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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葬礼上，我惊异地发现我终于不用再为她担心了。这时我感到一股热流从身体里涌出，两腿之间顿时湿漉漉的。

我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后面是一长串亲戚、朋友、熟人。两个妹妹在我两边，紧紧拉着我的胳膊。我搀扶着一个妹妹，怕她会晕倒；另一个妹妹紧紧拉着我，好像她眼睛肿得看不见路了。我感觉身体不由自主地在消融，这让我很害怕，好像那是一种惩罚。我没能流下一滴眼泪：我没有眼泪，或者说不希望流泪。此外，我是唯一替我父亲开脱的人，他没有送花，也没来参加葬礼。两个妹妹毫不掩饰对我的不满，现在她们似乎都致力于表明：她们有足够的眼泪，可以替我和父亲流，我能感觉到她们对我的指责。有一段路，有个黑人男子肩上扛着几幅装在画框里的画，走在我们身边，最上面的那幅画（可以看见的那幅）粗糙地绘制了一个袒胸露乳的吉卜赛女人。我希望两个妹妹，还有那些亲戚不会注意到那是我父亲画的，也许在那一刻，他还在家里画这些毫无艺术价值的画。几十年来，那些吉卜赛女人画像已经烂大街了，充斥城里和乡下的集市。花不了几个钱，那些小资产阶级就能满足装饰客厅的需求，真是太恶俗了。讽刺的是：相聚与分离，新仇旧怨交织在一起，机缘巧合，在我母亲葬礼上出现的不是我父亲，而是他那些粗俗的画。我们几个女儿对这些画的厌恶远远超过对其作者的厌恶。

我对一切都感到厌倦，自从回到了这座城市，我就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几天来，我陪着菲利波舅舅——我母亲的哥哥在各个部门办手续。要么就是通过那些中间人，要么就是自己在柜台前排长队，克服各种障碍，打通各种关节，让那些职员给我们办事。有时舅舅会亮出一边空荡荡的袖子，博取一些同情。舅舅失去右臂时已经不年轻了，他当时五十六岁，在郊区一家工厂的车床上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利用自己的残疾来寻求别人的帮助，并诅咒拒绝他的人也会遭遇同样的不幸。那几天，我和舅舅一起办事，最重要的手续是我们通过塞钱获得的。我们很快就获得了所需文件，一些真真假假主管部门的许可，来举办一个体面的葬礼，最困难的是在墓地中获得一个位置。

在此期间，我母亲阿玛利娅的尸体被解剖，变得面目全非，也越来越沉重。她带着名字和姓氏、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经过那些工作人员之手，他们有的粗鲁，有的充满暗示。我感觉自己急迫地想摆脱她，然而我真是不够疲惫，还想去抬棺材。他们极力阻止我，说女人不能扛棺材。我再三坚持才得到了许可，事实证明这不是个好主意。由于和我一起抬棺材的人（一个表哥和两个妹夫）个子比我高，一路上，我一直担心棺木会和里面的尸体一起插入我的锁骨和脖子。我们把棺材放进车子，车子启动后，我只走了几步，就感到一阵带着愧疚的轻松感，那种紧张感化成了肚子里一股秘密的涌动。

在我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温热的液体从我体内流出，让我感觉是体内的陌生人一致发出的信号。送葬的队伍正向查理三世广场前进。我觉得，波旁济贫院的淡黄色正面，似乎难以承受后面印奇斯城区的重量。我记忆里，这些地名像汽水一样不稳定，摇晃一下，就会变成泡沫溢出来。城市在热浪中好像要融化一样，四处尘土飞扬，光线有些灰暗。我在脑子里回顾了一下童年和青春期：我穿过兽医学校走向植物园，或穿过圣安东尼奥·阿巴特市场，那里的石头路总是湿乎乎的，上面全是腐烂的菜叶子。我感觉，我母亲把那些地方，甚至街道的名字都带走了。我盯着玻璃里我和两个妹妹的影子，我们站在花圈之间，就像在微光下拍摄的一张照片，对以后的记忆毫无用处。我的脚牢牢踩在广场的石板上，闻着装上车子的花的味道，它们送到时已经腐烂。有那么一刹那，我担心经血已经流到了脚踝，我试图摆脱两个妹妹，但那不可能。我不得不等到队伍在广场上拐弯，大家走上了唐博斯克路，最后在人群和车流中散开时才摆脱她们。那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表兄弟、堂姊妹都过来轮流拥抱我们：岁月改变了他们的模样，但他们都是我依稀认识的人，有些只在童年见过，有的也许从未见过。我记得最清楚的那几个人没出现，或者他们就在那里，只是我一下子没有认出来。我童年时记住的只是些细节：一只歪眼、一条跛脚或者黝黑的皮肤。还有几个我不知道名字的人把我拉到一边，提到我父亲往日对不起他们的地方。还有几个很亲切的年轻男人，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很健谈，过来问候我，问我还好吗，过得怎么样，做什么工作。我回答说：我很好，一切都很好，我在画漫画，然后反问他们生活怎么样。有许多满脸皱纹的女人，她们脸色苍白，都是一身黑衣服，都在称赞阿玛利娅的美貌和善良。有几个人很用力地拥抱了我，流下了充沛的眼泪，以至于让我感到窒息，同时也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潮湿感。我感觉，他们的眼泪和汗水一直流到我的腹股沟、大腿上。我庆幸自己穿着深色衣服。我正准备离开时，菲利波舅舅又做出惊人之举。他七十多岁了，有时会犯糊涂，经常把过去和现在混淆在一起，一件小事情就可能会打破了本来就不太牢固的界限。他疯狂挥舞着他仅存的手臂，用方言高声叫骂起来了，让所有人都很惊讶。

“你们看到卡塞尔塔了吗？”他气喘吁吁地问我们姐妹几个。他重复了几次那个我们熟悉的名字，那是一个来自童年、充满危险的名字，让我感到一阵痛苦。他满脸通红地补充说：“简直太不要脸面了，他居然出现在阿玛利娅的葬礼上。如果你父亲在这里，一定会杀了他。”

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卡塞尔塔的事，因为这个男人身上聚集着我孩童时期的很多惶恐不安。我假装若无其事，想让舅舅平静下来，但他甚至没听到我的话。他很激动，用他唯一的胳膊摇晃我，似乎想安慰我，因为这个名字冒犯到我了。我有些粗暴地躲开了，向两个妹妹保证说，我会在下葬前赶到墓地。我回到广场上，很快找了一家咖啡馆，进去之后要求上厕所，然后钻到了咖啡馆后面。那是个臭烘烘的洗手间，里面有一个肮脏的马桶和发黄的洗手池。

这次经血流量很大，我感到恶心和轻微的晕眩。在半明半暗中，我看到了我母亲：她张着腿，解开一个安全别针，从两腿中间拉出一片沾了血的亚麻布。她毫不惊讶地转过身，平静地说：“出去，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突然哭了起来，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哭。我一边哭，一边用手有节奏地敲打着水槽，似乎要给流出的眼泪配上节拍。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再哭泣，用面巾纸尽可能擦干净身体，出去寻找一家药店。

就在那时，我第一次看到了他。我和他几乎迎面撞上，他问我：“我能帮您什么忙吗？”有几秒钟，我感觉他的衬衫面料贴着我的脸，我注意到一个蓝色笔帽从他上衣口袋里伸出来。我也注意到了他迟疑的语气、令人舒适的气味、脖子上的皮肤，浓密的白发梳理得很整齐。

“您知道哪里有药店吗？”我问，并没正眼看他。我当时正在快速躲开他，想要抹去那种接触。

“在加里波第大街上。”他回答我说。他消瘦的身体和我重新拉开了一点距离。他穿着白衬衫和深色外套，就像贴在波旁济贫院上面的人像，一动不动。我看到他脸色苍白，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目光中没有任何惊奇，没有任何让人厌烦的地方。我几乎是做了个嘴型，无声地感谢他，朝着他指的方向跑去。

他的声音追随着我，从彬彬有礼变成了不间断、越来越响的嘶嘶声，一连串的用方言说出的污言秽语向我涌来。那声音像一条柔和的小溪，里面混杂着精液、唾液、粪便、尿液，简直无孔不入，席卷了我、两个妹妹和我母亲。

这些侮辱无缘无故，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忽然转过身去，但那个男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也许他过了马路，消失在车流中，也许他转了个弯，向圣安东尼奥·阿巴特市场走去。我慢慢让心跳平息下来，让一种不愉快的杀人冲动消散开来。我进了药店，买了一包卫生棉条，回到了咖啡馆。