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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钟世藩到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进修病毒学。在进修期间，钟世藩发现细菌对一种病毒有保护作用，他首次观察到，因细菌繁殖消耗了氧气，病毒活力反而得到保护。这一发现得到当时在辛辛那提大学的病毒学家赛宾（A.B.Sabi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病毒学家豪威（H.A.Howe）的重视。他撰写的关于这一发现的论文被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儿科研究院院长韦切誉为卓越的论文。除此之外，钟世藩还发现，胎鼠可以作为病毒生长的理想培养基。钟世藩回国后，继续做研究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九日，美军分别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出兵中国东北。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投降。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外相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九月九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呈交投降书。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
抗战结束后，中央医院按计划从贵阳迁至广州。一九四五年底，时任中央医院副院长的钟世藩带着一家人坐着汽车，随医院东迁至广州。钟世藩一家人坐的汽车，就是中央医院的救护车。医院迁移，救护车当然也得运到新地点。一家人白天坐着医院的救护车在路上颠簸，夜里就住在路边的客栈。客栈简陋，蚊子臭虫很多，他们就和蚊子臭虫同眠，艰辛跋涉八天八夜才到了广州。
虽然经历了抗战年代，但广州和贵阳相比，受战火蹂躏的程度稍轻一点儿，城市风貌尚存。钟世藩一家在广州安顿下来，住进了岭南大学东南区一栋有着独立院落的三层红砖楼。到广州后，钟世藩任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同时受聘担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岭南大学前身为格致书院，由美国长老会于一八八八年在广州创办。一九二七年七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为岭南大学。岭南大学有附属小学、附属中学。到了广州，钟南山就读于岭南大学附属小学。
在广州，钟南山有电影看了，他最喜欢看武侠片，片中的侠客一身是胆，侠骨仁心，武艺高强，除暴安良，侠者的仗义与勇气就此深植于他的心髓。他的胆子更大了，甚至朝着冒险的方向挺进。钟家的楼前有院子，有草地，楼后就是竹林，竹子长得茂盛，开窗就能看到。钟南山一住进小楼就发现，有一株老竹长到了楼上的窗台边，这老竹又粗又壮，简直就是天然的滑梯。钟南山趁大人不在家，从楼上窗台攀上老竹，再顺着竹子滑下。这事如果被大人知道，肯定会被责骂的，钟南山只敢在大人不在的时候偷偷玩。后来，他又看上了家里外墙的排水管道，他也扒着排水管道往下滑到地面。如此，这老竹，这排水管道，就成了钟南山的秘密滑道，大人不在时，只要他兴致一来，就开始他的少年侠客“壮举”。
他的大胆和好奇心从未收敛。他和一群男孩子早就发现家后边的竹林是绝佳的冒险天地。竹林茂密，他们这群男孩子在里头再怎么闹腾，竹林外的大人们也看不见。钟南山和那一帮男孩子，放心大胆地在竹林里扑腾玩闹，快乐自在。
钟南山的“侠客冒险”继续进行着。他有了“仇家”。十几岁的少年，年轻气盛，一言不合，也就结了“仇怨”。其实那些“仇怨”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但少年郎们把这些“仇怨”与自己的面子挂上了钩。他们是愿意为面子而战斗的。
十四五岁时，钟南山长大了些，身体也壮实了，他有胆找“仇家”解决“仇怨”了。他约了“仇家”到竹林里“决斗”。他做出了周密的“决斗”计划，可没料到的是，他的同学把他这个计划悄悄告诉了“仇家”的父亲。“仇家”的父亲一听惊呆了，赶紧找到钟世藩，告知他这些孩子准备胡来。
钟世藩把钟南山叫了过来。父亲面色阴沉，如此郑重其事而威严的模样把钟南山镇住了。钟世藩看着钟南山，非常严厉地说，他知道钟南山想打架，而且是要“决斗”。他不允许钟南山第二天出门，说如果钟南山敢出家门，就别认他这个父亲。
父亲真的生气了，而且气得不轻。钟南山从没见过父亲如此严厉，如此生气。“决斗”的事走漏了风声，他非常懊恼。他已经给“仇家”下了战书，而且还告知了身边几个好朋友，可第二天出不了门，也就根本没法应战，这岂不就是临阵脱逃、让人笑话的胆小鬼做派？太丢人了。可再丢人，也比父亲不认自己好点啊。钟南山左思右想，还是没敢违抗父亲的命令。
有几个好朋友来到钟南山家中，他们过来是想在“决斗”中为钟南山助威。钟世藩和廖月琴没让这些孩子见钟南山，只告诉这些孩子，钟南山出去了。
下了战书的“决斗”缺了主角，于是这场荒唐的“决斗”只能不了了之。
这又是一次有惊无险的举动。顽皮而大胆的钟南山，没少让钟世藩和廖月琴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