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在贡布雷附近逗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少想到贡布雷的时候，如果这次逗留没有首先证实——至少是暂时证实——我对盖尔芒特那边的一些看法，以及我对梅塞格利丝那边的另一些看法，我就不会来谈论这次逗留。每天晚上，我从另一个方向来重温我们在贡布雷时每天下午在梅塞格利丝那边所做的散步。现在当松维尔人吃晚饭的时候，过去在贡布雷的人们早已上床睡觉。由于当时正值夏天，又因为希尔贝特每天下午在城堡的小教堂里画画，所以在晚饭前两小时左右才去散步。过去，散步归来时看到紫红色的天空映衬着耶稣受难像或是沐浴在维福纳河之中是一种乐趣，现在，在夜幕降临之时出去散步，在村里只看到形状如移动着的不规则三角形的淡蓝色的牧归羊群，也感到十分愉快。在一半田地上，夕阳的余晖已经消失，而在另一半田地上，则已升起了月亮，月亮很快普照整个田地。有时希尔贝特让我一个人去散步，我往前走着，尾随着自己的影子，犹如一条小船，在迷人的河流上航行；但她经常陪我一起散步。我们这样散步，往往同我过去在童年时散步一样，然而，我对盖尔芒特那边的感觉为何并不比过去那种无法描述的感觉更为强烈？此外，当我发现自己对贡布雷兴致索然，我就感到我的想象和敏感已经衰退。我感到扫兴的是，我很少回忆起过去的岁月。我感到纤道边上的维福纳河既狭窄又难看。这并不是因为我看出这条河与我回忆中的河流有很多具体的差别，而是因为我已离开我在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时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在这些地方和我之间，已经不存在那种能在不知不觉中使人欣喜的回忆在片刻之中发生的类同。我不大清楚它的性质是什么，但我伤心地想，我的感觉和想象的能力想必已经减弱，所以我不能在这些散步中感到更多的乐趣。希尔贝特对我的理解还不如我自己，她同我一样惊讶，这更增添了我的伤心。她对我说：“怎么，您走这条过去常走的斜坡小路，竟然毫无感受？”她本人的变化也很大，我不再觉得她美，她一点也不美。在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变了，先要爬上一些山坡，然后才是下坡路。我们交谈着，我感到和希尔贝特谈话十分愉快，但是也并非轻而易举。人有各种层次，这些层次各不相同，她有她父亲的性格，有她母亲的性格；人们穿过一个层次，然后穿过另一个层次。但到第二天，迭复的次序颠倒过来。最后，人们不知道谁将会区分出各个部分，在评论它们时可以相信谁。希尔贝特就像这些地方一样，人们不敢和它们结成亲家。因为这些地方易主的次数过于频繁。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对连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人的记忆，使他的心中建立起一种同一性，并使他不愿意违背自己记得的那些诺言，即使他并没有对此签字画押。说到聪明，希尔贝特是很聪明的，不过具有她母亲的某些荒唐。但是，这与它固有的价值无关。我记得我们在散步时进行的那些谈话中，有好几次她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有一次，也是第一次，她对我说：“要是您不是很饿，时间不是这么晚，我们走左边这条路，然后往右拐，不到一刻钟就能走到盖尔芒特。”这犹如她在对我说：“您往左走，然后右手拐弯，您就会触及无法触及的东西，您就可以到达无法到达的地方，在地球上人们只知道这些地方的方向——我过去认为我能够对盖尔芒特了解的东西只有这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当时并没有错——就是这条‘路’。”我还感到惊讶的地方之一，就是看到了“维福纳河的源头”，我过去认为它像地狱的入口那样，是地球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实际上它只是像一个涌出水泡的方形洗衣槽。第三次是希尔贝特对我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天下午出来，我们就可以经过梅塞格利丝来到盖尔芒特，这是最好的走法。”这句话打乱了我童年时代的一切想法，使我认识到这两条路并不像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无法调和。然而，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次逗留期间我很少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不大想重游贡布雷，觉得维福纳河即狭窄又难看。但是，她为我证实我过去对梅塞格利丝那边的一些想法，则是在一次散步的时候，这些散步虽说是在晚饭前进行的，却总是夜晚的散步，原因是她很晚才吃晚饭！当我们走进一个月光覆盖的美妙深谷，处于神秘的环境之中，我们就停留片刻，犹如两只昆虫，即将钻进青色的花萼之中。希尔贝特也许只是出于女主人的恩惠，对你即将动身感到惋惜，见你好像欣赏这个地方，就觉得应该尽地主之谊，她这位社交界的女士，善于在表达感情时使用沉默、爽直和朴实无华的方法，这时说出一番话来，巧妙地使你相信，你在她的生活中占有一种任何人都无法占有的地位。我突然向她倾吐我因吸入芬芳的空气和微风而充满的柔情，对她说：“您有一天曾谈起斜坡小路。我那时多爱您！”她回答道：“您那时为什么不对我说呢？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那时我也爱您。我甚至讨好过您两次。”“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在当松维尔，您当时和家里的人一起散步，我是在回家的途中，我那时还从未看到过像您这样漂亮的男孩。”这时她显出茫然而又腼腆的神色，补充道：“我当时有个习惯，就是和一些男孩一起在鲁森维尔城堡主塔的废墟里玩耍。您一定会对我说我当时缺乏教养，因为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女孩和男孩，他们趁着黑暗玩乐。贡布雷教堂的侍童戴奥多尔，应该说他很温柔（他真好！），但后来变得非常难看（他现在是梅塞格利丝的药剂师），他当时和附近所有的农村小姑娘在那儿玩乐。由于家里允许我单独外出，所以我一有机会溜出来就跑到那儿去。我无法对您说，我当时是多么希望看到您去那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使您明白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就冒着被您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看到的危险，用十分露骨的方式向您指了指那个地方，我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害羞。但是，您凶狠地瞪了我一眼，使我明白您不愿意这样做。”

突然间，我心里想，真正的希尔贝特，真正的阿尔贝蒂娜，也许是在初次见面时用眼神来委身于人的女子，一个是在玫瑰花篱之前，另一个则是在海滩上。而我却没能理解这点，只是到后来才回忆起来，也就是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在这段时间里通过我的谈话，一种不是极端的想法使她不敢像第一次那样坦率，所以说是我因自己的笨拙而把事情全弄糟了。我完全“放过了”她们——虽然说实在的，在她们面前的相对失败并没有那样荒谬——原因和圣卢、拉谢尔相同。

希尔贝特接着说：“第二次，那是在好几年之后，我在您家门口遇到您，就是我在舅妈奥丽阿娜家里见到您那天的前一天；那时我没有立刻认出您，或者确切地说我认出了您但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的愿望和在当松维尔时相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也见过面。”“是的，不过在那时，您对我的爱太过分了，我感到您在调查我所做的一切。”我不想问她，在我去看她的那天，和她一起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的小伙子是谁。那天我也许可以和她重归于好，因为当时还来得及，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两个身影在黄昏中肩并肩地朝前走，那天可能会改变我的整个生活。我要是问了她，她也许会对我说出真相，就像阿尔贝蒂娜那样，如果阿尔贝蒂娜死而复生的话。确实，你在几年后再遇到你不再喜爱的女人，在她们和你之间相隔的难道不就是死亡，犹如她们已不在人世一般，因为我们的爱情不再存在这一事实，使当时的她们或当时的我们变成了死人。也许她没有回想起来，或者是她在说谎。不管怎样，我对此已毫无兴趣，我不想去了解它，因为我的心发生的变化，比希尔贝特的脸发生的变化还要大。她的脸已不再为我喜爱，但主要是我已不再感到不幸，我要是再回想起这件事，就无法想象我见到希尔贝特在一个小伙子身边慢慢地走着会感到如此不幸，心里会想：“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愿再见到她。”在这遥远的年代，这种思想状态对我来说曾是一种长久的折磨，现在却已荡然无存。因为在这个一切都会耗尽、消失的世界里，同美相比，有一样东西会倒塌，毁坏得更加彻底，同时又留下更少的痕迹，那就是悲伤。

然而，如果说我对自己没有问她当时和谁一起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前走感到惊讶——这种因时过境迁而不爱追根究底的例子我已经见得太多了，那么，我对自己没有把那天我遇到希尔贝特之前卖掉一个中国古瓷花瓶以便给她买花这件事告诉她感到有点惊讶。 这确实是在随之而来的十分悲伤的年代里，我当时唯一的安慰，那就是想有朝一日我会毫不担心地把这种温情脉脉的意愿向她诉说。一年之后，如果我看到一辆汽车将要撞到我的汽车，我不想死的唯一心愿，是希望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希尔贝特。我当时安慰自己，心里想道：“咱们别着急，我还有整个一生来做这件事。”由于这件事，我希望自己不要失去生命。现在，我感到把这件事说出来并不是愉快的，几乎是可笑的，也不是“诱人的”。希尔贝特继续说道：“另外，即使是我在您家门口遇到您的那天，您还是像在贡布雷时一模一样，您要是知道，您的变化多小啊！”我又回忆起往日的希尔贝特。我简直可以画出太阳照在山楂花下的四边形光线，小姑娘拿在手里的铲子，以及在远处盯着我看的目光。只是伴随着这目光的粗野手势，使我以为这是一种蔑视的目光，因为在我看来，我所希望的事是那些姑娘不知道的某种事情，这种事情只有在我的想象中她们才会去做，就是在我单独一人向往的时候。我更不能相信的是，这些小姑娘中的一个，竟敢在我祖父的眼皮底下，轻而易举、十分迅速地想出这种事来。

我没有问她，在我卖掉花瓶的那天晚上，她跟谁一起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在当时的表象下发生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已变得完全无关紧要。然而，有多少日日夜夜我在痛苦地想那人是谁，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克制我心脏的剧烈跳动，也许要比过去在这同一个贡布雷不去对妈妈说声晚安而做出的努力更大。人们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在衰老，这正是某些神经方面的情感逐渐衰退的原因。不过对我们永久的自我来说并非如此，因为永久的自我会在我们整个一生中持续下去，但对我们所有连续的自我来说确实如此，连续的自我都是永久的自我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相隔这么多年之后，我必须对我脑海中清晰可见的一个形象进行修改，这件事使我感到相当高兴，因为它向我表明，我过去认为在我和某种金发小姑娘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帕斯卡的鸿沟一样是想象出来的，我还认为这件事富有诗意，因为完成它需要漫长的岁月。我想到鲁森维尔的地道，不禁因欲望和遗憾而惊跳起来。然而，我高兴地想，我当时全力以赴却又无法如愿以偿的这种幸福，也许存在于别处，而不是在我的思想之中，实际上它又离我这么近，在这个我经常谈起的鲁森维尔，我可以从散发鸢尾香味的书房里看到它。可我却一无所知！总之，她概括了我在散步中向往的一切，直至我迟迟不想回去的原因，我那时却以为自己看到树林微微裂开，活了起来。我过去热切地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是我能够理解和找到，她当时就能使我从少年时代起尝到它的滋味。在那个时候，希尔贝特确实是完全属于梅塞格利丝那边的，而我过去却并不这样想。

虽说她不是奥什维尔的小姐，就是罗贝在妓院里认识的那位小姐（真有意思，我要求对此做出解释的人恰恰是她未来的丈夫！），即使是我在家门口见到她的那天，我也没有完全弄错她目光的含义，没有弄错她是哪一种女人，她现在已向我承认她过去是这种女人。她对我说：“这一切都已十分遥远，我自从和罗贝订婚以来，心里只想着他。您看，我对自己责备得最多的，甚至不是小时候的这些心血来潮……”

整整一天，我都待在这个乡村味有点过浓的住宅里，住宅的外表像散步中休息或避雨的午睡处。在这种住宅里，每个客厅犹如花园中的凉棚，而在房间的墙布上，来找你做伴的是园中的玫瑰或树上的小鸟，它们与世隔绝——因为墙布太旧，上面的每朵玫瑰之间都相距甚远，要是真的就可以采摘下来，每只小鸟则可关进笼子驯养。墙上丝毫没有今天那些房间里的豪华装饰，就是在银色的背景上，诺曼底地区的苹果树都以日本的风格表现出来，使你在床上度过的几个小时中浮想联翩——整整一天，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从房间里可以看到花园的青葱可爱和园门口的丁香，以及梅塞格利丝的森林，河边大树的绿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望着这一派景色感到愉快，只是因为我心里在想：“我房间的窗口一片青翠，真美。”直到在广阔的绿色画面上，我看到了贡布雷教堂的钟楼，这钟楼漆成深蓝色，和画面的颜色不同，只是因为它距离较远的缘故。这不是这座钟楼的一种形象表现，而是这座钟楼本身，它把地点的距离和年代的间隔展示在我的眼前，并在闪闪发光的青翠之中，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色调，呈现在我的正方形窗框之中，那色调非常深暗，仿佛是画在上面一般。我要是走出房间片刻，就会在走廊的尽头看到一个小客厅的墙布，因为走廊的走向不同，犹如一条鲜红的带子，墙布只是一块平纹细布，但颜色是红的，一道阳光射在上面，仿佛立刻会燃烧起来。

在这些散步中，希尔贝特和我谈起了罗贝，听起来好像他要离开她，以便到其他女人的身边去。确实，他生活中有许多碍手碍脚的东西，就像某些男子的友情对于那些喜爱女人的男人一样，还有那种无益的防范、徒劳地强占位置的性格，犹如大多数家庭中那些毫无用处的物件所占据的位置。

我在当松维尔时，他好几次去过那儿。他和我过去认识的他已大不相同。他的生活并没有使他的身材变粗、行动迟缓，就像德·夏吕斯先生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在他身上发生相反的变化，使他具有一位骑兵军官的潇洒外表——虽然他已在结婚时辞去军职，这种外表是他从未有过的。德·夏吕斯先生的体重逐渐增加，罗贝（也许他要年轻无数倍，但人们感到，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只会和这个理想越来越接近）却犹如某些妇女一样，为了身材而坚决牺牲自己的容貌，从某一时刻起无法离开玛里亚温泉（既然无法同时保持好几种青春的特点，还是选择青春的身材为好，因为它最能代表其他各种青春的特点），他的身材变得更为修长，动作更为敏捷，这是同一种恶习所产生的相反结果。另外，这种敏捷还有各种心理上的原因，如害怕被人看见，不想显出这种害怕的愿望，以及对自己不满和无聊所产生的焦躁不安。他常去某些烟花巷鬼混，由于不愿被人看到自己进出这些场所，他就一头钻到人群之中，使自己的身体以尽可能少的表面呈现在设想中的过路人不怀好意的目光之下，犹如士兵在冲锋时一样。他那一阵风似的行走速度依然如故。这种行走速度可能也概括了一个人显而易见的勇敢，这个人想显示自己无所畏惧，不愿花时间进行考虑。为了使他的形象完整无缺，还须提到一点，那就是他年纪越老，就越想显得年轻。他还有那些一直感到无聊、厌倦的男人的急躁，这些人过于聪明，不能过他们所过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的才能也无法在这种生活中得到施展。也许这些人无所事事的本身可以表现为无精打采。但是，自从体育运动受到青睐之后，无所事事就具有一种体育运动的形式，即使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间之外也是如此，无所事事就不再表现为无精打采，而是表现为生气勃勃，使得无聊的情绪没有蔓延的时间和地点。 ^[1]

他变得消瘦多了——至少在这令人烦恼的时期是如此，对自己的朋友们，例如对我，他几乎不再表现出任何同情心。相反，他对希尔贝特装出多愁善感的样子，像是在故作滑稽，却惹人讨厌。这并不是因为希尔贝特对他来说真的是无足轻重。不，罗贝爱她。但是，他总是对她说谎；他那双重的思想，即使不是他谎言的本质，却总是被人发觉；于是，他觉得要获得成功，就只能把他使希尔贝特感到难过的真正悲伤夸大到可笑的地步。他说，他这次来到当松维尔，但必须在第二天上午离开，因为他要跟当地的一位先生谈一件事，据说这位先生在巴黎等候他，但正巧有人在贡布雷附近的晚会上遇到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说他来此休息一个月，在此期间他不回巴黎，这个谎话也就不拆自穿，因为罗贝在编造谎言时没有和这位先生通过气。罗贝脸红了，他看到希尔贝特忧郁而狡黠的微笑，就把传话人骂了一通之后离开，在妻子以前回家，并托人给她捎个绝望的信，说他撒这个谎是为了不使她难过，她看到他又要走了，走的原因又不能告诉她，所以他就撒个谎，这样她就不会认为他不爱她（所有这些，虽说他把它写成谎言，却是千真万确的），然后派人去问，他是否能去她的房间，这下可是一半是真的悲伤，一半是对这种生活感到难以忍受，还有一天比一天大胆的装疯卖傻，他抽抽噎噎地哭泣，泪流满面，说他将要死去，有时突然倒在地板上，就像身体不舒服一样。希尔贝特不知道应该对他相信到何种程度，认为他每件事都在说谎，但她知道，总的来说他是爱她的，所以对这种将要死去的预感表示担心，认为他也许身患一种她不知道的疾病，因此不敢惹他生气，不敢要求他放弃旅行。另外，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在巴黎和当松维尔，在圣卢家族居住的所有地方，使莫雷尔和贝戈特一样，受到这个家族子女一般的接待。

弗朗索瓦丝早已发现德·夏吕斯先生为絮比安所做的一切，以及罗贝·德·圣卢为莫雷尔所做的一切，但她没有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是盖尔芒特家族几代人中相传的一个特点，她这个人很讲道德，又是满脑子的偏见，却最终认为——就像勒格朗丹大力帮助戴奥多尔一样——这是她所拥有的各种知识认为值得尊重的一种习惯。她谈起莫雷尔或戴奥多尔，总是说这是个年轻人：“他找到了一位先生，这位先生一直关心他，帮了他很多忙。”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者总是那些爱恋、痛苦和宽恕的人，在这些人和被他们引入歧途的未成年人之间，弗朗索瓦丝毫不犹豫地把美的角色赋予前者，认为他们“心肠好”。她毫不犹豫地指责戴奥多尔对勒格朗丹耍了许多花招，然而她仿佛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不存在任何疑问，因为她补充道：“这时，小伙子懂了，觉得应该出点力，就说：‘您把我带去吧，我会喜欢您的，我会好好的奉承您。’真的，那位先生心肠真好，戴奥多尔在他身边得到的东西，可能会比他应该得到的要多得多，一定会这样，因为他头脑发热，可那位先生真好，我常常对霞内特（戴奥多尔的未婚妻）说：‘孩子，您什么时候要是有困难，就去找那位先生。他会自己睡到地上，把床让给您睡。他太喜欢那小子（戴奥多尔）了，不会把他赶出去的。当然，他永远不会抛弃他的。’”

同样，她对圣卢的评价高于莫雷尔，她认为，尽管小伙子（莫雷尔）耍了所有这些花招，侯爵却绝不会让他生活在困苦之中，因为侯爵本人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他坚持要我留在当松维尔，有一次甚至脱口而出，说我来这儿对他的妻子来说是一种快乐，就是她现在所有的那种快乐，他这样说显然不是为了使我高兴，他说这是她在一天晚上亲口对他说的，那天晚上她一直欣喜若狂，可开始时她感到十分伤心，我不期而至，使她奇迹般地从绝望中摆脱出来。“也许是从最坏的情况之中摆脱出来。”他补充道。他请我想方设法使她相信他爱她，并对我说，他还爱着一个女人，但他爱这个女人不如爱自己的妻子，很快就要和她一刀两断。他这时自鸣得意，需要吐露隐情，我有时甚至觉得夏利这个名字会在罗贝嘴里脱口而出，就像一次开奖的号码一样。他补充道：“然而，我可以引以为豪。这个女人无数次向我证实了她的爱情，可我却将为希尔贝特而牺牲她，她从未注意过一个男人，她也认为自己是不会爱上男人的。我是第一个这样的男人。我知道，她对所有的男人都严词拒绝，所以当我收到她的情书，看到她在信中对我说，她只有和我在一起时才感到幸福，我就不能再离开她了。显然，要不是想到这可怜的小希尔贝特痛哭流涕我就心软，我真会感到得意忘形呢。你不觉得她有点像拉谢尔？”他对我说。确实，我感到惊讶的是，要是不仔细看，她们之间确实有一种模糊的相似。也许这与脸部某些轮廓真正相像有关（例如与希伯来人的血统相关的轮廓，这种血统在希尔贝特身上却极不明显），由于这种相像，当罗贝的家里要他结婚时，他在门当户对的条件下感到自己更倾向于希尔贝特。这还和下面的情况有关：希尔贝特一次偶然看到她不知姓名的拉谢尔的一些照片，她为了讨好罗贝，就竭力模仿这位女演员喜欢的某些习惯，例如头发上总是戴红蝴蝶结，手臂上扎一条黑丝绒带，并把头发染成棕色。后来，她觉得他因内心抑郁而脸色难看，就试图妙手回春。但她有时做得实在过分。有一天，罗贝要来当松维尔逗留二十四个小时，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看到她在入席时已十分奇怪地判若两人，她不仅和过去不同，而且和平时也不相同，我惊讶得愣住了，仿佛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女演员，一位狄奥多拉 。我感到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好奇地想知道她什么地方变了。这种好奇心很快得到了满足，就是在她擤鼻涕的时候，尽管她异常小心，手帕上还是留下各种颜色，犹如一块色彩丰富的调色板，我由此看出她脸上涂满了脂粉。正因为如此，她的嘴唇才变得血红，还竭力使嘴上露出笑容，以为这样才会使他满意，而这时，火车到站的时刻即将来临，希尔贝特却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否真的会来，或者是否会发来一份电报，这种电报的模式，就像德·盖尔芒特先生曾风趣地确定过的那样：“不能来，就撒谎。”这就使她双颊苍白，眼圈发黑，面颊上流着带紫色眼膏的汗水。

他脸上装出温柔的样子，这和他过去自然的温柔形成鲜明的对照。说话的声音像酒鬼，但又有演员的抑扬顿挫。他对我说：“啊！你看，只要希尔贝特幸福，我什么都可以牺牲。她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这点你是无法知道的。”这其中最令人生气的，仍然是自尊心，因为他对自己被希尔贝特所爱而得意扬扬，但又不敢说他爱的是夏利，就对自以为小提琴手对他所具有的爱情，加上各种各样的细节，虽说这些细节并非纯属虚构，却也被善于夸大其词的圣卢添枝加叶，而夏利向他要的钱一天多似一天。他把希尔贝特托付给我之后就回到巴黎。此外，我曾有机会（我把以后的事提前叙说，因为我当时还在当松维尔）在巴黎的社交界见到他一次，是在远处见到的，在那里，他的话虽说生动、迷人，却使我想起了过去；我感到惊讶，他的变化真大。他越来越像他的母亲；母亲的高傲、轻盈的风度，在她自己身上是十全十美的，但传到了他的身上，由于他受过完美无缺的教育，这种风度就变得夸大、僵硬；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深邃目光，使他仿佛在仔细察看他经过的所有地方，不过这几乎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是出于一种习惯和动物的特性。他那个性突出的外表是盖尔芒特家族所有成员都没有的，他即使在不动的时候，也如同凝固的黄金那样，是阳光灿烂的白昼，这样他就仿佛披上一身奇特的羽毛，变成一个稀有的品种，使鸟类收藏家们都想占为己有；但是，当这种化作鸟的阳光开始运动、行动之时，譬如当我看到罗贝·德·圣卢进入我所在的一个晚会之时，他昂起了头，头发如羽冠一般显得喜悦而又自豪，金色的冠毛有点脱落，脖子转动时的灵活、自豪和卖弄风情是人类所没有的，他使你产生的好奇和赞赏，一半与社交界有关，一半与动物学有关，你不禁会想自己是在圣日耳曼区还是在植物园，你是在端详穿过大厅的一位大贵族还是在观赏笼子里跳跃的一只小鸟。只要稍加想象，这个图像中不但会出现羽毛，还会出现树枝。他开始说出一席话来，他认为这些话具有伟大的世纪 的风格，并以此来模仿盖尔芒特的风度。但是，有一种微不足道却又令人无法捉摸的东西，使这种风度变成了德·夏吕斯先生的风度。

在那次晚会上，德·马桑特夫人离我们较远，他就对我说：“我离开你一会儿。我去奉承一下我的母亲。”至于他不断和我谈起的爱情，并不是对夏利的那种爱情，虽说他重视的只有那种爱情。一个男人不管怀有何种爱情，人们总是会弄错同他发生关系的人的数目，因为人们错误地把友谊当作恋情，这是一种加法的错误，而且还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已被证实的恋情会排除另一个恋情，这就又产生另一种类型的错误。两个人可以说：“X的情妇，我认识。”并说出两个不同的名字，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弄错。爱一个女人往往不能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结交一个我们并不喜欢的女人来欺骗她。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传给圣卢的那种爱情，一个丈夫有了那种爱情一般会使妻子幸福。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但盖尔芒特一家却找到使这条规律产生例外的方法，因为有这种癖好的男人们希望别人相信，他们喜欢的是女人。他们和某个女人一起招摇过市，使他们自己的女人悲痛欲绝。这种手法，古弗瓦西埃一家用得更为巧妙。年轻的德·古弗瓦西埃子爵认为自己举世无双，自创世以来就受到某个男性的诱惑。他认为他的这个癖好来自魔鬼，就同它进行了斗争，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让她生了几个孩子。后来，他的一个堂兄弟告诉他，这种癖好相当普遍，还亲自把他带到那些能满足他这种癖好的场所去。德·古弗瓦西埃先生从此只喜欢自己的妻子，以加倍的热情来生儿育女，她和他被列为巴黎的最佳夫妇。人们对圣卢夫妇的评价就并非如此，因为罗贝不但性欲倒错，而且还使妻子嫉妒得要死，原因是他毫无乐趣地供养着几个情妇。

可能是因为莫雷尔长得极黑，符合圣卢的需要，就像阳光需要阴影一样。在这个如此古老的家庭里，一位头发金黄、聪明的大贵族具有一切魅力，心底里却埋藏着一种无人知晓的对黑人的秘密癖好，这是十分容易想象的。

另外，罗贝从不让人在谈话中涉及他那类爱情。要是我说上一句，他就会回答道：“啊！我不知道。”神情冷漠得让自己的单片眼镜掉落下来。“我并不怀疑有这种事情。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我亲爱的 ，我建议你到别处去问。我是一个士兵，就是这样。我对这些事毫无兴趣，对巴尔干战争却兴趣盎然。过去，战役的词源学曾使你感兴趣。我当时对你说，即使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也会看到典型的战役，例如侧翼包围的伟大尝试，乌尔姆战役。嗳！不管这些巴尔干战争如何特殊，鲁莱-布加斯仍然是乌尔姆，侧翼包围。这就是你可以和我谈论的话题。至于你所暗示的那种事，我是一窍不通，就像对梵语一样。”

罗贝不屑一谈的那些话题，希尔贝特在他走后却很乐意和我谈起。当然不是谈她的丈夫，因为她对此一无所知，或是装作一无所知，但是，她大谈特谈这些事涉及的是别人，这也许是因为她从中看到一种对罗贝的间接辩白，也许是因为罗贝同舅舅一样，既对这些话题讳莫如深，又有一种倾听和恶语中伤的需要，使她了解到许多情况。在所有的人中，德·夏吕斯先生并没有得到她的宽容，这也许是因为罗贝虽然没有和希尔贝特谈起夏利，却禁不住要以某种方式对她反复叙说小提琴手告诉他的事情：他一直憎恨过去的恩人。希尔贝特很喜欢这种谈话，这样我就可以问她，阿尔贝蒂娜趣味相同，是否也有这类癖好，因为阿尔贝蒂娜的名字我第一次是从她那儿听到的，那时她们是同学。希尔贝特无法向我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另外，我也早已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我继续机械地打听这方面的情况，犹如一个记忆力衰退的老人，不时打听他失去的儿子的消息。

奇怪的是，以及我无法加以发挥的是，阿尔贝蒂娜喜欢的所有女人，就是所有那些可能让她做她们所希望的那种事的女人，在那时由于得不到我的友谊，在何种程度上要求、恳求——我不敢说乞求——和我发生某种关系。如果遇到邦当夫人，不需要给她钱，她就会把阿尔贝蒂娜给我送回来。这种起死回生在毫无用处之时发生，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这并不是因为阿尔贝蒂娜，要是她不是从土兰，而是从另一个世界返回我的身边，我就会毫无乐趣地接待她，而是因为一个我所喜爱却又无法去看望的年轻妇女。我心里想，如果她死了，或者我不再爱她了，所有那些可能使我和她接近的人，就会在我的脚下消失。而现在，我徒劳地试图去影响他们，原因是我的心病没有被经历治愈，这种经历本应使我明白——它过去曾使我明白某些事，爱是一种坏运，就像童话里的那些人一样，只要魔法没有解除，别人就无能为力。

她对我说：“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谈论这些事的。这是巴尔扎克的一本老书，名叫《金眼女郎》，我仔细阅读这本书，是为了能了解我的那些叔叔。但是，这是荒唐而难以置信的，是个美丽的噩梦。另外，一个女人也许会这样受到另一个女人的监视，但绝不会被一个男人监视。”“您错了，我过去认识一个女人，一个喜欢她的男人简直是把她监禁起来；她不能去看望任何人，外出时只能由忠实的男仆跟随着。”“啊！这一定会使您这样的善良的人感到厌恶。是啊，我们曾经和罗贝谈起过，您应该结婚。您的妻子会使您恢复健康，您则会使她幸福。”“不，我的脾气太坏。”“这是什么想法！”“我可以向您担保。另外，我订过婚，但我不能……”

我回到楼上的卧室时忧虑地想，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贡布雷的教堂，这座教堂仿佛是在淡紫色窗子里的绿树丛中等待着我。我心里想道：“算了，改年再去吧，要是我没死的话。”除了我的死亡，我没有看到其他的障碍，也没有想到教堂的死亡，我感到教堂应该在我死后长期存在下去，就像它在我出生之前曾长期存在一样。

但在有一天，我对希尔贝特谈起阿尔贝蒂娜，我问她阿尔贝蒂娜是否爱女人。“哦！一点不爱。”“但是您过去说过，她有不良的嗜好。”“我说过这种话？您一定听错了。不管怎样，即使我说过，您也弄错了，我是说她和一些小伙子谈情说爱过。另外，在这样的年纪，恐怕也不会在这方面走得很远。”阿尔贝蒂娜曾对我说过，希尔贝特也喜欢女人，曾向阿尔贝蒂娜求过爱，现在希尔贝特这样说，是否为了对我隐瞒这个情况？或者是（因为其他人对我们生活的了解往往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她知道我过去喜爱、妒忌阿尔贝蒂娜（其他人对我们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但由于过多的猜想，他们也会进行不着边际的发挥并产生错误，而我们则由于不进行任何猜想，希望他们产生错误），并认为我现在还是这样，就出于好心用布蒙住我的眼睛，这种布，人们时刻为妒忌的男人准备着。不管怎样，希尔贝特的话从过去的“不良嗜好”到今天她为正派生活和社会风气做的表率，同阿尔贝蒂娜说的恰恰相反，因为阿尔贝蒂娜到最后几乎承认她和希尔贝特保持同性恋的关系。在这点上，阿尔贝蒂娜曾使我感到惊讶，就像我对安德烈告诉我的事感到惊讶一样，因为对于这一小帮子姑娘，我在认识她们之前先是认为她们反常，后来认识到自己的猜想是错误的，就像往往会发生的那种事一样，人们发现一位正派的姑娘，她对爱情的现实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所处的环境却是人们错误地认为伤风败俗的环境。后来，我又走了回头路，认为自己最初的猜想是正确的。但是，阿尔贝蒂娜把这件事告诉我，也许是为了显示她的经验要比她看上去更为丰富，为了用反常的魅力在巴黎迷住我，犹如初次相识时她用贞洁的魅力在巴尔贝克迷住我一样；当我跟她谈起喜欢女人的女人时，只是为了不显出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样子，就像在一次谈话中，如果谈到傅立叶或托博尔斯克 ，人们虽说对此一无所知，却会装出在行的样子。她也许曾经生活在凡德伊小姐的或安德烈的女友隔壁，和她们隔开一道厚实的隔墙，但她们认为她“并非如此”，她后来获悉了这些情况——就像嫁给作家的女人竭力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一样，但只是为了讨好我，为了能回答我的问题，直至有一天她才明白，她们这样做是出于妒忌，于是她就开了倒车。除非是希尔贝特对我撒谎。我这时想到，罗贝在一次以他感兴趣的方式进行的调情中，得知希尔贝特不讨厌其他女人，就娶了她，希望得到他想必没有在家里得到过的乐趣，因为他在别处得到这种乐趣。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荒谬的，因为像奥黛特的女儿那样的妇女或是那一小帮子姑娘，兴趣十分多样，各种兴趣即使不是同时存在，也会交替出现，她们会轻易地从对一个女人的爱恋转到对一个男人的热恋，因此要确定她们真正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困难的。

既然希尔贝特在读《金眼女郎》，我就不想向她借阅这本书。但是，在这最后一个晚上，当我去她那儿时，她借给我一本书，让我在睡觉前阅读，这本书使我产生的印象相当强烈而又混杂，不过并不持久。这就是龚古尔兄弟此前未曾发表的日记。

我在熄掉蜡烛之前读了抄录如下的那一段。我对文学缺乏才能，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已经预感到，在这次逗留期间又得到了证实——那天晚上是这次逗留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动身前夕挑灯夜读的那个晚上，由于习惯即将废除，麻木随之消失，就试图对自己做出评价——这时却使我感到这并不是值得如此惋惜的事，仿佛文学不能揭示深刻的真理；同时，使我感到伤心的是，文学不像我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另一方面，如果书中所说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比我看到过的东西更为美好，那么我就感到会使我住进疗养院的多病身体也不值得如此惋惜。但是，现在这本书谈到了这些事物，有一种奇怪的矛盾使我想要看到它们。下面就是我在因疲劳而闭上眼睛之前所读的那几页：

前天，维尔迪兰为了带我去他家吃晚饭，突然来到这里，他是《杂志》 过去的评论员，是惠斯勒论著的作者，在这部论著中，这个独特的美国人的风格和艺术色彩，常常由酷爱被描写的事物的各种精细和妩媚的维尔迪兰十分细腻地表达出来。我在跟他走之前更衣的时候，他讲起了故事，有时像受惊时在做忏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说他在和弗罗芒丹的“玛德莱娜”结婚之后立刻放弃写作，放弃写作的原因是有服用吗啡的习惯，据维尔迪兰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妻子的沙龙里的大多数常客都不知道女主人的丈夫曾经进行写作，所以在谈论夏尔·布朗、圣维克多、圣伯夫和比蒂时，认为这些人肯定比他高明。“哦，龚古尔，您啊，您十分清楚，戈蒂耶以前也知道，我的《沙龙》和那本蹩脚的《昔日的大师》 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我妻子的娘家，那本书却被捧为杰作。”然后，在一个傍晚，在特罗卡德罗宫的那些塔楼附近，仿佛有一个微光在最后一次发亮，使塔楼变得像过去糕点铺里涂上醋栗冻的塔形蛋糕。那天傍晚，谈话在马车里继续进行，马车将把我们送到孔蒂滨河街，即他们公馆的所在地，主人认为这座公馆就是威尼斯大使过去的公馆，里面据说有一个吸烟室，维尔迪兰对我说，吸烟室是按照《一千零一夜》的方式，从一座我忘了名字的著名palazzo 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这座宫殿里有一个石井栏，表示圣母马利亚的花冠，维尔迪兰确信这必定是桑索维诺 最美的作品，据说是给他们的客人们弹烟灰用的。确实，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漫射的月光呈海蓝色，真像是威尼斯传统中墙粉的颜色，在这种底色之上，法兰西研究院圆屋顶的轮廓，使我想起瓜尔第的绘画中的保健女神像，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产生一点幻觉，仿佛自己是在大运河之畔。这种幻觉得以保存下来，是因为这座从二楼看不到滨河街的公馆的结构，也是因为公馆主人那番能唤起回忆的话，他肯定地说，渡轮街的街名——见鬼，我从未想到过这点——来自过去的修女乘坐的渡轮，米拉米翁修会 的那些修女是去做圣母弥撒的。我在姑妈古蒙夫人居住的街区闲散地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又看到几乎与维尔迪兰公馆毗连的“小敦刻尔克”的招牌，开始重新喜爱 这个街区，“小敦刻尔克”是幸存的少数几家店铺之一，这些店铺用加布里埃尔·德·圣奥班 的铅笔画和水彩画作为装饰，这些十八世纪的珍品把当时的无所事事固定下来，画中人们为之讨价还价的是法国和外国的漂亮物品，以及“艺术创造的一切最新的东西”，就像这家“小敦刻尔克”的一张发票上所写的那样，依我看，唯有维尔迪兰和我拥有这种可称为散页装饰纸杰作的发票，发票上有一个象征路易十五统治的人在记账，笺头上印有载着几条大船的波涛汹涌的海洋，犹如包税人版本中《牡蛎和诉讼者》 的插图。公馆的女主人请我坐在她的身边，她亲切地对我说，她装饰自己的桌子只用日本菊花，但插菊花的花瓶是罕见的珍品，其中一只用青铜制成，花瓶上淡红色的铜花瓣仿佛刚从花上摘下来。在那里做客的有戈达尔大夫及妻子、波兰雕刻家维拉多贝茨基、收藏家斯万、一位俄国贵妇人和一位我只记得姓名中有of的王妃。戈达尔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这个人会用枪口顶着古奥地利大公罗道尔夫射击，又说在他看来，我会在加利西亚 和波兰的整个北部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因为一个姑娘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夫是不是《拉福斯坦》 的欣赏者，就绝不会同意嫁给他。“你们这些西欧人是不会理解这点的。”王妃最后说，她给我的印象是具有十分高超的才智，“即一位作家对女人内心的洞察力。”有一个男人下巴和嘴唇下的胡子剃得精光，但蓄着厨师长般的颊髯，他讲话滔滔不绝，以一种屈尊俯就的语调开着玩笑，就像在圣查理节 和班里的优秀生一起谈笑风生的二年级 教师，此人就是大学教师布里肖。他虽然听到维尔迪兰说出我的名字，但他说的话中没有一句表明他知道我们写的书，这使我产生一种带有愤怒的失望，其起因是巴黎大学策划这种反对我们的阴谋，它用故意的沉默，把矛盾和敌意一直带到这所我受到款待的可爱住宅。我们入席就餐，于是，盘子就不同凡响地来往不绝，这些盘子确实是瓷器艺术的杰作，在品尝精美菜肴的过程中，一位艺术品收藏家感到舒服时的注意力，会极其乐意地用来倾听这种艺术高超的喋喋不休；盘子中有雍正时代的瓷盘，盘的边缘呈金黄色，盘体为青色，盘边如鼓起的花瓣，像黄蝴蝶花，盘底为装饰画，画的是翠鸟和鹤在晨曦中飞翔，那晨曦的色彩，和我每天早晨醒来时在蒙莫朗西大街上隐约看到的完全一样；有萨克森瓷盘，风格优雅但比较娇弱，盘上变成紫色的玫瑰呈沉睡状态，毫无生气，有缺口的边缘为郁金香般的紫红色，犹如石竹或勿忘我那样的洛可可风格；还有塞夫勒瓷盘，盘的边缘是精美的格状饰纹，凹槽为白色，凸齿为金色，或者在奶油色的底色上优雅地系上一条凸出的金带；最后是一套银餐具，上面散布着卢夫西恩 的香桃木，迪巴里夫人 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而同样罕见的，也许还有盘中佳肴的质量，这是一顿精心烹调的饭菜，做得十分讲究，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巴黎人在最盛大的晚宴中也从未品尝过这种菜肴，这使我想起让·德·厄尔城堡的某些手艺高超的女厨师。甚至连肥鹅肝也同平时称为鹅肝被端上饭桌的那种淡而无味的鹅肝酱判若二物。据我所知，简单的土豆冷盘做得这样好的地方不多，土豆像日本的象牙纽扣那样结实，像中国渔妇用来在刚捕到的鱼上浇水的小象牙勺那样油光。在我面前的威尼斯玻璃杯中，红葡萄酒的珠光宝气，是蒙达利维先生那儿买来的一种出色的莱奥维尔酒 所赋予的；平时端到最豪华的餐桌上的菱鲆并不新鲜，鱼背上的骨头因长途运输而凸起，现在看到端上一条与此毫无相像之处的菱鲆，这对于眼睛的想象来说是一种乐趣，我敢说，对于过去称为嘴巴的想象来说也是一种乐趣；这种菱鲆不是像名门望族的许多厨师长那样用称为白沙司的淀粉糊来烧的，而是用五法郎一斤的黄油制成的真正的白沙司烧的；这条菱鲆盛在一只成化时代的美妙盘子里，盘子中间有一条条紫红色的横线穿过，犹如海上日落时有一群龙虾滑稽可笑地游过，龙虾的硬壳凹凸不平，画得极为出色，仿佛龙虾长在活的甲壳之中，盘子的边口上画着一个中国小孩钓上一条鱼，银灰色的鱼肚使珠色变得神奇迷人。我对维尔迪兰说，用这套餐具吃这种精美的菜肴，对他来说想必是一种高尚的乐趣，因为现在任何亲王的餐具橱里都没有这种餐具。女主人听到后忧郁地对我说：“看来您对他并不了解。”于是她对我谈起自己的丈夫，说他是个怪人，对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无动于衷，“一个怪人，”她重复道，“是的，正是如此，这个怪人宁愿去喝一个诺曼底农庄新酿制的一瓶大众化的苹果酒。”这个可爱的女人所说的话，表明她对一个地区的特色确实喜爱，她以无限的深情和我们谈论他们曾经居住过的诺曼底，说诺曼底将成为英国式的大花园，有劳伦斯 式的高大树木的芳香，有草如柳杉叶、像天鹅绒般柔软的天然草坪，草坪的四周是玫瑰红的绣球花，犹如瓷器的边缘，还有揉皱的黄玫瑰花，玫瑰花散落在农民的门口，门前两棵梨树的枝叶互相缠绕，镶嵌在门上，如同一块装饰华丽的招牌，那落花使人想起古基埃尔的青铜镶饰上一个花枝的自由掉落。她还说诺曼底将使去度假的巴黎人感到十分意外，它受到每个园地的栅栏保护，维尔迪兰夫妇对我说，他们可以进入所有的栅栏。在一天结束时，所有的色彩都在睡意中消失，唯一的亮光来自几乎是凝结的大海，带有脱脂牛奶的蓝色（“不，同您所知道的大海毫无相同之处。”我邻座的夫人激烈反对道，以作为对我的回答，我当时说，福楼拜曾把我们兄弟俩带到特鲁维尔，“毫无相同之处，应该和我一起去，否则您就永远不会知道。”），这时他们才回家去，穿过像玫瑰红绢花一般的杜鹃花的真正树林，完全被罐装沙丁鱼加工厂的气味所陶醉，这种气味会使丈夫的哮喘发作得十分厉害。“是的，”她强调说，“就是这样，真正的哮喘发作。”接着，到第二年的夏天，他们又回来了，把一大群艺术家安顿在一幢美妙的中世纪住宅里，那住宅过去是隐修院，是他们租来的，价钱十分便宜。这个女人在如此真正高雅的环境中生活过，说话时却保存着一点平民妇女说话的粗俗，这种话能用您在想象中看到的色彩来展现事物。说真的，听到这个女人说话，听到她向我叙述她在那里过的生活，我简直垂涎三尺。在那里，每个人在自己的修士小室里工作，午饭前，所有的人都到宽敞的装有两个壁炉的客厅里来进行十分高超的谈话，谈话中夹杂着智力游戏，这使我想起狄德罗在其名著《致伏朗小姐的书简》中所提到的谈话。然后，在午饭后，大家都来到户外，即使暴雨、烈日也是如此，那阵雨的亮光，即它过滤的亮光，在一排壮丽的百年山毛榉的结节上划出道道直线，它们把十八世纪钟爱的漂亮的植物置于栅栏之前，还有那些小灌木，雨水悬挂在灌木的枝杈上，犹如花蕾。人们止步倾听一只喜欢凉快的灰雀轻柔的扑水声，灰雀在一朵白玫瑰的花冠中沐浴，犹如在尼姆芬堡府邸 娇小可爱的浴缸里洗澡。我对维尔迪兰夫人说，埃尔斯蒂尔曾将那里的景色和花卉细腻地表现在彩色粉画上，她听了气愤地抬起头来说：“所有这一切，是我使他知道的，一切，您要听清楚，是一切，有趣的地方，粉画的所有主题，当他离开我们时，我就是当面对他这样说的，是不是，奥古斯特？他画的粉画的所有主题。这些东西，他过去也知道，对此说话要公正，应该承认这点，但是那些花卉，他从未见到过，他不能把蜀葵和一丈红 区分开来。是我教会他辨认，您一定不相信我的话，辨认茉莉花的。”这就是说，被今天的艺术爱好者们视作首屈一指，甚至超过方丹-拉图尔 的花卉画家，如果没有眼前的这位夫人，也许就永远无法画出茉莉花。应该承认，这种想法有点奇特。“是的，我发誓，是茉莉花；他画所有的玫瑰，是在我的家里，或者是我把那些玫瑰带给他的。在我们家里，人们称他为比施先生；请您问戈达尔、布里肖和所有其他的人，在这儿人们是否把他当作大人物看待。他本人也会对此感到好笑的。我当时教他插花；开始时，他插不好。他老是不能把花束好。他没有天赋的鉴赏力，不能做出选择，我必须对他说：‘不，别画那个，那个不值得画，要画这个。’啊！要是他在安排生活时也像在安排花卉时那样听我们的话，要是他不结这个讨厌的婚，那就好了！”突然，她因全神贯注地思念过去而两眼激动，手指节和短上衣袖子的缨子也狂热地伸长，显出神经质的不安，她那痛苦姿势的轮廓，在我看来犹如一幅从未有过的美妙的画，从中可以看出被压抑的全部愤慨，在这个轮廓中，包含着女人的情感和羞耻心上受到侮辱的一位女友的全部狂怒。接着，她对我们谈起埃尔斯蒂尔为她所作的一幅美妙的肖像画，即戈达尔家的肖像画，她和画家闹翻后把这幅画送给了德·卢森堡公爵，她说，是她使画家决定让男的穿上礼服，使衣服上显出波涛般的美丽皱纹，又给女的选择了天鹅绒的裙子，裙子成为画中央的支点，使地毯上像蝴蝶般飘动的片片薄云、花卉、水果以及女孩们穿的像舞蹈女演员短裙一般的薄纱裙显得四平八稳。据说，使画家产生把女人画成在梳头的想法也是出自她，但随后又把这个想法归功于画家，简单地说，这种想法在于不把女人画成摆好架子的样子，而是画她在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个姿势。“我对他说：‘女人在梳头、擦脸、暖脚时，如果认为自己没有被别人看到，就会有许多有趣的动作，这些动作完全是达·芬奇画中的优雅！’”但在这时，维尔迪兰用一个示意动作指出，这种愤怒的重新产生对他妻子这样神经过敏的女人来说是有害于健康的，斯万见了就让我去欣赏女主人佩戴的黑珍珠项链，那珍珠项链是德·拉法耶特夫人的一个后裔卖掉的，据说是英格兰的亨利埃特送给德·拉法耶特夫人的，在她买下的时候珍珠是雪白的，后来因一场火灾而烧黑了，火灾烧毁了维尔迪兰一家居住的部分房屋，当时他们住在一条街上，街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那场火灾后找到了放置这些珍珠的首饰匣，但珍珠已变得乌黑。“我见过德·拉法耶特夫人佩戴这些珍珠的肖像，是的，确实是它们的肖像，”斯万强调地说，他面前的宾客们惊讶得叫出声来，“它们真正的肖像，是德·盖尔芒特公爵收藏的。”据斯万宣称，这是举世无双的藏品，我应该去看看，这个藏品是著名的公爵从他姑母德·博泽让夫人那里继承的遗产，因为公爵是德·博泽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德·博泽让夫人则是从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和汉诺威亲王夫人的妹妹德·阿丝费尔德夫人那里得到这件藏品的，过去我弟弟和我在德·阿丝费尔德夫人家里很喜欢名叫巴赞的可爱孩子的面庞，而巴赞正是公爵的名字。这时，戈达尔大夫机灵地重谈珍珠的故事，这种机灵表明他是高雅之士，他告诉我们，这种灾祸会使人脑变质，同人们在无生命物质中看到的变质完全相同，并以一种比许多医生更富有哲理的方式，举了维尔迪兰夫人的随身男仆的例子，男仆在这场可怕的火灾中险些丧生，火灾后他判若两人，连笔迹也完全变了，他写信给当时在诺曼底的主人，向他们禀报这件事，主人收到他写的第一封信，还以为是爱开玩笑的人设下的圈套。不仅是笔迹完全变了，据戈达尔说，男仆过去很少喝酒，现在却喝得烂醉，令人厌恶，所以维尔迪兰夫人只得把他辞退。在女主人优雅的示意下，这种有启发性的论述从餐厅转入威尼斯式的吸烟室，在吸烟室里，戈达尔对我们说，他曾经亲眼看到真正的双重人格，并给我们举了他的一个病人的例子，他友好地表示愿把这个病人带到我的家里，并说他只要触及病人的太阳穴，就可以唤起病人的第二种生活，病人在第二种生活中记不起第一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在第二种生活中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在第一种生活中却多次因偷窃而被捕，完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坏蛋。这时，维尔迪兰夫人敏锐地指出，医学可以为戏剧提供更为真实的题材，戏剧中复杂情节的滑稽可笑，可以建立在病理学方面误解的基础上，这样谈来谈去，就引出了戈达尔夫人的话，她说，有一个完全相同的题材，曾被一个故事员所利用，这个故事员是她的孩子们在夜晚最喜欢的人，就是苏格兰人斯蒂文森，这个姓使斯万的嘴里做出不容置辩的肯定：“斯蒂文森可是个十足的大作家，我敢向您担保，德·龚古尔先生，一位十分伟大的作家，可以和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在我们抽烟的大厅里，我对来自贝尔尼尼 建造的老宫殿的用盾形纹章装饰的藻井平顶赞叹不已，但同时又对有一个浅口盆被我们的哈瓦那雪茄烟烟灰逐渐熏黑感到遗憾，斯万听后说，那些曾属于拿破仑一世的书籍上也有类似的污迹，虽说公爵持反波拿巴主义的观点。这时，戈达尔显示出他对任何事物都有真知灼见，他说，这些污迹完全不是来自这个——“这个，完全不是，”他权威般地强调道——而是来自他手里总是拿着甘草片的习惯，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他吃甘草片是为了止住肝痛。“因为他有肝病，他就是因肝病而去世的。”医生总结道。

我就读到这里，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起程，另外，这时已是另一个主人召唤我的时刻，我们每天都用一半的时间来为这个主人效劳。他强加于我们的任务，我们是闭着眼睛去完成的。每天早晨，他把我们交还给我们的另一个主人，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当我们的灵魂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极想知道我们在主人那儿干了些什么，但主人先让自己的奴隶们躺下，然后吩咐他们迅速干活，那些最机灵的奴隶刚干完活，就想要偷偷摸摸地观看。但是，睡意赶在他们的前头，使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痕迹全无。这么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

因此，我就把龚古尔兄弟日记合上。文学的魅力！我真想再次见到戈达尔夫妇，向他们询问关于埃尔斯蒂尔的许多细节，去观看小敦刻尔克商店，如果这家商店还在的话，请求获准参观我曾进过晚餐的维尔迪兰公馆。但是，我模糊地感到心烦意乱。当然，我从未对自己隐瞒这点，就是我不善于倾听，也不善于在别人在场的情况下观察。一位老妇人没有把任何珍珠项链展现在我的眼前，别人谈论项链的话也没有钻进我的双耳。然而，这些人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我经常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这些人就是维尔迪兰夫妇、德·盖尔芒特公爵、戈达尔夫妇，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感到平庸，就像这个巴赞使我外婆感到平庸一样，她并不知道巴赞是德·博泽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是令人快乐的青年英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觉得乏味；我不觉回忆起他们每个人都充满无数的俗气……

但愿这一切变成夜空中的一个星宿！

我在离开当松维尔前夕所读的那几页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对文学产生了异议，但我决定把这些异议暂时搁在一边。这个回忆录作者作为个人所显示的天真迹象是明显的，即使把这一迹象搁置不顾，从各种观点来看我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首先，从我个人这方面来说，上面引述的日记使我十分痛苦地看到我对观察和倾听的无能，但这种无能并非整体性的。在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比较善于观察的人物，但这是个间歇性的人物，只有当好几种物共有的某种普遍本质表现出来时，这个人物才恢复生命，因为这种本质是他的食粮和快乐。于是，这个人物就观察和倾听，但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因此就观察不到任何东西。几何学家抽去了事物中可感知的性质，就只看到它们的线性基质，同样，人们叙述的事被我遗忘，因为使我感兴趣的不是他们想说的事，而是他们叙述这些事的方式，因为它能显示他们的性格或他们的可笑之处，或者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客体，是我一直寻求的主要目标，因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共同点，赋予我一种特有的乐趣。只有当我看到它时，我的灵魂——在此以前，灵魂在沉睡，即使是处于我谈话的表面活动之下也是如此，而生气勃勃的谈话使其他人无法看到精神的完全麻木——突然开始进行愉快的追逐，但是，它追逐的东西，例如维尔迪兰沙龙在各个地点和时间中的同一性，位于深度一半的地方，即在超越表层的地方，在一个稍许凹进去一点的地带。因此，人们表面的、可以模仿的魅力被我遗忘，是因为我无权注意它，犹如一个外科医生，会在妇女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正在体内折磨她的病痛。我到城里去赴晚宴是枉费工夫，我看不见那些宾客，因为当我自以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拍X光片。由此可见，当我把我在一次晚宴中能提出的对宾客们的看法汇集起来的时候，我用线条画出的图表现了一组心理学的规律，而宾客说话时所引起的兴趣，在这些规律中几乎不占任何地位。但是，既然我不认为那些肖像是这样的，这是否会使我的肖像失去任何价值？如果一幅肖像在绘画方面显示出某些与体积、光线、运动有关的真相，这是否会使它必然比另一幅肖像逊色？这幅肖像画的是同一个人，但和第一幅肖像毫无相同之处，在第一幅肖像里省略的无数细节，在第二幅肖像里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看了这幅肖像人们会得出结论，说模特儿是迷人的，而人们却会认为第一幅肖像的模特儿是丑陋的，这点可能具有文献上的乃至历史上的重要性，却不一定是艺术真谛。另外，一旦我不再独自一人时，我因轻浮而产生取悦别人的愿望，希望在闲谈时逗乐别人，而不是在倾听别人谈话时学到东西，除非我去社交界是为了询问某个艺术问题或是曾在我脑中萦绕的某个因嫉妒而生的猜疑。但是，我无法看到某种阅读未在我身上唤起对其欲望的东西，无法看到我事先没有画出其草图，事后又想使其与实物进行对照的东西。有多少次，我清楚地知道这点，即使龚古尔的那段日记没有把这点告诉我，我仍然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或人们身上，而在事后，一位艺术家在我独自一人时一旦把事物或人们的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就会不远千里，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事物或人们找回！于是，我的想象出发了，并且开始描绘。在前一年我看到后会打哈欠的东西，我现在却事先欣赏，希望得到它，并焦虑地想道：“将来是否真的不能看到它？为此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读到描写人们的文章时，即使这些人是社交界人士，被看作是“一个不再存在任何见证的社会的最后代表”，读者也一定会大声说道：“真想不到会对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人，谈得这么多，还如此颂扬！如果我只看报纸杂志，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本人，我也会对没有经历此事而感到遗憾！”但是我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文章时只是在心里想：“真倒霉，我当时关心的只是找到希尔贝特或阿尔贝蒂娜，所以没有对这位先生多加注意！我把他看作是一个在社交界惹人厌烦的人，一个普通的配角，可他却是一个人物！”我读的那几页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对这种倾向感到遗憾。因为我或许能从这几页日记中得出结论，认为生活教导我们要降低阅读的价值，认为生活向我们表明，作家对我们吹嘘的东西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我也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与此相反，阅读教导我们要提高生活的价值，这种价值我们过去未能予以重视，现在只是通过书籍才知道它有很大的价值。在必要时，我们就不会对自己不大喜欢一个凡德伊、一个贝戈特的社交圈子而感到难过。凡德伊过于腼腆的布尔乔亚主义，贝戈特无法忍受的缺点，乃至初期的埃尔斯蒂尔自命不凡的庸俗， 都不能做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他们，因为他们的天才是由他们的作品来显示的。当他们把魅力赋予自己的社交圈子，即我们不喜欢的社交圈子时，对他们来说，是回忆录弄错还是我们弄错，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回忆录的作者弄错了，也不能做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产生这种天才的生活的价值。

这些稀奇古怪的趣闻，是龚古尔兄弟日记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是读者独自一人度过夜晚的消遣；我看到的这些趣闻是龚古尔的宾客们讲给他听的，作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们真想透过日记的书页去和他们结识，但对我来说，他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一点有趣的回忆，这并非完全无法解释。龚古尔因这些趣闻引人注意而得出结论，认为趣闻的叙述者可能十分高雅，这种看法未免幼稚，因为平庸的人们也可能在生活中看到或听到别人叙述有趣的事情，然后由他们来讲述。龚古尔善于倾听，就像他善于观察一样，而我却不善于这样做。另外，所有这些也需要一个一个地加以鉴定。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然没有给我留下青春优雅的典范这样的印象。就是我外婆生前非常想看到的典范，她当时向我推荐这种典范，并说德·博泽让夫人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无法仿效的典范。但是，必须看到，巴赞当时才七岁，回忆录的作者又是他的姑妈，而那些将在几个月后离婚的丈夫，也会在你的面前对自己的妻子大为夸奖。圣伯夫最美的诗篇之一，是描写一座喷泉前出现了才华横溢、婀娜多姿的小姑娘德·尚普拉特勒小姐，她当时还不满十岁。 尽管天才的诗人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对娘家姓尚普拉特勒的婆婆德·诺阿耶公爵夫人怀有温柔的崇敬，但如果要她来描写公爵夫人，她的描写可能会同五十年前圣伯夫的描写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更令人不安的，也许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部分，就是那么一些人，对他们的传说同对一则趣闻的记忆相比，含义更为丰富，另外人们也不会像对凡德伊、贝戈特这类人一样，用他们的作品来评论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作品：他们只是——使我们这些以为他们碌碌无为的人们非常惊讶的是——给了作品以启示。博物馆里的大厅能因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绘画而使人对优美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这个大厅变成了滑稽可笑的小资产阶级的客厅，是可以被人接受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资产阶级，也许还会在绘画前对它进行想象，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接近现实，并指望从它那儿了解到画家的艺术中最珍贵的奥秘，这点他的画没有告诉我，但他笔下华丽而且长得拖在地上的丝绒和花边，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画媲美的绘画局部。如果我过去就意识到他不是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交际广泛的人，而是善于像镜子那样来反映自己那种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为贝戈特那样的人（即使同时代的人们认为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万，博学不如布雷奥代），人们就更可以对艺术家的那些模特儿做出同样的评价。能描绘一切的艺术家在展示美的时候，模特儿是由一些比他稍为富裕的人们充当的，而画家的才能尚被埋没，他的画以五十法郎一张的价格出售，他在这些人家里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画室里看不到的东西：一个用家具陈设的客厅，家具上盖有古老的丝织品，客厅里装有许多灯，还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这些人比较低微，或者说在真正高贵的人们看来显得低微（高贵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比那些贵族更能了解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赏识他，邀请他，购买他的画，而贵族们则让那些学院派画家来为他们画像，例如教皇和国家元首们就是这样。对于后世来说，我们时代的一个优美的家庭和优美的服饰的诗意，与其说是在贝戈特为德·萨冈亲王夫人或夏普兰为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夫人画的肖像之中，不如说是在雷诺阿所画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厅之中，向我们展示了优美的伟大图像的艺术家们，在一些人那儿收集到素材，这些人往往不是他们时代中最为风雅的人，而最为风雅的人也往往不请一个陌生的画家来画肖像，原因是他们无法在他的画上看出他展示的美，这种美被掩盖起来是由于一种具有过时的优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间，这种作品在公众眼中浮动，犹如病人以为眼前确实存在的那种主观幻觉。但是，我过去认识的这些平庸的模特儿还对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过启示，提过建议，他们之中的一个在画中存在，不光是一个模特儿的存在，而且是人们愿意使他在自己画中出现的一个朋友的存在，这就使我们自忖，我们是否对没能结识所有这些人而感到遗憾，因为巴尔扎克在书中描绘了他们，或因欣赏他们而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们，而圣伯夫或波德莱尔则用最美的诗来歌颂他们，特别是所有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尔在我看来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或者是因为我天生有病，我于是对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这些我过去不大重视的人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为她们只是依靠文学的虚幻魔法才享有盛誉，这就迫使人们在阅读时更换词典，并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随时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取消旅行和参观博物馆，以便去疗养院进行治疗。

这些想法有的会减少有的则增加我对自己没有文学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从未在我的脑中出现，在那些年里，我完全放弃了写作的计划，一心在远离巴黎的一所疗养院里治疗，直至一九一六年初这所疗养院无法找到医务人员为止。我于是回到巴黎，这时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来时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样，这点读者马上就会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来巴黎是为了检查病情，然后返回疗养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后头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想听别人谈论唯一使我感兴趣的事——战争，就在晚饭后出去看望维尔迪兰夫人，因为她和邦当夫人一样，是战争时期巴黎的王后之一，这战争时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时期。就像接种了少量酵母后在表面上自然发生那样，一些年轻的妇女整天戴着高高的圆柱形的头巾，就像和达利安夫人 同时代的女人那样，她们出于公民的爱国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战争”的深色直筒长袍；她们脚穿用皮带系的靴子，使人想起达尔马所说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演员穿的厚底靴，或是高高的护腿套，使人想起我们亲爱的战士们的护腿套；她们说，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忘记自己应该使这些战士一饱眼福，她们不但穿着宽松的衣裙，而且戴着首饰，用它们的装饰题材使人想起军队，虽说它们的材料不是来自军队，也并非在军队里加工；使人想起的不是出征埃及的埃及装饰品，而是用炮弹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弹导带制成的戒指或手镯，用两个英国铜板制成的打火机，一个军人待在防空壕里使铜板上生了漂亮的铜绿，上面的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仿佛是皮萨内罗雕刻的；她们说，因为她们不断想到这些，当一个军人倒下了，她们就为他戴轻孝，说他“带有豪气”，这样她们就戴上白色的英国纱帽（白纱帽给人留下极为优雅的印象，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希望，对最后胜利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用缎子和平纹丝绸来代替过去的开司米，甚至保留她们的珍珠项链，“同时保持无须提请法国妇女注意的分寸和端庄”。

卢浮宫和所有的博物馆都已关闭，所以当人们看到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引起轰动的展览会”时，人们就可以确信这不是一个绘画展览会，而是一个裙装展览会，而且展览的裙子是为了满足“那些高尚的艺术情趣，即巴黎妇女过早失去的艺术情趣”。这样，优雅和情趣得以复兴，优雅没有艺术，就竭力为自己辩护，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艺术那样，在那一年，在革命沙龙参展的艺术家们宣布，“当同盟国的欧洲包围自由的国土时，我们却在搞艺术，一些严肃的共和主义者”将会错误地感到“奇怪”。一九一六年的妇女时装店老板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还以自豪的艺术家的良心承认，“寻找新鲜的东西，排斥平庸的东西，显示一种个性，为胜利做好准备，根据战争的要求为世世代代指出一种美的新格式，这就是使他们感到苦恼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当人们前来参观他们美妙地设立在……街头的沙龙时，人们就会看到这点，用鲜艳的色彩来消除当时沉闷的忧郁，看来是那些沙龙的口号，不过带有当时的形势所强加的审慎”。确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令人思索的勇敢和耐劳的高尚榜样，当时的忧郁就可能战胜妇女的毅力。我们的战士在战壕里希望留在家里的心上人更加舒适、更加妩媚，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些战士时，我们不就是在设计符合当时要求的裙子这项工作中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探求”？可以理解，“时髦的式样主要由英国的商店创造，即协约国的商店创造，人们在今年酷爱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们妇女都具有罕见优雅的有趣的小小特点。这场可悲的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后果之一，迷人的专栏作者补充道（人们以为他会说：是夺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觉醒），这场可悲的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后果之一，将是在时装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这种时装上不乱加质次的装饰物，显得十分简洁，就是用极少的东西创造出妩媚的风采。人们现在所喜欢的，不是大服装店制作成一式几件的那种裙子，而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裙子，因为这些裙子能显示每个人的个人思想、嗜好和倾向”。至于说到慈善，当她们想到因入侵而产生的一切苦难，想到这么多的残废者时，慈善自然会变得“更加灵活”，这使她们不得不坐在桥牌桌旁，在“茶会”里度过黄昏的时光，一面评论“前线”的新闻，在大门口则停着她们的汽车，汽车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军人，在和贵族的跟班以及戴高头巾的女士们闲聊。另外，新鲜的不光是用古怪的圆柱形使脸部变长的头巾，而且还有脸部本身。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青年妇女，她们成为优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两年，有的已有四年。这些差别对于她们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时，盖尔芒特和拉罗什富科这两个家族对证实家族的历史有三个世纪或四个世纪的重要性一样。从一九一四年起就结识盖尔芒特家族的女士，把一九一六年被介绍给这个家庭的女士看作暴发户，向她问好时活像一个享有亡夫遗产的寡妇，用单柄眼镜盯着她看，并噘嘴表示，人们甚至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位女士是否已经结婚。“这一切都相当令人恶心。”一九一四年结识盖尔芒特家族的女士总结道，她真希望盖尔芒特家族结识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后告一段落。这些新友在年轻人看来已十分陈旧，而对某些不仅仅出入上流社会的老人来说，这些人似曾相识，并非新友；这些人不仅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间进行政治方面和音乐方面的谈话这种社交界所允许的消遣，而且还必须由这些人来提供这种消遣，因为如果这些人是旧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样，要使事物显得新奇，就必须要有新的名称，在艺术上是如此，在医学上、社交上也是如此。（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称确实是新的。例如，维尔迪兰夫人在战争时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犹如那些想对忧愁和感情避而不谈的人一样，当她说这好极了的时候，她赞赏的既不是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也不是那些宫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欢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顾，她赞赏的是探照灯在空中产生的效果，她对这些探照灯提供了以数字为依据的情况，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在对至今仍被欣赏的艺术做出反对的反应时，重新产生了一种现实主义。）圣德费尔特的沙龙是一个变得陈旧的标签，使用这个标签，即使有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有势力的部长在场，也不会吸引任何人。相反，人们为了倾听这些艺术家的秘书或这些部长的办公室副主任说一句话，却会跑到戴头巾的新女士们的家里，她们叽叽喳喳，蜂拥般飞到巴黎。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轻、美貌的王后，名叫达利安夫人。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两位年老、丑陋的王后，名叫维尔迪兰夫人和邦当夫人。邦当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声报》激烈批评的作用，谁还会对她毫不宽容呢？由于整个议会在一个时期中都主张修改宪法，主张维护社会秩序、容许宗教活动和进行军事准备的党派，就必定要在过去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们和过去的社会党人中间发展自己的成员。要是在过去，人们会憎恨邦当先生，因为在那时，不爱国的名字叫作德雷福斯派。但是，这个名字很快被人遗忘，并被“三年服役法 的反对派”这个名字所取代。相反，邦当先生却是这个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个爱国者。在社交界（这个社会现象也只是对一个更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实施），新鲜事物不管是否应受谴责，只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时才会引起恐惧，德雷福斯主义是如此，圣卢和奥黛特的女儿的婚姻也是如此，这个婚姻在起初曾使人们发出惊叫。现在，人们在圣卢夫妇的家里可以见到“人们认识的”所有人，希尔贝特即使有奥黛特那样的生活作风，人们也会到那儿“去”，并赞成她像老太太那样来指责未被理解的新道德。德雷福斯主义现在已被纳入一系列体面而又习惯的事物。至于它本身的价值，是没有人会去考虑的，现在赞成它时是这样，过去指责它时也是这样。它已不再shocking 。这就是必须做的一切。人们几乎想不起自己曾经是这样的人，就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记得一个姑娘的父亲是否当过小偷。在必要时，人们可以说：“不，您说的是连襟，或者是一个名字相同的人。但是，对他这个人，别人从未说过任何坏话。”同样，过去一定有两种不同的德雷福斯主义，去德·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做客并使三年服役法获得通过的人也不可能是坏人。不管怎样，对任何罪孽都要宽恕，既然对德雷福斯主义已经忘却，对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却。另外，政治已荡然无存，因为人们想要站在政府一边，一时间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对过德雷福斯主义这种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当时（那时圣卢走上歧途）认为德雷福斯主义代表的是不爱国、不信教、无政府主义等等。因此，邦当先生的德雷福斯主义隐蔽而又合法，就像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义一样，犹如皮下的骨头隐而不见。任何人都不会记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为社交界人士漫不经心、十分健忘，还因为现在离此事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些人还假装把这段时间看得比实际上更长，认为把战前和战争时期相隔的时间说成一段同地质时期一样深、一样长的时期，是最为时髦的想法之一，因此布里肖这个民族主义者每当影射德雷福斯案件时就说：“在这些史前时期。”（说实在的，战争引起的这种深刻变化，是同触及的思想的价值成反比的，至少从某种程度起是如此。在下层，那些十足的傻瓜，那些只想寻欢作乐的人们对战争并不关心。但在上层，内心十分丰富的人们也很少考虑那些事件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深刻改变思想次序的，正是某种本身仿佛毫不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之中，从而颠倒了他们的时间次序。人们可以从受到它启示的优美篇章中切实理解这点：蒙布瓦西埃公园中的鸟鸣，或是带有木樨草气味的微风，显然没有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重大事件影响大，但它们却启示了夏多布里昂，使他在《墓畔回忆录》中写下价值要大无数倍的篇章。）同样一些人说，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这两个词已不再具有意义，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在几个世纪之后，也许在更短的时间里，德国佬这个词可能会像无套裤汉、朱安党人或蓝制服 这些词一样，只有使人感到好奇的价值，他们就会感到惊讶和愤慨。

邦当先生希望看到德国四分五裂，就像中世纪时霍亨索伦王朝 宣布绝嗣后那样，也希望看到威廉 被军法处决身中十二颗子弹，在此之前，他不愿听到别人谈论和平。总之，他被布里肖称为“打到底主义者”，他可以获得公民责任感的最佳证书。在前三天，邦当夫人在那些曾要求维尔迪兰夫人把她介绍给他们的人中间也许有点不自在，她对维尔迪兰夫人说：“这正是您刚才给我介绍的德·奥松维尔公爵。”维尔迪兰夫人则用有点刺耳的语调回答道：“是伯爵，亲爱的。”这也许是因为她对奥松维尔这个姓和某个爵位之间的组合一无所知，也许恰恰相反，是因为她精于此道，善于和“公爵党” 进行观念联想，有人曾对她说德·奥松维尔先生在法兰西学院里是这个党的成员之一。从第四天起，她开始在圣日耳曼区牢牢地扎下根。有时，人们可以在她周围看到社交界的一些陌生人，人们不认识这些人，也不对他们感到惊讶，就像看到小鸡周围的蛋壳碎片一样，因为人们知道邦当夫人是从哪个蛋里孵出来的。但是，从第十五天起，她使他们感到震惊，在第一个月的月底之前，当她说“我要到莱维家去”时，大家就明白了，她不必明确指出她说的是莱维·米尔普瓦，每一位公爵夫人临睡前都要从邦当夫人或维尔迪兰夫人那儿获悉，至少是从电话里获悉，晚上的战报有什么内容，省略了什么消息，和希腊的战况如何，在准备发动什么进攻，总之，是公众将在第二天或第二天之后才知道的新闻，这样，她仿佛是在进行彩排前的最后一次排演。在谈话中，维尔迪兰夫人为了传播新闻，在谈到法国时称“我们”。“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要求希腊国王撤出伯罗奔尼撒，等等，我们向他发出，等等。”在她的所有叙述中总是要提到总司令部（“我曾打电话给总司令部”），她说这个缩写词 的乐趣，就像过去那些并不认识德·阿格里让特亲王的妇女那样，她们听到别人说起亲王时，为了表明她们对亲王并不陌生，就微笑地问道：“是格里格里？”在比较太平的时期，这种乐趣只有社交界人士才有，而在现在这种大动乱的时期，连老百姓也有这种乐趣。例如，当人们谈论希腊国王时，我们的管家由于经常看报，会用威廉二世的口吻说：“是丁诺 ？”而在此以前，他和国王们亲热得更为随便，这种亲热是他臆造的，当他谈到西班牙国王时，他说：“方方斯 。”另外，人们可以发现，随着主动接近维尔迪兰夫人的杰出人物的数目增加，她称之为“令人厌倦的”人们的数目就减少。通过一种魔法，前来拜访她或要求得到她邀请的所有“令人厌倦的人”，突然变成某种令人愉快的聪明人。总之，一年之后，令人厌倦的人们的数目大大减少，以至于过去在谈话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并在维尔迪兰夫人的生活中起过极大作用的“对感到厌倦的害怕和无能为力”，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晚年，这种对感到厌倦的无能为力（她过去曾肯定地说，她在少年时代未曾有过这种感觉），使她受到的痛苦减少，就像某些偏头痛、某些神经性哮喘那样，在人们年老时就不再发作。如果维尔迪兰夫人没有从过去的信徒中抽出少数人来取代不再令人厌倦的人们，在无人可厌倦的情况下，对感到厌倦的害怕也许已完全和维尔迪兰夫人无缘。

此外，我们再来谈谈那些现在常去维尔迪兰夫人家做客的公爵夫人，她们在不知不觉中到那里去寻求的东西，正是德雷福斯派过去寻求的东西，即社交界的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的形成方式是，对它的品尝可以满足政治上的好奇心，可以满足在她们之间评论从报上读到的各种事件的需要。维尔迪兰夫人说：“请你们到五点钟来谈论战争。”就像过去说“谈论德雷福斯案件”一样，同时还说：“请你们来听听莫雷尔谈话。”

然而，莫雷尔是不应该在这里的，原因是他还没有退役。只是他没有返回部队，开了小差，但无人知道此事。

这个沙龙的明星之一是“落泊者”，他虽说爱好体育，却设法退了役。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成为一部我经常思念的美妙作品的作者，所以当我在两组回忆之间建立一种横向联系时，我在偶然间想到他就是使阿尔贝蒂娜离开我家出走的那个人。在这些涉及阿尔贝蒂娜的珍贵回忆方面，这种横向联系引向一条道路，道路通到好几年之后，在一片荒野中绝迹，因为我从此不再想念她了。这是我从此不再走的一条回忆的道路，一条路线。然而，“落泊者”的那些作品是最近问世的，我的思想也一直在走，一直在使用这条回忆的路线。

我应该说，认识安德烈的丈夫并非十分容易，也并非十分愉快，人们对他怀有友情，但得到的却是许多失望。在这时，他确实已病得很重，所以不想使自己劳累。除非是那些在他看来也许能给他带来乐趣的劳累，然而，他认为只有和他不认识的人们见面才会给他带来乐趣，他那热情奔放的想象也许使他把这种见面看作一次机会，认为这些陌生人会和其他人不同。但是，对于他已经认识的人们，他极为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是怎样的人，将来会是怎样的人，他觉得不值得为他们做一次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也许是致命的劳累。总之，他是一位很坏的朋友。他对新朋友的偏爱，也许再现了他过去某种狂热的大胆，在巴尔贝克时，他对体育运动、赌博和无节制的饮食就是如此。

[1] 我的记忆，即无意识记忆本身，已经忘记了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但是，看来还存在着一种四肢的无意识记忆，这种记忆是对另一种记忆的大为逊色、毫无结果的模仿，但它的寿命更长，犹如某些无智慧的动物或植物的寿命比人更长一样。双腿和双臂充满了麻木的回忆。

有一次，我相当早就和希尔贝特分手，半夜里在当松维尔的房间里醒来，睡眼惺忪地叫“阿尔贝蒂娜”。这不是因为我在想念她，不是因为我梦见了她，也不是因为我把她当作希尔贝特；这是因为我手臂里产生的模糊回忆让我去找我背后的铃，就像在我巴黎的房间里一样。我没有找到铃，就叫“阿尔贝蒂娜”，以为我已故的女友睡在我身旁，就像过去那样，她晚上常常睡在我这儿，我们一起睡着，醒来时就计算弗朗索瓦丝走到我的房间所需要的时间，以便让阿尔贝蒂娜可以从容不迫地摇响我无法找到的铃。——作者注 khduWG5QnhZLJ3TSq9GRZooakXBfrbDslnS63DMuGEAcLcGs4JM0F8C4uXG/h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