方面猜测她是在什么样的心境里出走的，她有没有返回的意思；一方面考虑接她回来的办法。尽管我们认为和我们的苦恼有关联的人在我们的苦恼里仅仅占据微不足道的位置，也许正是在这微不足道的地方就存在某种标志和真相。事实上她个人在这种苦恼里也的确算不了什么；某些偶然因素使我们想到她时便感到激动和苦恼，而习惯又把这种激动和苦恼与她紧紧地联系起来，这激动和苦恼的过程本身才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比在幸福中感到厌倦更足以证明），当我们认为问题（这问题那么无聊，我们简直不准备再提它了）都出在她本人身上时——激动和苦恼的过程这时都已被遗忘，起码是由她引起的激动和苦恼的过程已被遗忘，因为这种感情过程已经重新发展并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见不见这个人，是否得到她的尊重，是否能支配她，这一切在我们眼里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在此之前，当这种激动和苦恼还附着在她身上时，我们满以为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她：这幸福其实只取决于我们的苦恼是否已经终结。到那时，我们的无意识便会比我们本人还要高明，因为在这出连我们的生命本身都可能取决于是否找到她以免再等待她的可怕的悲剧里，这无意识会把被爱的女人的形象，把那个可能已被我们遗忘，也可能不为我们所了解或被我们认为很平庸的形象变得极其渺小。女人形象变得渺小乃是爱情发展方式的合乎逻辑而又必然的效应，也是对这份爱情的主观性的鲜明讽喻。

她出走的意图无疑很像百姓们以组织示威为手段从而达到谈判目的的意图。她之所以出走可能只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更优裕的生活条件，更多的自由和奢侈品。倘若果真如此，我们两人中稳操胜券者必定是我，只要我有力量等待，等待这样的时刻到来，那时，她眼见一无所获便会自动回归。如果说在只重打赢的牌桌上或战争里人们还能顶住虚张声势，那么在既有爱情也有嫉妒和痛苦的情况下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为了等待，为了“维持”，我可以让阿尔贝蒂娜远离我生活好几天，也许好几个星期，可是这样一来我却在破坏我一年多来抱定的目标——不让她自由一个钟头。如果我给她提供时间，提供方便，使她能随心所欲地欺骗我，我所采取的全部预防措施也就变得徒劳了；即使她最终让步了，我却再也忘不了她单身生活的那段时间，而且就算我终于占了上风，但过去那段时间仍无可挽回，即是说我还是失败者。

至于接回阿尔贝蒂娜的办法，我曾假设她之所以出走无非是为了得到更优裕的生活条件之后再回来，这种假设越显得有道理，这些办法就越具有成功的机会。那些认为阿尔贝蒂娜不真诚的人，比如弗朗索瓦丝，他们一定会认为这种假设很有道理。然而在我了解情况之前，我的理智已把她的某些恶劣情绪和某些姿态理解为她在计划出走，而且会一去不复返，如今出走既已成为事实，我在理智上也就很难相信这是装出来的了。我说的是我的理智而非我本人。我之所以格外需要这种认为她是装作出走的假设，是因为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更小些，而且尽管这种假设在可能性上略逊一筹，它在力量上却可以稳操胜券。一个人眼见自己已到了深渊的边沿而上帝又似乎抛弃了他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去等待上帝赐予奇迹。 ^[1]

我自己认定，无论我做什么，阿尔贝蒂娜都会在今天晚上回到我家，因此我暂时遏制了弗朗索瓦丝对我说阿尔贝蒂娜出走时引起的痛苦（因为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间竟相信这是一次永不返回的出走）。然而隔了一会儿之后，这最初的痛苦又以独立不羁的架势自动向我袭来，而且仍旧那么令我难以忍受，因为我刚听到她走了时还没有自我安慰地许愿当晚就把她接回来。这句话本来可以缓解我的悲痛，但当时我的悲痛对这句话还一无所知。为了实施促她返回的办法，我势必再一次装出似乎我不爱她的样子，对她的出走也似乎并不感到痛心，而且还势必继续对她撒谎。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我这些姿态向来很成功，而是因为自我爱上阿尔贝蒂娜以后我一直在如此行事。我个人愈是佯装出已经放弃她的神气，我在采取促她返回的措施时便愈能做到果断有力。我准备给阿尔贝蒂娜写一封告别信，在信中我要把她的出走看作最后的分手，与此同时我要派圣卢以背着我的方式去向邦当夫人施加最粗暴的压力迫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家。不错，我在希尔贝特身上曾做过这种危险的试验，信上的冷淡在最初是装出来的，最后却弄假成真了。这个经验本来应当阻止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与那些信件具有同样性质的信。然而所谓经验，无非是在我们自己眼前揭露我们自己性格的特点，这特点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出现得格外明显，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揭示过一次了，这一来第一次引导过我们的自发动作就会在记忆的各种形式的启示下得到加强。人类最难逃避的抄袭行为，对个人（甚至对坚持错误而且不断加重错误的百姓）来说，那便是对自己的抄袭。

我知道圣卢在巴黎，一听我召唤，他即刻来到了我家，他还是像在东锡埃尔时那么麻利，高效率，而且他同意马上动身去土兰。我把下面的考虑告诉了他。他应当先去夏特勒罗请人指点邦当夫人的住址，去那里时得先等阿尔贝蒂娜出门，因为她有可能认出他来。“你说的这个姑娘难道认识我？”他问我。我对他说恐怕不认识。这个行动计划使我满心欢喜，不过这个步骤和我的初衷是绝对矛盾的：我最初是想设法不露出准备派人寻找阿尔贝蒂娜的神气；而此举却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这种神气。不过和“本应做的事”相比，这次行动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它使我有可能对自己说我派去的人即将看见阿尔贝蒂娜，而且一定会把她带回来。倘若我一开始就把我内心的活动看得很透彻，我也许早就考虑到了这藏在暗处的、被我认为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将会优先于忍耐的解决办法，我之所以决定采取此法，是因为我缺乏忍耐的毅力。一个姑娘整个冬天住在我家而我竟对他只字未提，圣卢对此已露出了吃惊的神情，另一方面他过去常对我提起巴尔贝克的年轻姑娘而我却从未回答他说：“她就在这里。”因此他很可能因为我对他缺乏信任而感到不悦。其实邦当夫人很可能对他谈起巴尔贝克。然而我是那样急不可耐地希望他动身，希望他到达那里，因而根本不去想，也无法考虑这次旅行可能产生的后果。至于他是否会认出阿尔贝蒂娜（他当时在东锡埃尔和她邂逅时总是执拗地避免注视她），人人都说她变化很大而且长胖了，所以这不大可能。他问我有没有阿尔贝蒂娜的照片，我开始说没有，以免他有暇根据我在巴尔贝克那段时期前后拍的一张照片认出阿尔贝蒂娜来，不过那时他只是在火车车厢里隐隐约约见到过她。可是我又想，那张照片上的阿尔贝蒂娜既不同于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现实的充满活力的阿尔贝蒂娜，他既不可能从照片上认出她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里认出她。在我替他寻找照片的当儿，他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表示安慰。他猜出我很痛苦而为我难受，这使我十分感动。首先，尽管他和拉谢尔分手了，他当时的感受却远没有消逝，因此他对这类性质的痛苦抱有一种同情，一种特殊的怜悯，有如人们同病相怜分外亲切。再说他是那么心疼我，一想到我的苦恼他就无法忍受。因此他对给我招致苦难的人怀着一种又怨恨又赞赏的复杂感情。在他的想象里我是如此高傲的人，要想使我屈服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必定在各方面都不同凡响。我的确想过他可能认为阿尔贝蒂娜的照片漂亮，然而由于我毕竟想象不出她会使他产生像海伦使特洛伊老人们产生的那种印象，我在寻找照片时便谦逊地说：“噢！你瞧，你可别胡思乱想，首先，照片很糟糕，其次，她并不出众，不是什么美人，她主要是人很可爱。”“喔！不，她一定与众不同。”他带着天真而真诚的热情说，同时竭力想象着这个能使我如此绝望、如此激动的人是什么样子。“我怨她使你难过，不过这也是意料中事，像你这样一个周身都是艺术细胞的人，对万事万物都得首先爱它的美而且爱得那么执着，你要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了美，你注定会比谁都痛苦。”我总算找到照片了。“她肯定很出色。”罗贝继续说这话时还没有看见我递给他的照片。他突然瞥见了，他拿着照片看了片刻。他的脸部表情由诧异一直发展到惊得目瞪口呆。“怎么，这就是你爱的姑娘？”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由于害怕惹我不快，他克制了语气里吃惊的感情。他没有做任何评论，只露出通情达理和谨慎的神气，当然不可避免地有那么点轻蔑，一种面对病人而产生的轻蔑——即使这个病人在生病之前一直是个很出众的人而且是你的朋友——不过病人同这一切已经毫不相干了，因为他得了躁狂型精神病，他向你谈到出现在面前的天上来客，而且继续盯着一个地方看这个天上来客时，你这个健康的人却只会看见那儿是一床鸭绒被。我立即明白了罗贝为什么吃惊，这正是我看见他的情妇时感受过的惊异，唯一不同的是我发现他的情妇是我早已认识的女人，而他却以为自己从未见过阿尔贝蒂娜。不过我和他在同一个人身上看见的东西无疑也有很大的差异。当初在巴尔贝克，我在注视阿尔贝蒂娜时确曾贱兮兮地把我的味觉、嗅觉和触觉掺进对她的视觉里，这已是遥远的往事了。自那以后，又掺进了更深沉、更甜蜜、更难以形容的感觉，随后便是痛楚感。总之，有如一块被雪包裹的石头，阿尔贝蒂娜乃是我内心里构想的一个巨大工程的中心发电机。罗贝的视力是达不到这种感觉层次的，他能看见的只是糟粕，而这种层次的感觉又反而妨碍我去察觉这些糟粕。罗贝在看见阿尔贝蒂娜的照片时，使他发窘的并不是特洛伊老头们看见海伦走过而且说

我们的损失怎及她秋波一转

时那样的激动，而恰恰是相反的激动，这种激动心情使他说出：“怎么，就为这个他竟如此烦恼，如此伤心，竟干出这许多傻事！”的确应该承认，当一个人引起我们所爱之人痛苦，毁了他的生活，有时还给他招致死亡的可能时，看见这样的人而做出这种反应是远比特洛伊老头们的反应更常见的，一句话归总，这是惯例。这不仅因为爱情是个人的事，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爱就自然而然认为可以避免爱情而且对别人狂热的爱说长道短。不，那是因为，当爱情达到能引起这种痛苦的程度时，介乎女人的面庞和情人的眼睛（这个像雪覆盖清泉一样包藏和隐匿爱情的巨大的痛苦之卵）之间的感觉工程已经推进得相当遥远，远到情人的眼光停留的位置，他领略欢乐和痛苦的位置与别人能够看见这爱情的位置之间的距离等于太阳本身的位置和太阳强光使人能看见天上的太阳所在的位置之间的距离。此外，在这段时间，忧伤和柔情使情人对对方最坏的变化也视而不见，而在这忧伤和柔情蜜意的蛹壳里，对方的面庞已逐渐衰老，逐渐变化。因此，如果说情人初次邂逅时见到的容貌和他在后来的恋爱的痛苦中看见的容貌相差甚大，从相反的意义上说，这容貌和不相干的人此刻看到的容貌同样大相径庭。（如果罗贝在照片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姑娘而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情妇，情况又会如何呢？）甚至不必和这个使男人如此神魂颠倒的女人有一面之缘，只要见到她的照片我们也同样会大吃一惊。我们了解她往往像我的外叔祖父阿道夫了解奥黛特一样。看法上的差异不仅涉及体型面貌，而且涉及性格，涉及个人的重要性。使热爱她的男人痛苦的女人完全可能和不关心她的人相处甚笃，比如奥黛特，在斯万眼里她是那么冷酷无情，而我的外叔祖父阿道夫却认为她是殷勤的“穿粉红裙子的女人”，或者说一个女人完全可能让爱她的男人像怕神一样战战兢兢地估摸再三才敢做出有关她的决定，而这个女人在不爱她的男人眼里简直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男人让她干什么她都乐意干，就像圣卢的情妇之于我一样，我在她身上只看见了别人对我多次推荐过的“拉谢尔，当从天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和圣卢在一起时，想到有人会因为不知道这样一个女人某个晚上干了些什么，她和某人谈了些什么悄悄话，她为什么会有绝交的念头而内心受煎熬，我感到万分惊诧。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切往事，这里指阿尔贝蒂娜的往事，也就是使我的心灵，使我的生命带着令人震颤而又十分笨拙的苦痛趋而附之的往事，在圣卢看来恐怕也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有一天在我自己眼里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我感到我在今后考虑阿尔贝蒂娜的往事是重要还是毫无价值时，我此刻的思想状态也许会逐渐朝圣卢现在的思想状态过渡，因为对圣卢究竟可能怎么想，对情人以外的所有人会怎么想我都不抱幻想。而且我不会为此过分伤心。我们就别管毫无想象力的男人怎么评价俊俏女人了。我还记得有一幅天才的肖像画对众多的生活现象所做的悲剧性的阐释，这幅肖像画并不如埃尔斯蒂尔为奥黛特画的肖像那么逼真，说它是情人的肖像还不如说它是使人扭曲的爱情的写照。这幅肖像画唯一的缺陷——而许多肖像画都没有这个缺陷——是它的作者既不是伟大的画家又不是情人（据说埃尔斯蒂尔就是奥黛特的肖像画的作者和情人）。这种不逼真已被一个情人的一生所证实，被一个谁也不理解其狂热爱情的情人的一生，被斯万的一生所证实。然而只要情人像埃尔斯蒂尔那样同时又是画家，谜底就揭示出来了，您终于在这个女人身上看见了凡夫俗子从未见过的双唇，谁也不熟悉的鼻子和您意想不到的仪容。这幅肖像画说：“我爱过的，让我苦恼的，我时刻见到的正是这个。”我曾在思想上试图把圣卢已经补充给拉谢尔的他自己的东西再充实到她身上，我现在却想以相反的动作从构成阿尔贝蒂娜的成分里剔除我的心灵和精神对她的贡献，同时想象着她在圣卢面前会是个什么样子，就像回想拉谢尔在我面前是个什么样子一样。可是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就算我们看见了种种区别，我们会相信它们吗？从前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常常在安加维尔的拱廊下等候我，我一到她便跳进我的车里，那时她不仅没有“发胖”，由于过度的锻炼她还消瘦得过了头；她那么瘦削，一顶蹩脚的帽子使她显得丑陋，帽子下面只露出一小段难看的鼻子，只能从侧面看见她白白的双颊，活像白色的虫子。我在她身上发现不了多少她自己的东西，但还是可以从她往我车上那一跳里得知这是她，她准时赴约了，并没有去别的地方；而这些也就足够了；人总是太眷恋过去，太执着于共同度过的逝去的岁月，因而也就不需要这女人的全部了；他只希望肯定这是她，没有搞错身份，在热恋着的人们眼里这一点比美貌重要得多；面颊可以深陷下去，身体也可以变得干瘦，甚至对那些起初被认为以征服美人而不可一世的人来说，那一小段鼻子，那集中体现了女人永恒人格的标志，那代数的精粹，那个常数，那一切已足够使一个受到顶层社交界欢迎而本人又爱社交的男人支配不了自己的任何一个夜晚了，因为他得把时间都花在给他所爱的女人反复梳妆打扮上，直到他睡着为止，或者干脆只为待在她身边而和她在一起，或者只为她和自己在一起，只为她不和别的人在一起。

“你可以肯定，”他对我说，“我能如此这般地把三万法郎通过这女人捐给她丈夫的竞选委员会吗？她竟会缺德到这种程度？你如果没有搞错，三千法郎足够了。”“不，我求求你，为了办好这件让我那么揪心的事情你就别省钱了。你应该这么对她说，而且这也有部分的真实性：‘我的朋友向一位亲戚要了这三万法郎捐给他未婚妻的姨父。亲戚是因为这次订婚才给他这笔钱的。他请我把这笔款子捎给您以免阿尔贝蒂娜得知此事。现在阿尔贝蒂娜离开他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不娶阿尔贝蒂娜，他就不得不将这三万法郎退回去，如果他娶她，哪怕为了形式她也应该立即回去，因为出走时间拖下去会产生不良后果。’你以为这是故意编造的吗？”“不。”圣卢回答我，出于好意，出于谨慎，也因为他明白情况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令人费解。

无论如何，正如我对他说过的，这三万法郎的事绝不可能没有很大的真实性。这是可能的，但却并非现实，而这部分真实性恰恰是谎言。不过我和罗贝互相撒谎也和所有这类交谈里人们互相撒谎一样，在这样的交谈里，一个朋友总是真诚希望帮助陷入失恋痛苦的朋友。作为顾问、支持者、安慰者的朋友，同情友人的不幸但并不去感受这种不幸，他越乐于帮忙，友人便越撒谎。朋友向他谈出了需要些什么才能得到帮助，然而，也许正是为了得到帮助他才隐瞒许多事情。真正幸福的毕竟还是不辞辛苦出门跑腿的人，还是在外完成任务的人，这种人是没有内心痛苦的。此刻我充当了罗贝在东锡埃尔充当过的角色，当时他认为拉谢尔离开了他。“归根结底，还是得照你的意思办；我如果当众受到侮辱，为了你我也先认了。再说，我本人认为这笔毫不隐讳的交易有些滑稽也无妨，我很清楚，社交界里一些公爵夫人，甚至最笃信宗教的公爵夫人，为三万法郎也可能做出比叫外甥女别待在土兰更麻烦的事。总之，能为你效劳我感到格外高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同意来看我。如果我结婚了，”他补充说，“我们难道就不能多见面啦，难道你就不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了？……”他突然停下不说了，我猜想，也许因为他想到如果我也结了婚，阿尔贝蒂娜恐怕不能和他的妻子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时我才忆起康布尔梅家的人对我说过的话，他可能和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女儿结婚。

看了火车时刻表，他只能在晚上动身。弗朗索瓦丝问我：“要不要从书房撤走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床？”“正相反，”我说，“得给她铺床。”我希望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刻都能回来，我甚至不愿让弗朗索瓦丝怀疑这点。必须让人感到阿尔贝蒂娜的出门似乎是我们之间商定的，她这次出门丝毫不意味她不那么爱我了。然而弗朗索瓦丝却用即使并非不相信起码也是疑惑的神情注视着我。她也有她的两种假设。她张开鼻孔嗅出了我们之间的龃龉，她也许早就感觉到了。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们的不和深信不疑，也许只是因为她像我一样难以完全相信可能使自己非常快活的事。

圣卢刚上火车我就在候见厅碰见了布洛克，可是我并没有听见他按门铃，这样一来我又不得不接待他一会儿。前不久他曾遇见过我和阿尔贝蒂娜（他在巴尔贝克就认识她）在一起，那天她情绪很不好。“我和邦当先生共进过晚餐，”他对我说，“考虑到我对他还有些影响，我对他说他外甥女对你不那么好了，这使我感到难过，他应该在这方面对她提出些要求。”我气愤极了：他这些要求和埋怨破坏了圣卢行动的一切效果，而且在阿尔贝蒂娜那里直接把我放在了被告席上，就好像我在恳求她似的。最倒霉的是弗朗索瓦丝还待在前厅，她一定听见了这一切。我把布洛克责备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丝毫没有托他办这件事的意思，而且事实经过也并非如此。从这一刻起布洛克再也没有停止过微笑，我认为这微笑与其说是出于快乐不如说是出于因惹恼我而感到不安。他笑着，同时对他竟引起我这样的狂怒感到诧异。他说这些话也许是想在我面前消除他那不谨慎的尝试的影响，也许因为他生性卑怯，躺在谎言里懒洋洋地得其所哉，活像水面上的水母，也许因为，即使他属于另外一类人，这类人由于永远不可能和我们观点一致，也同样无法理解他们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们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我刚把他赶出门，还没有想出任何办法足以弥补他干下的事就又听见了按门铃的声音，弗朗索瓦丝递给我一张保安局局长的召见条。由我带回家待了一个钟头的那个小女孩的父母认为我犯了诱骗未成年人罪，想对我起诉。生活里有这样的时刻，某种类型的美产生于袭扰我们的数不清的烦恼，这些烦恼像瓦格纳派音乐的主题一般互相交织在一起；这种美也产生于一种刚形成的概念：智慧把一面可怜巴巴的小镜子捧在面前，它把这面小镜子叫作未来，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置于这面小镜子涂了色的全部反光里，这些事件停在外面，它们总是突然冒出来，有如某人突然前来为一件现行犯罪案做证一般。在我们任凭某一件事情自己去发展时，这事本身已经在起着变化，或是失败将其扩大了，或是满意将其缩小了。不过事情是很少孤立发生的。每个事变激起的感情都在互相冲撞，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去保安局局长那里时体会到的，恐惧是一种减轻悲伤感情的疏导剂，起码是暂时的但又相当有效的疏导剂。

我在保安局看见了那小姑娘的父母，他们一边辱骂我一边把五百法郎还给我说：“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不想收回这些钱，保安局局长自告奋勇以“巧于答辩”的刑事法庭庭长的辩才为难于模仿的范例，从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里抽出一个字用以构成他才智横溢的令人难以招架的答辩。问题甚至不在于我在行为上是无辜的，因为唯有这个假设谁也不肯须臾接受。不过指控毕竟难于成立，我因此得到了解脱，但女孩的双亲在场，我仍然挨了一顿臭骂。一等他们离开，保安局局长便改了口气，原来他很喜好小姑娘，他像对同伙一般责备我说：“下一次得机灵些。天哪，发面可不能这么猛，要不就得搞糟。再说您去哪里都能找到比那一个更好的小姑娘，而且钱也花不了那么多。这笔钱也多得太离谱了。”我充分意识到，即使我对他说明真相他也不可能理解我，我便趁他允许我离开时一声不吭地抽身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过路的人似乎全是受托窥视我的行为和动作的监察。不过这个主题也像我对布洛克的气愤一样逐渐弱化下去，最后便完全让位给阿尔贝蒂娜出走的主题了。

这个主题又开始了，不过自圣卢动身以后，主题的调式几乎变得欢快了。自我委托圣卢去看望邦当夫人以来，这件事的负担已经从我那过于疲劳的思想里转移到他那里去了。在他动身的那一刻，一种欢悦之情甚至使我感到振奋，因为我已做出了决定：“我做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我的痛苦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已尽力而为，我真心实意地这么相信，原因是人从来也不清楚他心灵里藏着些什么。其实，使我高兴的并不是我把自己的优柔寡断像我自己认为的那样推给了圣卢。而且我绝对没有弄错，弥补一桩不幸事变的特效药（四分之三的事变都是不幸的）乃是决断，因为决断可以迅猛地推倒我们的各种思想，从而中止由过去的事件产生而又使事件余波继续震颤的奔涌的思潮；决断还会以来自外部、来自未来的逆反思潮的反向奔涌去摧毁这奔涌的思潮。当这种新的思想（此刻萦绕在我脑际的正是这种新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是未来的本质所具有的希望时，这新思想对我们尤有裨益。其实真正使我高兴的是这种秘密的信念，即圣卢的使命不可能失败，因此阿尔贝蒂娜少不了会回来。我明白这一点，因为在第一天没有得到圣卢的回音时，我又开始难受起来了，看来我的决断、我对他的全权委托都不是我快乐的根由，没有这些，我的快乐也许还持久些呢，我快乐的根由是我在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时心里想的是“准保成功”。可是圣卢的迟迟未归又使我想到完全可能发生成功以外的别的事，这想法使我如此恼火，我的快乐即刻消失了。其实是我们对好事的预测和希冀使我们满心欢喜，而我们却把这种喜悦归之于别的原因，当我们对希望的实现不再有十足的把握时这种喜悦便停止了，我们又会重新陷入悲伤。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感觉世界的大厦，没有这种信念，大厦便摇摇欲坠。我们已经看出信念决定我们认识生命的有无价值，决定我们热爱生命或对其感到厌倦。信念也使我们有可能忍受悲哀，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悲哀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因为我们确信这种悲哀很快便会结束，信念还使我们有可能忍受突然变得深广的悲哀，直到某种存在与我们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我们生命的价值为止。

此外，有一件事又使我内心的痛苦变得像最初时刻那么尖锐，应当承认这痛苦本来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件事就是重读阿尔贝蒂娜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我们尽管热爱着一些人，一旦我们在孤独中只能经受失去他们的苦痛而我们的思想又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着这种苦痛时，这种苦痛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而且这种痛苦也不同于另一种更没有人情味的、与我们更格格不入的苦痛——这样的苦痛与精神世界和内心领域里的事故一样出人意料，一样奇特——这样的苦痛其直接原因与其说是被爱的人们本身，毋宁说是我们得知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方式。阿尔贝蒂娜，我可以轻轻哭着想念她，可以接受今晚也像昨天那样见不到她；然而重读“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俨如服了一剂引起心脏病发作而置人于死地的危险药品。一切事物，一切变故和绝交信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放大而且歪曲人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苦恼本身。不过这种苦恼是不大可能持久的。无论如何我对机灵的圣卢取得成功还是坚信不疑的，我对阿尔贝蒂娜的返回也信心十足，因此我倒要问我自己只说希望她返回是否有道理。不过我仍然庆幸我抱着这种希望。倒霉的是，正当我以为保安局事件已经结束时，弗朗索瓦丝却来通报我说一个便衣警察曾前来打听我是否习惯于留一些年轻姑娘在我家里，门房以为他指的是阿尔贝蒂娜，便回答说是的，从那一刻起房子似乎被监视起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在悲伤时刻叫一个小姑娘来安慰我了，当然也不再会因为突然出现警察而让小姑娘把我看成坏人从而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我同时也明白，人们为某些梦想而生活的程度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大，也不可能因为抚爱小女孩这件事仿佛永远取消了我生活的价值，我还明白，人们一方面轻易地拒绝发财而且甘冒死亡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想象这个世界是由私利和怕死之心支配着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早想到连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看见警察来我家就以为我很可耻，我真宁愿去自杀！根本不可能将这两种痛苦加以比较。可是在生活里人们从来不会去想他们奉送过银钱的人，他们以死威胁过的人还会有一个情妇，或者干脆说还会有一个伙伴，而且他们还一心想得到情妇或伙伴的尊重，即使这份尊重并非属于她们本人。然而突然间，出于我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羞愧之情（我的确没有去想已成年的阿尔贝蒂娜可以住在我家，甚至成为我的情妇），我认为似乎也可以就阿尔贝蒂娜住我家的事指控我诱骗未成年姑娘。于是我感到生活仿佛在四面八方都遇到了障碍。一想到我和她同居时并非一尘不染，我便从我抚爱不认识的女孩因而受到处罚这件事里发现了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几乎在每次惩罚人时都存在着，而且使正确的判决和法庭的差错几乎永远都不存在，只存在法官对无辜行为的不合实情的想法和他对犯罪事实一无所知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可是这么一来，一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回归可能使我受到侮辱性的判决，而这判决又会使我在她面前失去尊严，或许还会对她本人不利从而使我得不到她的谅解，一想及此我再也不盼望她归来了，我甚至害怕她回到这里。我真想给她拍个电报让她别回来。可是刹那间，盼她回归的热望又以压倒性的优势攫住了我。正是在考虑了叫她别回来的可能性和离她独居的可能性之后的须臾之间，我反而突然感到为了叫她回来我准备牺牲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寻欢作乐，牺牲我所有的工作！

啊！我原以为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可以帮助我预见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命运，然而后者的发展和前者对比之下是怎样的不同呀！自个儿待着却看不见她，这让我多么难以忍受！而我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最无足轻重的动作又都使我忆起阿尔贝蒂娜在身旁的欢乐气氛，为此我每次都得重新尝试分居的生活，付出新的代价，领略同样的痛苦。接下去是别种形式的生活前来争妍斗艳，使这种新的苦痛黯然失色，在这初春的日子里，我在等圣卢见邦当夫人的同时甚至想到过威尼斯和不认识的美丽女人，从而有过愉快宁静的时刻。我一发现这点便感到心惊肉跳。我适才领略的这种宁静，意味着初次出现了一种断断续续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我身上即将与痛苦和爱情展开搏斗，而且最终会战胜痛苦和爱情。这种我已预先尝到滋味而且得知其征兆的东西暂时还只是一闪念，今后却会成为我经常的心态，成为一种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再也不会为阿尔贝蒂娜去折磨自己，我再也不会爱她了。我的爱情刚认出可能战胜它的唯一的敌人——遗忘，便簌簌地战栗起来，有如一头关在笼里的雄狮猛然发现一条蟒蛇即将一口把它吞掉。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阿尔贝蒂娜，弗朗索瓦丝走进我房间时却从不迅速地对我说“没有信”以便缩短我的焦虑。不过我仍旧不时地硬把某些思绪插进我的忧伤之情里，从而使我心田里的污浊空气得以稍事流通和更新。然而到晚上，我好不容易睡着了，似乎又是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像药剂一样使我睡着的，药效一停我兴许就会醒过来。我在睡梦里也没有一刻不思念阿尔贝蒂娜。她给我的睡眠是很特别的，而且在这样的睡眠里我根本不可能像白天一样随意去想别的事。睡眠和对睡眠的回忆是两种互相交织的事物，要想睡着就得同时求助于它们俩。此外，醒着时我的痛苦不但不能减轻反而日甚一日。倒不是因为遗忘没有发挥作用，而是在醒着时遗忘很有利于使被想念的形象理想化，并以此促使我原有的苦恼和另外的类似的痛苦融合从而得到加强。这理想化了的形象还算可以忍受。但只要我猛然想到她的房间，想到那人去床空的房间，想到她的钢琴、她的汽车，我便会浑身无力，双目紧闭，头歪在左肩上，活像即将昏厥过去的人。开门的声音也几乎使我同样难受，因为开门的人并不是阿尔贝蒂娜。在可能有圣卢的电报时，我也不敢问一句：“有电报吗？”末了总算来了一份电报，不过电文却只是把一切都推迟而已：“女士们外出三天。”

我之所以能熬过她走后的四个昼夜，当然是因为我老对自己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周末以前她准会回来。”不过理由尽管如此，无论对我的心灵抑或对我的肉体来说，需要做的事仍旧是一样的：没有她而生活下去，回到家里却见不到她，在她的卧室门口（我还没有勇气打开这间房子的门）走过却明白她不在里面，没有向她道晚安便上床睡觉，这些便是我应该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用心灵去完成的事，就好像我根本就不应该再看见阿尔贝蒂娜似的。不过既然我已经完成了四次，这说明目前我还能够继续用心灵去完成。也许我很快就不再需要支撑我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理由——阿尔贝蒂娜即将归来——（我可能会一边想：“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一边却仍然像前四天那样生活下去）有如受伤的人重新习惯走路以后可以扔掉丁字拐杖一样。晚上回家我无疑还能寻觅到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对阿尔贝蒂娜等待我的每个夜晚的回忆，它们使我透不过气，孤寂引起的空虚感令我窒息；然而我同时也已经开始了对昨天，对前天的回忆，对前天以前的两个夜晚的回忆，即对阿尔贝蒂娜出走后逝去的四个夜晚的回忆，在这四个夜晚我一人独处，没有她的陪伴，我总算生活过来了，四个夜晚已经形成了一串回忆，它比那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当然单薄许多，但即将逝去的每个日子都可能将它们充实起来。

我不想谈我此刻收到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女寄来的求爱信，这个姑娘是巴黎遐迩闻名的最漂亮的美人，我也不想说德·盖尔芒特公爵替姑娘的父母在我身上所做的努力，她的父母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得接受不般配的择婿对象和有辱门庭的联姻。这样的事对自尊心也许是够刺激的，但对正在恋爱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有人可能愿意有这样的事，却不一定会鄙俗到拿这些事去告诉对他评价不那么高的女人，再说这女人即使得知他可能成为地位迥然不同的人追逐的对象，对他的评价也不一定会改变。公爵的侄女写给我的信只能使阿尔贝蒂娜烦躁。

自我醒来的那一刻起，自我重新沉浸在我入梦之前须臾不离的忧伤之情那一刻起，我的全部感觉有如一本合上片刻之后在入夜之前再也不离我左右的书，无论来自外部抑或来自内心都只能和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有人打铃：是她的信来了，也许是她本人！倘若我自我感觉良好，并不过分难受，倘若我已不再嫉妒，也不再怨恨她，我也许愿意即刻前去见她，去拥抱她，去和她愉快地度过一生。我感到给她拍个电报“赶快回来”似乎是一件极简单的事，仿佛我这新的情绪不仅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我身外的事物，使事情变得容易了。如果我心情抑郁，我对她的愤懑便会复苏，我再也不想拥抱她，我会感到不可能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幸福，我会一心想着去损害她而且不让她再属于别人。然而这两种迥异的心情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让她尽早回来。不过她的回归无论会立即给我多么大的快乐，我也感到同样的困难会很快出现，而且想在满足精神欲求中寻求幸福与想步行到天涯海角同样天真。欲求越大，越难做到真正的占有。因此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找到幸福，或至少能做到无痛苦，那他必须去寻找的也不应该是满足，而是逐渐缩小并最后消除欲求。想见到自己所爱的，就应当设法不看见它，唯有遗忘最终能导致消除欲求。我想如果一个作家传布这类真理，他可能会把包含这些真理的书题赠给一个女人并乐于以此来接近这个女人，他会对她这么说：“这本书是你的。”这样一来，他在书中说的是真话，他在题赠时却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他一心要这本书属于这个女人与他珍惜这女人身上的宝石一样，只有他爱这个女人时他才会感到这宝石珍贵。一个人和我们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逐渐衰退的记忆力会把这种联系淡忘，尽管我们自愿接受幻想的欺骗，而且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为了礼貌，为了尊重人，为了尽责我们又拿幻想去欺骗别人，我们在生活里还是只有自己。人是不能跳出自身圈子的生物，他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才能认识别人，如果他说并非如此，那他是在撒谎。倘若有人真能如此行事，真能取消我对她的需求，取消我对她的爱情，我会吓得相信这爱情对我一生都是宝贵的。如果我能不疼不痒地去听开往土兰的火车报站名，我会以为这说明我自己正在衰退（其实无非是因为这可能会证明我对阿尔贝蒂娜已变得漠不关心了）。我想，在我不停地问自己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她每时每刻都在希冀什么，她是否打算回来，是否就要回来时，我最好把爱情在我身上建造的通道大门敞开，而且去感受另一个女人的生活通过已打开的闸门把那不愿意再变成死水的水库湮没。

圣卢杳无音信的时间越拖越长，一种次要的忧虑——等待他的电报或电话——便很快掩盖了首要的忧虑，即挂念他此行的结果和想得知阿尔贝蒂娜是否回来的忧虑。为等电报而密切注意所有的响声，这使我感到那样难以忍受，我竟相信此刻最使我揪心的这份电报无论内容如何，只要到来就能解除我的痛苦。我终于收到了罗贝的电报而且得知他已见到了邦当夫人，可是尽管他十分小心，却仍然被阿尔贝蒂娜瞧见了，因而一切告吹，这时我倒又无法控制自己的狂怒和绝望了，因为这正是我希望首先避免的事。圣卢此行一被阿尔贝蒂娜知道便使我显得非常依恋她，这只能妨碍她归来，而且这结果还使我极为反感，因为我从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持下来的骄傲为此已丧失殆尽了。我诅咒罗贝，随后又想，这个办法失败了，我还要采取别的办法。人既然能够影响外部世界，我发挥策略、智慧、利益、情感的作用怎么就不能避免失掉阿尔贝蒂娜这件难以忍受的事呢？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周围的事物，他们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非此即无任何有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并没有去考虑最为常见而且同样有利的办法：我们无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事物，但是我们的意愿本身却在逐渐起着变化。我们曾因为忍受不了某种局面而希望去改变它，可现在这局面已变得与我们毫不相干了。我们未能像我们非常希望的那样去消除障碍，而生活却使我们绕过了这个障碍，使我们超越了它，当我们再回顾那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几乎再也看不见那个障碍了，它已经变得难以觉察了。

我听见楼上一位女邻居在演奏《曼侬》。我把我熟悉的歌词与阿尔贝蒂娜，与我自己联系起来，这使我百感交集，我哭了。歌词是这样的：

唉，鸟儿以为受束缚而躲开了，

它总在夜里

带着绝望飞回来扑打门窗。

还有曼侬之死：

曼侬，我心中唯一的爱，你回答我呀，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你心地多么善良。

曼侬既然回到了德·格里欧身边，我仿佛觉得我也成了阿尔贝蒂娜生活里唯一的爱。唉，即使她此刻也听见了这支曲子，她心爱的德·格里欧也不一定是我，而且她只要这么一想，她在听这段乐曲时就会因为想起我而受不到音乐的感动，这支曲子比其他乐曲写得更好更细腻，仍旧可以归到她喜爱的乐曲里去。

我自己可没有勇气去温柔之乡里自我陶醉，去幻想阿尔贝蒂娜叫我“我心中唯一的爱”，而且承认她“以为受束缚”是一种误解。我明白，人在看小说时不可能不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特点和女主人公联系起来。然而即使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我们自己的爱情却并没有进展，等我们把书合上，我们所爱的而且在小说里终于朝我们走过来的人在生活里却并没有更热爱我们。

我气冲冲地打电报给圣卢让他尽快赶回巴黎，这至少可以不显得我在进一步坚持我渴望掩盖起来的尝试。然而在圣卢按我的指示回来之前，我竟收到了阿尔贝蒂娜本人拍来的电报：

我的朋友，您派您的朋友圣卢来我姨妈家，这简直是发疯。亲爱的朋友，如果您需要我，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我会很高兴回来的；别再采取这样荒谬的举动了。

“我会很高兴回来的！”她这么说是因为她为她的出走后悔了，她只想找一个借口回来。因此我只需照她说的去做，给她写信说我需要她，她便会回来。这么说我又要见到她了，见到她这个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了（因为，自她出走以后，对我来说她又成了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这就像一只贝壳，你一直把它放在五斗橱上就不会再去注意它，可是一旦你将它送了人或把它遗失了，一离开它你就想念它，而且再也不那样行事了，她就像这样一只贝壳，因为她使我忆起了大海的碧波万顷的宜人美景）。而且不仅她个人变成了想象中的人，也就是令我渴念的人，连我与她共同的生活都变成了想象中的生活（摆脱了一切困境的生活），因此我想，“我们会多么幸福！”不过，我既然有把握让她回来，就不应该显得急不可耐，倒反而应当消除圣卢的尝试所产生的恶劣印象，以后我仍然可以否认此事，我要说这是圣卢自己去干的，因为他一直赞成我们结婚。

可是再读她的来信时，我对信里太缺乏她个人的东西仍然感到失望。字迹当然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面部表情也如此；我们总是和某种思想并存的。然而一个人的思想毕竟得先传布到他那睡莲一般快活的花冠式的脸庞然后才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当然会使思想改变许多。这种永恒的差距使我们在等待我们理想中的爱人时，在每次约会里见到的实实在在的人都和我们的理想大相径庭，也许这正是我们在爱情上永远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吧。此外，在我们想向这个人要求点什么时，我们得到的却是一封反映她个人的东西少而又少的信，有如在代数的字母里算术的确切数字已荡然无存，而算术数字本身已经不包含加多少水果或鲜花这类实质性的东西了。然而，“爱情”、“被爱”以及她的信件，也许这一切仍然是对同一种现实的说明（尽管一一审视它们时令人感到如此不满意），因为我们只是在念信时才感到似乎不满足，而在信还未寄到时，我们却感到痛苦难熬，也因为这封信毕竟可以使我们的忧虑得到缓解，即便它不能用它黑色的符号满足我们的希望，何况在怀抱希望时我们也意识到信件毕竟只相当于话语、微笑、吻，却不是这些东西本身。

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了信：

我的朋友，我正好要给您写信，我感谢您对我说，倘若我需要您，您会赶回来；您能站得这么高来理解对老朋友的忠诚，这很好，这只会使我更加尊重您。不，我没有请求您回来，将来也不会这样做；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重逢也许不一定会使您感到难受，硬心肠的姑娘。而这样的重逢却会使我，使您认为有时显得那么冷漠的我非常难受。生活使我们分手了。我认为您做了极明智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做得也正是时候，有非常了不起的预见性，因为您正是在我母亲同意我向您求婚的第二天出走的。我收到她的信（同时也收到了您的信！）之后本来想在睡醒后告诉您的。也许您是害怕这之后再走会使我难过。我们也许会把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俩来说，谁知道呢，也可能会是一种不幸。果真如此，您还是为您的明智庆幸吧。我们如果再见面，也许会前功尽弃。并不是再见您于我已没有诱惑力，而是我没有能耐去抵制这种诱惑。您明白我是个不坚定的人，而且我多么健忘。因此没有必要同情我。您常对我说，我是格外容易受习惯支配的人。我已在开始培养没有您而生活的习惯了，不过这习惯还不够牢固。我和您一起生活的习惯尽管已被您的出走打乱，这些习惯在目前显然还是最牢固的。当然它们并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出于这个原因，我甚至想到了要利用这最后的几天，在这几天里我们见面于我还不至于像半个月或更短的时间以后那样成为一种……（原谅我的坦率）一种麻烦——我想在彻底遗忘之前利用这几天和您一起处理一些小小的具体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您这位可爱而好心的朋友是可以为那个曾有五分钟自以为是您的未婚夫的人帮帮忙的。我不怀疑母亲会同意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俩都拥有自由，这种自由您过去出于好心为我牺牲得太多了，这种牺牲如果单为几个礼拜的共同生活还可以接受，然而如果我们必须白头偕老（在信上告诉您我曾想到这件事再有几秒钟就可能成为事实，这几乎使我感到难过），这种牺牲就变得令您和我都十分憎恶了，因此我曾考虑按尽可能独立的方式安排我们的生活，作为这种共同生活的开端，我曾希望您拥有那艘游艇，您可以乘坐这艘游艇出门旅行，与此同时，无限忧伤的我会去港口等待您；我知道您佩服埃尔斯蒂尔的鉴赏力，我已写信向他请教。陆上交通方面，我曾希望您拥有汽车，只属于您自己的汽车，您可以乘坐这辆汽车随心所欲地外出、旅行。游艇已基本造好，根据您在巴尔贝克表示的意愿，它被命名为“天鹅号”。我记得您最喜欢劳斯莱斯汽车，我已订购了一辆。不过，既然我俩已永远不再见面，我也就不想请您收下这已变成废物的船只和汽车了，对我来说它们已毫无用处。因此我考虑——我是以您的名头通过中间人订购的——也许您可以通过退订使我避免购买这些无用的东西。不过，这件事，还有别的许多事都需要当面谈谈。我又想，在我还有可能再爱您的这段时间，当然这段时间不会持续太长，为一艘游艇和一辆劳斯莱斯而见面，而拿您一生的幸福冒险——因为您认为您的幸福就在于远离我而生活——这简直是发疯。不，我宁肯留下劳斯莱斯，甚至留下那艘游艇。我既然不用它们了，而它们又有幸一个无帆无桨地系在港口，一个待在车棚里，我准备请人在游艇……（我的上帝，我不敢用一个不准确的字称呼那个部位从而犯异端的错误，使您反感）上刻上您喜欢的马拉美的诗句……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开始的：“圣洁的，生机盎然而美丽的今天。”唉，今天已不再是圣洁的，美丽的了。而那些和我一样明白他们会迅速用今天创造出可以忍受的“明天”的人却令人难以忍受。至于劳斯莱斯，值得在它上面刻上同一个诗人的这些您认为难于理解的诗句：

轮毂发出轰鸣飞出的红色火星

告诉我我是否喜欢

看那火光划破的长空

燃烧的火花飞溅

也看那车轮在火红中消失

我车上那唯一残留的车轮

永别了，我的小阿尔贝蒂娜，谢谢您在我们分别的前一天还同我做了一次令人愉快的散步。这次散步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附言——关于您认为的圣卢向您姨妈所做的建议（我怎么也不相信圣卢在土兰）我不做回答。这是福尔摩斯那一套。您把我看成什么人啦？

正如我从前对阿尔贝蒂娜说“我不爱您”以博得她的爱；说“我看不见谁我就忘记谁”好让她经常来看望我；说“我决定离开您”以防止一切分手的念头——眼下，当然是因为我切盼她一周之内返回我才说“永别了”；因为我想再看见她我才对她说“与您见面我会感到很危险”；由于和她分居于我仿佛比死还糟我才在信上对她说“您说得对，我们在一起可能会很不幸”。唉，在写这样一封假惺惺的书信以显示我并不依恋她（这是我从往日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留下来并转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里的唯一的骄傲），并自我陶醉地说一些只能感动自己而不能感动她的话时，我本该首先预见到这封信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可能使她认可我所说的话而弄假成真，因为即使阿尔贝蒂娜不如她表现出来的那么聪明，她也不会有一刻怀疑我所说的话是假的。且不说我在信中不打自招的意图，即使我不是紧接着圣卢的尝试给她写这封信，我写信这个事实本身也足以向她表明我在盼望她回来，也足以劝示她听任我作茧自缚愈陷愈深。再说，我既然已经预见到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我就应当进一步预见到她的答复很可能骤然使我对她的爱发展到最强烈的程度。而且我应当在发信之前就考虑到，一旦她用同样的口气给我回信表示她不愿意回来，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我自己的痛苦，强迫自己保持沉默，不给她发“回来”的电报或不再派去替我受过的另外的什么人，如不然，在我已经给她写信说明我们不再见面之后，这就会再明显不过地向她表明我少不了她，而且可能导致她更为有力地拒绝我，也可能使我在忍受不了忧虑的情况下动身去她那里，谁知道呢？也许还得不到她的接待。这恐怕是三项笨拙之至的举动之后最糟糕的蠢事，这之后我也只得在她家门前自杀了。然而构成心理——病理世界的灾难性的方式又决定了蠢举，这种必须不顾一切加以避免的蠢举恰恰是使人得到安慰的举动，这举动在我们明白它的后果之前给我们展示出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以此帮助我们暂时摆脱像那样的拒绝会给我们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当痛苦实在太剧烈时，我们便忙不迭去干蠢事，诸如写信，让人代为求情，前去看望，表明自己离不开所爱的人之类。

然而对这一切我却全无预见。我以为写这封信的结果似乎反而会是促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来，因此写信时一想到这样的结果我就乐滋滋的，但同时我又边写信边哭泣：首先，这有些像我假装分手那天的情形，因为信上的话尽管希望达到相反的目的（是假惺惺地说出来的，为的是出于傲气而否认我在恋爱），它们毕竟向我提醒了它们代表的思想，所以这些话语仍透着悲凉；其次，因为我感到这思想也确有某些真实性。

我既认为此信的结果似乎已肯定无疑，便因发了此信而感到后悔了。因为正当我把阿尔贝蒂娜的回归想象得轻而易举的时候，断定我和她的婚姻于我极不合适的所有理由突然倾全力回到了我的脑海。我希望她拒绝回来。按我的盘算，我的自由，我生命中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她这次拒绝回来；我给她写信简直是在发疯；我最好去把可惜已经发出去的信再追回来，这时，弗朗索瓦丝正好把刚从楼下拿上来的报纸交给我，她同时把这封信也带回来了，原来她弄不清应该贴多少钱的邮票。可是我又立即改变了主意：我希望阿尔贝蒂娜别回来，但我又愿意由她自己做出这个决定以结束我的忧虑，于是我又想把信再交给弗朗索瓦丝。我打开报纸。报上有拉贝玛去世的讣告。我当即回忆起过去听《淮德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现在我是在以第三种方式回想那表白爱情的场面。我从前经常自个儿背诵的和我在剧院里听到的似乎都是对一些规律的阐述，我还应当到生活里去体会这些规律。在我们心灵里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并不清楚我们多么依恋它们。或者说，我们生活里之所以没有它们，是因为出于害怕失败或害怕痛苦，我们一天一天地推迟占有它们。当我自以为我已放弃了希尔贝特时，情况正是如此。在我们完全脱离这些东西之前，也就是在我们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它们之后，比如姑娘订了婚，我们会发狂，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显得无比惆怅而又冷清的生活。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占有了那样东西，我们却又把它看作负担而心甘情愿摆脱它；这就是我与阿尔贝蒂娜之间发生的事。然而我们并不关心的人一出走不就从我们的生活里隐退了吗？可是我们却又因此感到活不下去。《淮德拉》的剧情不是把这两种情况都结合起来了吗？希波吕托斯即将出行了。淮德拉在此之前一直故意惹他憎恨自己，据她说（不如说是诗人让她说）是出于顾忌，其实是因为她看不到前景而且感到希波吕托斯并不爱她，此时她忍不住了。她来向他表白爱情了，这一场正是我经常背诵的：

据说您即将动身远离我们。

希波吕托斯远走高飞的这个理由比起忒修斯之死无疑是次要的，这一点可想而知。跳过几行诗，写淮德拉一时间装作没有被理解而说：

……难道我会不顾名誉。

同样可以认为这是由于希波吕托斯拒绝了她表白的爱情：

夫人，您难道忘了，

忒修斯是我的父亲，是您的丈夫？

然而如果希波吕托斯没有发怒，淮德拉在得到幸福时也许同样会感到这幸福算不了什么。不过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幸福，而希波吕托斯又以为理解错了从而向她道了歉，这时，正如我刚把书信还给弗朗索瓦丝时所想到的，淮德拉便希望由他自己来拒绝，她想彻底试试自己的运气：

啊！无情无义的人，你太明白我的意思了。

许多东西甚至韧性，如别人向我谈到过的斯万对奥黛特的韧性或我自己对阿尔贝蒂娜的韧性在这场戏里也有所表现，这种韧性用一种新的、充满怜悯和同情的爱，用希望倾诉衷情的爱取代了过去的爱情，这种新的爱只会使昔日的爱更加丰富多彩：

你越恨我，我越爱你。

你的不幸为你增添了新的魅力。

倘若淮德拉此刻没有得知希波吕托斯爱着阿里西，她会原谅希波吕托斯而且从奥侬娜出的主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说明“顾忌名誉”并不是淮德拉最坚持的事。因此嫉妒，这种在爱情里意味着失掉全部幸福的感情是比失掉名誉更容易使人激动的。就在这时她才听任奥侬娜（她无非是淮德拉身上最恶劣部分的名称）诬蔑希波吕托斯，并没有去“挺身保护他”，她把这个不愿意要她的男人发落了，而她造成的希波吕托斯不幸的命运也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因为希波吕托斯一死，她紧接着心甘情愿地死去了。这场戏可以说是对我个人生活里那些恋爱插曲的预测，正如贝戈特所指出的，这场戏淡化了拉辛为减轻淮德拉的罪责而加诸她的“冉森教徒式”的顾忌，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些思考却也并没有改变我的决心，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弗朗索瓦丝，让她还是把信交到邮局，我也就在阿尔贝蒂娜那里实施了这种尝试，而当我得知还没有进行这种尝试时，我感到仿佛不尝试就不行似的。认为实现我们的愿望不算一回事，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我们认为这愿望可能实现不了，我们就会重新去重视它，而且只是在有把握实现它时我们才会认为不必继续去实现。不过认为不算一回事的人也有道理。因为虽说实现愿望和幸福都只是在有把握时才显得不算一回事，这种实现和幸福本身却都是某种不稳定的东西，它们只能使人感到伤心。愿望实现得越全面，伤心便越剧烈，幸福如违反自然规律延续下去而且得到习惯的认可，伤心就会变得更加难于忍受。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两种倾向，如我一心想发信，当我以为信已发出时，我又一味地后悔，这两种倾向本身都有它们的道理。就第一种而言，我们追求幸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追求不幸也如此——我们同时又希望以即刻显示结果的新的行动进行安排，使我们等待而又不至于毫无希望，简言之，我们设法使我们的苦痛采取另外一些我们想象不那么残酷的形式，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第二种倾向的重要性也并不比第一种差，因为这种倾向是以相信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为基础的，它干脆就是我们圆满实现愿望时可能会立即感到的幻灭的开始，过早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在排除其他形式而为自己确定这种幸福形式时所感到的后悔之情。

我把信还给弗朗索瓦丝要她赶快交到邮局去。我的信一走，我又去想象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事了。一想到她回来我脑海里便出现了亲切的形象，这些形象以它们的妙趣略为冲淡了我在她这次回归里看到的危险。这种久违了的同她朝夕相处的妙趣使我陶醉了。

时光流逝，人们在谎言里谈到过的都逐渐变成事实，在和希尔贝特相处时我对此体会太深了；我在呜咽不已时佯装的冷漠终于成了现实；我当时对希尔贝特谎话连篇的那一套在事后回想起来也确实弄假成了真，生活逐渐把我们分开了。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于是我对自己说：“假如阿尔贝蒂娜还像这样过上几个月，我的谎言一定会变成现实。目前最难熬的时间既然已经过去，不可指望她再这样继续过完这一个月吧？如果她回来，我便会放弃真正的生活，当然我目前还未能领略这种生活，但这种生活一定会逐步向我展示它的魅力，与此同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印象却会越来越淡薄。”

阿尔贝蒂娜出走之后，我以为别人似乎不可能看见过我哭泣，所以我老是拉铃叫来弗朗索瓦丝而且告诉她：“得看看阿尔贝蒂娜小姐有没有忘了什么东西。别忘了打扫她的房间，以便她回来时房里整整齐齐的。”或者干脆说：“正好，就是那天，阿尔贝蒂娜小姐还对我说，噢，就在她动身的前一天……”我是想让弗朗索瓦丝隐约预感到阿尔贝蒂娜出走的时间是短暂的，使她为这次出走而幸灾乐祸的心情收敛收敛；我还想让弗朗索瓦丝明白我并不害怕谈起这次出走，我要让这次出走显得像是我乐意的——就像某些将领把被迫退却称作符合预定计划的战略撤退一样——仿佛只是我暂时隐瞒了真实意义的一个插曲，而绝不是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友谊的结束。我不停地提起她的名字，是想让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像少许的空气一样回到这间人去楼空的房里，我在这里真透不过气了。此外，人在设法减轻自己痛苦的程度时总是在吩咐送衣服或命人开饭时像口头禅一样提起这种痛苦。

在整理阿尔贝蒂娜的房间时，好奇的弗朗索瓦丝把那张香木小桌的抽屉打开了，我的女友过去在睡觉时总爱把一些私人小物件放在这个抽屉里。“噢，先生，阿尔贝蒂娜小姐忘了戴她的戒指，戒指都留在抽屉里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说：“得给她寄过去。”然而这样一说便显得我对她的回归缺乏信心。“好吧，”我沉默一会儿后又回答说，“她出门时间不长，不用麻烦了。给我吧，我瞧着办。”弗朗索瓦丝递给我戒指时显出不怎么相信的神气。她厌恶阿尔贝蒂娜，然而她以她之心度我之腹，便以为阿尔贝蒂娜所写的每一封信只要交到我手里怕都会被我拆看。我把戒指取过来。“先生小心点，可别丢了，”弗朗索瓦丝又说，“这些戒指可算得上漂亮了！不知是谁送给她的，是先生送的呢，还是另外的男人送的？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送戒指的人准有钱，而且有鉴赏力！”“不是我送的，”我回答弗朗索瓦丝，“再说这两只戒指并不是同一个人送的。一只是她姨妈给的，另一只是她自己买的。”“不是同一个人送的！”弗朗索瓦丝嚷道，“先生是在开玩笑吧，两只戒指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只上面加了一粒红宝石，两只上面都刻了鹰，戒指里边都有同样的姓名开头字母……”我不知道弗朗索瓦丝是否感觉到了她的话给我带来的痛苦，她此刻竟露出了笑意，而且这微笑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嘴唇。“怎么，同样的鹰？您疯了。没有红宝石的这只的确有鹰，可是另外那只上面刻的却是人头一类的东西。”“人头？先生在哪儿看见人头啦？我拿长柄眼镜一看便看出这是鹰的翅膀；先生用放大镜看就会看见另一只翅膀在另一边，头和嘴在中间。每根羽毛都看得见呢。哦！做工可真漂亮。”我忧心如焚地想弄明白阿尔贝蒂娜是否欺骗了我，这种需求竟使我忘记了我应该在弗朗索瓦丝面前保持尊严，忘了我应该把她那邪恶的快活劲儿碰回去，这种快活即使不为折磨我，起码也是为了损害我的女友。弗朗索瓦丝去取我的放大镜时我激动得直喘粗气，我拿过放大镜，要她把红宝石戒指上的鹰指给我看，她毫不费力地让我认出了鹰的翅膀，勾勒翅膀的装饰性线条和另一只戒指上的完全一样，我还看出了立体感很强的每一根羽毛和鹰的头部。她还提醒我注意相同的题词，真的，红宝石戒指上的题词和这一只的题词正相搭配。两只戒指里边都有阿尔贝蒂娜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先生非得看了这一切才认出戒指是一模一样的，这真使我吃惊，”弗朗索瓦丝对我说，“即使不去仔细察看也能感觉出金子折弯的方式方法全一个样，形状也相同。瞥一眼我就敢起誓两只戒指出于同一个地方。这就像优秀女厨师做的菜一般一目了然。”果然，她那仆人特有的好奇心，那由仇恨激起的、习惯于以令人胆寒的精确性关注细节的好奇心和她的鉴赏力相得益彰，的确有助于她所做的鉴定，她也确曾在烹调方面显示过同样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也许由于她的善于卖弄而更显得旺盛了，我去巴尔贝克时从她穿着的方式里也已注意到了这点，原来她也是曾经标致过，曾经见识过别人的首饰和穿着打扮的女人呢。即使在某一天我取错了药，我感到喝茶太多需要服巴比妥却取了同样数量的咖啡因片，我那时心跳的程度也不会像此刻这样剧烈。我要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我真想立即见到阿尔贝蒂娜。我对她撒谎的憎恨，对不认识的男人的嫉妒同我眼见她如此这般接受别人的礼物而感到的痛楚交织起来了。不错，我本人送给她的礼物更多，然而只要我们不知道我们供养的女人也被别人供养着，这女人在我们眼里就不是情夫养活的女人。既然我一直不停地为她大量破费，我便不去管她道德如何低下，只一味地抓住她不放，是我使这种道德低下在她身上持续存在下来的，也许是我使它发展下去，也许就是我使她道德低下的。而且就像人生来善于编造神话故事以抚慰自己的痛苦，就像我们在饿得要死时总能让自己相信一个陌生人即将给我们留下一亿巨款一样，我竟胡乱想象阿尔贝蒂娜正在我的怀里向我解释，说是她自己因为看见两只戒指做工一样才买下第二只的，也是她自己命人刻上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不过这种解释完全可能不攻自破，也还没有来得及使它的恩泽在我心里扎下根，因此我的痛苦也就不可能很迅速地平静下来。我琢磨许多男人在对别人说他的情妇很体贴时也在忍受着我受到的这种折磨。这说明他们是在对别人撒谎同时也在对自己撒谎。他们也不完全是在说谎；他们和情妇确曾享受过美好的时光；然而这些女人在情夫的朋友面前表现出来的使情夫为之自豪的亲切体贴，她们单独与情夫相处时使情夫对她们赞不绝口的亲切体贴，这一切都掩盖了某些无人知晓的时辰，在这些时刻情夫忍受过痛苦，怀疑过，也曾劳而无功地到处探寻过实情！正是这样的痛苦交织着恋爱的乐趣，交织着为女人的毫无意义的话而心醉神迷的乐趣，明知那些话毫无意义，但仍然要加进她的气味使它们香气扑鼻。不过此时此刻我却再也无法透过回忆而沉醉在阿尔贝蒂娜的香味里了。我手上拿着这两只戒指，两眼呆呆地注视着戒指上这只无情的鹰，鹰的喙像烙铁一般折磨着我的心，那一对羽毛突出的翅膀带走了我对女友保持的信任，在鹰爪下，我那受到伤害的心灵一刻也不能回避对这个陌生男人的情况提出的一连串的疑问，这只鹰无疑是此人姓名的象征，只不过我无法认出来罢了，她从前一定爱过此人而且不久前一定见过他，因为我初次见到这第二只戒指正是我们在森林里一起散步的那一天，那是多么甜蜜多么富有家庭情趣的一天呀，这只戒指上的鹰看上去仿佛正在把它的喙浸进红宝石里那一大片清澈的血水里。

此外，我从早到晚不停地为阿尔贝蒂娜的出走而苦恼也并不意味着我只想念她一个人。一方面，她的魅力早就越来越接近某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最终会远远抛弃她的魅力，但是她在我身上引起过的那种激情还会照样使这些东西冲动起来，如果有什么事物使我想到安加维尔，想到维尔迪兰一家或想到莱娅扮演的什么新角色，痛苦仍会像潮涌一般前来袭击我。另一方面，我自己所谓的想念阿尔贝蒂娜，是指想办法让她回来，和她重聚，是指设法知道她在做些什么。因此，在这段我无休无止地备受煎熬的时间里，如果有什么图表能够描绘出我的痛苦的图像，人们也许会看见奥赛火车站，看见送给邦当夫人的钞票，看见圣卢俯身在电报局斜面小桌上拟写发给我的电报的情景，却永远也不会看到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图像。在我们生命的长河里，由于自私自利我们每时每刻都只看得见眼前的、对我们这个“我”十分珍贵的目标，却从不去看那不停地注视着这些目标的“我”自己，正如指引着我们行动的愿望总是屈尊趋附于行动，却不再回升到愿望本身，或因为这愿望过分注重功利，便迫不及待地投入行动而蔑视认识，或因这愿望正在寻求未来以纠正令人失望的当前，或因思想的懒惰促使这愿望顺着想象的轻松自在的斜坡往下滑行而不肯沿着内省的崎岖陡坡往上攀登。事实上，在我们置生命于不顾的危急时刻，随着这生命所系的人儿愈益显示她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广阔位置和她震撼一切的力量，这个人儿的形象便相应地逐渐缩小直到再也无法察觉。由于我们的感情作用我们在万事万物里都能发现这个人儿存在时留下的影响；而这人儿本身，这影响的来源，却哪儿也找不到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怎么也回忆不起阿尔贝蒂娜的形象，我简直以为我再也不爱她了，这就像我母亲，她在绝望的时刻无法回忆我外祖母的形象时（她在梦中和外祖母邂逅那一次例外。她当时感到那样的重逢多么难得，尽管是在睡梦中，她仍然豁出全部力气使那次重逢延续下去），便可能而且也的确谴责过自己不为母亲的死而感到惋惜，她母亲的死使她痛不欲生，然而她在回忆里却总是捕捉不到她母亲的轮廓。

我怎么会相信阿尔贝蒂娜不喜爱女人？是因为她说过，尤其是前不久说过她不喜爱女人；然而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建立在永恒的谎言之上的吗？她没有一次问过我：“我为什么不能随便出门？您为什么问别人我干了些什么？”可是生活实在太奇特，所以她自己果真不明白其原因时一定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她对自己恒久不衰的情欲，对自己数不胜数的回忆，对自己不胜枚举的欲望和愿望永远保持沉默正好与我对她被幽禁的原因保持沉默是不谋而合的，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在听见我暗示说阿尔贝蒂娜即将回归时，弗朗索瓦丝看上去是知道我在说谎的。她这种看法的依据似乎稍强于指导仆人行为的通常道理，即主人不喜欢在仆人面前受到屈辱，主人要仆人知道的真实情况只限于适合保持尊严的，离美化了的虚构情节不太远的东西。弗朗索瓦丝这一次抱如是看法似乎还另有依据，仿佛倒是她自己在阿尔贝蒂娜的心里引起了猜疑并使这种猜疑持续下去，而且激起了她的愤怒，总之是她促使阿尔贝蒂娜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她弗朗索瓦丝原本就可以预言这次出走是不可避免的。果真如此，我那些所谓我的女友是暂时出走、我知道而且同意她出走之类的说法也就只能遭到弗朗索瓦丝的不信任了。然而她关于阿尔贝蒂娜在本质上谋求私利的想法，以及她出于仇恨认为阿尔贝蒂娜从我这里大获“好处”的夸张说法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挫败她自己肯定我在说谎的自信。因此当我在她面前像提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那样暗示阿尔贝蒂娜即将回来时，她注视着我的脸（膳食总管为了惹她不快，在替她念报念到某些时政消息如关闭教堂放逐神甫之类的事情时总爱偷换几个字眼，这使她大犯嘀咕；于是，尽管她站在厨房尽头而且大字不识，她也会本能而贪婪地盯着报纸看，她此刻注视我的姿势和她看报的姿势一模一样），仿佛看得出我所说的是否在我脸上真有所显露，我是否正在胡编乱造。

不过她一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之后又在寻找邦当夫人的确切地址，她那至今还很模糊的、唯恐阿尔贝蒂娜返回的害怕之情便又在她心里滋生起来了。这种害怕之情在翌日清晨竟发展成了真正的又惊又怕，原来她从准备交给我的一封书信的信封上认出了阿尔贝蒂娜的字迹。她在嘀咕阿尔贝蒂娜的出走是否只是一出喜剧，这个假设使她倍感伤心，似乎这已经最终确定了阿尔贝蒂娜将来要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似乎这已经构成了我的屈辱，我被阿尔贝蒂娜耍弄的屈辱，而对我的侮辱就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因为我是她的主人。无论我多么急于阅读阿尔贝蒂娜的来信，我仍旧禁不住观察了一会儿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她的全部希望都从这双眼睛里消失了，我从这个征兆里得出了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结论，正如冬季运动的爱好者看见燕子远走高飞便高兴地推断出寒冷季节即将来临一样。弗朗索瓦丝此刻总算离开了房间，在肯定她已关上了房门之后，为了不显得忧心如焚，我不声不响地拆开了来信：

我的朋友，谢谢您对我讲过的那些令人愉快的事，我一定遵命去退掉劳斯莱斯汽车，如果您认为我能在这方面做点什么的话，而对此我也并不怀疑。您只要把中间人的姓名写给我就行了。您恐怕会受这些人的欺骗，他们求之不得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卖货；您从来不出门，要一辆汽车做什么呢？您对我们最后一次散步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我很感动。请相信，我也不会忘记那次格外黯然神伤的散步（因为当时已暮色苍茫而我们又即将离别），那次散步只有在我满目漆黑时才会从我脑海里消失。

我清楚地感到最后一句话无非是一句话而已，阿尔贝蒂娜根本不可能对那次散步保持如此甜蜜的回忆，更不可能保持到她离开人世的时候，她当时肯定感到散步索然寡味，因为她那时正急不可耐地盼望着离开我。不过我也很欣赏巴尔贝克那个骑自行车打高尔夫球的姑娘，尽管她在认识我之前只读过《以斯帖》，她却天生聪慧而且我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认为她在我家又培养了新的素质，这些素质使她与众不同而且更为完美。我在巴尔贝克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我的友谊对您是宝贵的，我正是能够给您带来您缺少的东西的人。”——我在一张照片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自信天生保护人”——这句话，我虽然说了却并没有相信，而当时说这话的唯一目的只是让她感到来看望我大有好处，同时使她克服她可能会感觉到的厌倦情绪，这句话事实上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就像我告诉她我不愿意见到她是因为我害怕我会爱上她一样。我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我明白，她来得勤时我对她的爱情反而会逐渐减弱，而分离倒可能激励这份爱情；然而事实上她勤来看我倒使我对她产生了比在巴尔贝克初期的爱情强烈得多的渴求，这样一来我那句话又变成真实的了。

[1] 我承认，面对这一切，尽管我比谁都痛苦，我却是一个最麻木不仁的侦探。然而阿尔贝蒂娜的出走也没有促使我重新获得我因习惯请别人监视她而业已失去的侦探才能。现在我思考的只有一件事：委托另一个人去寻找她。这另一个人便是圣卢。他同意了。许多天来的焦虑转给了别人，这使我感到喜悦，我开始走动了，成功的把握使我的手突然变得和往日一般干燥，再也不像我听见弗朗索瓦丝说“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时那样汗湿了。

人们总还记得，我当时决心和阿尔贝蒂娜同居甚至决定娶她是为了留住她，了解她在干什么，是为了阻止她重犯和凡德伊小姐之间的老毛病。这是一件我无论设想得多糟也没有勇气想象的事（这简直令人吃惊，就像嫉妒心成天做着各种莫名其妙的虚假揣测，一旦让它去发现真实情况它却又缺乏想象力了）：在巴尔贝克时她向我泄露了使我椎心泣血的秘密，她谈起来却仿佛这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尽管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悲痛的事，我总算也装出了认为这事极为自然的样子。不过这种爱情既然主要产生于阻止阿尔贝蒂娜干坏事的需要，它后来也就保留了这最初根由的痕迹。同她一起生活于我并不重要，只要能阻拦这个“可能的潜逃者”到处乱跑我就满足了。为了阻止她乱跑，我依靠那一帮子与她同行不离她左右的人的眼睛，只要这些人晚上给我打一个令我放心的小报告，我的忧虑便会烟消云散，情绪也会好起来。——作者注 eIFlXojSiXwNeJ/8EmtaZa8C3ueLX6dP79c/hNPHhchr8obCQHC8FW3ikwDGda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